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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6月18日，四川省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门口。
这一天，如果不是艳阳高照，二大队的队长包昌隆一定会以为自己没有睡醒。他用力揉了揉眼睛，再次定睛往公社门口望去：人民公社的牌子真的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刚喷的漆，白底黑字，在阳光下格外扎眼。
“早晨出工的时候，人民公社的牌子还在这里挂着，中午回家路过时，就被换了。”为什么要换呢?包昌隆当时没能得出答案。而更让包昌隆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换牌之举，竟是包括自己在内的数亿中国农民的命运发生改变的开始。
一个试点
向阳镇改革开放陈列室内陈列着这样一张图片：30年前的向阳镇仅仅有一条狭长的街道，两旁的房屋破破烂烂，一个农民穿着破烂的衣服，打着赤脚，背着一捆柴火，在青石板路上艰难地行走，表情漠然。图片旁配着一首打油诗：“有女莫嫁向阳郎，吃的稀饭浪打浪，住的草房笆笆门，走的泥路弯又长。”据资料记载，在人民公社20年里，向阳公社人均分配从最初的68元增长到1976年的74元，只增加了6元。
今年69岁的钟太银曾任向阳镇镇长，就是他当年亲手将“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挂在公社门口的。虽然身体已大不如前，但他的思路依然清晰，说起当年那段历史，滔滔不绝。
1979年春天，时任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在向阳公社视察，碰到一个酒厂厂长，老人双眼通红，十分疲惫。常光南问是怎么回事，老人告诉他，向阳公社书记叶文志给他下达每个月完成5万块钱生产任务，超过5万块钱就受奖，完不成任务就扣工资，所以他晚上熬夜不睡觉，拼命完成任务。
在此之前，广汉县正在另一个乡进行农村土地“定产到组”试点，如今看到向阳公社“连工业都包下去了”，常光南决定将试点转到向阳公社。
试点后，向阳公社的干部被分成了3个班子，一是行政班子，二是农副业班子，三是社队企业班子。3个班子分别制定了“定、包、奖”的考核制度，各司其职，各负其责。1980年4月，向阳公社先后成立工业公司，商业公司和农业技术服务公司，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农工商联合公司。
向阳公社的这一做法，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
1980年1月，时任温江地委书记的王德功到向阳公社检查工作，听取了县委对向阳改革试点的情况汇报后说：“中央政策很明确，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档案)。要搞(改革)就名正言顺地搞。”3月，常光南和两位副书记去成都开会，座谈广汉改革问题。座谈会上，常光南提出，打算换下人民公社的牌子，建立乡人民政府，大队也改为村，“这样做是否可以?”他向省委请示。省委领导班子中有人表示支持，但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人民公社’写进了宪法，谁敢乱动‘人民公社’的牌子?”最后，还是一位省委主要领导“一锤定音”：要允许和支持广汉进行这个改革，先在一个公社试搞，如果不成功，改过来就行了。
换牌前后
1980年4月15日，常光南召集公社干部开会，传达了省委对向阳公社体制改革的意见，研究了恢复乡级建制的具体事宜，确定了党委管党务，政府管行政，农工商联合公司管经济的管理体制。会上还就此事约法三章；不宣传，不登报，不广播。
随即，各生产大队召开选举大会，各大队产生了3至5名人民代表。6月18日，向阳公社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选举葛民勋为乡长，周继模、俞素清为副乡长。
中午时分，身为公社干部的钟太银摘下“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挂上了崭新的“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牌子。没有剪彩，两挂鞭炮过后，向阳成为全国第一个改制的公社。
据钟太银的小女儿钟敏回忆，换牌后的一段时间，都不怎么见父亲说话，有段时间见面都难。钟太银解释说，“心里想法很简单，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不和他们说，到时候万一出事了，也不会连累家里人。”
时任公社文化站站长的肖开文同样紧张得要命。肖开文毛笔字写得好，新牌子的字就是他亲手书写的。“那天上午，钟太银突然告诉我，今天就要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来不及制作吊牌，要我手写。我当时一再推辞，害怕因为写字而惹祸上身。但他坚持要我写，无奈，我只好硬着头皮写了，字写好了，墨汁都还没干就匆匆挂上去了。”肖开文说，换牌之后，他心里一直都不踏实，总担心会遭遇不测，“连陌生人都不敢见。”
钟太银和肖开文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80年8月中旬，一位新华社记者途经向阳时，无意中发现了“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敏锐的新闻嗅觉使这位记者双眼发亮，他举起照相机连拍了几张照片，回到成都又连夜写了一条新闻稿，第二天就发表在《新华社内参》上。几天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个电话打到了广汉县委办公室，质问“谁叫你们搞的?”接电话的办公室主任郑学成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完了，这麻烦惹大了。”挂了电话，他急匆匆地向常光南做了汇报。常光南倒是很冷静：“大不了我们把以前的牌子再换上去就是了。”
全国人大来电不久，几名日本记者来广汉采访。没过多长时间，《参考消息》转载了日本《读卖新闻》的一篇报道，文中不仅介绍了广汉县向阳乡撤消人民公社、建立乡人民政府的情况，还评论说：中国已经有了第一个乡政府，标志着农村行政体制已发生动摇。
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和国家民政部派工作组来到广汉。经过3天座谈、访问之后，工作组肯定了向阳的做法。钟太银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法制委员会主任离开时说的3个字：“好好搞。”
1980年11月15日，向阳乡党委以“中共广汉县向阳公社委员会”名义正式向广汉县委补送《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健全管理制度的请示报告》。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修改后的《宪法》规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府。到1985年6月，全国共有56000多个人民公社的牌子被摘掉。
当全国其他地方还在摘下公社牌子的时候，向阳乡已经获批完成了撤乡建镇的工作，钟太银当选第一任镇长。
转型之路
“1984年我就修起了砖瓦房。”当年曾被公社换牌之举吓了一跳的二大队队长包昌隆，如今已是休养在家的老人。他告诉记者，1984年之前，他一家6口人一直挤在父辈留下的茅草房中，下雨天屋里屋外都浇水，人住在里面很憋屈。
到1996年，包昌隆盖起一座小楼，现在儿子和他同住。“村上就有十多家企业，农闲之余，村上的闲散劳动力就在企业打工，离家里近，干啥都方便。”包昌隆现在闲来就侍弄一下门前的果树，每天悠哉游哉。
不过，向阳镇的发展并没有像包昌隆的人生经历一样一帆风顺。 作为全国最早发展乡镇企业的城镇之一，向阳镇在改革开放初期着实“火”了一把。当时。镇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上千家“村办”、“乡办”的企业。“那时候，随便开个厂都赚钱。大家都在厂里上班。”镇上一位老人说。1990年，向阳镇率先跨入“中国乡镇之星”百强行列，是广汉市率先达到小康的乡镇之一。
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国家宏观调控和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向阳镇一些粗放型、高污染的企业开始深陷泥潭。经过一段痛苦挣扎之后，绝大多数企业成功转型，产品由粗、大，笨走向高，精，尖，家族制管理模式也逐渐被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所替代。如今，向阳镇100余家乡镇企业中，年销售收入超过500万元以上的骨干企业达到29家，其中有的企业还超过1亿元。
2008年10月中旬，世界500强之一的施耐德公司总部的技术人员来到向阳镇最大的民营企业四川电气设备成套厂参观，这个厂子年产值2亿元，老板叫郑学建。
郑学建52元起家，当年向阳镇成立农工商联合公司时，郑学建也被归入其中，他当时经营的只是一家不足10平方米的家电维修店。此后，郑学建所开的家电铺子越做越大，1993年便办起这家电气设备成套厂。
四川省素来是向沿海地区输出劳动力的大省，但在向阳镇，这个比例则很小。“在向阳镇务工的农民，普遍工资都在1100元以上，虽然四川是劳动力输出的大省，但向阳镇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所占比例不到全镇务工人员的20％，而且都在与向阳比邻的成都青白江区，新都区。”刚刚上任不久的向阳镇党委书记王居中告诉记者。
负重前行
2000年，向阳集体所有制企业开始改制。最后一算账，向阳镇竟然背负着5亿元的巨债!
巨大的债务是如何产生的?
据向阳镇党委书记王居中介绍，向阳镇历史债务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前面提到的向阳三大公司，当年建立时的资金来源中，许多是农民的集资；二是征地款，当时没有把钱一次性付给农民，钱存在乡财政所，每年仅付被征地农民的利息。
王居中说，前一部分债务，几年前就开始在还，用政府的地方收入和转让工业用地收入，分年逐步归还。后一方式产生的债务，相当于现在提倡的土地入股，农民每年可以分到一定的钱。
颇具戏剧性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向阳镇许多企业破产，如今却给向阳镇的新发展带来临近乡镇所没有的机遇和条件；首先是2003年以后农村土地使用有了一道“严禁征用耕地”的红线，但向阳镇却拥有许多因企业破产而闲置的厂房和土地，“这是吸引外来资本的重要砝码”；其次，当时在乡镇企业做过工的农民和技术人员有一定技术基础，也给新招进企业减少了培训成本。
对于向阳镇的城镇建设，王居中也有自己的设想。
向阳镇有一个社区，路两边的设施还比较好，但里面还是原来农民的老房子。向阳镇准备把这一部分土地交给房地产企业来开发，这样既可改善老居民的居住条件，城镇的面貌也可以得到改观，同时对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规划已经做了，如果今年没有地震，可能今年就开始实施了。现在看来大概要明年吧。”王居中说。
“我们与成都的青白江区接壤，有天然的区位优势，把握好机会，选准项目，一定会发展得更好更快。”作为敢为天下先的中国“第一乡”的新任当家人，王居中对向阳镇的未来发展，似乎有更足的底气。
这一天，如果不是艳阳高照，二大队的队长包昌隆一定会以为自己没有睡醒。他用力揉了揉眼睛，再次定睛往公社门口望去：人民公社的牌子真的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刚喷的漆，白底黑字，在阳光下格外扎眼。
“早晨出工的时候，人民公社的牌子还在这里挂着，中午回家路过时，就被换了。”为什么要换呢?包昌隆当时没能得出答案。而更让包昌隆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换牌之举，竟是包括自己在内的数亿中国农民的命运发生改变的开始。
一个试点
向阳镇改革开放陈列室内陈列着这样一张图片：30年前的向阳镇仅仅有一条狭长的街道，两旁的房屋破破烂烂，一个农民穿着破烂的衣服，打着赤脚，背着一捆柴火，在青石板路上艰难地行走，表情漠然。图片旁配着一首打油诗：“有女莫嫁向阳郎，吃的稀饭浪打浪，住的草房笆笆门，走的泥路弯又长。”据资料记载，在人民公社20年里，向阳公社人均分配从最初的68元增长到1976年的74元，只增加了6元。
今年69岁的钟太银曾任向阳镇镇长，就是他当年亲手将“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挂在公社门口的。虽然身体已大不如前，但他的思路依然清晰，说起当年那段历史，滔滔不绝。
1979年春天，时任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在向阳公社视察，碰到一个酒厂厂长，老人双眼通红，十分疲惫。常光南问是怎么回事，老人告诉他，向阳公社书记叶文志给他下达每个月完成5万块钱生产任务，超过5万块钱就受奖，完不成任务就扣工资，所以他晚上熬夜不睡觉，拼命完成任务。
在此之前，广汉县正在另一个乡进行农村土地“定产到组”试点，如今看到向阳公社“连工业都包下去了”，常光南决定将试点转到向阳公社。
试点后，向阳公社的干部被分成了3个班子，一是行政班子，二是农副业班子，三是社队企业班子。3个班子分别制定了“定、包、奖”的考核制度，各司其职，各负其责。1980年4月，向阳公社先后成立工业公司，商业公司和农业技术服务公司，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农工商联合公司。
向阳公社的这一做法，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
1980年1月，时任温江地委书记的王德功到向阳公社检查工作，听取了县委对向阳改革试点的情况汇报后说：“中央政策很明确，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档案)。要搞(改革)就名正言顺地搞。”3月，常光南和两位副书记去成都开会，座谈广汉改革问题。座谈会上，常光南提出，打算换下人民公社的牌子，建立乡人民政府，大队也改为村，“这样做是否可以?”他向省委请示。省委领导班子中有人表示支持，但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人民公社’写进了宪法，谁敢乱动‘人民公社’的牌子?”最后，还是一位省委主要领导“一锤定音”：要允许和支持广汉进行这个改革，先在一个公社试搞，如果不成功，改过来就行了。
换牌前后
1980年4月15日，常光南召集公社干部开会，传达了省委对向阳公社体制改革的意见，研究了恢复乡级建制的具体事宜，确定了党委管党务，政府管行政，农工商联合公司管经济的管理体制。会上还就此事约法三章；不宣传，不登报，不广播。
随即，各生产大队召开选举大会，各大队产生了3至5名人民代表。6月18日，向阳公社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选举葛民勋为乡长，周继模、俞素清为副乡长。
中午时分，身为公社干部的钟太银摘下“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挂上了崭新的“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牌子。没有剪彩，两挂鞭炮过后，向阳成为全国第一个改制的公社。
据钟太银的小女儿钟敏回忆，换牌后的一段时间，都不怎么见父亲说话，有段时间见面都难。钟太银解释说，“心里想法很简单，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不和他们说，到时候万一出事了，也不会连累家里人。”
时任公社文化站站长的肖开文同样紧张得要命。肖开文毛笔字写得好，新牌子的字就是他亲手书写的。“那天上午，钟太银突然告诉我，今天就要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来不及制作吊牌，要我手写。我当时一再推辞，害怕因为写字而惹祸上身。但他坚持要我写，无奈，我只好硬着头皮写了，字写好了，墨汁都还没干就匆匆挂上去了。”肖开文说，换牌之后，他心里一直都不踏实，总担心会遭遇不测，“连陌生人都不敢见。”
钟太银和肖开文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80年8月中旬，一位新华社记者途经向阳时，无意中发现了“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敏锐的新闻嗅觉使这位记者双眼发亮，他举起照相机连拍了几张照片，回到成都又连夜写了一条新闻稿，第二天就发表在《新华社内参》上。几天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个电话打到了广汉县委办公室，质问“谁叫你们搞的?”接电话的办公室主任郑学成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完了，这麻烦惹大了。”挂了电话，他急匆匆地向常光南做了汇报。常光南倒是很冷静：“大不了我们把以前的牌子再换上去就是了。”
全国人大来电不久，几名日本记者来广汉采访。没过多长时间，《参考消息》转载了日本《读卖新闻》的一篇报道，文中不仅介绍了广汉县向阳乡撤消人民公社、建立乡人民政府的情况，还评论说：中国已经有了第一个乡政府，标志着农村行政体制已发生动摇。
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和国家民政部派工作组来到广汉。经过3天座谈、访问之后，工作组肯定了向阳的做法。钟太银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法制委员会主任离开时说的3个字：“好好搞。”
1980年11月15日，向阳乡党委以“中共广汉县向阳公社委员会”名义正式向广汉县委补送《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健全管理制度的请示报告》。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修改后的《宪法》规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府。到1985年6月，全国共有56000多个人民公社的牌子被摘掉。
当全国其他地方还在摘下公社牌子的时候，向阳乡已经获批完成了撤乡建镇的工作，钟太银当选第一任镇长。
转型之路
“1984年我就修起了砖瓦房。”当年曾被公社换牌之举吓了一跳的二大队队长包昌隆，如今已是休养在家的老人。他告诉记者，1984年之前，他一家6口人一直挤在父辈留下的茅草房中，下雨天屋里屋外都浇水，人住在里面很憋屈。
到1996年，包昌隆盖起一座小楼，现在儿子和他同住。“村上就有十多家企业，农闲之余，村上的闲散劳动力就在企业打工，离家里近，干啥都方便。”包昌隆现在闲来就侍弄一下门前的果树，每天悠哉游哉。
不过，向阳镇的发展并没有像包昌隆的人生经历一样一帆风顺。 作为全国最早发展乡镇企业的城镇之一，向阳镇在改革开放初期着实“火”了一把。当时。镇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上千家“村办”、“乡办”的企业。“那时候，随便开个厂都赚钱。大家都在厂里上班。”镇上一位老人说。1990年，向阳镇率先跨入“中国乡镇之星”百强行列，是广汉市率先达到小康的乡镇之一。
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国家宏观调控和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向阳镇一些粗放型、高污染的企业开始深陷泥潭。经过一段痛苦挣扎之后，绝大多数企业成功转型，产品由粗、大，笨走向高，精，尖，家族制管理模式也逐渐被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所替代。如今，向阳镇100余家乡镇企业中，年销售收入超过500万元以上的骨干企业达到29家，其中有的企业还超过1亿元。
2008年10月中旬，世界500强之一的施耐德公司总部的技术人员来到向阳镇最大的民营企业四川电气设备成套厂参观，这个厂子年产值2亿元，老板叫郑学建。
郑学建52元起家，当年向阳镇成立农工商联合公司时，郑学建也被归入其中，他当时经营的只是一家不足10平方米的家电维修店。此后，郑学建所开的家电铺子越做越大，1993年便办起这家电气设备成套厂。
四川省素来是向沿海地区输出劳动力的大省，但在向阳镇，这个比例则很小。“在向阳镇务工的农民，普遍工资都在1100元以上，虽然四川是劳动力输出的大省，但向阳镇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所占比例不到全镇务工人员的20％，而且都在与向阳比邻的成都青白江区，新都区。”刚刚上任不久的向阳镇党委书记王居中告诉记者。
负重前行
2000年，向阳集体所有制企业开始改制。最后一算账，向阳镇竟然背负着5亿元的巨债!
巨大的债务是如何产生的?
据向阳镇党委书记王居中介绍，向阳镇历史债务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前面提到的向阳三大公司，当年建立时的资金来源中，许多是农民的集资；二是征地款，当时没有把钱一次性付给农民，钱存在乡财政所，每年仅付被征地农民的利息。
王居中说，前一部分债务，几年前就开始在还，用政府的地方收入和转让工业用地收入，分年逐步归还。后一方式产生的债务，相当于现在提倡的土地入股，农民每年可以分到一定的钱。
颇具戏剧性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向阳镇许多企业破产，如今却给向阳镇的新发展带来临近乡镇所没有的机遇和条件；首先是2003年以后农村土地使用有了一道“严禁征用耕地”的红线，但向阳镇却拥有许多因企业破产而闲置的厂房和土地，“这是吸引外来资本的重要砝码”；其次，当时在乡镇企业做过工的农民和技术人员有一定技术基础，也给新招进企业减少了培训成本。
对于向阳镇的城镇建设，王居中也有自己的设想。
向阳镇有一个社区，路两边的设施还比较好，但里面还是原来农民的老房子。向阳镇准备把这一部分土地交给房地产企业来开发，这样既可改善老居民的居住条件，城镇的面貌也可以得到改观，同时对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规划已经做了，如果今年没有地震，可能今年就开始实施了。现在看来大概要明年吧。”王居中说。
“我们与成都的青白江区接壤，有天然的区位优势，把握好机会，选准项目，一定会发展得更好更快。”作为敢为天下先的中国“第一乡”的新任当家人，王居中对向阳镇的未来发展，似乎有更足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