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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难之役一百多年后，建文逊国为僧的事迹在朝野流传开来。云南史籍的记载尤多：
先是，明万历前期，时任云南巡按御史的刘维，于庚辰年（1580年）八月七日登上狮子山巅，极目远眺，山隐龙蛇，气象万千，大叹三声：“建文潜此，理或然也”（刘维《写金刚经序》）。
稍后，万历后期，时任云南右参政的谢肇淛撰写《滇略》，留下有关建文帝遁迹狮山轶史遗物文字，如是说：“武定狮山崖半有庵曰‘龙隐’，中祀建文皇帝禅衣、锡杖，凄然老纳状也。”说明万历后期，建文帝隐居狮山为僧时，为躲避官兵追捕而秘密建筑于正续寺后山之上的“龙隐庵”还完好如初，建文当年所用的袈裟和禅杖，也丝毫无损。它们经狮子山正续寺僧人们的妥善保护，毕恭毕敬地当作神圣之物供奉，以期留传后世。
再后，明人刘文征撰，成书于明朝天启五年的《滇志·地理志·形势》中有如此记载：“武定府，拥乌蒙之固，据狮子（山）之威，我建文君尝潜于此”。广收博采的史家刘文征又在《滇志·寺观》中有言：“五华寺，在府中五华山......正殿有建文皇帝狮子座”；在《滇志·艺文志》卷第十一之一载录《建文皇帝游武定狮山诗》（见本刊96页），抒写了一位逊国君主痛失家国、削发为僧、遁入空门苟且偷生的凄惨人生悲剧。这首被潸潸泪雨浸透的述怀诗篇，把建文皇帝的悲苦情状写绝了。
距刘文征撰《滇志》之后，又是两百多年过去了。清代曾出任武定直隶州知州且在任其内颇有建树的诗人郭怀礼，重九登高，游览正续禅寺，寺僧捧出一件黄袈裟，确指此物为建文故物。郭知州看后，有感而发，挥毫赋诗一首，诗曰：
九日携樽正续寺，凭吊建文栖隐地。
寺僧手捧黄袈裟，言是当年帝所遗。
袈裟之长七尺余，想见其人必魁梧。
上有微痕似泪点，令人一见发长吁。
……
时光流转，岁月不居。建文袈裟几经辗转，时闻于云南地方文献。
光绪癸卯年（1903年），博闻强记的云南名士罗养儒游武定狮山，在其垂世之作《纪我所知录·武定之正续寺》中收载：“寺僧云：‘藏经阁实为建文帝所建。建文离寺，徒子法孙辈即造建文帝像于阁内祀之，后将倾圮，崇祯年间始事重修建。’问其永乐间修建山门事，则曰：‘修建山门，乃建文帝来寺卓锡后第一功德。惟前辈传说，建文帝在寺坐方丈有二十余年，但来去不常，一担禅杖出外，多是一年半载，或一去两三年，始赋归来。大致多喜在迤西.迤南云游”云云。余向稳寺中藏有建文袈裟一领，向僧请求一阅。僧则珍重而又郑重，始出一示，乃一似非缎，似绫非绫之一幅丝织物，长约二尺余，宽约尺余，上面颇多缝皱痕。随云：“袈裟原系一领，为寺之不屑僧众窃割而去者多矣，今只遗此尔！”余见其色泽虽然古老，究不知其确否。
到了1913年春天，云南图书博物馆馆长赵藩先生致函省长公署，信中说道：“明建文帝所御袈裟一袭，于本省历史极有关系，诚恐再历岁月，辗转遗失，或竟毁坏”（万揆一《建文皇帝与云南之六·武定留踪》），故请省当局转令武定县署，勒令把袈裟移送保存。唐继尧同意了赵藩的请求，立即“令行武定县知事遵照”。许是地方保护主义使然，或许是当时武定距昆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延误了交纳时期，抑或是被“不悄僧众窃割”而不堪入目的建文袈裟之属，武定县无颜送达省府。以至“至于袈裟，下落不明”（万揆一《滇云旧闻录·武定狮山建文皇帝的袈裟》”。
狮山建文皇帝黄袈裟与他的主人一样，历经世事沧桑，神秘消逝在历史的长河里。
先是，明万历前期，时任云南巡按御史的刘维，于庚辰年（1580年）八月七日登上狮子山巅，极目远眺，山隐龙蛇，气象万千，大叹三声：“建文潜此，理或然也”（刘维《写金刚经序》）。
稍后，万历后期，时任云南右参政的谢肇淛撰写《滇略》，留下有关建文帝遁迹狮山轶史遗物文字，如是说：“武定狮山崖半有庵曰‘龙隐’，中祀建文皇帝禅衣、锡杖，凄然老纳状也。”说明万历后期，建文帝隐居狮山为僧时，为躲避官兵追捕而秘密建筑于正续寺后山之上的“龙隐庵”还完好如初，建文当年所用的袈裟和禅杖，也丝毫无损。它们经狮子山正续寺僧人们的妥善保护，毕恭毕敬地当作神圣之物供奉，以期留传后世。
再后，明人刘文征撰，成书于明朝天启五年的《滇志·地理志·形势》中有如此记载：“武定府，拥乌蒙之固，据狮子（山）之威，我建文君尝潜于此”。广收博采的史家刘文征又在《滇志·寺观》中有言：“五华寺，在府中五华山......正殿有建文皇帝狮子座”；在《滇志·艺文志》卷第十一之一载录《建文皇帝游武定狮山诗》（见本刊96页），抒写了一位逊国君主痛失家国、削发为僧、遁入空门苟且偷生的凄惨人生悲剧。这首被潸潸泪雨浸透的述怀诗篇，把建文皇帝的悲苦情状写绝了。
距刘文征撰《滇志》之后，又是两百多年过去了。清代曾出任武定直隶州知州且在任其内颇有建树的诗人郭怀礼，重九登高，游览正续禅寺，寺僧捧出一件黄袈裟，确指此物为建文故物。郭知州看后，有感而发，挥毫赋诗一首，诗曰：
九日携樽正续寺，凭吊建文栖隐地。
寺僧手捧黄袈裟，言是当年帝所遗。
袈裟之长七尺余，想见其人必魁梧。
上有微痕似泪点，令人一见发长吁。
……
时光流转，岁月不居。建文袈裟几经辗转，时闻于云南地方文献。
光绪癸卯年（1903年），博闻强记的云南名士罗养儒游武定狮山，在其垂世之作《纪我所知录·武定之正续寺》中收载：“寺僧云：‘藏经阁实为建文帝所建。建文离寺，徒子法孙辈即造建文帝像于阁内祀之，后将倾圮，崇祯年间始事重修建。’问其永乐间修建山门事，则曰：‘修建山门，乃建文帝来寺卓锡后第一功德。惟前辈传说，建文帝在寺坐方丈有二十余年，但来去不常，一担禅杖出外，多是一年半载，或一去两三年，始赋归来。大致多喜在迤西.迤南云游”云云。余向稳寺中藏有建文袈裟一领，向僧请求一阅。僧则珍重而又郑重，始出一示，乃一似非缎，似绫非绫之一幅丝织物，长约二尺余，宽约尺余，上面颇多缝皱痕。随云：“袈裟原系一领，为寺之不屑僧众窃割而去者多矣，今只遗此尔！”余见其色泽虽然古老，究不知其确否。
到了1913年春天，云南图书博物馆馆长赵藩先生致函省长公署，信中说道：“明建文帝所御袈裟一袭，于本省历史极有关系，诚恐再历岁月，辗转遗失，或竟毁坏”（万揆一《建文皇帝与云南之六·武定留踪》），故请省当局转令武定县署，勒令把袈裟移送保存。唐继尧同意了赵藩的请求，立即“令行武定县知事遵照”。许是地方保护主义使然，或许是当时武定距昆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延误了交纳时期，抑或是被“不悄僧众窃割”而不堪入目的建文袈裟之属，武定县无颜送达省府。以至“至于袈裟，下落不明”（万揆一《滇云旧闻录·武定狮山建文皇帝的袈裟》”。
狮山建文皇帝黄袈裟与他的主人一样，历经世事沧桑，神秘消逝在历史的长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