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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18年以来，尼日利亚农牧民之间的暴力冲突事件频频见诸报端，折射出这个国家和平安全形势出现较大变化。比如今年1月，尼日利亚贝努埃州发生农牧民冲突，造成至少11人死亡，尼军方不得不向该州派遣特种部队以应对冲突。此前，无论是尼政府还是国际社会，均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极端组织“博科圣地”及其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上，对农牧民冲突的关注度并不高。但事实上，从影响来看，农牧民冲突已成为尼日利亚国家安全甚至国家统一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亟需各界妥善应对。
天灾人祸
尼日利亚当前的农牧民冲突主要是富拉尼牧民与定居的少数民族农民之间的冲突，主要发生在土地肥沃的中部地带。富拉尼是非洲西部的跨界民族，也是非洲最大民族之一，多信仰伊斯兰教。今天在尼日利亚的富拉尼人超过半数已豪萨化，与豪萨人形成豪萨-富拉尼族，是尼日利亚第一大民族，在尼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有一部分富拉尼人仍保留游牧习俗，被称为“养牛者富拉尼人”。尼日利亚农牧民冲突在近些年集中爆发是一系列复杂因素累积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自然环境不断恶化增加了农牧民冲突的风险。历史上，信仰伊斯兰教的富拉尼牧民与信仰基督教的定居农民以及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比较和谐，农牧民是一种和平共生的关系，牛粪可以用来给农田施肥，牧民以此换取放牧权。牧民从农民那里购买粮食，农民则从牧民那里购买奶制品。通常，北边的富拉尼牧民在旱季向南部迁徙，为牛群寻找合适的牧场;到了雨季，则赶着牛群回到半干旱地带，以躲避萃萃蝇的侵扰。在20世纪初期，受北部连年干旱影响，同时为躲避殖民当局在北区征收的牛头税，一些富拉尼牧民开始向南部迁移。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气候变化加剧，旱季越来越长，尼北部不少地区已变成了沙漠或半沙漠，迫使牧民不断向南迁徙，一些牧民选择在中部地带永久放牧，还建起了临时的医院和学校，引发了与当地农民围绕土地和水源使用权的纠纷和争夺。此外，随着乍得湖面积大幅萎缩，乍得、喀麦隆和尼日尔的牧民也陷入困境，不少牧民涌入尼日利亚，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农牧民冲突。
其次，经济社会变迁加大了农牧业之间的矛盾。尼日利亚是农业国，绝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政府也一直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农业发展，以增加粮食产量。在政府的鼓励和帮助下，农民积极开垦荒地。但是，大规模的农田开发逐渐蚕食了此前用来放牧的土地，牧民的法定放牧区、牲畜饮水点、迁移线路也未能幸免。此外，尼日利亚的国家冲积平原开发项目鼓励农民种植价格更高的农作物，特别是西红柿和洋葱，这些农产品收割后没什么残余物可以用来喂养牧民的牲畜，而牧民的牛群则常常闯入农田破坏农作物，引发农民与牧民的矛盾。传统上，尼日利亚农民和牧民之间有一套解决矛盾的机制。牧民赶着牛群迁移前，要和沿途村子的酋长就迁徙路线等重要事项达成共识。如果牛群踩踏庄稼损害农民利益，酋长和牧民首领一起商讨解决。这种机制在上世纪70年代后逐步被弱化，转而由警察、法庭参与调解冲突。引入现代司法体系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和现代化进程不可或缺，但是尼日利亚腐败现象严重，警察常常会敲诈勒索，而且法庭裁决过程冗长，其间往往禁止牛群迁徙，这些都令牧民反感和不满。此外，当地官员更倾向于照顾定居农民，以便在选举时得到他们的选票。因此，富拉尼牧民越来越感到被边缘化，对政府的调停和裁定失去信心，倾向于诉诸暴力解决争端。
最后，北部安全形势恶化给农牧民冲突火上浇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尼日利亚北部一些州偷牛现象非常严重，偷牛还是“博科圣地”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去年，富拉尼牧民的庇护组织尼日利亚养牛者协会一位副主席称，其协会成员的100多万头牛和其他牲畜落到了“博科圣地”手中，给富拉尼牧民造成巨大损失。由于匪患和偷牛问题严重，以前仅仅靠弓箭等传统冷兵器防身的富拉尼牧民也开始全副武装，对抗偷牛贼和其他犯罪团伙。同时，农民也组建了自卫性质的民兵组织。尼日利亚是西非小武器泛滥最为严重的国家，根据尼官方消息，目前西非地区非法小武器约有5亿件，其中70%流落在尼日利亚境内。小武器泛滥无疑使农牧民冲突中伤亡人数大幅上升。
影响深远
农牧民冲突不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制约农业、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使民族国家构建、民主化进程步履维艰，还威胁着西非次区域的和平与安全。用尼总统布哈里的话说，这是一场“国家灾难”。
一是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2016年，尼日利亚死于农牧民冲突的人数估计在2500人左右，比同一时期因“博科圣地”暴恐活动而死亡的人数还要多。贝努埃州是农牧民冲突最为严重的州之一，2014年至2017年约有1878人因此丧生。在卡杜纳州、贝努埃州和高原州，同期至少有6.2万人因此流离失所。农牧民冲突造成的经济损失也非常大，201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尼联邦政府因贝努埃州、卡杜纳州、纳萨拉瓦州和高原州农牧民冲突每年损失的收入高达137亿美元。
二是影响民族国家构建。尼日利亚之所以被称为“西非巨人”，不仅在于其经济体量、人口规模和广阔地域，更在于其“统一中的多元性”。但当国家无力妥善应对冲突时，冲突双方往往会借助并强化本族的民族宗教认同，而不是对尼日利亚的国家认同。此外，农牧民矛盾容易被其他势力利用，对尼日利亚的统一造成威胁。牧民对少数民族农民的袭击，被一些基督徒群体解读为富拉尼人“巧妙伪装的圣战”。在尼东南部，伊博族民族分裂运动组织还借机鼓吹恢复“比夫拉共和国”。显然，农牧民冲突加剧了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猜忌和仇恨，影响民族国家构建进程。 三是给2019年大选增添变数。虽然目前农牧民冲突大多是局部的，但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尼将难以为2019年大选营造和平稳定的环境。近几年，富拉尼牧民杀人事件引起了很多尼日利亚人的不满，一些人甚至要求联邦政府将牧民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布哈里出身富拉尼族，同时又与养牛者协会有联系，所以很多人认为他对富拉尼牧民过于软弱，甚至有意偏袒富拉尼牧民。有评论认为，如何应对农牧民冲突将极大地影响布哈里的选情，布哈里甚至有可能步前总统乔纳森的后尘，后者因打击“博科圣地”不够坚决在2015年大选中败选。
四是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农牧民冲突是西非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具有一定的联动性。尼日利亚军方称，富拉尼牧民可以轻易动员西非和中部非洲国家的富拉尼人，甚至招募富拉尼战士。此外，尼日利亚农牧民冲突还造成难民涌入周边国家，加重了边境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反过来又为新的暴力冲突埋下隐患。“博科圣地”今年出现反弹，就与不少极端分子混迹于难民营伺机作案不无关系。
路在何方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农牧民冲突，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和措施，国际社会也参与调解，但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2015年布哈里就任总统伊始，即指示相关部门制定畜牧业综合发展规划，研究如何抑制农牧民冲突。2016年，联邦政府要求在各州为牧民划定放牧区作为临时应对措施，最终说服牧民从事大牧场畜牧业。然而，这一建议遭到以农业为主的中部和南部州的反对。从2015年到2016年，尼日利亚国民大会收到三个议案，要求通过立法形式在全国设立游牧区、划定牲畜迁徙路线和建设大牧场。但经过多轮辩论后，这三个议案均未获得通过，理由是与《1978年土地使用法》等规定相违背。凡此种种，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联邦政府应对农牧民冲突的有效性。
尼日利亚各州对农牧民冲突的态度和做法则不尽相同，但大体上都是出于民族宗教因素的考量。有些州建立了和平委员会，推动农牧民进行对话以解决冲突;有些州则通过法律管理牧民的游牧行为。2016年，南部的埃基提州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在特定区域放牧和牛群在夜间迁移，并规定一旦发现牧民携带武器，将以恐怖主义罪名起诉。在贝努埃和塔拉巴州，地方政府立法禁止四处游牧。在埃多州，地方政府计划建立有围栏的放牧区，要求牧民在放牧区放牧并交付一定费用。但许多牧民经常不遵守这些规定。在联邦首都区，富拉尼牧民依旧自由放牧。而塔拉巴州的养牛者组织不仅抵制禁止在特定区域放牧的法律，还准备和政府打官司讨说法。迫于当地民众的压力，有些州不时会在一些场所驱赶富拉尼牧民和牛群，甚至建立地方治安组织以监控牧民的行蹤。针对偷牛现象，一些州则进行了打击偷牛的专项行动。还有一些州政府与偷牛贼进行和平谈判，劝说他们放下武器、归还偷走的牛，政府则为他们修路、建医院和学校，并赠送现金和土地。这些措施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基本上缺乏可持续性。
其实，牧民和农民为了各自的生存权和经济利益，围绕土地、水等资源发生的冲突，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为解决农牧民冲突问题，尼政府不仅要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有所作为，还要与地区国家加强区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