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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转基因问题又牵动了公众的神经。中科院院士、生物工程专家张启发表示，“转基因产业化的决策依靠民意不是聪明的做法，应按照国家的法规办，按程序走，如果法规不对就修改，正如球赛谁输谁赢由裁判说了算，而不应该看哪一方支持者多。”这一观点听起来让很多人不舒服。
从公众角度来说，转基因产业化早已是一项公共议题，怎么能不听取民意？此外，即使放开产业化，如果公众出于担忧不购买消费，那么产业化有何意义？因此，民意的重要性不容否定；但是，从张启发的角度来说，中国对转基因研发投入巨大，经过众多科研工作者多年攻关，取得了相当成果，如今却卡在“民意”这最后一关，让之前的各项努力看起来白费，有这样的观点也并不令人吃惊。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对待民意？就转基因产业化这件事来说，应该明确，它对于国家和民族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不是可以束之高阁或能拖则拖的问题。它包括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步是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这是一个纯科学的问题，公众在这方面没有专业性，只能由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来进行评价，评价结果是一个“科学结论”，不管符不符合民众的“感受”，它都不会改变，民众只能去理解和接受它。
目前，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食品法典委员会、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等机构均认为，经审核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和传统食品一样安全，在这一总的评价内，我国自主研发的转基因抗虫水稻等产品也经过了严格的实验和评估，获得了安全证书，也就是被认定“合格”了，那么下一步就是如何将它产业化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还是应该按照法律规范和程序来走——其他国家均是如此，这时候不应将所谓的“民意”凌驾于法律之上，或者因为有民意阻挡，就不去制定相关的法律。
更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民意”也还需要甄别，目前的转基因舆论中，流传着很多有意无意的谣言，谣言本身不能代表民意，被谣言蛊惑的民众虽然也情真意切，却不是理性的声音。真正的民意，应该是健康、成熟的舆论环境下形成的意见，但在转基因问题上，由于政府工作疏忽，多年来科普缺失，与公众的沟通不够，导致舆论中充斥着阴谋论、口水战，非理性成分居多，这样的声音与其说是“民意”，不如说是杂音。而且，由于社会文化、心理等原因，短期内这样的杂音还很难消除，如果要守着这样的“民意”做决策，确实很难说是明智的。
对于科学问题与民意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早有明确的观点。上世纪70年代，有一个叫刘光亚的人，宣称自己实验的药品对癌症和冠心病有神奇疗效，在鉴定会议上，著名生物化学家邹承鲁不客气地指出他的研究缺乏科学性，刘光亚后来拉拢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作家杨沫，杨沫很有正义感但缺乏科学常识，为此替刘光亚打起了笔墨官司，闹得沸沸扬扬。1980年，邓小平对此事批示：“对科学的事情要有科学态度，科学上的是非要由科学家去评判。”并表示要杨沫不要再掺和。可以说，小平同志的态度是非常正确的，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更有甚者，创办了141年的美国《大众科学》杂志，近日发布了一条公告，表示他们的科学新闻这部分内容，不再接受公众的评价，原因是“公众的议论可能对科学是有害的”，他们认为公众没有必要参与对科学的评价。
可以说，在科学问题上，民意既没有天然的“正确性”，也不会有助于科学问题的解决。相反，如果要依照民意来决策，或者等所谓民意达成“共识”，社会成本将会非常高，所浪费的时间也很可观。不过，不依照民意并不等于不重视民意，对民意的尊重，应该体现在前期的科普宣传和后期的解释沟通上，包括对民意进行正确的引导，让公众既掌握相关知识常识，又养成相信科学、尊重科学决策的理性态度。
从公众角度来说，转基因产业化早已是一项公共议题，怎么能不听取民意？此外，即使放开产业化，如果公众出于担忧不购买消费，那么产业化有何意义？因此，民意的重要性不容否定；但是，从张启发的角度来说，中国对转基因研发投入巨大，经过众多科研工作者多年攻关，取得了相当成果，如今却卡在“民意”这最后一关，让之前的各项努力看起来白费，有这样的观点也并不令人吃惊。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对待民意？就转基因产业化这件事来说，应该明确，它对于国家和民族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不是可以束之高阁或能拖则拖的问题。它包括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步是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这是一个纯科学的问题，公众在这方面没有专业性，只能由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来进行评价，评价结果是一个“科学结论”，不管符不符合民众的“感受”，它都不会改变，民众只能去理解和接受它。
目前，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食品法典委员会、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等机构均认为，经审核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和传统食品一样安全，在这一总的评价内，我国自主研发的转基因抗虫水稻等产品也经过了严格的实验和评估，获得了安全证书，也就是被认定“合格”了，那么下一步就是如何将它产业化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还是应该按照法律规范和程序来走——其他国家均是如此，这时候不应将所谓的“民意”凌驾于法律之上，或者因为有民意阻挡，就不去制定相关的法律。
更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民意”也还需要甄别，目前的转基因舆论中，流传着很多有意无意的谣言，谣言本身不能代表民意，被谣言蛊惑的民众虽然也情真意切，却不是理性的声音。真正的民意，应该是健康、成熟的舆论环境下形成的意见，但在转基因问题上，由于政府工作疏忽，多年来科普缺失，与公众的沟通不够，导致舆论中充斥着阴谋论、口水战，非理性成分居多，这样的声音与其说是“民意”，不如说是杂音。而且，由于社会文化、心理等原因，短期内这样的杂音还很难消除，如果要守着这样的“民意”做决策，确实很难说是明智的。
对于科学问题与民意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早有明确的观点。上世纪70年代，有一个叫刘光亚的人，宣称自己实验的药品对癌症和冠心病有神奇疗效，在鉴定会议上，著名生物化学家邹承鲁不客气地指出他的研究缺乏科学性，刘光亚后来拉拢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作家杨沫，杨沫很有正义感但缺乏科学常识，为此替刘光亚打起了笔墨官司，闹得沸沸扬扬。1980年，邓小平对此事批示：“对科学的事情要有科学态度，科学上的是非要由科学家去评判。”并表示要杨沫不要再掺和。可以说，小平同志的态度是非常正确的，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更有甚者，创办了141年的美国《大众科学》杂志，近日发布了一条公告，表示他们的科学新闻这部分内容，不再接受公众的评价，原因是“公众的议论可能对科学是有害的”，他们认为公众没有必要参与对科学的评价。
可以说，在科学问题上，民意既没有天然的“正确性”，也不会有助于科学问题的解决。相反，如果要依照民意来决策，或者等所谓民意达成“共识”，社会成本将会非常高，所浪费的时间也很可观。不过，不依照民意并不等于不重视民意，对民意的尊重，应该体现在前期的科普宣传和后期的解释沟通上，包括对民意进行正确的引导，让公众既掌握相关知识常识，又养成相信科学、尊重科学决策的理性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