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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济宁市博物馆精品文物展厅参观的人们，无不为眼前的这套青铜列鼎驻足观赏，为之震撼。这套青铜列鼎是由七件形式相同、纹饰相同、大小以次递减，一套鼎的组合。也是我馆的一套镇馆之宝。它制作严谨，工艺精湛，铭文行款有序，书法浑厚劲健，极其工整，具有很高的铸造艺术水平。这套列鼎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滕州南出土，据考证滕州南曾经是薛国为周代庶姓封国的都城一一薛国。薛国是夏、商、周三代东方的一个诸侯国，这一套青铜列鼎的出土，震惊文物界，是迄今发现尤为完整的一套青铜礼器。
在春秋战国时期，用鼎制度是非常严格的，据文献记载，“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不难看出诸侯级别列鼎7件，出土时鼎内分别盛有牛、羊、鱼等动物骨骼，说明列鼎在殉葬时是按规定与秩序进行的。然而鼎的用途不止是适用于祭祀的时候。起初鼎就是一种炊具，相当于现在的锅，用来煮食物或盛鱼肉。鼎的起源很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鼎，以后演化为商周时期的铜鼎。其形制一般是圆体、三足、两耳，鼎足用以架火煮食，双耳穿杠（叫“铉”）用以提取。也有扁足鼎和四足的方鼎，如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商周时期是铜鼎铸造的盛期，留传至今的仍然数量很多，它不仅是先秦时代的重要文物，更以其形制多样，铸造精美，纹饰繁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而为后人称道。
铜鼎在上古时期不仅是一种实用器皿，更是权力的象征，是先秦礼制器具的代表，古籍中有许多关于鼎的记载。据《史记·封禅书》载：“皇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相传夏禹铸九鼎：“贡金九枚，铸鼎象物”，“铸九鼎，象九天”，以后即成为传国的重器。《左传》上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鼎迁于周”。“定鼎”，“定鼎”郏属（音夹辱，西周东都洛邑王城），指周成王平定武庚等商残余势力的叛乱，把商的传国九鼎移到洛邑。
另据《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为了和晋国在中原争霸，先后用兵于陈、蔡、郑、宋，在周定王元年（公元前六零六年），亲率兵攻落水“陆浑之戎”，当陈兵洛邑周的边境时，周王派大夫王孙满军。此时，庄王向王孙满问起了周九鼎的“大小轻重”之事，王孙满却回答：“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意思说周王朝虽然衰落了，但还可以维持，岂容他人觊觎。
战国时秦攻周，取九鼎，迁之于秦，其一沉于泗水，余八无考。汉画像石“泗河捞鼎”的故事即取材于此。据《史记》和《水经注》记载，周显王四十二年（公元前三二六年）九鼎其一沉没在泗水深潭中。后秦始皇东巡到峄山祭祀归来路过彭城时发现了该鼎，秦始皇大喜，认为鼎的出现是天命归秦的好兆头，即命人打捞。当人们从河中找到鼎用绳子即将拉上岸时忽然鼎中伸出一龙头咬断绳索，鼎又落河中，以后再也没有找到。嘉祥武氏祠汉画中把该故事描绘得极富戏剧性，情节十分生动，扣人心弦。该故事意谓秦王无德，鼎不归秦，秦国祚难长。
以上记述均出于后人之手，真伪杂陈，有些还带有不少神秘的宿命论思想和传奇色彩，但鼎在古人眼中作为传国重器和权力象征毋庸置疑。先秦时代，王朝的更替和政权存在的合理均以是否拥有前代之“鼎”作为标志，拥有“鼎”即拥有天下，否则意味着失去天下。
由于鼎在上古时代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因此，它对其后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
鼎的主要用途是烹煮食物，所以用“尝鼎一脔”来形容尝一块肉而知整个鼎内食物的味道，引申为根据部分而知全体，窥一斑而知全豹。用“鼎沸”一词来形容鼎中水沸扬的声音，引申为声音嘈杂而用“人声鼎沸”来形容，则十分形象而贴切。
鼎虽是炊具，但毕竟不是常人之物，而是贵族王侯的生活器皿。为反映王侯之尊贵、生活之奢华，用“钟鸣鼎食”来表现编钟伴奏，铜鼎罗列的生活场面，极尽铺张奢华之能事。
鼎有三足，以成稳定之势，为形容几个方面的政治势力的对立制约，用“鼎足”，“鼎立”、“鼎峙”来表述。元人杂剧《隔江斗智》中有诗：“汉家王气已将终，鼎足三分各自雄；周瑜枉用千条计，输与南阳一卧龙”。诗的前两句说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从而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后两句说家喻户晓的周瑜与诸葛亮斗智的故事。诗中用“鼎足三分”来形容三国分立的局面。
科举制度起自随唐，旧时科举，用“鼎甲”一词来代表殿试一甲三名，即第一名状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状元居鼎甲之首，故又称“鼎元”。有些人在某些方面成绩卓著，声名鹤起，被人称为“大名鼎鼎”，以形容名声显赫。某项事业成效显著，达到较高水平，被称为“鼎臣”“鼎辅”；用“鼎姓”“鼎族”表示豪门大族；用“鼎立相助”表示用出最大力气，等等。
青铜铸器，分量自然很重，如司母戊鼎，重达875公斤，故用“力能扛鼎”比喻人之神力，并由此引申为说话算数有分量，司马迁曾说项羽说话“一言九鼎”。
相传禹铸九鼎，被奉为传国之宝，历朝于哪里建都，就把鼎迁到哪里，因此后人用“定鼎”表示建立政权；表示迁都用“迁鼎”；表示国家命运的用“鼎祚”；表示对政权有野心的用“问鼎”；表示夺取政权的用“窃鼎”。同时，“鼎”又从王权之意引申出“重要”和“大”的意思，如朝廷重臣被称为“鼎臣”，“鼎辅”；用“鼎姓”“鼎族”表示豪门大族等等。
“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学术界和书法界称先秦青铜器上的铭文为“钟鼎文”或“金文”，即大篆或文，而銅鼎上的铭文是其中的重要的部分。著名者如大孟鼎、大克鼎、毛公鼎等，其内容都有很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同时，又是研究中国文字演变和大篆书法艺术的第一手资料。如毛公鼎，其铭文共497字，洋洋洒洒，堪称鸿篇巨制，线条圆浑流畅，结构匀称严谨，表现出浑朴、敦厚的艺术风格。
鼎是我国青铜文化的代表。它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根据禹铸九鼎的传说，可以推想，我国远在4000多年前就有了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从地下发掘的商代大铜鼎，确凿证明我国商代已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
现代汉字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都有着丰富的汉族文化内涵。
以铜鼎为代表的青铜器文化博大精深，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以上所说仅是其中一部分，实为“尝鼎一脔”，作更为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对于我们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是十分必要的。
在春秋战国时期，用鼎制度是非常严格的，据文献记载，“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不难看出诸侯级别列鼎7件，出土时鼎内分别盛有牛、羊、鱼等动物骨骼，说明列鼎在殉葬时是按规定与秩序进行的。然而鼎的用途不止是适用于祭祀的时候。起初鼎就是一种炊具，相当于现在的锅，用来煮食物或盛鱼肉。鼎的起源很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鼎，以后演化为商周时期的铜鼎。其形制一般是圆体、三足、两耳，鼎足用以架火煮食，双耳穿杠（叫“铉”）用以提取。也有扁足鼎和四足的方鼎，如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商周时期是铜鼎铸造的盛期，留传至今的仍然数量很多，它不仅是先秦时代的重要文物，更以其形制多样，铸造精美，纹饰繁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而为后人称道。
铜鼎在上古时期不仅是一种实用器皿，更是权力的象征，是先秦礼制器具的代表，古籍中有许多关于鼎的记载。据《史记·封禅书》载：“皇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相传夏禹铸九鼎：“贡金九枚，铸鼎象物”，“铸九鼎，象九天”，以后即成为传国的重器。《左传》上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鼎迁于周”。“定鼎”，“定鼎”郏属（音夹辱，西周东都洛邑王城），指周成王平定武庚等商残余势力的叛乱，把商的传国九鼎移到洛邑。
另据《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为了和晋国在中原争霸，先后用兵于陈、蔡、郑、宋，在周定王元年（公元前六零六年），亲率兵攻落水“陆浑之戎”，当陈兵洛邑周的边境时，周王派大夫王孙满军。此时，庄王向王孙满问起了周九鼎的“大小轻重”之事，王孙满却回答：“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意思说周王朝虽然衰落了，但还可以维持，岂容他人觊觎。
战国时秦攻周，取九鼎，迁之于秦，其一沉于泗水，余八无考。汉画像石“泗河捞鼎”的故事即取材于此。据《史记》和《水经注》记载，周显王四十二年（公元前三二六年）九鼎其一沉没在泗水深潭中。后秦始皇东巡到峄山祭祀归来路过彭城时发现了该鼎，秦始皇大喜，认为鼎的出现是天命归秦的好兆头，即命人打捞。当人们从河中找到鼎用绳子即将拉上岸时忽然鼎中伸出一龙头咬断绳索，鼎又落河中，以后再也没有找到。嘉祥武氏祠汉画中把该故事描绘得极富戏剧性，情节十分生动，扣人心弦。该故事意谓秦王无德，鼎不归秦，秦国祚难长。
以上记述均出于后人之手，真伪杂陈，有些还带有不少神秘的宿命论思想和传奇色彩，但鼎在古人眼中作为传国重器和权力象征毋庸置疑。先秦时代，王朝的更替和政权存在的合理均以是否拥有前代之“鼎”作为标志，拥有“鼎”即拥有天下，否则意味着失去天下。
由于鼎在上古时代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因此，它对其后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
鼎的主要用途是烹煮食物，所以用“尝鼎一脔”来形容尝一块肉而知整个鼎内食物的味道，引申为根据部分而知全体，窥一斑而知全豹。用“鼎沸”一词来形容鼎中水沸扬的声音，引申为声音嘈杂而用“人声鼎沸”来形容，则十分形象而贴切。
鼎虽是炊具，但毕竟不是常人之物，而是贵族王侯的生活器皿。为反映王侯之尊贵、生活之奢华，用“钟鸣鼎食”来表现编钟伴奏，铜鼎罗列的生活场面，极尽铺张奢华之能事。
鼎有三足，以成稳定之势，为形容几个方面的政治势力的对立制约，用“鼎足”，“鼎立”、“鼎峙”来表述。元人杂剧《隔江斗智》中有诗：“汉家王气已将终，鼎足三分各自雄；周瑜枉用千条计，输与南阳一卧龙”。诗的前两句说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从而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后两句说家喻户晓的周瑜与诸葛亮斗智的故事。诗中用“鼎足三分”来形容三国分立的局面。
科举制度起自随唐，旧时科举，用“鼎甲”一词来代表殿试一甲三名，即第一名状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状元居鼎甲之首，故又称“鼎元”。有些人在某些方面成绩卓著，声名鹤起，被人称为“大名鼎鼎”，以形容名声显赫。某项事业成效显著，达到较高水平，被称为“鼎臣”“鼎辅”；用“鼎姓”“鼎族”表示豪门大族；用“鼎立相助”表示用出最大力气，等等。
青铜铸器，分量自然很重，如司母戊鼎，重达875公斤，故用“力能扛鼎”比喻人之神力，并由此引申为说话算数有分量，司马迁曾说项羽说话“一言九鼎”。
相传禹铸九鼎，被奉为传国之宝，历朝于哪里建都，就把鼎迁到哪里，因此后人用“定鼎”表示建立政权；表示迁都用“迁鼎”；表示国家命运的用“鼎祚”；表示对政权有野心的用“问鼎”；表示夺取政权的用“窃鼎”。同时，“鼎”又从王权之意引申出“重要”和“大”的意思，如朝廷重臣被称为“鼎臣”，“鼎辅”；用“鼎姓”“鼎族”表示豪门大族等等。
“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学术界和书法界称先秦青铜器上的铭文为“钟鼎文”或“金文”，即大篆或文，而銅鼎上的铭文是其中的重要的部分。著名者如大孟鼎、大克鼎、毛公鼎等，其内容都有很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同时，又是研究中国文字演变和大篆书法艺术的第一手资料。如毛公鼎，其铭文共497字，洋洋洒洒，堪称鸿篇巨制，线条圆浑流畅，结构匀称严谨，表现出浑朴、敦厚的艺术风格。
鼎是我国青铜文化的代表。它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根据禹铸九鼎的传说，可以推想，我国远在4000多年前就有了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从地下发掘的商代大铜鼎，确凿证明我国商代已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
现代汉字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都有着丰富的汉族文化内涵。
以铜鼎为代表的青铜器文化博大精深，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以上所说仅是其中一部分，实为“尝鼎一脔”，作更为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对于我们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