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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前，陕西延安安塞县一位代课教师，在被县里清退后与妻子发生激烈争吵，一怒之下，杀死妻子，跳崖自杀。
他以近乎残忍的方式毁掉了自己的家庭，这次吵架的原因仅仅是妻子抱怨他做了一辈子教师，最后却落下一个被清退的结局，每月只拿200元代养费，在家吃闲饭。
这位教师以生命作代价的抗争，最终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身份。20多年的教龄，他没有盼来一直向往的“公办教师”身份，被清退时陪伴他的只有满墙的奖状和学生的眼泪。
和这位代课教师有着相同经历的，在延安有800多人，他们大多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教育工作，一度是延安农村小学教育的重要力量。直至2006年前后，他们陆续遭到延安各区县清退。
离开三尺讲台，他们每月只能依靠政府补贴的200元代养费，艰难度日。
迫于生计，这些教师有的到工地打零工，有的在市场卖服装，还有一位女教师，每天游走在县城的各个角落卖烤串，时刻担心着被城管发现。
教龄36年，每月仅拿200元
韩满盈，志丹县人，今年68岁。他现在是村里最穷的人，家也是村里最破的窑洞。然而，由于有着36年的教学生涯，韩满盈在村里的威望一直很高。
他记得很清楚，2008年临近学期末的一个上午，一直备受村民尊敬的“民办教师”称号被县政府收了回去。“不认为我们是民办教师了，说我们是代课教师。”
对于称呼上的变化，韩满盈很是困惑。“不要就说不要的话，名称还变了。我真的不懂。”其实，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待遇上的变化。之前韩满盈每月能有600元左右的工资，清退后，每月只能拿到200元所谓“代养费”。
上世纪末期，国家为提高基础教育师资水平，民办教师陆续退出讲台，“民办教师”这一称号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在许多偏远贫困山区，因财政困难而招不到公办教师或者公办教师不愿前往教学，师资空缺则由临时教师填补，这些教师转而被称为“代课教师”。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为维持延安等偏远地区的义务教育工作，可以说，“韩满盈们”承担了重要的历史责任。
“过去当个民办教师，在村里可是个文化人。”韩满盈记得，以前每临近春节，找他写春联的人都排成长队。白天上课，晚上写对联，老婆帮着裁纸，儿子一脸崇拜地在旁边看着。想起那段快乐的日子，韩满盈说话的速度也快了很多，脸上不经意间露出幸福的笑容。
说这话的时候，韩满盈就坐在自家的破窑洞里，除了几件必需品外，这个家一贫如洗。去年一场罕见的大雨，更是将五孔土窑洞中的三孔变成了危房。
“重新盖需要6万元。”乡里的领导告诉韩满盈，他只要拿出5万元就可以买一套县里100平方米的房子，剩余差价国家补贴。
5万元，在韩满盈眼里却是个天文数字。2009年，韩满盈得了一场大病，更是让这个家雪上加霜。“看病的3万元钱，还是借别人的，至今都没还上，哪还能拿出5万元？”
拿不出钱，韩满盈只能和老伴儿挤在相对安全些的另两孔窑洞中。被县里清退后，他的生活开始变得简单。偶尔某个早晨，他会急匆匆地起床，说要去学校。这时，老伴儿拉住他，告诉他不用着急。他才想起，自己已经被清退了，又重新躺下。
“我们这些教师的本事无非是认识几个字。”离开了三尺讲台，韩满盈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庄稼地里的活儿他甚至还不如妻子。
临近春节，再也没有人排队等着让他写春联，有人想写材料的时候也想不起他。“就是别人想借钱，也会从我家门口绕道走。”
多少次，他在梦里回到学校，回到孩子们中间。可是，当他带着《民生周刊》记者来到被清退前自己任教的那所学校时，韩满盈怯懦了。“离开之后，只来过一次，剩下都是绕道走，能不从这里过就不从这里过。”
昔日的教室，如今已空空荡荡，黑板上还留着学生们用粉笔画的人物画，画中人裂开的嘴角像极了他们的韩老师。
韩满盈透过窗户向里面张望了许久，然后是一声长长的叹息。自从他们这些代课教师被清退后，这所学校就荒废了，村里的孩子都到十几里外的县城去上学了。
“村子里没有了娃娃们的笑声，冷清了很多。”韩满盈不愿回忆，但又忍不住去想他们。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总是萦绕在他耳旁，“我喜欢教学，也离不开娃娃们。”
走在山间的小路上，韩满盈突然回头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如果让我回来，我还愿意教，即使叫我‘代课教师’也行。” 韩满盈感觉自己这辈子就是为教书而活的。他的妻子说，他经常站在家门口的大树下，久久的向山那边张望。
“6”写成“8” 耽误了一辈子
延安吴起县66岁的李树录，比韩满盈小两岁，他的经历与韩满盈相似。李树录有些瘦，看上去很儒雅，儿子穿剩下的衣服，在他身上显得有些“晃荡”。
在给吴起县领导的汇报资料上，他将本已经写好的“代课教师”，又用钢笔改成了“民办教师”。在他内心深处，实在无法接受自己拥有37年教龄却被划为代课教师的事实。
1965年，18岁的李树录在本村当上民办教师。不用上山挣工分，这在李树录一家看来是无比体面和光荣的事。期间，他辗转多所学校，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和学生们一起住在学校，只是觉得回一次家太耽误时间。他的生活似乎与世隔绝，每天都和孩子们一起上学、放学。
李树录隐约记得是在1992年，他正在清水沟小学任教，村支书将一份延安市颁发的民办教师资格证放在了他手上，证书上清楚地写着：参加工作时间为1985年。
自己明明是1965年开始做教师的，资格证上的时间晚了整整20年。
对此，村支书告诉他：“有错必纠。”让他放暑假时去趟县教育局，肯定能改过来，李树录的心稍稍放了下来。
可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个看似小小的错误，让他在今后的20年里，每年都要跑几次县教育局和市教育局。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小小的错误，让他至今与转正（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无缘。 暑假一到，李树录就急匆匆地赶往县城，很少走出大山的他，经过多番打听才找到县教育局。教育局的答复是，现在所有资料都已经报到地区（当时延安市为延安地区）教育局了。“咱们吴起因为这种情况，在地区已经更改了几个教龄问题，你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无奈之下，他只好耐心等候。每逢学生放假，他都要去县教育局一趟。多次拜访，让县教育局的负责人一看到他就说“再等等”。
幸运的是，1993年6月，吴起县教育局给李树录开了一封证明信，证实其民办教师资格证上标注的参加工作时间错误，并出具了一封到地区教育局查档的介绍信，嘱咐李树录自己去地区教育局办理相关事宜。
赶到延安地区教育局后，对方给予回复：需要县教育局形成文件后，报送地区教育局。
李树录记得，当时地区教育局人事科科长还好心地叮嘱他：“如果县教育局能在两三天之内报上文件，今年的转正考试你还能赶上，如果报不上来，你今年又耽误过去了。”
回到县教育局说明情况后，李树录得到的答复是：现在正值转正报名时期，很忙，等下半年再来办理。
到了下半年，县教育局又回复：1994年全地区将整顿民办教师，等整顿完毕后一同上报。
1994年初，他再次得到答复：地区通知，按原在册办理。年底，李树录甚至直接找到了吴起县教育局局长，得到的答复是：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人，马上就会开会研究，将在1995年1月份上报地区。
这一上报就此石沉大海。
“有错必纠，为啥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个错误一直得不到解决？”李树录没事的时候，总喜欢把那些材料翻来覆去地看，他不明白把写错了的“8”改成“6”为什么这么难。
在李树录无数次前往县教育局、地区教育局的路途中，他认识了韩满盈等人。几个拥有类似经历的“代课教师”经常去县里、市里要求“有错必纠”。
李树录说，县里和市里的领导也承认“把他们亏了”，但是，他们也解决不了。
为此，《民生周刊》记者采访了延安市教育局。延安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宏录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即使他们所说的是事实，转正成公办教师也不可能。“因为已经过了那个时间段，就像高考一样，日子过了！再说，现在给他们转正了，他们能怎么办，还能回来继续教学生吗？”
时至今日，延安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是“并不知情”。而对那些“民办教师”来说，保留一丝希望，也许是好的。
10年上访 只为“验明正身”
在无数次寻求解决未果之后，李树录他们发现，延安有近800名“代课教师”也在不断找县教育局、市教育局，要求解决身份问题。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参加工作时间是在1981年后，没有拿到陕西省颁发的民办教师资格证，而与转正无缘。
李涛，延安安塞县真武洞人，连续任教24年。在未被清退的2001年，他经常带着一些教师去县教育局、市教育局，发展到后来，他们甚至跑到西安找陕西省政府，到北京找国家教育部、国家信访局。
直到有一天，他们突发奇想，去中南海找国家领导人，最终被县政府强行带回当地。李涛以及其他几个主要上访人员被拘禁了15天。
这个已经50多岁的男人，文质彬彬，不难看出是个知识分子。1992年，李涛在陕西省真武洞镇闫桥小学担任民办教师，他是这所学校里唯一的一名教师。“一人一校”，一干就是10年。
为了给学校增加收入，自从当上老师，他就在学校门前栽了20几棵果树，忙碌的教学之余，他和孩子们一起精心照料着他们的“希望”果园。果子成熟后，赚来的钱又变成了学生们手中的奖品。
李涛非常爱干净，他希望学生们也像他一样，看上去干净整洁。为此，他甚至自己花钱去县城买来理发工具，利用午休时间，为学生理发。没料想这一来，他几乎成了村里的义务理发员，男女老少头发长了都找他。
他教的学生出去，别人都说像城里娃娃，李涛特别自豪。
回忆永远是这群“代课教师”最幸福的时刻。李涛翻弄着摆满了一床的荣誉证书，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坐在《民生周刊》记者面前的李涛，讲话逻辑性很强，吐字清晰，稍微带着些陕北口音。无法想象，温文尔雅的背后，是怎样的一份坚持。
“我们是民办教师，不是代课教师。”李涛不断地向《民生周刊》记者重复着这句话。在他看来，民办教师是可以转正成为公办教师的，而代课教师则像在城里打工的临时工。
之所以强调自己的身份是民办教师，李涛的依据是延安市教育局1992年给他们颁发的民办教师资格证。在他们看来，这个证件就是证明“民办教师”身份的有力证据。
“既然延安市当时给我们颁发了民办教师资格证，就说明他们认为我们是合格的民办教师。”不仅李涛，在这个将近800人的群体中，几乎人人都持这样的观点。
在他们看来，他们应该像那些拿着省证（陕西省颁发的民办教师资格证）的民办教师一样，有参加转正考试的机会。
“可是，我们没有参加过一次转正考试。”李涛强调，他相信如果有机会参加转正考试，凭借自己的实力，一定能够成为公办教师。
从参加工作到被清退，24年来，李涛一直想着参加一次民办教师转成公办教师的考试。“从教24年来，每天都在想着能考试，睡觉都想着。”但是，他一次机会都没有等到。“上访的目的就是希望有政策能够承认我们是一名人民教师。”
这些年，不断上访，对李涛打击最大的是2006年去北京。
2006年11月31日，他带着25名教师从延安坐火车到北京，在到了教育部、国家信访局等部门后，他们商量认为，最能解决问题的地方可能是中南海。
一群人浩浩荡荡坐上公交车，刚一下车，就被一些人叫到了一旁。
陕西省驻京办的工作人员随即赶来，把他们拉到了距离国信宾馆不远的一个救助站里住了下来。这一晚，他们竟然都睡得很香，救助站里的暖气远比外面的小旅馆好得多。
第二天，迅速赶来的延安市政府和各个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开始轮番说服他们，这样的说服工作持续了几天，直到有一天晚上，李涛清楚地记得，延安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省里来了领导，要见他们。
25个人兴冲冲地跑到国信宾馆，以为这一次真的可以解决问题了。令李涛没想到的是，他们最终被强行带上早已停在宾馆门口的大巴，车子一刻都没有停留，直向延安开去。
更让李涛想不到的是，回到延安后，迎接他的是安塞县公安局的车，李涛被拘禁15天。
一提到拘留所里的日子，李涛的眼泪止不住地落下来。他说，每天晚上，他都能听到楼下有一名乞丐在唱歌。“当时我想死的心都有。”他觉得自己连一个乞丐都不如，至少人家还有自由，而他为了教书，家顾不上，钱没挣到，最后落得一个被拘禁的下场。
李涛重获自由的那天，延安下着大雪，远远看见站在雪中等候他的妻子和儿女时，他下定决心，今后再也不上访了。
他以近乎残忍的方式毁掉了自己的家庭，这次吵架的原因仅仅是妻子抱怨他做了一辈子教师，最后却落下一个被清退的结局，每月只拿200元代养费，在家吃闲饭。
这位教师以生命作代价的抗争，最终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身份。20多年的教龄，他没有盼来一直向往的“公办教师”身份，被清退时陪伴他的只有满墙的奖状和学生的眼泪。
和这位代课教师有着相同经历的，在延安有800多人，他们大多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教育工作，一度是延安农村小学教育的重要力量。直至2006年前后，他们陆续遭到延安各区县清退。
离开三尺讲台，他们每月只能依靠政府补贴的200元代养费，艰难度日。
迫于生计，这些教师有的到工地打零工，有的在市场卖服装，还有一位女教师，每天游走在县城的各个角落卖烤串，时刻担心着被城管发现。
教龄36年，每月仅拿200元
韩满盈，志丹县人，今年68岁。他现在是村里最穷的人，家也是村里最破的窑洞。然而，由于有着36年的教学生涯，韩满盈在村里的威望一直很高。
他记得很清楚，2008年临近学期末的一个上午，一直备受村民尊敬的“民办教师”称号被县政府收了回去。“不认为我们是民办教师了，说我们是代课教师。”
对于称呼上的变化，韩满盈很是困惑。“不要就说不要的话，名称还变了。我真的不懂。”其实，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待遇上的变化。之前韩满盈每月能有600元左右的工资，清退后，每月只能拿到200元所谓“代养费”。
上世纪末期，国家为提高基础教育师资水平，民办教师陆续退出讲台，“民办教师”这一称号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在许多偏远贫困山区，因财政困难而招不到公办教师或者公办教师不愿前往教学，师资空缺则由临时教师填补，这些教师转而被称为“代课教师”。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为维持延安等偏远地区的义务教育工作，可以说，“韩满盈们”承担了重要的历史责任。
“过去当个民办教师，在村里可是个文化人。”韩满盈记得，以前每临近春节，找他写春联的人都排成长队。白天上课，晚上写对联，老婆帮着裁纸，儿子一脸崇拜地在旁边看着。想起那段快乐的日子，韩满盈说话的速度也快了很多，脸上不经意间露出幸福的笑容。
说这话的时候，韩满盈就坐在自家的破窑洞里，除了几件必需品外，这个家一贫如洗。去年一场罕见的大雨，更是将五孔土窑洞中的三孔变成了危房。
“重新盖需要6万元。”乡里的领导告诉韩满盈，他只要拿出5万元就可以买一套县里100平方米的房子，剩余差价国家补贴。
5万元，在韩满盈眼里却是个天文数字。2009年，韩满盈得了一场大病，更是让这个家雪上加霜。“看病的3万元钱，还是借别人的，至今都没还上，哪还能拿出5万元？”
拿不出钱，韩满盈只能和老伴儿挤在相对安全些的另两孔窑洞中。被县里清退后，他的生活开始变得简单。偶尔某个早晨，他会急匆匆地起床，说要去学校。这时，老伴儿拉住他，告诉他不用着急。他才想起，自己已经被清退了，又重新躺下。
“我们这些教师的本事无非是认识几个字。”离开了三尺讲台，韩满盈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庄稼地里的活儿他甚至还不如妻子。
临近春节，再也没有人排队等着让他写春联，有人想写材料的时候也想不起他。“就是别人想借钱，也会从我家门口绕道走。”
多少次，他在梦里回到学校，回到孩子们中间。可是，当他带着《民生周刊》记者来到被清退前自己任教的那所学校时，韩满盈怯懦了。“离开之后，只来过一次，剩下都是绕道走，能不从这里过就不从这里过。”
昔日的教室，如今已空空荡荡，黑板上还留着学生们用粉笔画的人物画，画中人裂开的嘴角像极了他们的韩老师。
韩满盈透过窗户向里面张望了许久，然后是一声长长的叹息。自从他们这些代课教师被清退后，这所学校就荒废了，村里的孩子都到十几里外的县城去上学了。
“村子里没有了娃娃们的笑声，冷清了很多。”韩满盈不愿回忆，但又忍不住去想他们。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总是萦绕在他耳旁，“我喜欢教学，也离不开娃娃们。”
走在山间的小路上，韩满盈突然回头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如果让我回来，我还愿意教，即使叫我‘代课教师’也行。” 韩满盈感觉自己这辈子就是为教书而活的。他的妻子说，他经常站在家门口的大树下，久久的向山那边张望。
“6”写成“8” 耽误了一辈子
延安吴起县66岁的李树录，比韩满盈小两岁，他的经历与韩满盈相似。李树录有些瘦，看上去很儒雅，儿子穿剩下的衣服，在他身上显得有些“晃荡”。
在给吴起县领导的汇报资料上，他将本已经写好的“代课教师”，又用钢笔改成了“民办教师”。在他内心深处，实在无法接受自己拥有37年教龄却被划为代课教师的事实。
1965年，18岁的李树录在本村当上民办教师。不用上山挣工分，这在李树录一家看来是无比体面和光荣的事。期间，他辗转多所学校，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和学生们一起住在学校，只是觉得回一次家太耽误时间。他的生活似乎与世隔绝，每天都和孩子们一起上学、放学。
李树录隐约记得是在1992年，他正在清水沟小学任教，村支书将一份延安市颁发的民办教师资格证放在了他手上，证书上清楚地写着：参加工作时间为1985年。
自己明明是1965年开始做教师的，资格证上的时间晚了整整20年。
对此，村支书告诉他：“有错必纠。”让他放暑假时去趟县教育局，肯定能改过来，李树录的心稍稍放了下来。
可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个看似小小的错误，让他在今后的20年里，每年都要跑几次县教育局和市教育局。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小小的错误，让他至今与转正（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无缘。 暑假一到，李树录就急匆匆地赶往县城，很少走出大山的他，经过多番打听才找到县教育局。教育局的答复是，现在所有资料都已经报到地区（当时延安市为延安地区）教育局了。“咱们吴起因为这种情况，在地区已经更改了几个教龄问题，你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无奈之下，他只好耐心等候。每逢学生放假，他都要去县教育局一趟。多次拜访，让县教育局的负责人一看到他就说“再等等”。
幸运的是，1993年6月，吴起县教育局给李树录开了一封证明信，证实其民办教师资格证上标注的参加工作时间错误，并出具了一封到地区教育局查档的介绍信，嘱咐李树录自己去地区教育局办理相关事宜。
赶到延安地区教育局后，对方给予回复：需要县教育局形成文件后，报送地区教育局。
李树录记得，当时地区教育局人事科科长还好心地叮嘱他：“如果县教育局能在两三天之内报上文件，今年的转正考试你还能赶上，如果报不上来，你今年又耽误过去了。”
回到县教育局说明情况后，李树录得到的答复是：现在正值转正报名时期，很忙，等下半年再来办理。
到了下半年，县教育局又回复：1994年全地区将整顿民办教师，等整顿完毕后一同上报。
1994年初，他再次得到答复：地区通知，按原在册办理。年底，李树录甚至直接找到了吴起县教育局局长，得到的答复是：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人，马上就会开会研究，将在1995年1月份上报地区。
这一上报就此石沉大海。
“有错必纠，为啥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个错误一直得不到解决？”李树录没事的时候，总喜欢把那些材料翻来覆去地看，他不明白把写错了的“8”改成“6”为什么这么难。
在李树录无数次前往县教育局、地区教育局的路途中，他认识了韩满盈等人。几个拥有类似经历的“代课教师”经常去县里、市里要求“有错必纠”。
李树录说，县里和市里的领导也承认“把他们亏了”，但是，他们也解决不了。
为此，《民生周刊》记者采访了延安市教育局。延安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宏录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即使他们所说的是事实，转正成公办教师也不可能。“因为已经过了那个时间段，就像高考一样，日子过了！再说，现在给他们转正了，他们能怎么办，还能回来继续教学生吗？”
时至今日，延安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是“并不知情”。而对那些“民办教师”来说，保留一丝希望，也许是好的。
10年上访 只为“验明正身”
在无数次寻求解决未果之后，李树录他们发现，延安有近800名“代课教师”也在不断找县教育局、市教育局，要求解决身份问题。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参加工作时间是在1981年后，没有拿到陕西省颁发的民办教师资格证，而与转正无缘。
李涛，延安安塞县真武洞人，连续任教24年。在未被清退的2001年，他经常带着一些教师去县教育局、市教育局，发展到后来，他们甚至跑到西安找陕西省政府，到北京找国家教育部、国家信访局。
直到有一天，他们突发奇想，去中南海找国家领导人，最终被县政府强行带回当地。李涛以及其他几个主要上访人员被拘禁了15天。
这个已经50多岁的男人，文质彬彬，不难看出是个知识分子。1992年，李涛在陕西省真武洞镇闫桥小学担任民办教师，他是这所学校里唯一的一名教师。“一人一校”，一干就是10年。
为了给学校增加收入，自从当上老师，他就在学校门前栽了20几棵果树，忙碌的教学之余，他和孩子们一起精心照料着他们的“希望”果园。果子成熟后，赚来的钱又变成了学生们手中的奖品。
李涛非常爱干净，他希望学生们也像他一样，看上去干净整洁。为此，他甚至自己花钱去县城买来理发工具，利用午休时间，为学生理发。没料想这一来，他几乎成了村里的义务理发员，男女老少头发长了都找他。
他教的学生出去，别人都说像城里娃娃，李涛特别自豪。
回忆永远是这群“代课教师”最幸福的时刻。李涛翻弄着摆满了一床的荣誉证书，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坐在《民生周刊》记者面前的李涛，讲话逻辑性很强，吐字清晰，稍微带着些陕北口音。无法想象，温文尔雅的背后，是怎样的一份坚持。
“我们是民办教师，不是代课教师。”李涛不断地向《民生周刊》记者重复着这句话。在他看来，民办教师是可以转正成为公办教师的，而代课教师则像在城里打工的临时工。
之所以强调自己的身份是民办教师，李涛的依据是延安市教育局1992年给他们颁发的民办教师资格证。在他们看来，这个证件就是证明“民办教师”身份的有力证据。
“既然延安市当时给我们颁发了民办教师资格证，就说明他们认为我们是合格的民办教师。”不仅李涛，在这个将近800人的群体中，几乎人人都持这样的观点。
在他们看来，他们应该像那些拿着省证（陕西省颁发的民办教师资格证）的民办教师一样，有参加转正考试的机会。
“可是，我们没有参加过一次转正考试。”李涛强调，他相信如果有机会参加转正考试，凭借自己的实力，一定能够成为公办教师。
从参加工作到被清退，24年来，李涛一直想着参加一次民办教师转成公办教师的考试。“从教24年来，每天都在想着能考试，睡觉都想着。”但是，他一次机会都没有等到。“上访的目的就是希望有政策能够承认我们是一名人民教师。”
这些年，不断上访，对李涛打击最大的是2006年去北京。
2006年11月31日，他带着25名教师从延安坐火车到北京，在到了教育部、国家信访局等部门后，他们商量认为，最能解决问题的地方可能是中南海。
一群人浩浩荡荡坐上公交车，刚一下车，就被一些人叫到了一旁。
陕西省驻京办的工作人员随即赶来，把他们拉到了距离国信宾馆不远的一个救助站里住了下来。这一晚，他们竟然都睡得很香，救助站里的暖气远比外面的小旅馆好得多。
第二天，迅速赶来的延安市政府和各个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开始轮番说服他们，这样的说服工作持续了几天，直到有一天晚上，李涛清楚地记得，延安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省里来了领导，要见他们。
25个人兴冲冲地跑到国信宾馆，以为这一次真的可以解决问题了。令李涛没想到的是，他们最终被强行带上早已停在宾馆门口的大巴，车子一刻都没有停留，直向延安开去。
更让李涛想不到的是，回到延安后，迎接他的是安塞县公安局的车，李涛被拘禁15天。
一提到拘留所里的日子，李涛的眼泪止不住地落下来。他说，每天晚上，他都能听到楼下有一名乞丐在唱歌。“当时我想死的心都有。”他觉得自己连一个乞丐都不如，至少人家还有自由，而他为了教书，家顾不上，钱没挣到，最后落得一个被拘禁的下场。
李涛重获自由的那天，延安下着大雪，远远看见站在雪中等候他的妻子和儿女时，他下定决心，今后再也不上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