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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白：改革开放30年档案部门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其中，档案人的变化又是最根本的变化。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故此，本期将从档案馆转移到档案人，集中说说档案人的变化。
叶 子：要说变化，首先是机构升格：30年前，许多区县档案局叫档案科，属区县委办公室领导；如今叫档案局，是区委、区政府的直属机构。随之是队伍壮大：从1980年到2007年，近30年间，市档案局（馆）从42人增至257人，增长5倍；18个区县档案馆从77人增至560人，增长6倍。1987年到2007年，20年间，全市专兼职档案人员从2901人增至2.6万人，增长8倍。
李利成：我以为看队伍壮大不应只看数量增长，还要看素质提高，而学历高低是说明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1991年，全市专职档案人员中，中专、高中以下的占半数以上，我是其中之一；而16年后的2007年，本科以上的反而占了半数以上。其中，研究生从5人增至182人，增长35.4倍；本科由417人增加到1998人，增长3.8倍，我也有了大专文凭。
张大力：数据虽能说明问题，但未免枯燥，且缺乏生动和形象性。这倒让我想起《档案工作》（今《中国档案》）1992年第7期的一篇文章“档海扬帆苦作舟——记自学成才的女档案员田秀英”，文章是编辑冯喆采访后撰写的，还配发了田秀英伏案读书的一张照片。参加高等教育档案专科的自学考试，这在今天看来挺平常，可在当年竟成了样板，上了全国性的档案刊物，说明当年档案人的学历普遍偏低。
李一凡：不过我倒觉得这篇文章真实记录了当年只有高中文化的铁路档案员田秀英，是如何在漫长的自学高考之路上含辛茹苦奋斗的。也许这张大专文凭在今天已经轻如鸿毛，但当年它的分量却是沉甸甸的。从工人到干部，从没职称到有职称，从基层到机关，田秀英的每一个进步和她走过的这条路，也印证了许多老档案人的人生轨迹。这篇文章无疑是见证改革开放30年的一份活档案。
田秀英：回想当年冯喆编辑采访我，虽然已经过去了16年，却至今仍历历在目。这期杂志我一直珍重收藏。我要感谢改革开放，使得80年代中期，档案专业在职学历教育大规模开展，一些高等院校、广播电视大学、自学考试、成人业大、函授等都开设了档案专业学历课程，为包括我在内的一大批错过上大学机会的档案人，获得了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深造的机遇。
任海英：改革开放30年是档案人发愤图强的30年。上世纪80年代在档案部门，虽然仍旧是高中、中专学历者居多，但我已经有了危机感，于是报考了电大档案专业。现在回想起来，尽管辛苦异常，但路子走对了。机遇总是光顾那些有准备的人。果然，在本世纪初的企业转轨变型、关停并转中，我不但没有落伍下岗，反而获得了新的机遇。
卢 华：90年代初，我从正规大学专科毕业，来到铁路开始了档案生涯。那时的我，无论是年龄，还是学历，都让人羡慕。可是没过多久，我就感到“形势”不妙，那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批批更高学历的人才来到档案部门，这让我开始懂得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加倍努力工作才行。为此，我续了本科，上了一个新台阶。其后，我工作几次变动，又遇上所在单位撤并，可谓险象环生。但最终我能绝处逢生，从基层来到局档案馆，这都和改革开放为年轻档案人提供的机遇有关。我庆幸自己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来到日益受到社会重视的档案部门，更庆幸改革开放为档案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吉文善：我还是喜欢用数据说明问题，那是因为统计数据比个案更具普遍性、全面性和科学性。不可辩驳的数据告诉我们：改革开放30年，全市专职档案人员的文化程度在最近十来年的变化是最显著的。可以用芝麻开花节节高来形容：1996年之前，中专、高中比例最高；从1997至2005年，大专比例最高；而自2006年开始，本科已后来居上，到2007年末已占54.1%。
张旭光：我认为档案队伍素质提高有多方面原因，学历教育当然重要，但自90年代起，各级档案部门组织的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也功不可没。这是改革开放30年档案工作的又一亮点。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在京的铁路档案人既可参加铁道部在苏州举办的集中脱产岗位培训，也可参加市档案局培训中心举办的走读隔日脱产岗位培训。正是这些多种形式的在职教育培训，不但适应了不同单位的档案人掌握专业知识与技术的需求，而且也使以往无证上岗的现象渐近杜绝。
叶 子：要说变化，首先是机构升格：30年前，许多区县档案局叫档案科，属区县委办公室领导；如今叫档案局，是区委、区政府的直属机构。随之是队伍壮大：从1980年到2007年，近30年间，市档案局（馆）从42人增至257人，增长5倍；18个区县档案馆从77人增至560人，增长6倍。1987年到2007年，20年间，全市专兼职档案人员从2901人增至2.6万人，增长8倍。
李利成：我以为看队伍壮大不应只看数量增长，还要看素质提高，而学历高低是说明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1991年，全市专职档案人员中，中专、高中以下的占半数以上，我是其中之一；而16年后的2007年，本科以上的反而占了半数以上。其中，研究生从5人增至182人，增长35.4倍；本科由417人增加到1998人，增长3.8倍，我也有了大专文凭。
张大力：数据虽能说明问题，但未免枯燥，且缺乏生动和形象性。这倒让我想起《档案工作》（今《中国档案》）1992年第7期的一篇文章“档海扬帆苦作舟——记自学成才的女档案员田秀英”，文章是编辑冯喆采访后撰写的，还配发了田秀英伏案读书的一张照片。参加高等教育档案专科的自学考试，这在今天看来挺平常，可在当年竟成了样板，上了全国性的档案刊物，说明当年档案人的学历普遍偏低。
李一凡：不过我倒觉得这篇文章真实记录了当年只有高中文化的铁路档案员田秀英，是如何在漫长的自学高考之路上含辛茹苦奋斗的。也许这张大专文凭在今天已经轻如鸿毛，但当年它的分量却是沉甸甸的。从工人到干部，从没职称到有职称，从基层到机关，田秀英的每一个进步和她走过的这条路，也印证了许多老档案人的人生轨迹。这篇文章无疑是见证改革开放30年的一份活档案。
田秀英：回想当年冯喆编辑采访我，虽然已经过去了16年，却至今仍历历在目。这期杂志我一直珍重收藏。我要感谢改革开放，使得80年代中期，档案专业在职学历教育大规模开展，一些高等院校、广播电视大学、自学考试、成人业大、函授等都开设了档案专业学历课程，为包括我在内的一大批错过上大学机会的档案人，获得了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深造的机遇。
任海英：改革开放30年是档案人发愤图强的30年。上世纪80年代在档案部门，虽然仍旧是高中、中专学历者居多，但我已经有了危机感，于是报考了电大档案专业。现在回想起来，尽管辛苦异常，但路子走对了。机遇总是光顾那些有准备的人。果然，在本世纪初的企业转轨变型、关停并转中，我不但没有落伍下岗，反而获得了新的机遇。
卢 华：90年代初，我从正规大学专科毕业，来到铁路开始了档案生涯。那时的我，无论是年龄，还是学历，都让人羡慕。可是没过多久，我就感到“形势”不妙，那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批批更高学历的人才来到档案部门，这让我开始懂得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加倍努力工作才行。为此，我续了本科，上了一个新台阶。其后，我工作几次变动，又遇上所在单位撤并，可谓险象环生。但最终我能绝处逢生，从基层来到局档案馆，这都和改革开放为年轻档案人提供的机遇有关。我庆幸自己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来到日益受到社会重视的档案部门，更庆幸改革开放为档案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吉文善：我还是喜欢用数据说明问题，那是因为统计数据比个案更具普遍性、全面性和科学性。不可辩驳的数据告诉我们：改革开放30年，全市专职档案人员的文化程度在最近十来年的变化是最显著的。可以用芝麻开花节节高来形容：1996年之前，中专、高中比例最高；从1997至2005年，大专比例最高；而自2006年开始，本科已后来居上，到2007年末已占54.1%。
张旭光：我认为档案队伍素质提高有多方面原因，学历教育当然重要，但自90年代起，各级档案部门组织的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也功不可没。这是改革开放30年档案工作的又一亮点。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在京的铁路档案人既可参加铁道部在苏州举办的集中脱产岗位培训，也可参加市档案局培训中心举办的走读隔日脱产岗位培训。正是这些多种形式的在职教育培训，不但适应了不同单位的档案人掌握专业知识与技术的需求，而且也使以往无证上岗的现象渐近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