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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我是一个立足于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或者是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我只是希望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过一个无怨无悔的人生
Q:您觉得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A:理想决定具体目标，没有目标的社会和人生都是不可思议的。同时我也认为，理想总是在现实前面引路，所以她和现实之间必然是有距离的。因此，只要我全心全意为理想奋斗过、努力过，我就能坦然面对现实中可能仍不理想、甚至很不理想的欠缺。
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能我是一个立足于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或是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我已过了做梦的年龄，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对自己当初的选择负起责任，过一个无怨无悔的人生。
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的后代认为我们在许多方面做得并不完美时，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我已尽到全部努力。这是我一个很大的愿望。
Q:说到体制常常让人想到非人格化，您是如何做到身为官员又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女人呢？
A:任何人都是一个多面体，在不同场合表现不同的身份要求。作为一个官员的我，在体制之内工作，而体制代表的是我们身处的国家机器的某种组织形式和运行方式，它是人设计的，但这种设计一旦被植入国家机器就会按它的逻辑运行，就像电脑跟软件的关系一样，这时，体制运行的非人格化、以及官员言行一定程度的非人格化，是必须的、也应该被理解的。
在非公务时间，官员应该、而且有权利在法律和纪律许可的范围内，使自己还原成一个正常自然的普通人，自由地表现自己的兴趣爱好、喜怒哀乐。
从我接触的很多官员来看，作为自然人的一面，不论男女，他们很多人的内心都非常丰富，甚至在作工作决策时，他们也常常表现出人性中的善良美好。遗憾的是，不少官员平时对自己包裹太严实，使人们无从认识到他们的另一面，而平添了人们对一些官员的误解。
我认为，在我的整个生命过程中，做官只是一阵子的事情，做人却是一辈子的事情。在工作中，我是上级的下级，也是下级的上级；在生活中，我是朋友的朋友，是老师的学生或者学生的老师；在家庭中，我是父母的孩子，是孩子的母亲，是丈夫的妻子，是姐弟的妹和姐。上天赋予了我们如此丰富的角色，是让我们有限的生命活得更加多彩，我为什么只要活出一种呢？
Q:从政多年，最值得您骄傲的政绩是？
A:说实话，我不太喜欢“政绩”这两个字，我觉得这两字听起来显得功利了一点。并且，官员所做的某些工作是否算得上“政绩”，那需要社会、公众来评价，有些甚至是需要时间、需要历史来评判。
Q:基层民主现状乐观吗？主要问题和障碍在哪里？
A:我感觉基层民主还是在稳步向前发展。下一步，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应该作更多努力：一是相关法律在操作细节方面的配套和完善；二是公众的公民意识的培养。这两个方面同等重要。
Q
中国人都期待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很难推进，问题出在哪里？
A:虽然很难，但上上下下、社会各界还是一直在推，改革也一直在行进中。不同的利益群体站在不同的角度，对此有不同的认识和感受，我觉得这很自然。
我觉得，对于公民的责任、义务和与之相匹配的权力，我们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作出了很好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法规在操作层面的配套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法律的价值，在于它是鲜活的社会行为和公民行为的规范，而不是仅仅成为某种抽象理念和精神的宣示。
再就是全社会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行为的养成。这些年县级人大代表的选举，依法实行全体选民直接选举，有些地方仍然执行得不怎么好，一方面有选举组织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公民自身履行责任不够的原因。
我们到北欧去作选举考察，天黑了，在一个投票站，我们问了很多选民一个相同的问题：这么晚了还大老远地来投票，为什么？有的回答：我是选民，这是我的权利。有的则答：我是一个公民，这是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
Q:有人说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民主，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A
这是一个因果倒置的问题，就好比有人说这个孩子一字不识、不适合上学念书一样。
从精神层面来讲，民主意味着法治、平等、尊重、理智、协商、宽容、妥协等等科学理念。民主实践是一个很好的社会课堂，在那里人们可以逐渐学到这些宝贵东西，这也是我们社会普遍的、迫切的需要。
不是因为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民主，相反，是因为民主意识培育发展不够，才使得人们的素质参差不齐。
Q:党内民主如何推进？
A:进一步完善党代会制度；进一步确立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进一步落实党员在党内的民主权利。
Q:你觉得中国共产党有可能成为类似新加坡或台湾的执政党吗？
A:我觉得政党制度就像人们穿的鞋子一样，合脚的就是最好的，皮鞋和布鞋没有必要彼此复制。
我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这是有别于新加坡和台湾执政党的一个根本的不同点。
不过我觉得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执政方式上，的确有很多可资学习借鉴的地方。
Q:爱心世界小组里（四川雅安当地的一个类NGO组织），你具体做些什么？
A:“爱心世界”是雅安一些关注农村教育的年轻公务员，在几年前自发形成的一个松散群体，没有组织结构，没有民政登记，只是大家空闲时聚在一起，为需要帮助的儿童少年就读书问题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来去自由的那种。
前些年主要是大家自发捐款，每月三五十元不等，或者通过自己的社会活动能力筹集一些资金，全部用来为一些家庭困难的孩子交学杂费，尽可能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国家实施农村基础教育免费政策之后，重点就转向帮助一些家庭困难的农村高中生，现在长年保持有100人左右，每人每期600元的样子。
我觉得一个地方能有这样长期坚持的爱心行动，十分宝贵。我相信受过别人帮助的孩子们，会把这种爱传导给别的更多的人。我很喜欢这些青年，我是他们中普通的一员，我更多是对他们给予道义和精神方面的支持。
有时候，我也通过雅安外面的朋友们提供一些资助，最多的一笔是1万元，我记得他们当时一阵狂喜，这在里面是很大的一笔。他们一般也不找我，找到我都是他们觉得比较难办的事，只要没有与现行政策相冲突，我会尽量去做。
Q: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吗？
A:是的，我经常感受到自己在幸福中。工作方面，我能够比较得心应手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职务方面，我比一些比我更优秀的人还高；丈夫虽然不挺拔英武，但对我非常呵护体贴，他有着广泛而健康的兴趣，令我们的家庭生活充满了快乐；孩子虽然算不上社会栋梁，却是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的好公民；闺中朋友很真诚，可以相互倾诉和倾听；同事们很友善，工作中互相支持帮助。
当然有时候也有郁闷和苦恼，但是很快会过去，如果一个人时时都在快乐中，也就无所谓快乐了，正如月亮的阴晴圆缺，四季的缤纷多彩；正是人生的喜怒哀乐，才构成生命的有滋有味。
我很感谢命运，感谢大自然，感谢我的亲人、朋友、同事以及一些我并不相识的人，让我拥有现在这一切。
(文字整理 本刊记者 何三畏)
Q:您觉得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A:理想决定具体目标，没有目标的社会和人生都是不可思议的。同时我也认为，理想总是在现实前面引路，所以她和现实之间必然是有距离的。因此，只要我全心全意为理想奋斗过、努力过，我就能坦然面对现实中可能仍不理想、甚至很不理想的欠缺。
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能我是一个立足于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或是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我已过了做梦的年龄，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对自己当初的选择负起责任，过一个无怨无悔的人生。
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的后代认为我们在许多方面做得并不完美时，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我已尽到全部努力。这是我一个很大的愿望。
Q:说到体制常常让人想到非人格化，您是如何做到身为官员又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女人呢？
A:任何人都是一个多面体，在不同场合表现不同的身份要求。作为一个官员的我，在体制之内工作，而体制代表的是我们身处的国家机器的某种组织形式和运行方式，它是人设计的，但这种设计一旦被植入国家机器就会按它的逻辑运行，就像电脑跟软件的关系一样，这时，体制运行的非人格化、以及官员言行一定程度的非人格化，是必须的、也应该被理解的。
在非公务时间，官员应该、而且有权利在法律和纪律许可的范围内，使自己还原成一个正常自然的普通人，自由地表现自己的兴趣爱好、喜怒哀乐。
从我接触的很多官员来看，作为自然人的一面，不论男女，他们很多人的内心都非常丰富，甚至在作工作决策时，他们也常常表现出人性中的善良美好。遗憾的是，不少官员平时对自己包裹太严实，使人们无从认识到他们的另一面，而平添了人们对一些官员的误解。
我认为，在我的整个生命过程中，做官只是一阵子的事情，做人却是一辈子的事情。在工作中，我是上级的下级，也是下级的上级；在生活中，我是朋友的朋友，是老师的学生或者学生的老师；在家庭中，我是父母的孩子，是孩子的母亲，是丈夫的妻子，是姐弟的妹和姐。上天赋予了我们如此丰富的角色，是让我们有限的生命活得更加多彩，我为什么只要活出一种呢？
Q:从政多年，最值得您骄傲的政绩是？
A:说实话，我不太喜欢“政绩”这两个字，我觉得这两字听起来显得功利了一点。并且，官员所做的某些工作是否算得上“政绩”，那需要社会、公众来评价，有些甚至是需要时间、需要历史来评判。
Q:基层民主现状乐观吗？主要问题和障碍在哪里？
A:我感觉基层民主还是在稳步向前发展。下一步，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应该作更多努力：一是相关法律在操作细节方面的配套和完善；二是公众的公民意识的培养。这两个方面同等重要。
Q
中国人都期待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很难推进，问题出在哪里？
A:虽然很难，但上上下下、社会各界还是一直在推，改革也一直在行进中。不同的利益群体站在不同的角度，对此有不同的认识和感受，我觉得这很自然。
我觉得，对于公民的责任、义务和与之相匹配的权力，我们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作出了很好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法规在操作层面的配套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法律的价值，在于它是鲜活的社会行为和公民行为的规范，而不是仅仅成为某种抽象理念和精神的宣示。
再就是全社会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行为的养成。这些年县级人大代表的选举，依法实行全体选民直接选举，有些地方仍然执行得不怎么好，一方面有选举组织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公民自身履行责任不够的原因。
我们到北欧去作选举考察，天黑了，在一个投票站，我们问了很多选民一个相同的问题：这么晚了还大老远地来投票，为什么？有的回答：我是选民，这是我的权利。有的则答：我是一个公民，这是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
Q:有人说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民主，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A
这是一个因果倒置的问题，就好比有人说这个孩子一字不识、不适合上学念书一样。
从精神层面来讲，民主意味着法治、平等、尊重、理智、协商、宽容、妥协等等科学理念。民主实践是一个很好的社会课堂，在那里人们可以逐渐学到这些宝贵东西，这也是我们社会普遍的、迫切的需要。
不是因为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民主，相反，是因为民主意识培育发展不够，才使得人们的素质参差不齐。
Q:党内民主如何推进？
A:进一步完善党代会制度；进一步确立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进一步落实党员在党内的民主权利。
Q:你觉得中国共产党有可能成为类似新加坡或台湾的执政党吗？
A:我觉得政党制度就像人们穿的鞋子一样，合脚的就是最好的，皮鞋和布鞋没有必要彼此复制。
我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这是有别于新加坡和台湾执政党的一个根本的不同点。
不过我觉得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执政方式上，的确有很多可资学习借鉴的地方。
Q:爱心世界小组里（四川雅安当地的一个类NGO组织），你具体做些什么？
A:“爱心世界”是雅安一些关注农村教育的年轻公务员，在几年前自发形成的一个松散群体，没有组织结构，没有民政登记，只是大家空闲时聚在一起，为需要帮助的儿童少年就读书问题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来去自由的那种。
前些年主要是大家自发捐款，每月三五十元不等，或者通过自己的社会活动能力筹集一些资金，全部用来为一些家庭困难的孩子交学杂费，尽可能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国家实施农村基础教育免费政策之后，重点就转向帮助一些家庭困难的农村高中生，现在长年保持有100人左右，每人每期600元的样子。
我觉得一个地方能有这样长期坚持的爱心行动，十分宝贵。我相信受过别人帮助的孩子们，会把这种爱传导给别的更多的人。我很喜欢这些青年，我是他们中普通的一员，我更多是对他们给予道义和精神方面的支持。
有时候，我也通过雅安外面的朋友们提供一些资助，最多的一笔是1万元，我记得他们当时一阵狂喜，这在里面是很大的一笔。他们一般也不找我，找到我都是他们觉得比较难办的事，只要没有与现行政策相冲突，我会尽量去做。
Q: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吗？
A:是的，我经常感受到自己在幸福中。工作方面，我能够比较得心应手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职务方面，我比一些比我更优秀的人还高；丈夫虽然不挺拔英武，但对我非常呵护体贴，他有着广泛而健康的兴趣，令我们的家庭生活充满了快乐；孩子虽然算不上社会栋梁，却是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的好公民；闺中朋友很真诚，可以相互倾诉和倾听；同事们很友善，工作中互相支持帮助。
当然有时候也有郁闷和苦恼，但是很快会过去，如果一个人时时都在快乐中，也就无所谓快乐了，正如月亮的阴晴圆缺，四季的缤纷多彩；正是人生的喜怒哀乐，才构成生命的有滋有味。
我很感谢命运，感谢大自然，感谢我的亲人、朋友、同事以及一些我并不相识的人，让我拥有现在这一切。
(文字整理 本刊记者 何三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