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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现在的全球秩序与过去有无不同，可能首先要看那些影响全球秩序的基本变量是否发生了变化。在我看来，有两个基本事实并没有发生改变：一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由于世界主要国家都是核大国，因此大国间通过战争来解决争端的可能性降得越来越低。二是各国的相互依存度非常之高，而且越来越高的可能性很大，以至于闭关锁国的代价巨大。这两个基础性变量或基本事实，决定了国家间博弈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确立国际规则或秩序来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同时还必须兼顾他人的利益。
“秩序”实际上就是一套规则。国家之间的“游戏”都是在特定的国际规则下“玩”的。比赛的胜负取决于选手的实力，这话对，但不够完整。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赛胜负也取决于规则。举个例子：100米赛跑，世界上恐怕没人跑得比牙买加人博尔特快；但如果修改一下规则，比如跑到50米时必须停下来解两道数学题，答对后再接着跑，那比赛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尽管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它表明了这样一种情形：在很多情况下是规则决定比赛的胜负，或者说，实力如果没有规则作后盾，其效果至少是要大打折扣的。
规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绝大多数都具有“非中性”，也就是说，同样的规则对不同国家意味着不同的事情。这预示着未来全球秩序来自于各国、尤其是各大国或国家集团之间围绕规则制订而进行的博弈。谁都想让最终建立起来的国际规则对自己更有利，因为只要大家都接受对我更为有利的规则，比赛我就赢了，至少我能占据优势了。由此引出的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决定一国在国际规则制订过程中影响力大小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我给出的答案是：一国的物质力量，特别是经济产出总量和贸易总量，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军事实力。
引发全球秩序变迁的基本变量或事实，在于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美国和欧盟是当今世界两个产出最大的经济体，这为它们主导国际规则制订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过去30年间，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规模上的差异，主要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在经济规模方面迅速赶超。尽管经济实力和规则制订影响力之间存在时滞，但未来世界秩序因新兴经济体迅速壮大而有所调整甚至深刻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我们接受力量对比变化导致国际秩序变迁这一逻辑，那么讨论未来国际秩序问题也就转换成了大国经济长期增长问题。
决定大国经济长期增长绩效的因素大致有六个，分别为技术进步、人口数量和质量、资源禀赋、制度、市场规模、地缘货币。技术进步除了通常理解的创新外，还包括引进模仿、消化吸收。人口数量多是成为大国的必要条件之一。人口质量主要指人力资本状况，特别是国民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态度。丰富的资源能源对经济长期增长是福音，但在现实世界中也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坏，则主要取决于制度基础设施状况，后者主要指对财产权的保护强度和对契约的尊重程度，以及所处的国际制度环境。市场规模的意义在于影响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并进而作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地缘货币指的是一国货币在全球流通地域的宽广度。美元空前规模的国际化使美国成为前一轮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中国在过去1/3世纪的快速增长，总体上可以通过上述六因素得到解释，同时也被认为是现行国际秩序变迁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虽然有各种悲观和负面的评判，但综合考虑上述六个因素之后，中国赶超势头还将继续十几年仍旧是大概率事件。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未来十年中国潜在增长率大致在6.5%左右，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2%～2.5%，欧盟和日本则更低一些。考虑到前面提到的两个未变的基本事实，当今全球秩序的主导力量，也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既得利益集团，在面对力量对比持续改变的现实与未来趋势面前，可选择的应对策略恐怕只有一种：创立于己有利的国际规则从而对新兴大国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以TPP和TTIP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这种努力，构成再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兴大国试图改变非中性国际制度的进程已经开始。围绕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与份额改革便是一个典型事例。金砖银行的建立也带有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竞争的色彩。既得利益的改变从来都是艰难的。更高水平的、同时非中性色彩更为浓烈的新国际规则，也迫使新兴大国深入思考如何与现行的和未来的全球秩序共存。对新兴大国而言，构建一个与西方发达国家平行且竞争的体系绝非恰当的选项，因为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是大家都需要的，或许处于目前发展阶段的中国更需要它。
处于全球秩序转型期、同时自身又是引起全球秩序转型的主要变量之一的中国，在这一进程中的外交策略，大体可以归纳为“包容发展”、“分散压力”、“渐进调整”和“适当责任”四个方面。
“包容”一词原来用在“包容性增长”上，其意义主要是指在一个国家内，要使所有人都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益处。用在国际关系上，“包容增长”指一国的发展惠及世界，具体说就是其他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分享到福利进步的机会。比如说，我们可以单方面地对周边一些国家实行贸易零关税，可先从老挝、尼泊尔、蒙古国开始。
中国经济政治体量巨大且发展极快，已经对既定国际格局产生冲击并“威胁”到以美国为首的既得利益国家集团的利益，从而成为后者重点防范的对象，尤其是来自国际规则的现实或潜在约束。为此，我们特别要创建新的国际合作平台来应对和分散这些压力。这就意味着要坚定地走国际合作的道路，要更多地强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崛起。
整体看，中国是现行国际规则的接受者。随着实力增强，中国自然会寻求推动国际规则中性化改革。同时要看到，国际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过程。对非中性国际秩序进行革命性的改变既不现实也无必要。未来十年中国需要和能够做的，在于利用机遇和联合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对现有非中性的国际规则进行局部改良，循序渐进，以求集细流而成江河之功效。
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多承担一些国际责任，不仅必要，而且应该。中国承担国际责任需要依据以下三个原则：其一是责任必须与权利相对应；其二是必须符合国情，从自身能力和需求出发。在相当长时期，中国仍将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在综合国力上赶上美国仍任重道远；其三是要处理好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
“秩序”实际上就是一套规则。国家之间的“游戏”都是在特定的国际规则下“玩”的。比赛的胜负取决于选手的实力，这话对，但不够完整。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赛胜负也取决于规则。举个例子：100米赛跑，世界上恐怕没人跑得比牙买加人博尔特快；但如果修改一下规则，比如跑到50米时必须停下来解两道数学题，答对后再接着跑，那比赛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尽管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它表明了这样一种情形：在很多情况下是规则决定比赛的胜负，或者说，实力如果没有规则作后盾，其效果至少是要大打折扣的。
规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绝大多数都具有“非中性”，也就是说，同样的规则对不同国家意味着不同的事情。这预示着未来全球秩序来自于各国、尤其是各大国或国家集团之间围绕规则制订而进行的博弈。谁都想让最终建立起来的国际规则对自己更有利，因为只要大家都接受对我更为有利的规则，比赛我就赢了，至少我能占据优势了。由此引出的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决定一国在国际规则制订过程中影响力大小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我给出的答案是：一国的物质力量，特别是经济产出总量和贸易总量，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军事实力。
引发全球秩序变迁的基本变量或事实，在于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美国和欧盟是当今世界两个产出最大的经济体，这为它们主导国际规则制订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过去30年间，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规模上的差异，主要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在经济规模方面迅速赶超。尽管经济实力和规则制订影响力之间存在时滞，但未来世界秩序因新兴经济体迅速壮大而有所调整甚至深刻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我们接受力量对比变化导致国际秩序变迁这一逻辑，那么讨论未来国际秩序问题也就转换成了大国经济长期增长问题。
决定大国经济长期增长绩效的因素大致有六个，分别为技术进步、人口数量和质量、资源禀赋、制度、市场规模、地缘货币。技术进步除了通常理解的创新外，还包括引进模仿、消化吸收。人口数量多是成为大国的必要条件之一。人口质量主要指人力资本状况，特别是国民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态度。丰富的资源能源对经济长期增长是福音，但在现实世界中也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坏，则主要取决于制度基础设施状况，后者主要指对财产权的保护强度和对契约的尊重程度，以及所处的国际制度环境。市场规模的意义在于影响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并进而作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地缘货币指的是一国货币在全球流通地域的宽广度。美元空前规模的国际化使美国成为前一轮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中国在过去1/3世纪的快速增长，总体上可以通过上述六因素得到解释，同时也被认为是现行国际秩序变迁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虽然有各种悲观和负面的评判，但综合考虑上述六个因素之后，中国赶超势头还将继续十几年仍旧是大概率事件。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未来十年中国潜在增长率大致在6.5%左右，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2%～2.5%，欧盟和日本则更低一些。考虑到前面提到的两个未变的基本事实，当今全球秩序的主导力量，也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既得利益集团，在面对力量对比持续改变的现实与未来趋势面前，可选择的应对策略恐怕只有一种：创立于己有利的国际规则从而对新兴大国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以TPP和TTIP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这种努力，构成再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兴大国试图改变非中性国际制度的进程已经开始。围绕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与份额改革便是一个典型事例。金砖银行的建立也带有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竞争的色彩。既得利益的改变从来都是艰难的。更高水平的、同时非中性色彩更为浓烈的新国际规则，也迫使新兴大国深入思考如何与现行的和未来的全球秩序共存。对新兴大国而言，构建一个与西方发达国家平行且竞争的体系绝非恰当的选项，因为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是大家都需要的，或许处于目前发展阶段的中国更需要它。
处于全球秩序转型期、同时自身又是引起全球秩序转型的主要变量之一的中国，在这一进程中的外交策略，大体可以归纳为“包容发展”、“分散压力”、“渐进调整”和“适当责任”四个方面。
“包容”一词原来用在“包容性增长”上，其意义主要是指在一个国家内，要使所有人都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益处。用在国际关系上，“包容增长”指一国的发展惠及世界，具体说就是其他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分享到福利进步的机会。比如说，我们可以单方面地对周边一些国家实行贸易零关税，可先从老挝、尼泊尔、蒙古国开始。
中国经济政治体量巨大且发展极快，已经对既定国际格局产生冲击并“威胁”到以美国为首的既得利益国家集团的利益，从而成为后者重点防范的对象，尤其是来自国际规则的现实或潜在约束。为此，我们特别要创建新的国际合作平台来应对和分散这些压力。这就意味着要坚定地走国际合作的道路，要更多地强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崛起。
整体看，中国是现行国际规则的接受者。随着实力增强，中国自然会寻求推动国际规则中性化改革。同时要看到，国际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过程。对非中性国际秩序进行革命性的改变既不现实也无必要。未来十年中国需要和能够做的，在于利用机遇和联合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对现有非中性的国际规则进行局部改良，循序渐进，以求集细流而成江河之功效。
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多承担一些国际责任，不仅必要，而且应该。中国承担国际责任需要依据以下三个原则：其一是责任必须与权利相对应；其二是必须符合国情，从自身能力和需求出发。在相当长时期，中国仍将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在综合国力上赶上美国仍任重道远；其三是要处理好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