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8年10月，德国两大全民政党——联盟党（由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和社会民主党在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的州选中相继失利。虽然基社盟在巴伐利亚州选中仍以37%的支持率保持最大党地位，但其流失选票超过10%，结束了自二战结束以来在巴伐利亚单独执掌政权的历史，不得不和另一保守主义政党“自由选民”党开启联合执政。在黑森州，基民盟以27%的选票保住第一大党的地位，但得票率却远低于上次选举的38%。在黑森州具有传統影响力的社民党的得票率则为自1946年以来的最差战绩，仅为19.8%，与左翼小党绿党相差无几。而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则以13%的支持率进入了黑森州议会。2017年德国联邦大选的形势在此轮州选中延续：全民政党式微，选择党异军突起，各小党得票率上升，德国政党格局碎片化愈发明显。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德国经济重镇两州的选情加剧了德国联邦层面政局的动荡。其一，默克尔总理任期即将止步。10月底，默克尔宣布在12月7日的汉堡党代会将不再竞选基民盟党首，虽将继续完成总理任期，却表示2020年将不再继续竞选总理。此举可解读为为联盟党选举失利负责。其二，全民政党内部人事斗争公开化加剧选民对于大联合政府的不满。基社盟党首泽霍费尔在各方压力下宣布将于2019年1月辞去党主席一职。社民党基层与青年团体JUSOS也不断对大联合政府与社民党领导层提出质疑。其三，基民盟内部的党首候选人大战已经拉开帷幕，这也是下任联邦总理人选的前战，默克尔多年来的政治成果与政治路线是否会延续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目前，德国政党政治格局碎片化趋势明显，全民党（联盟党和社民党）选票份额不断缩减，选择党已进入各州议会，左翼党和绿党在州选中获得了更多民意支持。近年来，随着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推进，德国各“政治环境”类型选民的政治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受其经济与就业等社会状况的影响，各选民群体价值观分歧加重，特别是在涉及“开放型社会和自由主义”或“封闭型社会和权威主义”的社会文化领域。可以发现，德国“政治环境”趋向保守，部分选民的权威主义与右翼保守主义倾向渐重，对国家自豪感、维护德国主流文化、质疑难民与移民、维护社会秩序的认同感上升。
虽然德国自劳动力市场改革以来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但是处于社会中下层“政治环境”类型的选民却感觉“被政治遗忘”，其不安全感与不满意度逐步升级。德国代议制民主政体中，“失望型”或者“抗议型”选民开始寻求不同代表声音，形成新的政党偏好，导致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做大，特别是在德国东、西部联邦州选民的就业与经济状况仍存不小差距的背景下。而“参与型”公民与“教育精英”等社会经济中上层的选民亦出现政党偏好转向：愈发倾向主张务实性经济政策、文化自由、强调生态环保与人权的绿党。
可以说，全民政党长期联合执政导致两者政治纲领趋同，联盟党“不右”，社民党“不左”，在拉拢中间选民的同时，忽视了新时期德国不同类型选民的价值观分歧，特别是在社会文化领域。多年来，全民党未能有效缓解选民主观上的“不确定感”，针对愈发多元化与个体化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诉求也没有做出及时政策反应，在重塑社会共识上引导作用缺失。以上因素在加剧全民党内部矛盾的同时，也导致其流失大量选民。
默克尔的辞职决定虽然较为突然，却也在意料之内。默克尔执政13年，民意支持率自2015年向难民开放边境后不断下降，且联邦政府内部争执也加剧了民众对其执政的“倦怠感”。联盟党和社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无奈组合”，缺乏让选民信服的纲领与领导力。组阁后，最让选民嗤之以鼻的是联盟党党内的公开权争。正在第四任期中的默克尔在党内的权威已经受到了较大质疑，以施潘为代表的基民盟右翼力量对于默克尔难民政策的批评不断。而姐妹党基社盟与基民盟在难民政策和欧洲政策上也离心离德，泽霍费尔甚至多次在公开场合指责默克尔的难民政策。而党外执政伙伴与对手更是令联盟党步履维艰。联盟党和社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渐失民心，默克尔直言大联合政府内部沟通不畅，工作文化差强人意，大联合政府在联邦层面的形象为全民政党在地方州选举中带来了消极影响。
2017年3月27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与正参与萨尔州州长选举的克兰普-卡伦鲍尔（举花者）共同出席一场基民盟会议。克兰普-卡伦鲍尔是默克尔倾向的基民盟党首候选人。
默克尔的辞职决定给德国政坛乃至欧洲政坛都带来了不小冲击。首先，其溢出效应波及执政伙伴社民党。社民党青年团体、党基层与中央领导层离心加剧，就社民党领导层是否也应承担州选失利责任各执一词。社民党原有阵营选民不断流失，很多民众认为该党政策已无法代表社会公正的传统中左翼理念。长期“中间道路”导致大联合政府呈跛脚之势。要求社民党尽快离开默克尔执政联盟以确保本党生存下去的呼声高涨。其次，默克尔是否能够完成其至2020年的联邦总理任期生变。左翼党极力主张重新选举，自由民主党则要求重启后默克尔时代的牙买加谈判（联盟党、绿党和自民党），而组任少数政府的呼声也再次兴起。最后，默克尔的辞职决定导致的德国政坛动荡也将震撼欧洲，为欧盟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默克尔辞去基民盟党首一职，却留任联邦总理，有三重蕴含。第一，默克尔可利用留任总理之机培养自己中意的接班人。第二，如果党首人选与其政治理念背道而驰，其权威必将进一步削弱，成为“跛脚总理”。其三，她的辞职是对大联合政府的一锤重击，或能使其警觉并贯彻实质纲领，重塑沟通高效的领导风格。
目前，有三人宣布竞选基民盟党主席。德国联邦议会前基民盟党团主席弗里德里希·默茨在默克尔宣布辞去党主席一职后立即宣布竞选主席。默茨作为党内保守派人士，提出要明确联盟党纲领，反对中间道路，与社民党纲领区分;内政上属于经济自由主义者，主张传统家庭理念，反对国家财政为社会福利支出过大;外交上提出加强欧洲议会作用，成立欧洲军队，也属于跨大西洋派。默茨在党内旧友较多，但其与默克尔的政敌关系已非新闻。2000年，默茨担任联盟党在联邦议院的党团主席，2002年默克尔从默茨手中接掌权力，2009年后，默茨不再活跃于政坛，而是以经济、财政和法务专家的身份活跃于经济界。然而，经济上的成功或也为其仕途带来负累。自2016年起，默茨担任美国知名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在德国分部的监事会主席，而目前该公司深陷德国二战后最大税务欺诈案调查。
现任德国卫生部长的施潘亦宣布竞选基民盟主席。他以党内年轻领导力量的形象出现，同时也是基民盟内右翼力量的代表。长期以来，作为默克尔中间道路和开放型难民政策的坚定批评者，施潘赢得了党内保守派的青睐。然而，他尚未有担任任何州级官员的经历，保守派的另一代表人物默茨的出现对其构成有力竞争。
曾任萨尔州长的基民盟秘书长克兰普-卡伦鲍尔也是党首的热门人选。作为默克尔亲信，她与默克尔私交笃深，且在党内拥有较高人气，曾参与起草新的政党纲领。她主张基民盟保守主义核心内容要得到重新确认。她不仅寻求党内自由派支持，也志在夺回保守派选票。她最有可能继承并且发展默克尔的政治遗产，且也拥有成功的州长经验，为基民盟保住萨尔州的选举胜利立下功劳。经济层面，克兰普-卡伦鲍尔的主张更接近中左翼，支持提高最低工资;社会问题上，要求提高议会以及企业高管层的女性比例;难民政策上虽然总体支持默克尔方针，却也在2015年难民危机期间对开放边境的决定发出过质疑。目前来看，默茨与克兰普-卡伦鲍尔主导党首之争的可能性较大。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德国经济重镇两州的选情加剧了德国联邦层面政局的动荡。其一，默克尔总理任期即将止步。10月底，默克尔宣布在12月7日的汉堡党代会将不再竞选基民盟党首，虽将继续完成总理任期，却表示2020年将不再继续竞选总理。此举可解读为为联盟党选举失利负责。其二，全民政党内部人事斗争公开化加剧选民对于大联合政府的不满。基社盟党首泽霍费尔在各方压力下宣布将于2019年1月辞去党主席一职。社民党基层与青年团体JUSOS也不断对大联合政府与社民党领导层提出质疑。其三，基民盟内部的党首候选人大战已经拉开帷幕，这也是下任联邦总理人选的前战，默克尔多年来的政治成果与政治路线是否会延续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德国政党格局碎片化加剧
目前，德国政党政治格局碎片化趋势明显，全民党（联盟党和社民党）选票份额不断缩减，选择党已进入各州议会，左翼党和绿党在州选中获得了更多民意支持。近年来，随着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推进，德国各“政治环境”类型选民的政治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受其经济与就业等社会状况的影响，各选民群体价值观分歧加重，特别是在涉及“开放型社会和自由主义”或“封闭型社会和权威主义”的社会文化领域。可以发现，德国“政治环境”趋向保守，部分选民的权威主义与右翼保守主义倾向渐重，对国家自豪感、维护德国主流文化、质疑难民与移民、维护社会秩序的认同感上升。
虽然德国自劳动力市场改革以来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但是处于社会中下层“政治环境”类型的选民却感觉“被政治遗忘”，其不安全感与不满意度逐步升级。德国代议制民主政体中，“失望型”或者“抗议型”选民开始寻求不同代表声音，形成新的政党偏好，导致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做大，特别是在德国东、西部联邦州选民的就业与经济状况仍存不小差距的背景下。而“参与型”公民与“教育精英”等社会经济中上层的选民亦出现政党偏好转向：愈发倾向主张务实性经济政策、文化自由、强调生态环保与人权的绿党。
可以说，全民政党长期联合执政导致两者政治纲领趋同，联盟党“不右”，社民党“不左”，在拉拢中间选民的同时，忽视了新时期德国不同类型选民的价值观分歧，特别是在社会文化领域。多年来，全民党未能有效缓解选民主观上的“不确定感”，针对愈发多元化与个体化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诉求也没有做出及时政策反应，在重塑社会共识上引导作用缺失。以上因素在加剧全民党内部矛盾的同时，也导致其流失大量选民。
默克尔辞职加剧德国政坛动荡
默克尔的辞职决定虽然较为突然，却也在意料之内。默克尔执政13年，民意支持率自2015年向难民开放边境后不断下降，且联邦政府内部争执也加剧了民众对其执政的“倦怠感”。联盟党和社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无奈组合”，缺乏让选民信服的纲领与领导力。组阁后，最让选民嗤之以鼻的是联盟党党内的公开权争。正在第四任期中的默克尔在党内的权威已经受到了较大质疑，以施潘为代表的基民盟右翼力量对于默克尔难民政策的批评不断。而姐妹党基社盟与基民盟在难民政策和欧洲政策上也离心离德，泽霍费尔甚至多次在公开场合指责默克尔的难民政策。而党外执政伙伴与对手更是令联盟党步履维艰。联盟党和社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渐失民心，默克尔直言大联合政府内部沟通不畅，工作文化差强人意，大联合政府在联邦层面的形象为全民政党在地方州选举中带来了消极影响。
默克尔的辞职决定给德国政坛乃至欧洲政坛都带来了不小冲击。首先，其溢出效应波及执政伙伴社民党。社民党青年团体、党基层与中央领导层离心加剧，就社民党领导层是否也应承担州选失利责任各执一词。社民党原有阵营选民不断流失，很多民众认为该党政策已无法代表社会公正的传统中左翼理念。长期“中间道路”导致大联合政府呈跛脚之势。要求社民党尽快离开默克尔执政联盟以确保本党生存下去的呼声高涨。其次，默克尔是否能够完成其至2020年的联邦总理任期生变。左翼党极力主张重新选举，自由民主党则要求重启后默克尔时代的牙买加谈判（联盟党、绿党和自民党），而组任少数政府的呼声也再次兴起。最后，默克尔的辞职决定导致的德国政坛动荡也将震撼欧洲，为欧盟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基民盟上演党首之争
默克尔辞去基民盟党首一职，却留任联邦总理，有三重蕴含。第一，默克尔可利用留任总理之机培养自己中意的接班人。第二，如果党首人选与其政治理念背道而驰，其权威必将进一步削弱，成为“跛脚总理”。其三，她的辞职是对大联合政府的一锤重击，或能使其警觉并贯彻实质纲领，重塑沟通高效的领导风格。
目前，有三人宣布竞选基民盟党主席。德国联邦议会前基民盟党团主席弗里德里希·默茨在默克尔宣布辞去党主席一职后立即宣布竞选主席。默茨作为党内保守派人士，提出要明确联盟党纲领，反对中间道路，与社民党纲领区分;内政上属于经济自由主义者，主张传统家庭理念，反对国家财政为社会福利支出过大;外交上提出加强欧洲议会作用，成立欧洲军队，也属于跨大西洋派。默茨在党内旧友较多，但其与默克尔的政敌关系已非新闻。2000年，默茨担任联盟党在联邦议院的党团主席，2002年默克尔从默茨手中接掌权力，2009年后，默茨不再活跃于政坛，而是以经济、财政和法务专家的身份活跃于经济界。然而，经济上的成功或也为其仕途带来负累。自2016年起，默茨担任美国知名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在德国分部的监事会主席，而目前该公司深陷德国二战后最大税务欺诈案调查。
现任德国卫生部长的施潘亦宣布竞选基民盟主席。他以党内年轻领导力量的形象出现，同时也是基民盟内右翼力量的代表。长期以来，作为默克尔中间道路和开放型难民政策的坚定批评者，施潘赢得了党内保守派的青睐。然而，他尚未有担任任何州级官员的经历，保守派的另一代表人物默茨的出现对其构成有力竞争。
曾任萨尔州长的基民盟秘书长克兰普-卡伦鲍尔也是党首的热门人选。作为默克尔亲信，她与默克尔私交笃深，且在党内拥有较高人气，曾参与起草新的政党纲领。她主张基民盟保守主义核心内容要得到重新确认。她不仅寻求党内自由派支持，也志在夺回保守派选票。她最有可能继承并且发展默克尔的政治遗产，且也拥有成功的州长经验，为基民盟保住萨尔州的选举胜利立下功劳。经济层面，克兰普-卡伦鲍尔的主张更接近中左翼，支持提高最低工资;社会问题上，要求提高议会以及企业高管层的女性比例;难民政策上虽然总体支持默克尔方针，却也在2015年难民危机期间对开放边境的决定发出过质疑。目前来看，默茨与克兰普-卡伦鲍尔主导党首之争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