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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過去了，我们意识到在乐队之外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当你20岁的时候，没什么重大的责任，音乐就是你的一切，而现在，我们需要对生活的一切负责”
仿佛掏出接头暗号，The Cranberries，是微酸的小浆果，也是爱尔兰国宝级乐队——译作小红莓，或卡百利。这次，后一种译法胜出，打在乐队首次中国巡演的海报上。有人站在体育馆门口嘀咕：“不是小红莓吗？怎么变卡百利了？”这肯定是老歌迷。
“The Cranberries,you and me,never grow old。”（小红莓，你和我，永远不老。）7月28日，北京五棵松体育馆外，挨挨挤挤的卡百利演唱会入场人群中，几个年轻人展开红色大横幅，羞涩地招呼着照相。《you and me》和《never grow old》，都是他们最负盛名的歌。
一个尖利女声从几步外冒出，用摇滚主唱的气势旁若无人地唱道“salvation，salvation（拯救）……”声音终于盖过了不远处喇叭里播放的“女儿美不美”。
70分钟后，《salvation》在五棵松体育馆的舞台上响起。女主唱桃乐丝戴上印第安羽毛帽子，一身黑衣，手臂指向天空，像带领族人征战的酋长，唱一句“salvation”，把话筒指向台下，听全场人学她的咽音接“salvation is free（拯救是自由）”。
18000人的体育馆，为了这支8年前解散的遥远乐队，竟然上座九成。
当年那个顶着一头红色短发的桃乐丝已经40岁了，依然瘦，虽然肚子上有了一点赘肉。依然短发，虽然由红变黑。依然烟熏眼妆眼神锐利。依然跟着音乐鼓点随意扭晃胳膊和脑袋，跳恣意的舞，像踩独木桥走路，或跳跃的小兽。最重要的是，依然有那天籁般的好嗓了，可以用最空灵的声音唱《Dying In The Sun（在阳光下逝去）》，也可以用最有爆发力的声音唱《Zombie（行尸走肉）》。
他们即将发行新专辑，继上一张专辑已隔10年。“新专辑的风格很像我们最初的那两张，我们加入了一些新的、实验性的元素，也更加成熟，但感觉像是又回到了起点。”乐队创始人、吉他手诺埃尔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说。
永远不老
全球唱片销量超过2500万张的卡百利乐队2003年激流勇退，宣布解散。
对许多当年捧着卡带和神秘兮兮打口碟的中国少年来说，这个上世纪90年代红极一时的乐队是陪伴他们青春成长的偶像。
卡百利甚至闯进中国大众视野好几次：1994年，还叫王靖雯的王菲翻唱了《Dreams》，剪了和桃乐丝一样的标志性平头；2002年，日韩世界杯上，CCTV5用一首《Dying In The Sun》作配乐，成为送别法国、阿根廷等队的强力催泪弹；2005年，李宇春在超女舞台上重唱《Zombie》——他们的歌在中国走红，但乐队名字对大众来说一直很陌生。
保持两年制作一张专辑的节奏，卡百利并不急着抛头露面，即使在乐队最红的时候，他们依然随意走在街上，不会引起围观，桃乐丝回忆道。
但正如她在《Dreams》里唱的那样：“我的生活每天都在变化，朝着每一种可能，而我的梦想，从未像它表面看上去那样波澜不惊。”卡百利的解散正是因为他们对明星生活感到厌倦。在某次美国巡演开始前，4人坐在后台聊天，竟是同样的心情，“我们觉得这样的生活已经不再有趣”，鼓手弗加尔说。桃乐丝也觉得自己“像个商品”。
早在1996年，桃乐丝就试图从公众的视线中逃开。当时，卡百利发行第3张专辑《To the Faithful Departed（致死去的人们）》，桃乐丝开始为成名的苦恼所折磨——密集的行程、昂贵的投资与门票、很多人辛苦的准备、更多人的翘首以待，“好像整个世界都喘不过气来，我被夹在中间，努力适应这一切，但精力已经耗尽。”
那段时间她的体重只有90磅，有媒体称她患了厌食症，但其实是神经衰弱。桃乐丝甚至因此去看心理医生。一次海外巡演，她错过了祖母的葬礼，那次演出的所有曲目都被她唱得格外悲郁。
“我想回家了。请让我离开公众的视野，离开摄影机。人们似乎并不真正关心我。”
音乐之外的世界
13年、5张专辑、无数场演唱会、亿万人的尖叫。卡百利成名之时，乐队成员的平均年龄不满二十岁。如今，曾经高唱没有安全感的4个年轻人，都已结婚生子。
诺埃尔说：“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意识到在我们的乐队之外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当你20岁的时候，没什么重大的责任，音乐就是你的一切，而现在，我们需要对生活的一切负责。”
在淡出舞台的日子里，诺埃尔继续自己的创作，并与其他乐队合作，费加尔专心发展自己的录音室，迈克则利用这段时间在家乡开了自己的餐厅。
桃乐丝和丈夫住在安大略湖边的偏远城镇，每天清晨把大儿子、小女儿分别送去上学，然后自己出去散步。下午练瑜伽、做家务、准备晚餐，把孩子们接回来，督促他们做功课，哄他们上床睡觉，她再看看电视——家庭滑稽录像一类的节目。
“在生活里，我从来不缺乏灵感。我并不想成为那种永远在路上的人，也不愿意永远呆在录音室里，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呆在一起。”儿子现在会给她推荐最新的流行音乐，桃乐丝说：“这就是有孩子的好处，会帮助你保持时尚。”
她早就把自己对于家庭生活的喜爱写进歌里。在第5张专辑《Wake Up And Smell The Coffee（起床闻闻咖啡香）》里，她写了《Never Grow Old（永远不老）》，说的就是自己的故事——有一天，她推着孩子们去郊区踏青，小女儿已经睡着，儿子还醒着，她看着他们俩，觉得那一刻真是完美。她想起自己的童年，好像也曾坐在手推车里向外张望，看着天空，心里想着，鸟儿飞得真高。
卡百利的4名乐手都出生在同一个地方——利默里克。他们第一次以“小红莓”的名字登台表演是在这个小镇的酒吧里，为别的乐队暖场。一共唱了6首歌，一半马马虎虎，一半错漏百出。主唱用力过猛，其他乐手则死死盯着地板，“离我们最近的观众都像雕塑一样木然地立着”，桃乐丝回忆。
2009年乐队重聚，今年开始新一轮全球巡演。大家约定，巡演最多持续6周，然后必须各回各家。
时隔6年，再次重组排练，总会有人记不住老歌的编排。好在音乐比语言管用，回忆统统被召回，很快，大家又找到了感觉。
北京演唱会上，唱《Dying In The Sun》时，桃乐丝褪去黑衣裤，换上白色长裙，不再蹦跳，安静地弹唱，两道白色光柱打在她身上，背后笼着白烟。论坛里，最热门的帖子之一是：有谁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哭了？
好音乐不是说教
人物周刊：很多歌迷很欣赏你们那几首社会批判歌曲，比如《Zombie》和《Dying in the sun》，为何后期较少这样的作品？
诺埃尔：从整体来看，我们的大多数歌曲都是在讨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东西了。而《Zombie》等歌曲，只是因为当时发生的现实事件抓住了我们的灵感和注意力。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不是我们计划出来的，也没有花费太多时间去专门为之创作。我们今年的新专辑就没有太多和政治有关的内容了。
人物周刊：你们如何在创作中体现人与人的关系？
诺埃尔：桃乐丝负责歌词创作，她会写下当时吸引她的东西，可能是她的小孩、她的丈夫，也可能是我，或者是你，甚至是她从CNN上看到的一则新闻。我们没有事先设计要写某一种风格的歌，只是关注当下的感触。我们很努力去创作好的音乐，好音乐是不会变老的，它会一直停留在那个年纪。潮流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们坚持自己的音乐，不会因为哪种音乐能够帮你多卖唱片而创作。
人物周刊：你们如何看待Bob Dylan和U2呢？他们更直接地参与社会运动，并经常在媒体高调发言。
诺埃尔：不管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做的是好音乐，不像有的乐队会把他们的音乐和理念强迫性地推销给你，告诉你应该相信什么、不应该相信什么。U2只是把他们看到的、想到的唱出来，而不是说教，这更容易让听众产生共鸣。我想，这是这个时代创作好坏的分界线。每个人的生活经历是不同的，伴随成长的音乐也不一样，能够把这一切都融合在一起进行思考和表达，才是我们想做的。
人物周刊：你们是否留意到听众的变化？他们是否还热爱音乐，并且积极给予你们回应？
诺埃尔：最大的不同是唱片工业的问题。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乐队、音乐和听众，但如今人们消费音乐的方式变了，更多人习惯于下载，许多唱片公司也对此低头。近些年来，他们的确毁掉了许多原本优秀的乐队，只要第一张专辑不畅销，也许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成名变得更加艰难。这和我们出道的时代完全不一样。我们是很老派的，把Demo发给唱片公司，要么得到合同，要么得不到。
歌迷依然会表达他们对音乐的感受和爱憎，我们很惊讶地看到很多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出现在人群里，他们也许从父母那里听到我们的音乐。我们很高兴看到年轻人跟了上来。
仿佛掏出接头暗号，The Cranberries，是微酸的小浆果，也是爱尔兰国宝级乐队——译作小红莓，或卡百利。这次，后一种译法胜出，打在乐队首次中国巡演的海报上。有人站在体育馆门口嘀咕：“不是小红莓吗？怎么变卡百利了？”这肯定是老歌迷。
“The Cranberries,you and me,never grow old。”（小红莓，你和我，永远不老。）7月28日，北京五棵松体育馆外，挨挨挤挤的卡百利演唱会入场人群中，几个年轻人展开红色大横幅，羞涩地招呼着照相。《you and me》和《never grow old》，都是他们最负盛名的歌。
一个尖利女声从几步外冒出，用摇滚主唱的气势旁若无人地唱道“salvation，salvation（拯救）……”声音终于盖过了不远处喇叭里播放的“女儿美不美”。
70分钟后，《salvation》在五棵松体育馆的舞台上响起。女主唱桃乐丝戴上印第安羽毛帽子，一身黑衣，手臂指向天空，像带领族人征战的酋长，唱一句“salvation”，把话筒指向台下，听全场人学她的咽音接“salvation is free（拯救是自由）”。
18000人的体育馆，为了这支8年前解散的遥远乐队，竟然上座九成。
当年那个顶着一头红色短发的桃乐丝已经40岁了，依然瘦，虽然肚子上有了一点赘肉。依然短发，虽然由红变黑。依然烟熏眼妆眼神锐利。依然跟着音乐鼓点随意扭晃胳膊和脑袋，跳恣意的舞，像踩独木桥走路，或跳跃的小兽。最重要的是，依然有那天籁般的好嗓了，可以用最空灵的声音唱《Dying In The Sun（在阳光下逝去）》，也可以用最有爆发力的声音唱《Zombie（行尸走肉）》。
他们即将发行新专辑，继上一张专辑已隔10年。“新专辑的风格很像我们最初的那两张，我们加入了一些新的、实验性的元素，也更加成熟，但感觉像是又回到了起点。”乐队创始人、吉他手诺埃尔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说。
永远不老
全球唱片销量超过2500万张的卡百利乐队2003年激流勇退，宣布解散。
对许多当年捧着卡带和神秘兮兮打口碟的中国少年来说，这个上世纪90年代红极一时的乐队是陪伴他们青春成长的偶像。
卡百利甚至闯进中国大众视野好几次：1994年，还叫王靖雯的王菲翻唱了《Dreams》，剪了和桃乐丝一样的标志性平头；2002年，日韩世界杯上，CCTV5用一首《Dying In The Sun》作配乐，成为送别法国、阿根廷等队的强力催泪弹；2005年，李宇春在超女舞台上重唱《Zombie》——他们的歌在中国走红，但乐队名字对大众来说一直很陌生。
保持两年制作一张专辑的节奏，卡百利并不急着抛头露面，即使在乐队最红的时候，他们依然随意走在街上，不会引起围观，桃乐丝回忆道。
但正如她在《Dreams》里唱的那样：“我的生活每天都在变化，朝着每一种可能，而我的梦想，从未像它表面看上去那样波澜不惊。”卡百利的解散正是因为他们对明星生活感到厌倦。在某次美国巡演开始前，4人坐在后台聊天，竟是同样的心情，“我们觉得这样的生活已经不再有趣”，鼓手弗加尔说。桃乐丝也觉得自己“像个商品”。
早在1996年，桃乐丝就试图从公众的视线中逃开。当时，卡百利发行第3张专辑《To the Faithful Departed（致死去的人们）》，桃乐丝开始为成名的苦恼所折磨——密集的行程、昂贵的投资与门票、很多人辛苦的准备、更多人的翘首以待，“好像整个世界都喘不过气来，我被夹在中间，努力适应这一切，但精力已经耗尽。”
那段时间她的体重只有90磅，有媒体称她患了厌食症，但其实是神经衰弱。桃乐丝甚至因此去看心理医生。一次海外巡演，她错过了祖母的葬礼，那次演出的所有曲目都被她唱得格外悲郁。
“我想回家了。请让我离开公众的视野，离开摄影机。人们似乎并不真正关心我。”
音乐之外的世界
13年、5张专辑、无数场演唱会、亿万人的尖叫。卡百利成名之时，乐队成员的平均年龄不满二十岁。如今，曾经高唱没有安全感的4个年轻人，都已结婚生子。
诺埃尔说：“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意识到在我们的乐队之外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当你20岁的时候，没什么重大的责任，音乐就是你的一切，而现在，我们需要对生活的一切负责。”
在淡出舞台的日子里，诺埃尔继续自己的创作，并与其他乐队合作，费加尔专心发展自己的录音室，迈克则利用这段时间在家乡开了自己的餐厅。
桃乐丝和丈夫住在安大略湖边的偏远城镇，每天清晨把大儿子、小女儿分别送去上学，然后自己出去散步。下午练瑜伽、做家务、准备晚餐，把孩子们接回来，督促他们做功课，哄他们上床睡觉，她再看看电视——家庭滑稽录像一类的节目。
“在生活里，我从来不缺乏灵感。我并不想成为那种永远在路上的人，也不愿意永远呆在录音室里，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呆在一起。”儿子现在会给她推荐最新的流行音乐，桃乐丝说：“这就是有孩子的好处，会帮助你保持时尚。”
她早就把自己对于家庭生活的喜爱写进歌里。在第5张专辑《Wake Up And Smell The Coffee（起床闻闻咖啡香）》里，她写了《Never Grow Old（永远不老）》，说的就是自己的故事——有一天，她推着孩子们去郊区踏青，小女儿已经睡着，儿子还醒着，她看着他们俩，觉得那一刻真是完美。她想起自己的童年，好像也曾坐在手推车里向外张望，看着天空，心里想着，鸟儿飞得真高。
卡百利的4名乐手都出生在同一个地方——利默里克。他们第一次以“小红莓”的名字登台表演是在这个小镇的酒吧里，为别的乐队暖场。一共唱了6首歌，一半马马虎虎，一半错漏百出。主唱用力过猛，其他乐手则死死盯着地板，“离我们最近的观众都像雕塑一样木然地立着”，桃乐丝回忆。
2009年乐队重聚，今年开始新一轮全球巡演。大家约定，巡演最多持续6周，然后必须各回各家。
时隔6年，再次重组排练，总会有人记不住老歌的编排。好在音乐比语言管用，回忆统统被召回，很快，大家又找到了感觉。
北京演唱会上，唱《Dying In The Sun》时，桃乐丝褪去黑衣裤，换上白色长裙，不再蹦跳，安静地弹唱，两道白色光柱打在她身上，背后笼着白烟。论坛里，最热门的帖子之一是：有谁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哭了？
好音乐不是说教
人物周刊：很多歌迷很欣赏你们那几首社会批判歌曲，比如《Zombie》和《Dying in the sun》，为何后期较少这样的作品？
诺埃尔：从整体来看，我们的大多数歌曲都是在讨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东西了。而《Zombie》等歌曲，只是因为当时发生的现实事件抓住了我们的灵感和注意力。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不是我们计划出来的，也没有花费太多时间去专门为之创作。我们今年的新专辑就没有太多和政治有关的内容了。
人物周刊：你们如何在创作中体现人与人的关系？
诺埃尔：桃乐丝负责歌词创作，她会写下当时吸引她的东西，可能是她的小孩、她的丈夫，也可能是我，或者是你，甚至是她从CNN上看到的一则新闻。我们没有事先设计要写某一种风格的歌，只是关注当下的感触。我们很努力去创作好的音乐，好音乐是不会变老的，它会一直停留在那个年纪。潮流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们坚持自己的音乐，不会因为哪种音乐能够帮你多卖唱片而创作。
人物周刊：你们如何看待Bob Dylan和U2呢？他们更直接地参与社会运动，并经常在媒体高调发言。
诺埃尔：不管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做的是好音乐，不像有的乐队会把他们的音乐和理念强迫性地推销给你，告诉你应该相信什么、不应该相信什么。U2只是把他们看到的、想到的唱出来，而不是说教，这更容易让听众产生共鸣。我想，这是这个时代创作好坏的分界线。每个人的生活经历是不同的，伴随成长的音乐也不一样，能够把这一切都融合在一起进行思考和表达，才是我们想做的。
人物周刊：你们是否留意到听众的变化？他们是否还热爱音乐，并且积极给予你们回应？
诺埃尔：最大的不同是唱片工业的问题。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乐队、音乐和听众，但如今人们消费音乐的方式变了，更多人习惯于下载，许多唱片公司也对此低头。近些年来，他们的确毁掉了许多原本优秀的乐队，只要第一张专辑不畅销，也许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成名变得更加艰难。这和我们出道的时代完全不一样。我们是很老派的，把Demo发给唱片公司，要么得到合同，要么得不到。
歌迷依然会表达他们对音乐的感受和爱憎，我们很惊讶地看到很多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出现在人群里，他们也许从父母那里听到我们的音乐。我们很高兴看到年轻人跟了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