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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０年底或１９２１年初，李大钊在北京护送陈独秀脱险，在赴天津的途中，二人策划组建中国共产党之事，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是党的初创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关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以及史学工作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影片《开天辟地》所展现的镜头，主要是根据当事人高一涵（安徽六安人，时任北京大学教授）１９６３年１０月写的回忆文章《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载《文史资料》选辑第６１辑６１－６６页）的说法拍摄的。这只能算是一家之言，其他当事人如罗章龙（湖南浏阳人，时为北京大学学生）、马叙伦（浙江余杭人，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等则另有他说。
综观各种说法，共同点是乘坐骡车逃离北京，而不同点则至少有八处之多。
一、护送的时间不同：高一涵在《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文中第一句即说“这是一九一九年冬的事”。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说“１９１９年底”李大钊等护送陈独秀前往天津。王忠撰写的《陈独秀年谱简编》说陈独秀是１９２０年１月“由李大钊陪送到天津，避居上海”。任建树的专著《陈独秀传》，说是１９２０年２月中旬，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南下。上海某一刊物（恕记不清刊名）的大事记，还曾记载陈独秀于１９２０年１月２６日从北京抵达上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一九二〇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探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二、武汉邀请者不同：高一涵在上述回忆文章中说：陈独秀“因有事到上海去，回北京时，应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的邀请，取道武汉做了一次演讲”。而胡适（安徽绩溪人，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则说是武昌文华大学邀请他，他因故不能去，转而请对方电邀陈独秀自上海前往的。
三、躲避住处不同：高一涵说：我们得到警察厅要逮捕陈独秀的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安徽怀宁人，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罗章龙在上述文中说：出狱后的陈独秀“有被再次逮捕的危险，他先是隐居在刘文典（安徽合肥人，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家中”。马叙伦在《李叔同·陈独秀·李守常》文中也说陈独秀住在刘文典家中。“一日晚饭后，余忽得有捕独秀讯，且期在今晚。自余家到福建司胡同（刘宅）可余十里，急切无以相告，乃借电话机语沈士远（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士远时寓什坊院，距叔雅（刘文典字）家较近。然无以措辞，仓卒语以告前文科学长速离叔雅所。”
四、逃出城门不同：高一涵说是出朝阳门。“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马叙伦则说是出德胜门。“由李守常（李大钊字）乔装乡老，独秀为病者，乘骡车出德胜门离平”。
五、乔装身份不同：高一涵说“李大钊衣着朴素，很像生意人”。“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罗章龙说李大钊、陈独秀、他和同学“都装扮成商人”。马叙伦说李大钊乔装乡老，陈独秀乔装为病者。
六、行走路途不同：多数回忆材料说离京直赴天津。而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４日、２５日《汉口日报》登载追悼南北死难烈士纪念活动文中则说陈独秀先避到李大钊原籍河北乐亭家中。文中说：武汉各界人民于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２日，在武昌中山大学召开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参加会议的三千余人，大会由该校委员李汉俊、教职员代表高一涵、学生代表刘鸿泳担任主席。由高一涵介绍李守常（大钊）生平事略，内容有：陈独秀出狱后赴武汉讲演，“大触政府之忌”，“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
七、从天津赴上海乘坐交通工具不同：高一涵说：“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而１９１３年曾在上海和陈独秀一起办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汪一说“王”，安徽绩溪人）则说，陈独秀告诉过他，是李大钊在天津把他送上来上海的火车。
八、护送人数不同：多数回忆者文中只说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到天津，未曾提有第三者。而罗章龙则说是有他和同学多人陪李大钊护送。他在《椿园载记》中说：“李先生考虑他（注：指陈独秀）的安全，遂与我们反复研究，最后征得陈先生同意，决定护送他出京”。“１９１９年底，李先生带了我们几个学生与陈先生一起，都打扮成商人，雇了一辆骡车，趁着晨光曦微悄悄出城，由小路经廊坊前往天津。”
时至今日，一些当事人俱已先后去世，无法集中切磋，求得符合历史史实的准确说法。只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未解之谜。
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影片《开天辟地》所展现的镜头，主要是根据当事人高一涵（安徽六安人，时任北京大学教授）１９６３年１０月写的回忆文章《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载《文史资料》选辑第６１辑６１－６６页）的说法拍摄的。这只能算是一家之言，其他当事人如罗章龙（湖南浏阳人，时为北京大学学生）、马叙伦（浙江余杭人，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等则另有他说。
综观各种说法，共同点是乘坐骡车逃离北京，而不同点则至少有八处之多。
一、护送的时间不同：高一涵在《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文中第一句即说“这是一九一九年冬的事”。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说“１９１９年底”李大钊等护送陈独秀前往天津。王忠撰写的《陈独秀年谱简编》说陈独秀是１９２０年１月“由李大钊陪送到天津，避居上海”。任建树的专著《陈独秀传》，说是１９２０年２月中旬，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南下。上海某一刊物（恕记不清刊名）的大事记，还曾记载陈独秀于１９２０年１月２６日从北京抵达上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一九二〇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探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二、武汉邀请者不同：高一涵在上述回忆文章中说：陈独秀“因有事到上海去，回北京时，应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的邀请，取道武汉做了一次演讲”。而胡适（安徽绩溪人，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则说是武昌文华大学邀请他，他因故不能去，转而请对方电邀陈独秀自上海前往的。
三、躲避住处不同：高一涵说：我们得到警察厅要逮捕陈独秀的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安徽怀宁人，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罗章龙在上述文中说：出狱后的陈独秀“有被再次逮捕的危险，他先是隐居在刘文典（安徽合肥人，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家中”。马叙伦在《李叔同·陈独秀·李守常》文中也说陈独秀住在刘文典家中。“一日晚饭后，余忽得有捕独秀讯，且期在今晚。自余家到福建司胡同（刘宅）可余十里，急切无以相告，乃借电话机语沈士远（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士远时寓什坊院，距叔雅（刘文典字）家较近。然无以措辞，仓卒语以告前文科学长速离叔雅所。”
四、逃出城门不同：高一涵说是出朝阳门。“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马叙伦则说是出德胜门。“由李守常（李大钊字）乔装乡老，独秀为病者，乘骡车出德胜门离平”。
五、乔装身份不同：高一涵说“李大钊衣着朴素，很像生意人”。“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罗章龙说李大钊、陈独秀、他和同学“都装扮成商人”。马叙伦说李大钊乔装乡老，陈独秀乔装为病者。
六、行走路途不同：多数回忆材料说离京直赴天津。而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４日、２５日《汉口日报》登载追悼南北死难烈士纪念活动文中则说陈独秀先避到李大钊原籍河北乐亭家中。文中说：武汉各界人民于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２日，在武昌中山大学召开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参加会议的三千余人，大会由该校委员李汉俊、教职员代表高一涵、学生代表刘鸿泳担任主席。由高一涵介绍李守常（大钊）生平事略，内容有：陈独秀出狱后赴武汉讲演，“大触政府之忌”，“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
七、从天津赴上海乘坐交通工具不同：高一涵说：“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而１９１３年曾在上海和陈独秀一起办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汪一说“王”，安徽绩溪人）则说，陈独秀告诉过他，是李大钊在天津把他送上来上海的火车。
八、护送人数不同：多数回忆者文中只说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到天津，未曾提有第三者。而罗章龙则说是有他和同学多人陪李大钊护送。他在《椿园载记》中说：“李先生考虑他（注：指陈独秀）的安全，遂与我们反复研究，最后征得陈先生同意，决定护送他出京”。“１９１９年底，李先生带了我们几个学生与陈先生一起，都打扮成商人，雇了一辆骡车，趁着晨光曦微悄悄出城，由小路经廊坊前往天津。”
时至今日，一些当事人俱已先后去世，无法集中切磋，求得符合历史史实的准确说法。只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