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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的旧大陆有两群知识分子势不两立。在东欧和中欧，知识分子担当着国家的最高职务，掌握着国家的要权，不是凭着他们在经济方面或政治领域里的特别才华，而是以他们的正义感和为人权所作的不懈努力，这是欧洲18世纪传承下来的优秀品质。这些知识分子是道德家，把一种崭新的辩论文化作为礼物送给了全欧洲。
西欧则相反，知识分子的声音虽然还被当局倾听，但他们变成了专家，对道德问题没有兴趣。他们具有坚定信念，尽管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乌托邦”这个词，却坚信什么都阻挡不了平民社会登上历史舞台，该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信条是自由主义。
因此，在后共产主义的欧洲，两类知识分子是相互对立的，他们是道德家和专家。东欧的道德家都患有忧郁症，但勇于行动并出乎意料地将政权掌握在手。他们摧毁了乌托邦的表象，现在又面对一个不寻常的任务，即满足现实政治的需求。这些患忧郁症的道德家如今已经受到马克思·韦伯所说的“魅力型权威常规化”命运的威胁：这些道德家很难变成专家。难怪圣伯夫说这是一个由雄辩家组成的政府，这些人因为丧失话语权而深感痛苦。
至于西欧的专家，他们沉醉于最后胜利的幻想中，好像欧洲的社会主义制度垮台后，只需要采取一些货币资助的措施，并通过向外传输已经受过考验的自由乌托邦的指导思想来确保东欧适应平民社会就行了。他们忘了，随着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终结，他们的乌托邦信念也会随之减退。
可是，难道资本主义不是一种始终放弃乌托邦幻想的意识形态吗？从它的宗旨来看是这么回事。其实资本主义的目标从来都不是在遥远的未来创建一个和谐社会，而是从现在起改善市场机能。不过，即使资本主义是一种不以乌托邦为目的的意识形态，它也是一个财力乌托邦。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坚信科学技术进步是把全世界变成一个普世的平民社会的可靠手段。
现在是放弃这个幻想的时候了。科学技术在近代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制造出种种麻烦。西方的专家们应该认识到，如果说目的性乌托邦已经消亡，那么他们自己的乌托邦——财力乌托邦，其效力也到达了极限。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第三世界和我们的环境时，我们还是忍不住要说：“这是一种虚伪的文明！”
圣西门伯爵说，历史进程的特征是科学革命与政治革命交替进行。哥白尼革命之后是路德的行动；培根和伽利略之后是英国革命与路易十四的专制政体；牛顿、洛克和《百科全书》之后是法国大革命。我们在旧大陆再次目睹政治革命和科学革命的交替：我们目睹了社会主义的终结，看到人们对科学技术势不可挡的进步已彻底丧失信念。
保尔·瓦莱里把他上世纪20年代写的随笔冠以精神政治的主导思想。那都是一些痛苦的思考，预示着精神将处于奴役状态，但同时又满怀希望，希望历史进程受到精神力量的影响。从某方面来看，瓦莱里的这种掺杂着希望的怀疑主义，已经达到了极限。他清晰地看到欧洲霸权已经结束，但他很冷静，而且没有一点遗憾。
瓦莱里敢于作这种判断，那是因为他严格地将欧洲分为政治欧洲和精神欧洲。如此一来他严格地将精神与权力对立起来，这种对立使人更多地想到德国传统，而不是法国传统。欧洲必将为其“村庄、钟楼和小商店的纠纷付出代价，也将为其政治受到惩罚”。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如今已无法再坦然面对这种对立状态。精神欧洲不应该脱离政治欧洲。更确切地说，我们必须认识到欧洲深受其精神政治的影响，该精神政治的目的就是实现欧洲一体化，并且在很长时期内只是一个信念问题，一个骇人听闻的假设。
资本主义、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旧大陆的主导思想，与它们在全世界的胜利相应的，是一种普遍的责任。我们欧洲人应当明白我们必须担负起此任，既不能躲在社会主义目的乌托邦后面，也不能躲在资本主义财力乌托邦后面。
乌托邦时代一去不复返，我们再也不能在犹豫中寻求庇护。是否存在一个不是欧洲中心论的启蒙传统？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取决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我认为后现代结束后有必要对启蒙再进行一次思考，好好想想能否在我们旧大陆实行一种目的不在于使世界其他地方按欧洲人的意图行事的精神政治。
这些就是欧洲人的矛盾和要求，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何谓欧洲知识分子》，（德）沃尔夫·勒佩尼斯著，李焰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详见本期“荐书”。本文选自该书“第一讲”，略有删改
西欧则相反，知识分子的声音虽然还被当局倾听，但他们变成了专家，对道德问题没有兴趣。他们具有坚定信念，尽管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乌托邦”这个词，却坚信什么都阻挡不了平民社会登上历史舞台，该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信条是自由主义。
因此，在后共产主义的欧洲，两类知识分子是相互对立的，他们是道德家和专家。东欧的道德家都患有忧郁症，但勇于行动并出乎意料地将政权掌握在手。他们摧毁了乌托邦的表象，现在又面对一个不寻常的任务，即满足现实政治的需求。这些患忧郁症的道德家如今已经受到马克思·韦伯所说的“魅力型权威常规化”命运的威胁：这些道德家很难变成专家。难怪圣伯夫说这是一个由雄辩家组成的政府，这些人因为丧失话语权而深感痛苦。
至于西欧的专家，他们沉醉于最后胜利的幻想中，好像欧洲的社会主义制度垮台后，只需要采取一些货币资助的措施，并通过向外传输已经受过考验的自由乌托邦的指导思想来确保东欧适应平民社会就行了。他们忘了，随着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终结，他们的乌托邦信念也会随之减退。
可是，难道资本主义不是一种始终放弃乌托邦幻想的意识形态吗？从它的宗旨来看是这么回事。其实资本主义的目标从来都不是在遥远的未来创建一个和谐社会，而是从现在起改善市场机能。不过，即使资本主义是一种不以乌托邦为目的的意识形态，它也是一个财力乌托邦。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坚信科学技术进步是把全世界变成一个普世的平民社会的可靠手段。
现在是放弃这个幻想的时候了。科学技术在近代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制造出种种麻烦。西方的专家们应该认识到，如果说目的性乌托邦已经消亡，那么他们自己的乌托邦——财力乌托邦，其效力也到达了极限。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第三世界和我们的环境时，我们还是忍不住要说：“这是一种虚伪的文明！”
圣西门伯爵说，历史进程的特征是科学革命与政治革命交替进行。哥白尼革命之后是路德的行动；培根和伽利略之后是英国革命与路易十四的专制政体；牛顿、洛克和《百科全书》之后是法国大革命。我们在旧大陆再次目睹政治革命和科学革命的交替：我们目睹了社会主义的终结，看到人们对科学技术势不可挡的进步已彻底丧失信念。
保尔·瓦莱里把他上世纪20年代写的随笔冠以精神政治的主导思想。那都是一些痛苦的思考，预示着精神将处于奴役状态，但同时又满怀希望，希望历史进程受到精神力量的影响。从某方面来看，瓦莱里的这种掺杂着希望的怀疑主义，已经达到了极限。他清晰地看到欧洲霸权已经结束，但他很冷静，而且没有一点遗憾。
瓦莱里敢于作这种判断，那是因为他严格地将欧洲分为政治欧洲和精神欧洲。如此一来他严格地将精神与权力对立起来，这种对立使人更多地想到德国传统，而不是法国传统。欧洲必将为其“村庄、钟楼和小商店的纠纷付出代价，也将为其政治受到惩罚”。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如今已无法再坦然面对这种对立状态。精神欧洲不应该脱离政治欧洲。更确切地说，我们必须认识到欧洲深受其精神政治的影响，该精神政治的目的就是实现欧洲一体化，并且在很长时期内只是一个信念问题，一个骇人听闻的假设。
资本主义、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旧大陆的主导思想，与它们在全世界的胜利相应的，是一种普遍的责任。我们欧洲人应当明白我们必须担负起此任，既不能躲在社会主义目的乌托邦后面，也不能躲在资本主义财力乌托邦后面。
乌托邦时代一去不复返，我们再也不能在犹豫中寻求庇护。是否存在一个不是欧洲中心论的启蒙传统？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取决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我认为后现代结束后有必要对启蒙再进行一次思考，好好想想能否在我们旧大陆实行一种目的不在于使世界其他地方按欧洲人的意图行事的精神政治。
这些就是欧洲人的矛盾和要求，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何谓欧洲知识分子》，（德）沃尔夫·勒佩尼斯著，李焰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详见本期“荐书”。本文选自该书“第一讲”，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