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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空前发达的媒介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聪明、匆忙，也比任何时候都无知、无聊。通过解读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出的“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以及他对电视文化的批判观，我们希冀可以逃出电子文化的陷阱。
关键词：媒介；隐喻；认识论；电视文化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210-02
电视、电影，网络.......生活在空前发达的媒介时代，我们有理由比任何时候都聪明。然而，令人不解和恐慌的是，我们却比任何时候都无知、无趣、无聊。娱乐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刚性需求，我们对其缴械投降，我们对其臣服拜首，我们在喧嚣，我们在狂欢。这一切似乎正切合了媒介批评家尼尔·波兹曼于30年前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所下的断语：“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那么，屏幕里究竟在发生些什么？为何媒介的进化却带来智力的退化？或许《娱乐至死》能帮助我们洞察其中的秘密。
一、非中性的媒介
在波兹曼看来，媒介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它同时以一种“润物细无声”不为人所察觉的方式改变着人看待事物的角度、人的思维模式，从而改写了人的生存方式。也就是说，技术并非中立，而是有自己的倾向性的。比如，钟表的发明意味着人类生活中“永恒”的消逝，因为“我们学会了漠视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因为在一个由分分秒秒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权威已经被取代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也正契合此种观点。可以说，所谓的媒介中立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一种错觉，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再建了一个新世界。
（一）媒介即隐喻。
波兹曼的“媒介即隐喻”，对媒介的文化力量进行了独特的揭示，指出了媒介具有强大暗示力，能够影响现实、定义现实世界乃至重构世界.这种理论话语对于反思当下中国社会的娱乐文化现实有着警惕和启发意义，特别是能够提醒媒介受众时刻保持应有的自我认知。乍一听，似乎与加拿大的传播学理论家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颇有渊源。对此，波兹曼并不否认，他对“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这种观点有着极强的认同感。只不过，《圣经》先于麦克卢汉一步，给予波兹曼原初的灵感：“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最终控制文化”。他对《圣经》“十诫”中的第二戒“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的原因作出如下猜测：“那些如今已经习惯于用图画、雕塑或其他具体形象表达思想的人，会发现他们无法像原来一样去膜拜一个抽象的神。犹太人的上帝存在于文字中，或者通过文字而存在，这需要人们进行最精妙的抽象思考。运用图像是亵渎神祗的表现，这样就防止了新的上帝进入某种文化。”
简而言之，一旦人们执着于用图像、雕塑等媒介去表达神圣，那么真正的神圣终将逝去。神圣只存在于文字间，需要人们用抽象的思维去参悟。就如同屏幕上的黛玉无论演绎得多么出彩，终究是对纸上黛玉丰神的一种削减。因为，图像将人物定型，所有存在于文字中的想象在其被图像化的那一刻都将终结。
波兹曼对“媒体即信息”虽这一观点所包孕的重大意义表示了赞同，但对其表达方式却有异议。在他看来，这种表达易让人混淆媒介与信息的界限。毕竟，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而媒介“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影机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帮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和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信息好比是烹饪的原料，不同媒介好比是蒸、煮、炸、烙、烤等各异的烹饪方式，选择不同的烹饪方式，意味着不同的食物味道。二者有楚河汉界之别，怎可混融？基于此种考虑，他修正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提出了“媒介即隐喻”。
“媒介即隐喻”意味着“我们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含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一方面，媒介建构着世界。也就是说，没有媒介，我们将无法完全认识周遭的世界。比如，没有报纸、广播等传播媒介，世界上某一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们将无法了解，将之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之说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 不同媒介指向不同的思维方式，从而改变一个时代的文化内容。比如印刷时代的美国，不论是演讲辩论，抑或是广告宣传，无不含带着书面语的缜密与逻辑。印刷术给予智力一个新的定义，它“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而在电子媒介在一定程度处死了人抽象思维的能力，浅薄，碎片化在所难免。
（二）媒介即认识论。
“媒介即认识论”是波兹曼对“媒介即隐喻”的发挥性阐述。波兹曼认为，“真理的定义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传递信息的媒体的性质”。也就是说，真理，它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存在之物，而是与一定的表达方式紧密相连。在华丽的宫殿，它必须盛装出席，而在素雅的校舍，它宜清丽秀雅。
媒介，具有共鸣的功能。“共鸣”这一概念来源于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它使特定语境的特定说法获得普遍性意义。共鸣，是扩大的隐喻。比如，拉斯维加斯代表着娱乐奔放，娜拉代表着摆脱桎梏后的觉醒，哈姆莱特代表着延宕与忧郁。每种媒介都有附属于自身的共鸣，不同的媒介形成不同的真理标准。
在此，他引用了三个例子来阐述这一观点：第一个例子来自西部非洲的一个部落。部落民法的诞生仰赖于口述传统，因为他们没有书面文字；第二个例子来自大学。相比于口头引用的内容，教授们更愿意相信印刷文字的引用，因为在他们看来后者更具真实性和权威性；第三个例子来自对苏格拉底的审判。陪审员之所以宣判其有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格拉底抛弃了修辞原则，毕竟，他的同时代人给予修辞无上的尊崇。可见，是话说为实，还是阅读为实取决于当时当地占主要地位的媒介形式。一种媒介的退却，意味着它失去原有的共鸣力量。那么，在如今的电子媒介时代，什么才是真实？信息的泛滥、相互拆解，权威媒体的失势，自媒体的篡位，世界纷纷扰扰，我们焦虑无力。也许，只有印刷媒介才是真理最得体的外衣。 二、对电视文化的批判
每一种媒介的应用都是人类生存状态的写照。波兹曼认为印刷机下的美国是一个“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地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而电视统治下的美国，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娱乐业时代”。
那么，电视统治下的时代为何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
联系上文的“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我们不难发现，这与电视这种媒介形式相关。它是电报与摄影术的结合体，“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且“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却斑斓夺目”。
可以说，电视滋养了“伪语境”。“伪语境”是指表面上看似真实实则虚假的语境。波兹曼指出，伪语境由电报和照片合力打造，而电视的出现无疑加固了其地位，毕竟，电视是电报和照片的动态结合体。电报改变了信息的来源、数量和速度，这些转瞬即逝的信息不容人加以思考，奔涌而来。它的特征是：语言“耸人听闻、结构零散、没有特别的目标受众”；形式“类似口号，容易被记住，也容易被忘记”；语言毫无连贯性可言，“一个消息和它前面或后面的另一则消息毫无关系”；标题遗世而独立。照片和电报如出一辙，在它的世界里，世界支离破碎，无开始、无中间，更无结束之说。二者互相提供语境，互为注脚，但到头来，我们还是一无所知，因为对于信息或者照片的来源、意义，我们从这种语境中无法获得。
电视所营造的世界更是一个“伪语境”。“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得躲躲猫游戏那样完全闭塞的世界。但和躲躲猫一样，也是其乐无穷的。”在这样的语境中，人变得碎片化，完整性被割裂了。我们沉浸在纷繁的节目中，醉心于一种“伪满足感”的获得，无暇思考，不善分析，心安理得的接受退化。我们似乎通过电视得到了许多，实际上却一无所得。
在电视中，深刻的思想的遭到放逐，流落他乡。在电视之外，它所具有的无聊、琐碎、庸俗性也已根植于我们的意识深处。正如波兹曼所言“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
每一种新媒介都是歌德笔下浮士德式的交易。娱乐本没有错，电视展示娱乐的内容也无可厚非，可忧的是电视赢得“元媒介”的地位，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可怖的是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电影《楚门的世界》中的主人公楚门是被放大的我们，我们是被缩小的楚门。媒介发展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往往走向人的方面，践踏着人的主体性，囚禁起人的自由。
在波兹曼生活的年代，电视大行其道，他所批判的也主要是电视媒介。然而，在电视影响力日渐式微，互联网笑傲天下的今天，波兹曼的观点依旧正确无比。互联网媒介所具有的即刻性、快节奏的特性，削弱了我们的认知能力。认知能力的提高与深刻的阅读与思考密不可分。从思考、判断到形成自己的观点，没有一个安静不受干扰的阅读空间无异于痴人说梦。假如失去这样一个空间，那么我们失落的不只是自己的思想更是一种文化。很显然互联网上内容的丰富与迅捷让我们越来越无法专注，无法思考。
三、逃离电子媒介的陷阱
面对随电子媒介而生的娱乐浪潮，波兹曼喟叹：“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琐杂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地受众，而一切公众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学会疏远某种媒介形式。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深度阅读属于印刷媒介，而一味地沉湎于电子媒介，只会让我们变成懒于思考的平面人，也即马尔库塞笔下的“单向度的人”。若长时间浸淫于电子文化塑造的世界中，每天对阅读山呼海啸的娱乐信息乐此不疲，专注于跃动的声画屏幕，沉浮于娱乐的浪潮中，视娱乐位至理，而将严肃的思考看做敝屣，那么我们人类又何异于单细胞的草履虫？我们的心中必须有一块净土，无论电子媒介所营造的世界如何花红柳绿，如何莺歌燕舞，我们都要守护好心中的这块净土，不让它为喧嚣所侵袭。
娱乐至死，波兹曼在书中用大量的实例、严密的论述将此观点演绎得深入人心。即使某些观点有过激之处，但其中闪耀的思想火花却足以将之淡化。媒介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无时无刻不在定义着这个世界，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们的思维。波兹曼恐惧的不是电视作为一种工具的存在，而是在电视媒介的浸淫下，人看待世界的思维已悄然改变-弃绝严肃与思考，拥抱浅薄与无知。他之所以对印刷时代致以无比的敬意，给予深切的怀念，并不是因为他是旧时代绝对的拥趸者，而是作为一名真正知识分子，真正的思考者，意欲在娱乐一路高歌猛进地蚕食之下寻求人类精神的遗珠。
参考文献：
[1]伍力.娱乐不会至死——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阅读札记[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2.06.
[2]赵岙村.向死而生——评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J].中国儿童文化，2009.03.
[3]郑晶，王晓雅.娱乐并未至死——读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J].新闻世界，2012.11.
[4]朱庆好.电子媒介的娱乐化功能对教学活动的负面影响——从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谈起[J].现代教育技术，2016.01.
[5]蔡亦楠.谈《娱乐至死》的批判主义[J].青年记者，2012.01.
[6][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4.
[7]黄达.让娱乐仅为娱乐——读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的几点体会[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0.05.
作者简介：袁虹（1992-），女，汉族，山西吕梁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专业：文艺学，研究方向：文艺学原理与马列文论。
关键词：媒介；隐喻；认识论；电视文化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210-02
电视、电影，网络.......生活在空前发达的媒介时代，我们有理由比任何时候都聪明。然而，令人不解和恐慌的是，我们却比任何时候都无知、无趣、无聊。娱乐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刚性需求，我们对其缴械投降，我们对其臣服拜首，我们在喧嚣，我们在狂欢。这一切似乎正切合了媒介批评家尼尔·波兹曼于30年前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所下的断语：“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那么，屏幕里究竟在发生些什么？为何媒介的进化却带来智力的退化？或许《娱乐至死》能帮助我们洞察其中的秘密。
一、非中性的媒介
在波兹曼看来，媒介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它同时以一种“润物细无声”不为人所察觉的方式改变着人看待事物的角度、人的思维模式，从而改写了人的生存方式。也就是说，技术并非中立，而是有自己的倾向性的。比如，钟表的发明意味着人类生活中“永恒”的消逝，因为“我们学会了漠视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因为在一个由分分秒秒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权威已经被取代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也正契合此种观点。可以说，所谓的媒介中立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一种错觉，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再建了一个新世界。
（一）媒介即隐喻。
波兹曼的“媒介即隐喻”，对媒介的文化力量进行了独特的揭示，指出了媒介具有强大暗示力，能够影响现实、定义现实世界乃至重构世界.这种理论话语对于反思当下中国社会的娱乐文化现实有着警惕和启发意义，特别是能够提醒媒介受众时刻保持应有的自我认知。乍一听，似乎与加拿大的传播学理论家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颇有渊源。对此，波兹曼并不否认，他对“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这种观点有着极强的认同感。只不过，《圣经》先于麦克卢汉一步，给予波兹曼原初的灵感：“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最终控制文化”。他对《圣经》“十诫”中的第二戒“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的原因作出如下猜测：“那些如今已经习惯于用图画、雕塑或其他具体形象表达思想的人，会发现他们无法像原来一样去膜拜一个抽象的神。犹太人的上帝存在于文字中，或者通过文字而存在，这需要人们进行最精妙的抽象思考。运用图像是亵渎神祗的表现，这样就防止了新的上帝进入某种文化。”
简而言之，一旦人们执着于用图像、雕塑等媒介去表达神圣，那么真正的神圣终将逝去。神圣只存在于文字间，需要人们用抽象的思维去参悟。就如同屏幕上的黛玉无论演绎得多么出彩，终究是对纸上黛玉丰神的一种削减。因为，图像将人物定型，所有存在于文字中的想象在其被图像化的那一刻都将终结。
波兹曼对“媒体即信息”虽这一观点所包孕的重大意义表示了赞同，但对其表达方式却有异议。在他看来，这种表达易让人混淆媒介与信息的界限。毕竟，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而媒介“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影机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帮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和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信息好比是烹饪的原料，不同媒介好比是蒸、煮、炸、烙、烤等各异的烹饪方式，选择不同的烹饪方式，意味着不同的食物味道。二者有楚河汉界之别，怎可混融？基于此种考虑，他修正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提出了“媒介即隐喻”。
“媒介即隐喻”意味着“我们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含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一方面，媒介建构着世界。也就是说，没有媒介，我们将无法完全认识周遭的世界。比如，没有报纸、广播等传播媒介，世界上某一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们将无法了解，将之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之说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 不同媒介指向不同的思维方式，从而改变一个时代的文化内容。比如印刷时代的美国，不论是演讲辩论，抑或是广告宣传，无不含带着书面语的缜密与逻辑。印刷术给予智力一个新的定义，它“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而在电子媒介在一定程度处死了人抽象思维的能力，浅薄，碎片化在所难免。
（二）媒介即认识论。
“媒介即认识论”是波兹曼对“媒介即隐喻”的发挥性阐述。波兹曼认为，“真理的定义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传递信息的媒体的性质”。也就是说，真理，它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存在之物，而是与一定的表达方式紧密相连。在华丽的宫殿，它必须盛装出席，而在素雅的校舍，它宜清丽秀雅。
媒介，具有共鸣的功能。“共鸣”这一概念来源于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它使特定语境的特定说法获得普遍性意义。共鸣，是扩大的隐喻。比如，拉斯维加斯代表着娱乐奔放，娜拉代表着摆脱桎梏后的觉醒，哈姆莱特代表着延宕与忧郁。每种媒介都有附属于自身的共鸣，不同的媒介形成不同的真理标准。
在此，他引用了三个例子来阐述这一观点：第一个例子来自西部非洲的一个部落。部落民法的诞生仰赖于口述传统，因为他们没有书面文字；第二个例子来自大学。相比于口头引用的内容，教授们更愿意相信印刷文字的引用，因为在他们看来后者更具真实性和权威性；第三个例子来自对苏格拉底的审判。陪审员之所以宣判其有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格拉底抛弃了修辞原则，毕竟，他的同时代人给予修辞无上的尊崇。可见，是话说为实，还是阅读为实取决于当时当地占主要地位的媒介形式。一种媒介的退却，意味着它失去原有的共鸣力量。那么，在如今的电子媒介时代，什么才是真实？信息的泛滥、相互拆解，权威媒体的失势，自媒体的篡位，世界纷纷扰扰，我们焦虑无力。也许，只有印刷媒介才是真理最得体的外衣。 二、对电视文化的批判
每一种媒介的应用都是人类生存状态的写照。波兹曼认为印刷机下的美国是一个“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地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而电视统治下的美国，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娱乐业时代”。
那么，电视统治下的时代为何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
联系上文的“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我们不难发现，这与电视这种媒介形式相关。它是电报与摄影术的结合体，“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且“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却斑斓夺目”。
可以说，电视滋养了“伪语境”。“伪语境”是指表面上看似真实实则虚假的语境。波兹曼指出，伪语境由电报和照片合力打造，而电视的出现无疑加固了其地位，毕竟，电视是电报和照片的动态结合体。电报改变了信息的来源、数量和速度，这些转瞬即逝的信息不容人加以思考，奔涌而来。它的特征是：语言“耸人听闻、结构零散、没有特别的目标受众”；形式“类似口号，容易被记住，也容易被忘记”；语言毫无连贯性可言，“一个消息和它前面或后面的另一则消息毫无关系”；标题遗世而独立。照片和电报如出一辙，在它的世界里，世界支离破碎，无开始、无中间，更无结束之说。二者互相提供语境，互为注脚，但到头来，我们还是一无所知，因为对于信息或者照片的来源、意义，我们从这种语境中无法获得。
电视所营造的世界更是一个“伪语境”。“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得躲躲猫游戏那样完全闭塞的世界。但和躲躲猫一样，也是其乐无穷的。”在这样的语境中，人变得碎片化，完整性被割裂了。我们沉浸在纷繁的节目中，醉心于一种“伪满足感”的获得，无暇思考，不善分析，心安理得的接受退化。我们似乎通过电视得到了许多，实际上却一无所得。
在电视中，深刻的思想的遭到放逐，流落他乡。在电视之外，它所具有的无聊、琐碎、庸俗性也已根植于我们的意识深处。正如波兹曼所言“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
每一种新媒介都是歌德笔下浮士德式的交易。娱乐本没有错，电视展示娱乐的内容也无可厚非，可忧的是电视赢得“元媒介”的地位，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可怖的是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电影《楚门的世界》中的主人公楚门是被放大的我们，我们是被缩小的楚门。媒介发展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往往走向人的方面，践踏着人的主体性，囚禁起人的自由。
在波兹曼生活的年代，电视大行其道，他所批判的也主要是电视媒介。然而，在电视影响力日渐式微，互联网笑傲天下的今天，波兹曼的观点依旧正确无比。互联网媒介所具有的即刻性、快节奏的特性，削弱了我们的认知能力。认知能力的提高与深刻的阅读与思考密不可分。从思考、判断到形成自己的观点，没有一个安静不受干扰的阅读空间无异于痴人说梦。假如失去这样一个空间，那么我们失落的不只是自己的思想更是一种文化。很显然互联网上内容的丰富与迅捷让我们越来越无法专注，无法思考。
三、逃离电子媒介的陷阱
面对随电子媒介而生的娱乐浪潮，波兹曼喟叹：“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琐杂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地受众，而一切公众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学会疏远某种媒介形式。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深度阅读属于印刷媒介，而一味地沉湎于电子媒介，只会让我们变成懒于思考的平面人，也即马尔库塞笔下的“单向度的人”。若长时间浸淫于电子文化塑造的世界中，每天对阅读山呼海啸的娱乐信息乐此不疲，专注于跃动的声画屏幕，沉浮于娱乐的浪潮中，视娱乐位至理，而将严肃的思考看做敝屣，那么我们人类又何异于单细胞的草履虫？我们的心中必须有一块净土，无论电子媒介所营造的世界如何花红柳绿，如何莺歌燕舞，我们都要守护好心中的这块净土，不让它为喧嚣所侵袭。
娱乐至死，波兹曼在书中用大量的实例、严密的论述将此观点演绎得深入人心。即使某些观点有过激之处，但其中闪耀的思想火花却足以将之淡化。媒介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无时无刻不在定义着这个世界，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们的思维。波兹曼恐惧的不是电视作为一种工具的存在，而是在电视媒介的浸淫下，人看待世界的思维已悄然改变-弃绝严肃与思考，拥抱浅薄与无知。他之所以对印刷时代致以无比的敬意，给予深切的怀念，并不是因为他是旧时代绝对的拥趸者，而是作为一名真正知识分子，真正的思考者，意欲在娱乐一路高歌猛进地蚕食之下寻求人类精神的遗珠。
参考文献：
[1]伍力.娱乐不会至死——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阅读札记[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2.06.
[2]赵岙村.向死而生——评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J].中国儿童文化，2009.03.
[3]郑晶，王晓雅.娱乐并未至死——读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J].新闻世界，2012.11.
[4]朱庆好.电子媒介的娱乐化功能对教学活动的负面影响——从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谈起[J].现代教育技术，2016.01.
[5]蔡亦楠.谈《娱乐至死》的批判主义[J].青年记者，2012.01.
[6][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4.
[7]黄达.让娱乐仅为娱乐——读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的几点体会[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0.05.
作者简介：袁虹（1992-），女，汉族，山西吕梁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专业：文艺学，研究方向：文艺学原理与马列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