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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青涩的我们褪去稚气/你说，你的理想就是尽己所能，为需要的人们做些什么/你说，青年的责任激励你去投身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你说，你有一个信念，科学发展，成才报国/那就去西部吧，一望无际的草原，震撼了多少心跳/那就当一名教师吧，孩子们渴望的眼神，融合了多少期盼/那就去做志愿者吧，以志愿之名，激扬青春，放飞理想。”
这是一首诗吗？不，这是一段告白，一个青年群体对自己、对同龄人的告白，有关青春的选择，有关理想的树立。
这个群体就是清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从1988年至今，连续26年不间断，组建16届支教团，派出218名支教志愿者，足迹遍布西藏、青海、甘肃、山西、陕西、河南、湖北等省区几十个贫困县乡，让青年学子了解社会、了解西部、了解农村。
支教团成员们说，支教这件事比想象中更有意义，在大西北广袤的土地上，实实在在地接触大地，身体变得更结实、性格变得更坚毅、心胸变得更宽广。更重要的是，用一年的时间，做了一件可以影响一生的事。
“到了那儿才发现，我只是一根火柴”
列车在黄土高原上飞驰，窗外，大地一望无际，天空蔚蓝而高远。2000年8月28日，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本科毕业的侯贵松踏上了西行的列车，作为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古浪队的队长，奔赴甘肃， 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支教经历。
支教地古浪二中在甘肃古浪县一个叫土门的小镇上。小镇位于祁连山脚下，背靠腾格里沙漠，昼夜温差大，时常天气阴霾，黄沙漫天，同时也是地震多发地带。支教的志愿者们被安排住在学校的教工宿舍里，条件有限，常常一个月也不能洗一次澡。而同艰苦的物质环境相比，精神生活的贫乏更让人难熬。没有电视机，也没有互联网，每天只能靠听收音机来了解时事。
到了工作的地方，西北地区基础教育的落后令侯贵松始料未及。给同学们上的第一堂课上，他拿出一幅印有各种动物的图片，要大家说出动物的名称。只听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喊道：“牛—！牛—！”他非常惊讶，因为图片中根本没有牛，后来才知道原来学生们喊的是“鸟”。在当地的方言中，“牛”和“鸟”的发音非常相似。这里大多数学生不会讲普通话，甚至听懂普通话也有困难。
同样令侯贵松未曾想到的，还有孩子们家境的贫寒。在一位女学生的家里，他看到了13岁的女孩和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简陋的房间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昏暗的灯光让人很难适应；在一位高二学生家中，他看到只有三面掺杂着麦秸秆糊成的土墙，另一面只是用薄薄的塑料布遮挡，冬日的寒风肆无忌惮地从各个缝隙侵入屋内，映入眼帘的还有土墙上满满的奖状。
这样的情景深深触动了侯贵松。很多个夜晚，他都会陷入沉思，为孩子们的梦想插上翅膀，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需要很多人的不懈努力。
一年支教结束后，侯贵松重返清华校园攻读研究生。毕业时，他拒绝了多家知名企业的邀请，选择到农村基层任职。尽管许多人不解，但做出这个决定对侯贵松来说再自然不过：“去支教前，我想自己要像太阳，照亮那块地方；到了那儿才发现，我只是一根火柴，照了会儿亮。那就让我用毕生的时间，做一根持续发光发热的火柴。”
“支教，是心灵对生命的厚重允诺”
一个人的一生可以因另外一个人而改变。对于刘燕玲来说，正是如此。而今，她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给更多人以影响和改变。
刘燕玲生于青海湖畔的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父亲是汉族，母亲是藏族。7岁时，小燕玲随母亲到西宁市上学，但由于语言上存在障碍，在学校一直沉默寡言，成绩也很差。9岁时，燕玲遇到了一位新老师，这位老师不仅耐心地帮助她，还经常鼓励她，自那以后，燕玲的成绩越来越好，人也越来越自信开朗。17岁那年，以青海省第三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并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第一位藏族学生会主席。
大学本科毕业之际，她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选择，加入清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回到家乡西宁进行为期一年的支教。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有成长所以更愿意去承担，因为有收获所以更愿意去分享，因为得到过帮助所以更愿意倾我所有去帮助更多的人”。
在西宁市湟中县第一中学，燕玲开始了支教生活。到了那儿，她才发现，这里的许多孩子由于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父母的关注和爱护，性格叛逆、学习懈怠，不认真听讲、不按时交作业的情况时有发生。一次，一个班级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没有按时交作业，一瞬间，委屈和无奈让她在全班同学面前没有控制住情绪，“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每天努力，无时无刻不盼着你们进步，可是换来的却是你们的无动于衷。我感到失望、愤怒。”
回到教师休息室，燕玲为自己的冲动感到自责。可没想到的是，就在当天下午，全班同学的作业全都补交上来，一份不少。而且，每一份作业中都附着一份检讨书，看到道歉信，燕玲跑到教室，她愣住了，她看到许多孩子的眼睛都是红红的，黑板上还写着几个大字，“老师，我们错了。我们让你失望了。”一向坚强的燕玲，一瞬间，眼泪夺眶而出。
在那之后，孩子们总是抢着举手回答问题，即使并不知道准确的答案，也不再低着头、睡觉、看小说了，孩子们愿意举手到黑板前写两笔，理由很简单，“想让老师给看看对不对”。
今年元旦，刘燕玲送给她所带班的学生们一份新年礼物，是一本2014年的台历，每一页上都印有学生们的照片，孩子们爱不释手，当成宝贝一样。
燕玲说，经过一年的支教，自己变了，却又好像没变。没变的是自己的初衷，变了的是她的努力中承载了更多人的期望，“我很重要”，每一个志愿者都应该有勇气这样说。因为，“支教，是心灵对生命的厚重允诺”。
让温暖的种子生根发芽
2013年本科生特等奖学金答辩现场，现场评委老师向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2010级本科生黄成提问，“如何投资能让一笔资金在短期内获得更高回报？”这位在几天前刚成为新一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的学生回答：“短期内获得高回报并不现实。不过如果您愿意放宽投资期限，可以把这笔资金投资于教育。不论是投资给现场的清华学生，还是投资给偏远山区的孩子。”
黄成回答过后，全场掌声雷动。黄成说出了清华大学218位研究生支教团成员的心声，让温暖与希望的种子，在祖国的大西北，扎根，萌发，生长。
清华大学的学生都知道，支教是个苦差事，可就是这份苦差事，却有着极其严格的选拔环节。招募、选拔、组织考察、体检、初审、面试、群众意见调研、公示……严苛的审查制度还不算什么，最严格的其实是精神与情感层面的挑选，因为，对于清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来说，这里最严格的标准，是“是否真的热爱教育，是否拥有一颗朴素的志愿奉献的心，”不能掺杂任何功利的因素和利益考量。
“支教，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需要慎重的思考，是一个关于教育梦想的严肃而重要的决定。”这是200多位清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共同的心声。
作为支教团的组织单位，清华大学团委制定并实施了《清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考核办法》，并根据支教团工作的服务地特点，分多个层次开展培训工作：为志愿者提供旁听名师授课、参与课程和试题设计的实践培训，组织日常志愿活动，加强团队意识和协调能力的培养。自2012年起，团委每年还安排志愿者赴支教地考察学习，实地了解服务地的支教环境，向老师及支教团学长取经。自2013年起，要求每个志愿者通过教师资格考试。
对大部分人来说，支教对于人生的意义不可小视。支教前辈们总会用自己的故事来“诱惑”跃跃欲试者：“用一年的时间，做一件可以影响一生的事。”这些支教团员，近六成返校后担任“双肩挑”辅导员工作，许多志愿者在研究生毕业后，选择通过村官、选调、报考公务员等方式回到西部，投身公共部门或重点行业，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需要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这样一句话在十几届支教团成员当中流传：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轻装上阵，沿途风景正好。
（摘自《人民日报》）
这是一首诗吗？不，这是一段告白，一个青年群体对自己、对同龄人的告白，有关青春的选择，有关理想的树立。
这个群体就是清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从1988年至今，连续26年不间断，组建16届支教团，派出218名支教志愿者，足迹遍布西藏、青海、甘肃、山西、陕西、河南、湖北等省区几十个贫困县乡，让青年学子了解社会、了解西部、了解农村。
支教团成员们说，支教这件事比想象中更有意义，在大西北广袤的土地上，实实在在地接触大地，身体变得更结实、性格变得更坚毅、心胸变得更宽广。更重要的是，用一年的时间，做了一件可以影响一生的事。
“到了那儿才发现，我只是一根火柴”
列车在黄土高原上飞驰，窗外，大地一望无际，天空蔚蓝而高远。2000年8月28日，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本科毕业的侯贵松踏上了西行的列车，作为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古浪队的队长，奔赴甘肃， 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支教经历。
支教地古浪二中在甘肃古浪县一个叫土门的小镇上。小镇位于祁连山脚下，背靠腾格里沙漠，昼夜温差大，时常天气阴霾，黄沙漫天，同时也是地震多发地带。支教的志愿者们被安排住在学校的教工宿舍里，条件有限，常常一个月也不能洗一次澡。而同艰苦的物质环境相比，精神生活的贫乏更让人难熬。没有电视机，也没有互联网，每天只能靠听收音机来了解时事。
到了工作的地方，西北地区基础教育的落后令侯贵松始料未及。给同学们上的第一堂课上，他拿出一幅印有各种动物的图片，要大家说出动物的名称。只听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喊道：“牛—！牛—！”他非常惊讶，因为图片中根本没有牛，后来才知道原来学生们喊的是“鸟”。在当地的方言中，“牛”和“鸟”的发音非常相似。这里大多数学生不会讲普通话，甚至听懂普通话也有困难。
同样令侯贵松未曾想到的，还有孩子们家境的贫寒。在一位女学生的家里，他看到了13岁的女孩和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简陋的房间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昏暗的灯光让人很难适应；在一位高二学生家中，他看到只有三面掺杂着麦秸秆糊成的土墙，另一面只是用薄薄的塑料布遮挡，冬日的寒风肆无忌惮地从各个缝隙侵入屋内，映入眼帘的还有土墙上满满的奖状。
这样的情景深深触动了侯贵松。很多个夜晚，他都会陷入沉思，为孩子们的梦想插上翅膀，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需要很多人的不懈努力。
一年支教结束后，侯贵松重返清华校园攻读研究生。毕业时，他拒绝了多家知名企业的邀请，选择到农村基层任职。尽管许多人不解，但做出这个决定对侯贵松来说再自然不过：“去支教前，我想自己要像太阳，照亮那块地方；到了那儿才发现，我只是一根火柴，照了会儿亮。那就让我用毕生的时间，做一根持续发光发热的火柴。”
“支教，是心灵对生命的厚重允诺”
一个人的一生可以因另外一个人而改变。对于刘燕玲来说，正是如此。而今，她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给更多人以影响和改变。
刘燕玲生于青海湖畔的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父亲是汉族，母亲是藏族。7岁时，小燕玲随母亲到西宁市上学，但由于语言上存在障碍，在学校一直沉默寡言，成绩也很差。9岁时，燕玲遇到了一位新老师，这位老师不仅耐心地帮助她，还经常鼓励她，自那以后，燕玲的成绩越来越好，人也越来越自信开朗。17岁那年，以青海省第三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并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第一位藏族学生会主席。
大学本科毕业之际，她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选择，加入清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回到家乡西宁进行为期一年的支教。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有成长所以更愿意去承担，因为有收获所以更愿意去分享，因为得到过帮助所以更愿意倾我所有去帮助更多的人”。
在西宁市湟中县第一中学，燕玲开始了支教生活。到了那儿，她才发现，这里的许多孩子由于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父母的关注和爱护，性格叛逆、学习懈怠，不认真听讲、不按时交作业的情况时有发生。一次，一个班级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没有按时交作业，一瞬间，委屈和无奈让她在全班同学面前没有控制住情绪，“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每天努力，无时无刻不盼着你们进步，可是换来的却是你们的无动于衷。我感到失望、愤怒。”
回到教师休息室，燕玲为自己的冲动感到自责。可没想到的是，就在当天下午，全班同学的作业全都补交上来，一份不少。而且，每一份作业中都附着一份检讨书，看到道歉信，燕玲跑到教室，她愣住了，她看到许多孩子的眼睛都是红红的，黑板上还写着几个大字，“老师，我们错了。我们让你失望了。”一向坚强的燕玲，一瞬间，眼泪夺眶而出。
在那之后，孩子们总是抢着举手回答问题，即使并不知道准确的答案，也不再低着头、睡觉、看小说了，孩子们愿意举手到黑板前写两笔，理由很简单，“想让老师给看看对不对”。
今年元旦，刘燕玲送给她所带班的学生们一份新年礼物，是一本2014年的台历，每一页上都印有学生们的照片，孩子们爱不释手，当成宝贝一样。
燕玲说，经过一年的支教，自己变了，却又好像没变。没变的是自己的初衷，变了的是她的努力中承载了更多人的期望，“我很重要”，每一个志愿者都应该有勇气这样说。因为，“支教，是心灵对生命的厚重允诺”。
让温暖的种子生根发芽
2013年本科生特等奖学金答辩现场，现场评委老师向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2010级本科生黄成提问，“如何投资能让一笔资金在短期内获得更高回报？”这位在几天前刚成为新一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的学生回答：“短期内获得高回报并不现实。不过如果您愿意放宽投资期限，可以把这笔资金投资于教育。不论是投资给现场的清华学生，还是投资给偏远山区的孩子。”
黄成回答过后，全场掌声雷动。黄成说出了清华大学218位研究生支教团成员的心声，让温暖与希望的种子，在祖国的大西北，扎根，萌发，生长。
清华大学的学生都知道，支教是个苦差事，可就是这份苦差事，却有着极其严格的选拔环节。招募、选拔、组织考察、体检、初审、面试、群众意见调研、公示……严苛的审查制度还不算什么，最严格的其实是精神与情感层面的挑选，因为，对于清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来说，这里最严格的标准，是“是否真的热爱教育，是否拥有一颗朴素的志愿奉献的心，”不能掺杂任何功利的因素和利益考量。
“支教，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需要慎重的思考，是一个关于教育梦想的严肃而重要的决定。”这是200多位清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共同的心声。
作为支教团的组织单位，清华大学团委制定并实施了《清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考核办法》，并根据支教团工作的服务地特点，分多个层次开展培训工作：为志愿者提供旁听名师授课、参与课程和试题设计的实践培训，组织日常志愿活动，加强团队意识和协调能力的培养。自2012年起，团委每年还安排志愿者赴支教地考察学习，实地了解服务地的支教环境，向老师及支教团学长取经。自2013年起，要求每个志愿者通过教师资格考试。
对大部分人来说，支教对于人生的意义不可小视。支教前辈们总会用自己的故事来“诱惑”跃跃欲试者：“用一年的时间，做一件可以影响一生的事。”这些支教团员，近六成返校后担任“双肩挑”辅导员工作，许多志愿者在研究生毕业后，选择通过村官、选调、报考公务员等方式回到西部，投身公共部门或重点行业，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需要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这样一句话在十几届支教团成员当中流传：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轻装上阵，沿途风景正好。
（摘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