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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广州，若问人们何花为尊，却得不到答案，因为各种花卉都被一视同仁，但凡能进入生活的花种，都是美好的象征。自南汉到清代，“耶悉茗”都是花城的主角，此花因为被南汉王刘怅的平民王妃素馨所钟爱，后来就改名“素馨花”，千百年里广州人对素馨花的情有独钟，只因它易种易得，来自海外，但没有“南橘北枳”的娇气，反而有一种平民气质。如今每到春节，花市开张，各种鲜花早已琳瑯满目，但每一种都被赋予希望的寓意，价格有别只是市场因素作用，而不是因为人们给某些花种贴上了贵贱的身份标签。
花在广州作为一种再普遍不过的生活语言，揭示着城市性格中最可宝贵的一点—爱与美为大众所分享的平等精神，这就是花的“广州性”。
花城精神与开放包容
法国著名画家和旅行家奥古斯特·博尔热在1938年抵达广州，让他感动的景象就是广州人对花的热爱。
他在《奥古斯特·博尔热的广州散记》中写道，即便是社会最底层的疍民，“水上的简陋住处在船尾都有一个凸出的平台，上面摆着几盆花……这儿的人们生活习惯中充满了诗意，人们总是用鲜花来装饰他们的住处，无论他们的住处有多简陋。”“对鲜花的喜爱让我认为，当地居民都有良好的道德观和幸福的家庭。我认为任何不偏的道德都应该有一个客观、纯粹的灵魂，这样才能使每天的生活充满诗意。”
这种“不偏的道德”和“客观、纯粹的灵魂”指的是什么？细细品味就能发现，最重要的正是平等精神。就此而言，作为法国人的博尔热无疑是有敏感的基因的—这正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价值之一。80年后，2018年广州的花城推广第一站选择了巴黎，也是一种冥冥中的缘分。 不过广州城所具有的平等精神和法国大革命所打开的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内涵并非完全相同。花城传统中的平等精神其实是来自中国古代的自然主义哲学，是广州在漫长的社会融合、发展过程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一种朴素性格，并和这座城市的开放包容彼此加强。
这一朴素性格有其政治源头。赵佗统一岭南后，实行“和揖百越”、“汉越一家”的融合政策，要求所有中原来的官兵都要尊重越人。他自己还自称为“蛮夷大长老”，并作越人打扮。他提倡汉越通婚，带头把女儿嫁给越人，并且在政治上为越人开辟拜相将兵的通道。把赵佗视为中国族群平等和融合的先驱人物，也不为过。此后历代，直到今天，岭南都是北人迁徙的目的地，族群融合的使命从未过时，一直具有实践基础。
能够平等尊重不同的族群，自然有包容和开放的胸怀，这也是岭南经济特性在文化上的體现。西汉以来广州就是中国对外贸易重镇，此后2000余年长盛不衰，可以说是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外贸史的中国城市，各种肤色和语言的客商，云聚雨集。清代最闭塞之时，广州也是唯一通商口岸；而新中国成立后东西阵营对立，广交会仍然年年不辍。
如果一座城市没有起码的平等精神，贸易的繁荣是不可想象的。改革开放40年，广州一直保持对外部人口的强大吸引力，一方面固然是市场机会使然，另一方面，对外来者的尊重、不歧视、不排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无数的来自天南地北、地球它端的人们汇聚在一起，追求融合与交易，言语各别，文化迥异，花就显得非常重要起来，因为它是人人皆能理解的表达善意的意象。
前面说过，传统社会的“广式平等”，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平等，而是一种自然主义哲学的体现。自然主义的代表者道家，强调尊重规律，少加干涉，这与作为主流思想的后世儒家对政治教化、尊卑秩序的强调大异其趣。岭南远离古代政治文化中心，向有“远儒”传统，人们对权威的迷信比较薄弱，这在传统中国，其实是一种边陲性格。
但边陲性格也非常多元，北方草原冷兵器时代的尚武与强悍是一种，西南山区环境封闭的“夜郎自大”是一种，岭南海滨富于好奇心的开放、包容、平等又是另一种。岭南的幸运、也是广州的幸运是，海滨的边陲性格，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日渐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中心文化，从而让“花城”所代表的平等精神，可以顺利地与现代世界对接，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蜕变。
有温度的城市
一篇民国时期的经典小文章写道：“三只牛吃草，一只羊也吃草，一只羊不吃草，它看着花。”
在这篇小文章诞生的时代里，中国的工业化还处在萌芽时期，中国还主要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这只羊“看花”，反映的是人类文明的成熟过程中，人们在物质追求之外，对于心灵观照的需求。
岭南的幸运、也是广州的幸运是，海滨的边陲性格，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被确认为一种世界性的中心文化，从而让“花城”所代表的平等精神，可以顺利地与现代世界对接，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蜕变。
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工业化带来了生产效率，从而让生活越来越富足，人们对“看花”的需要程度也在与日俱增。客观地说，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是围绕着城市而展开的，城市变得日益现代化、日益庞大的同时，人的异化也在相应加剧，这几乎是一个难以逃脱的规律。马克思、涂尔干、弗洛姆、梅奥等学术大家，对都人的异化问题作了深刻的研究和阐述。正是人的异化，让“看花”成为城市温度的一个象征性动作。
每个人都有生活理想，所有真正清醒的生活理想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希望从无法停歇的物质追求中解放出来，“看一看花”，让“人成为人本身”，而不是某种被物欲所驱动的机器。然而，工业社会的特性决定了只有少部分人能实现这一理想，因为人们不能不“吃草”，饿着肚子“看花”。
巴黎的浪漫、维也纳的音乐、丽江的小资、大理的风月会成为鲜明的地域性格，正是因为人类“看花”的时间随着社会进步反而变得越来越稀缺。2月9日、10日，广州芭蕾舞团北上首都，《胡桃夹子》在国家大剧院一票难求。一种异域文化，在一座中国南方城市焕发强大的生命力，以至感染他乡，当然不是因为广州人和俄罗斯人在生活方面有多少雷同，而是因为任何一种久经考验的审美，都在这个时代成为了人类的共同诉求。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生活在怎样的一个城市，就变得非常重要。具体一点说，一座城市如果本身具有温度，那么它的氛围就可以时刻给予身处其中的人们以意义感和精神上的慰藉，即便他们没有时间专程去享受一出《胡桃夹子》，也能被环境自然熏化。
而一座城市的温度，则取决于它有没有深厚的市井文化。“深厚”，指的是群众基础，是对某种生活样式的强烈的共同体意识。
比如广州的花城文化所包含的意义—热爱生活，注重细节，偏好心灵体验，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包容与平等，这正是围绕着花而形成的共同体意识。一座城市如果能够在生活样式上构筑强烈的群体认同，就可以一定程度上对冲工业世界给人的精神带来的压抑，让人在城市空间里随时可以回到自我，而不是像弗洛姆所说的那样，“人和自己失联”。
花象征着广州这座城市的温润、平和，但另一方面，这座城市在思想上也一直走在犀利的前沿，这是不可忽视的，也是被广泛承认的。广州在制度、观念上的创造性和媒体文化上的锐利度，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中国的高地，而城市的治理者向来认同思想革新的价值，鼓励之，并且身体力行，这是保持市井文化活性的必要条件。
在不断革新中变得日益温厚，可以和全世界交朋友，就是今天的花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