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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士人的形色之美是以内在精神为基础的，人的内在精神气度成为了魏晋人物评价的最高标准和原则。本文主要从精神方面来分析魏晋士人的审美价值取向。
李泽厚《美的历程》讲魏晋风度时提到：“人在这里不再如两汉那样以外的功业、节操、学问，而主要以其内在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受到了尊敬和顶礼。”
一、精神之美的审美表现
魏晋时期士人多谈论老庄之学，清谈成为当时的时尚活动，他们谈玄讲道，参悟生命。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底色，名士追求玄远潇洒的人生境界。人的内在精神气度成为了魏晋人物评价的最高标准和原则。
（一）才思敏捷
魏晋时期，名士是时尚，清谈更是大众的时尚活动。清谈体现着一个人的口才和学识。若名士无法在清谈中有绝佳表现，名士风貌便会逊色颇多。在这样的活动中，对于名士的学识和才思是极大地考验。《世说新语·言语》篇共一百零八则，名士们妙语连珠，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士人们的敏捷才思。“诸葛厷年少不肯学问。始与王夷甫谈，便已超诣。王叹曰：‘卿天才卓出，若复小加研寻，一无所愧。’厷后看《庄》《老》，更与王语，便足相抗衡。”健谈和有学问是清谈家们必备的品质，这样的活动承载着他们生命的意趣。例如，卫玠是有名的美男子，他不仅外貌出众，更是天资聪慧，无论是外形还是内在精神，无疑都是典范式的人物。他极爱清谈，《世说新语·赏誉》篇中提到王子平每闻卫玠言，辄叹息绝倒。阮籍为司马昭写的劝进文，很多人称之为阮籍一生的污点，但在《世说新语·文学》篇并未对这一行为作评价，而将审美的重点放在赞美阮籍的文采，说其宿醉之后写的文章“无所点定”，极力褒奖他的文思敏捷。人物审美不再以善为目的而放在个人的审美意蕴上。
（二）意趣高雅
“雅”为优雅、高雅，当然亦可引申为雅趣，魏晋的名士，追求雅趣是其生活的另一重要内容。《世说新语·雅量》篇便详细展示了名士的雅致生活。夏玄侯靠在柱子上写字，天降大雨，惊雷引柱子着火，衣服都烧焦了，但他神色不变，照常写字。和左右宾客东倒西歪的样子形成鲜明对比。《世说新语·任诞》篇中提到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暂住于别人的空宅当中，命人种竹子，别人认为只是暂住，何必种竹？他啸咏良久，回答道：“何可一日无此君？”古往今来，竹作为“四君子”之一，它的高雅脱俗被文人所喜爱推崇。再如他去拜访戴安道，连夜行船一夜才到，结果到门口又不进去，“兴尽而反”便从此来。这便是文人的雅兴，既然兴致已经达到，进与不进又有什么区别，这样的闲情逸致若不是意趣高雅之人恐怕难以做到。
（三）旷达率真
旷达表现为思想、情感上的尽情流露，不受拘束。这样的开阔心胸在魏晋名士们面对死亡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嵇康被处以死刑时，神色不变，一曲《广陵散》使其生命的意义更加得以升华，“《广陵散》于今绝矣！”三千人上书希望以他为师。这样的名士在生命的最后，仍旧把音乐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重要，此间风采悲壮但更令人敬佩。《世说新语·雅量》中提到：“裴叔则被收，神气无变，举止自若。求纸笔作书。书成，救者多，乃得免。”说到裴楷被捕时，仍然神态不变，举动如常。谢安隐居在东山时，乘船到海上游玩。海面上风起云涌，孙绰、王羲之等人神色全都惊惧不已，谢安却兴致高昂，吟诗长啸，只有当浪头更猛时，才要返回。旷达率真是魏晋名士的又一标签，他们在追求生命意趣的同时，表现出独特的人生态度。面对死亡的旷达，更能体现出对于人生的豁达。阮籍一生蔑视权贵放纵不羁、刘伶终日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这些都是他们追求放达率真人生的具体表现。
（四）风骨豪情
风骨豪情在《世说新语·豪爽》篇中多有体现，王敦更是其中典型代表。这一篇章共十三则，其中六则都与王敦有关。豪爽是性情的流露，展现出魏晋士人们的器宇轩昂之态。王敦语因名声不好，别人谈论技能才艺时，他无话可插，因懂得击鼓，便挥袖击鼓，神情豪迈向上，旁若无人，引得满座赞叹。他自己也评价自己“高朗疏率”，这样至真至性着实引人惊叹。恒温状貌英武，气概不凡，满座的人都感慨赞叹，但别人仍提出：“恨卿辈不见王大将军。”更从侧面反映出王敦的豪爽。这样的风骨豪情还体现在建安文人身上，他们将关注的视野放在人民生活上，曹操《蒿里行》中写“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样的惨痛场面，是士人对人民生活的关注，也体现出士人对于生命价值的思考，以及对人生命运的思考。尽管世事无常、政治风云诡谲难测，永远无法预料到明天的变化，但他们并没有消沉堕落。他们更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爱国豪情。《文心雕龙》提到建安时期的诗歌特点为“风骨”，曹植《白马篇》中写“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样的大无畏精神正是建安风骨的展现。“风骨”二字，展示出的是一种阳刚之气，一种士人身上豪爽的侠士之气，承载着那个时代独特的悲壮豪情。
二、魏晋独特的审美观产生的历史渊源
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提到：“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个体的生命价值很难得到实现，他们内心苦闷难以纾解，只能将关注的目光转移到自然山水风光和自身内在精神的追求上。这段长达200多年的混战时期，士人阶层生活空间被压缩，儒家所倡导入世的价值观被冲击，士人的政治热情被极大削减，他们开始寻求自身的内在价值。
魏晋时期残酷的社会政治使得文人阶层受到了极大身心伤害，传统的儒家理想无法安慰士人阶层的心灵。精神家园的失守使得士人们的精神无所依托。玄学作为一种新的良药，开始走入人们的生活，帮助人们走出重重困境，重新构建起一个新的精神家园。与此同时，魏晋时期个人的审美价值从整个社会生活当中解放出来。魏晋名士将美视作个体精神不能缺少的成分，希冀从纯粹审美的角度，而不是个体的实用或者功利角度对人物进行审美，在自然之道基础上对个体自身的存在价值更多地侧重于人物自身的品德、风度上。这一切与个体自身生命意识的觉醒有着极其深刻的联系。玄学以其超脱物外、不染尘俗的内在哲思，为魏晋文人的艺术鉴赏、审美心理提供了新的角度。
三、形神兼备的审美特点
在中国美学史上，对于人物气质的品评是人物品藻的重要部分，一个人的外在容貌是天生的不可选择的，但是内在的精神气质是可以通过后期的不断努力改变的，后者更能体现出每个人的独特价值。在那个政治混乱不堪的社会，士人亲眼目睹了太多的聚散幻灭，他们将审美的眼光转向自身，转向对自我性情、人格的完美追求，他们尊重自我的个性价值，肯定自身的独特存在，形成了一种内外兼修、形神兼备的审美风尚。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指出：“‘世说新语’时代尤沉醉于人物的容貌、器识、肉体与精神的美”，这一时期注重对人物形体容貌美的欣赏追求，身体、外貌成为魏晋人物品藻的一种标准，但并不是唯一标准。他们并非完全以貌取人，“名士風流”更多的是注重学识、内涵、态度。刘伶虽无法成为“芝兰玉树”式的人物，但绝对无妨他成为一名令人敬仰的名士。这样的重形亦重神的人物审美态度，亦应为我们后人更多地借鉴发展。
（长安大学）
作者简介：乔彤（1995—），女，陕西西安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李泽厚《美的历程》讲魏晋风度时提到：“人在这里不再如两汉那样以外的功业、节操、学问，而主要以其内在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受到了尊敬和顶礼。”
一、精神之美的审美表现
魏晋时期士人多谈论老庄之学，清谈成为当时的时尚活动，他们谈玄讲道，参悟生命。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底色，名士追求玄远潇洒的人生境界。人的内在精神气度成为了魏晋人物评价的最高标准和原则。
（一）才思敏捷
魏晋时期，名士是时尚，清谈更是大众的时尚活动。清谈体现着一个人的口才和学识。若名士无法在清谈中有绝佳表现，名士风貌便会逊色颇多。在这样的活动中，对于名士的学识和才思是极大地考验。《世说新语·言语》篇共一百零八则，名士们妙语连珠，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士人们的敏捷才思。“诸葛厷年少不肯学问。始与王夷甫谈，便已超诣。王叹曰：‘卿天才卓出，若复小加研寻，一无所愧。’厷后看《庄》《老》，更与王语，便足相抗衡。”健谈和有学问是清谈家们必备的品质，这样的活动承载着他们生命的意趣。例如，卫玠是有名的美男子，他不仅外貌出众，更是天资聪慧，无论是外形还是内在精神，无疑都是典范式的人物。他极爱清谈，《世说新语·赏誉》篇中提到王子平每闻卫玠言，辄叹息绝倒。阮籍为司马昭写的劝进文，很多人称之为阮籍一生的污点，但在《世说新语·文学》篇并未对这一行为作评价，而将审美的重点放在赞美阮籍的文采，说其宿醉之后写的文章“无所点定”，极力褒奖他的文思敏捷。人物审美不再以善为目的而放在个人的审美意蕴上。
（二）意趣高雅
“雅”为优雅、高雅，当然亦可引申为雅趣，魏晋的名士，追求雅趣是其生活的另一重要内容。《世说新语·雅量》篇便详细展示了名士的雅致生活。夏玄侯靠在柱子上写字，天降大雨，惊雷引柱子着火，衣服都烧焦了，但他神色不变，照常写字。和左右宾客东倒西歪的样子形成鲜明对比。《世说新语·任诞》篇中提到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暂住于别人的空宅当中，命人种竹子，别人认为只是暂住，何必种竹？他啸咏良久，回答道：“何可一日无此君？”古往今来，竹作为“四君子”之一，它的高雅脱俗被文人所喜爱推崇。再如他去拜访戴安道，连夜行船一夜才到，结果到门口又不进去，“兴尽而反”便从此来。这便是文人的雅兴，既然兴致已经达到，进与不进又有什么区别，这样的闲情逸致若不是意趣高雅之人恐怕难以做到。
（三）旷达率真
旷达表现为思想、情感上的尽情流露，不受拘束。这样的开阔心胸在魏晋名士们面对死亡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嵇康被处以死刑时，神色不变，一曲《广陵散》使其生命的意义更加得以升华，“《广陵散》于今绝矣！”三千人上书希望以他为师。这样的名士在生命的最后，仍旧把音乐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重要，此间风采悲壮但更令人敬佩。《世说新语·雅量》中提到：“裴叔则被收，神气无变，举止自若。求纸笔作书。书成，救者多，乃得免。”说到裴楷被捕时，仍然神态不变，举动如常。谢安隐居在东山时，乘船到海上游玩。海面上风起云涌，孙绰、王羲之等人神色全都惊惧不已，谢安却兴致高昂，吟诗长啸，只有当浪头更猛时，才要返回。旷达率真是魏晋名士的又一标签，他们在追求生命意趣的同时，表现出独特的人生态度。面对死亡的旷达，更能体现出对于人生的豁达。阮籍一生蔑视权贵放纵不羁、刘伶终日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这些都是他们追求放达率真人生的具体表现。
（四）风骨豪情
风骨豪情在《世说新语·豪爽》篇中多有体现，王敦更是其中典型代表。这一篇章共十三则，其中六则都与王敦有关。豪爽是性情的流露，展现出魏晋士人们的器宇轩昂之态。王敦语因名声不好，别人谈论技能才艺时，他无话可插，因懂得击鼓，便挥袖击鼓，神情豪迈向上，旁若无人，引得满座赞叹。他自己也评价自己“高朗疏率”，这样至真至性着实引人惊叹。恒温状貌英武，气概不凡，满座的人都感慨赞叹，但别人仍提出：“恨卿辈不见王大将军。”更从侧面反映出王敦的豪爽。这样的风骨豪情还体现在建安文人身上，他们将关注的视野放在人民生活上，曹操《蒿里行》中写“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样的惨痛场面，是士人对人民生活的关注，也体现出士人对于生命价值的思考，以及对人生命运的思考。尽管世事无常、政治风云诡谲难测，永远无法预料到明天的变化，但他们并没有消沉堕落。他们更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爱国豪情。《文心雕龙》提到建安时期的诗歌特点为“风骨”，曹植《白马篇》中写“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样的大无畏精神正是建安风骨的展现。“风骨”二字，展示出的是一种阳刚之气，一种士人身上豪爽的侠士之气，承载着那个时代独特的悲壮豪情。
二、魏晋独特的审美观产生的历史渊源
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提到：“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个体的生命价值很难得到实现，他们内心苦闷难以纾解，只能将关注的目光转移到自然山水风光和自身内在精神的追求上。这段长达200多年的混战时期，士人阶层生活空间被压缩，儒家所倡导入世的价值观被冲击，士人的政治热情被极大削减，他们开始寻求自身的内在价值。
魏晋时期残酷的社会政治使得文人阶层受到了极大身心伤害，传统的儒家理想无法安慰士人阶层的心灵。精神家园的失守使得士人们的精神无所依托。玄学作为一种新的良药，开始走入人们的生活，帮助人们走出重重困境，重新构建起一个新的精神家园。与此同时，魏晋时期个人的审美价值从整个社会生活当中解放出来。魏晋名士将美视作个体精神不能缺少的成分，希冀从纯粹审美的角度，而不是个体的实用或者功利角度对人物进行审美，在自然之道基础上对个体自身的存在价值更多地侧重于人物自身的品德、风度上。这一切与个体自身生命意识的觉醒有着极其深刻的联系。玄学以其超脱物外、不染尘俗的内在哲思，为魏晋文人的艺术鉴赏、审美心理提供了新的角度。
三、形神兼备的审美特点
在中国美学史上，对于人物气质的品评是人物品藻的重要部分，一个人的外在容貌是天生的不可选择的，但是内在的精神气质是可以通过后期的不断努力改变的，后者更能体现出每个人的独特价值。在那个政治混乱不堪的社会，士人亲眼目睹了太多的聚散幻灭，他们将审美的眼光转向自身，转向对自我性情、人格的完美追求，他们尊重自我的个性价值，肯定自身的独特存在，形成了一种内外兼修、形神兼备的审美风尚。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指出：“‘世说新语’时代尤沉醉于人物的容貌、器识、肉体与精神的美”，这一时期注重对人物形体容貌美的欣赏追求，身体、外貌成为魏晋人物品藻的一种标准，但并不是唯一标准。他们并非完全以貌取人，“名士風流”更多的是注重学识、内涵、态度。刘伶虽无法成为“芝兰玉树”式的人物，但绝对无妨他成为一名令人敬仰的名士。这样的重形亦重神的人物审美态度，亦应为我们后人更多地借鉴发展。
（长安大学）
作者简介：乔彤（1995—），女，陕西西安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