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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项目：安徽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废名（冯文炳）小说的现实与超现实”（编号：201610357255）。
摘 要：超现实是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文艺思潮，以所谓“梦境”“幻觉”等作为创作源泉，提倡纯精神的自动写作。废名的《桃园》模糊外在的客观现实，强调梦境与潜意识的表达，运用象征、隐喻和近乎意识流的写法，将现实生活归于个人心灵统摄，体现出鲜明的超现实写作特征。
关键词：《桃园》；梦境；超现实
作者简介：汪琴（1995-），女，安徽铜陵人，2014级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8-0-03
一、引言
废名，原名冯文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认为是“京派文学”的鼻祖，废名的小说具有京派文学的基本特质：“风格简约古朴，熔写实、记‘梦’、象征于一炉[1]”，《桃园》就是这一风格的代表作，周作人评价：“废名的《桃园》是‘所梦想的幻景的写象’”[2]。《桃园》里描写的梦境与幻境、呓语与潜意识，与其说是在“逃避现实”，不如说是刻意保持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从而通过“梦境”的超现实达到对现实人生的审视，废名运用隐喻与象征，近乎意识流式的写法表现对现实的關怀，可以说，《桃园》里废名做的“梦”就是他“超现实”手法的典范。
二、《桃园》超现实叙事手法
（一）时空跳跃与意识流动
桃园乍听起来让人想起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在小说中，废名于广大的现实空地圈出一小块“梦”中世界，建构了一个类似“桃花源”的“桃园”。从文本表层来看，桃园故事情节不断在现在—过去—现在之间转换，没有严格的时空顺序，其叙事遵循的是柏格森所谓的“心理时间”，加上句与句之间的大段空白，造成时空的飘忽不定，营造迷离的梦幻感。故事一会儿描写现在“阿毛病了也坐在门槛上玩，望着爸爸取水”[3]，随着她内心世界的流动，时空猛地拉回了过去，“爸爸为什么同妈妈打架呢？有一回一箩桃子都踢翻了，阿毛一个一个的朝箩里拣！天狗真个把日头吃了怎么办呢？”，一转眼，“阿毛看见天上的半个月亮了。天狗的日头，吃不掉的”。阿毛就这样不断地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挣扎着，大段破碎、跳跃的回忆带给人如梦似幻的感觉，过去与现在两个时空维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呈现在阿毛的脑海中，童真的目光看到的是遗憾的过去，时空间隙中留下了大量的空白，留下耐人寻味的想象空间。
废名善于用自由跳跃的时空表现人物内心的联想，小说不直接写现实社会，而是讲现实生活内化成个人心灵的情感，从而将其表现出来，他写人物漫无边际的思绪和心理，实际上含有意识流的成分，汪曾祺曾说：“他的意识流是从生活里发现的，不是从外国的理论或作品里搬来的……因为他追随流动的意识，因此他的行文也和别人不一样。”[4]可见废名自觉运用意识的流动展现人物内心自由联想，进行深入的精神探索，揭示人物命运：
“爸爸实在是好，阿毛可要哭了！——当初为什么同妈妈打架呢？半夜三更还要上街去！家里喝了不算还要到酒馆里去喝！但妈妈明知道爸爸在外面没有回也不应该老早就把门关起来！妈妈现在也要可怜爸爸罢！”
这段意识的流动看似表现了阿毛的天真单纯，对于成人世界的无知，其实隐晦地表明着这个家庭生活的艰辛与不易，妈妈去世了，桃园只剩下父女二人，阿毛差不多病了半个月了，王老大却只能寄希望于求菩萨，这为人物悲剧性的命运做了暗示和铺垫。废名没有对客观的社会生活进行真实的刻画，但阿毛的心理活动处处在揭示这个悲痛的现实世界，虽然小说中没有明确的时代背景，但从“桃园孤单的很”可以揣测现实是与桃园不相容的彼端，正因如此，桃园才孤零零地伫立在现实对岸，难以热闹起来，而对于外面世界，“行人终于这样免不了出惊，茅屋大概不该有”。
（二）梦境与潜意识
小说以病重的阿毛的视角来叙事，导致很多时候像是一个病人和梦中人的“呓语”，呈现出非理性的特点。王老大谈及想带阿毛去庙里烧香求菩萨，阿毛就想起以前桃园来过一个尼姑，这种情节上的突变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完全沿着阿毛的心理活动进行。为了突出“真实感”，废名用细节强调，阿毛记得尼姑的面孔，脸上的汗，而且捧出了三个红桃，她反复地说这个尼姑走进了她的茂盛的桃园，像说梦话一样，模糊了现在与过去的边界，“这种跳跃是一个高烧病人在精神极度迷惘状态下的自觉不自觉的表现”[5]，阿毛病重时一天没有吃东西，精神状态极度迷惘，于是不自觉的说着些呓语。桃园茂盛的时候，阿毛“一个人”站在篱墙门口，看见尼姑的欣喜是显而易见的，她“只可惜自己上不了树到树上去摘！”，这样迫切和朴实的行动不仅表现了阿毛的单纯善良，也透露出阿毛的孤独，她竭尽所能去招待尼姑，内心深处渴望摆脱孤独，同时，笑着的尼姑带给她的感觉具有母性色彩，她没有办法在现实生活中获得这份感情，只能诉诸于回想，表现了阿毛潜意识中对母爱的极度渴求。当阿毛张开了眼睛，清醒的知道自己是病了，她的需求不可能得到满足，于是心空空的，她回到了现实生活中，王老大问她想吃什么时，她在一瞬间又陷入了梦呓的状态，说“桃子好吃”，徘徊在桃园茂盛的想象中无法自拔。
阿毛说不出生活的不如意，但是她的梦呓却处处在潜意识中暗示着父女俩生活的哀苦，小说以梦境和现实的交织呈现，给人一种“隔”的距离感。阿毛一直说自己睡不着，实际上她一直伏在桌子上说胡话，王老大告诉她“不要说话，一睡就睡着”，可是最后“睡不着的是王老大”，睡着了是美好的梦境，睡不着就面对残酷的现实，王老大“也着实难过，那是因为阿毛睡不着了”。阿毛在说了他想吃桃子以后，王老大仿佛晴天霹雳般，他一生以种桃为业，但没有办法完成阿毛吃桃子心愿，这种看似矛盾的局面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传达出理想最终必将破灭的意味。而王老大后面看见的东西经过“梦”的修饰变得夸诞、变形，看见酒瓶子发光，带着酒瓶子去街上买桃子，反复问桃子卖不卖，卖桃子的人害怕玻璃桃子被捏碎，不要钱只要玻璃瓶子，而王老大买了桃子还没有意识到这是玻璃桃子，小心翼翼地捧着，直到有小孩提醒才恍然大悟，这一切不符合生活常态的事情只有可能在梦中呈现，王老大在现实中感到失望，采取了梦境的方式来满足阿毛的愿望，可是玻璃桃子还是碎了，梦境和现实的边界被消解，那种“隔”的感觉在桃子碎了的一刻被打破，现实冷酷，王老大终究是睡不着的。 三、《桃园》超现实叙事缘由
（一）强烈的文学主体意识
在中国文学史上，废名始终是一个孤绝的存在，他的小说风格独异，晦涩难懂，和当时的主流文艺语境背道而驰，以致鲁迅批评他：“有意徘徊，顾影自怜”[6]。朱光潜说：“废名先生不能成为一个循规蹈矩的小说家，因为他在心境原型上是一个极端的内倾者。”[7]废名内倾型的心境导致小说过于注重“自我”，表现在他身上就是抵制外部的影响，这些特征也印在了作品中，使得他的小说“向内看”，在梦中寻找真实的人生，让现实世界消失，突出故事的乌托邦色彩，桃园是作家内心理想的产物，融合故乡黄梅的影子以及心灵的图景，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理想人物活在理想世界，以梦来填补现实的孤独和苦闷。
当主流作家热衷于再现客观现实的风貌时，废名具有自己独特的文艺价值判断，对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有自己的见解，他在《说梦》一文中说：“字与字，句与句，互相生长，有如梦的不可捉摸，然而一个人只能做他自己的梦，所以虽是无心，而是有因，我们面对着它，不免是梦，但依然是真实。”[8]他秉持着“文学即梦”的文学观，大量描写梦、潜意识，实际上显示出某些现代文学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废名是领先于当时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废名的文学主体意识促使他另辟蹊径，他写小说是“自由”的，致力于创造属于自己的桃源世界，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个性呈现出作品独有的审美价值，带给读者独特的审美体验。
（二）禅宗思想的影响
废名出生在湖北黄梅，黄梅自隋唐以来就是佛教兴盛之地，浓郁的禅宗文化深深扎根于废名心中，他的作品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佛教思想的痕迹。一方面，禅宗极力寻求现实生活以外的彼岸世界，以达到对人生境界的超脱，这与超现实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桃园》不直接涉及现实人生的悲苦，而是极力淡化，摒弃激情与冲突，创造清净的意境，带有隐逸避世的情趣。作者有意创造一个静寂如梦的境界，构建一个“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的世外桃源，他始终以平淡的笔调来叙事，即便在写到杀场是杀人的地方时也没有流露出情绪的波动，只是用“照墙外是杀场，自从离开十字街头以来，杀人在这上面”这样淡淡的陈述事实的语气一笔带过。孩子天真的叙述视角更发现了成人不能发现的意趣，隔绝了生活的烦恼痛苦，“她还替城墙栽了一些牵牛花，花开的时候，许多女孩子跑来玩，兜了花回去。”“我们桃园两个日头”，在王老大看来碍事的城墙，阿毛却又栽花又看日头，充满了趣味，体现出超越现实人生的美感。
另一方面，禅宗思想讲究直观性、暗示性、顿悟性，语言往往难以跟上思维，心念到了笔却未到，超现实反传统与禅宗的违反理性也具有相通之处，表现为小说语言的打破常规及跳跃，“她不相信天是要黑下去，——黑了岂不连苔也看不见？——她的桃园倘若是种橘子才好”“她曾经在一个人家的院子旁边走过，一棵大橘露到院子外，”，阿毛从“天黑”想到“种橘子”又想到曾经在别人家院子里看到的橘子，这种思维的飘忽不定和语句之间的跳跃造成语意上过长的空白，导致读者理解的障碍。顿悟和直觉同时也使作者更注重对于个人精神体验的描写，以直觉体验的方式去追踪意识的流动，努力唤起下意识与潜意识，去发现“悟境”，以内在的潜意识代替对外在社会生活的描写。
（三）古典文化与西方文学双重熏陶
童年接受的私塾教育，给他奠定了良好的古典文化基础，废名说过：“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9]，古典诗词中的象征、凝练、含蓄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桃园叙事的非理性和隐喻性。废名还接受了西方文学的熏陶，他曾经翻译过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的《窗》，欣赏诗中的幻想和梦，也接触了弗洛依德的学说，从《说梦》中对梦境的议论可以看到他受到《梦的解析》的影响，波德莱尔的象征主义和弗洛伊德的学说正是超现实主义的重要理论支柱。另外，废名的老师周作人重视西方诗歌的“象征”手法，这潜移默化之中也影响了废名的创作，最终熔西方现代文学手法和中国古典美学于一炉，形成了小说的超现实风格。
桃園的故事发生在“秋深的黄昏”，这个季节的安排本身就带有隐喻的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秋天”与“悲”是联系在一起的，秋天意味凋零、事物的终结，秋天的桃园隐约透露出一股悲凉的气氛，暗示着桃园的破败。而与桃园比邻的衙门和杀场，代表着传统文化中的强权和死亡，两者与桃园的对立隐喻着暴力和死亡的阴影始终笼罩着美好理想，阿毛则是真善美的化身，“桃树已经不大经得起风，叶子吹落不少，无有精神。”暗示阿毛生命的衰微。至于故事中多次出现的桃子，阿毛捧着的鲜红的桃子，王老大捧着的玻璃桃，也具有某种象征含义，桃园茂盛之时，阿毛捧着的是鲜桃，而阿毛生命垂危之际，王老大只能捧着玻璃桃来寻求安慰，桃子就是理想和美的象征，最后玻璃桃碎了，象征着理想的落空。
四、结语
表面看似静美空灵的桃园并非完全脱离现实人生，笼罩在梦境背后的是无处不在的现实阴影。桃园的破败凋零显而易见，生活在其中父女俩更是被外面的世界遗忘的存在，阿毛在病重的这一夜才感到害怕，杀场阴森的气氛和打更的声音烘托出桃园的凄惨，阿毛枕着桌子留下眼泪，一生都在种桃的王老大费尽心思想要满足阿毛，小心翼翼的捧着玻璃桃的欢喜模样让人心酸，这些细节无不浸染着现实的悲痛和作者的哀愁。废名以婉转的诗意笔调写现实人生的悲，正因为写得美，那份悲便更显其悲，连那美也让人读着凄凉，[10]。桃园是废名精心建构的理想栖居地，虚幻缥缈的氛围本身就源于废名对理想世界的诉求与现实世界的失望之间的矛盾，逃避现实的情感正是源于对现实不满的思想。作者希望借助桃园唤起人们对于真善美的向往，现实却处处在瓦解这个理想化的乡土田园，王老大的生活是如此艰难和无可奈何，梦境的背后表现的仍然是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忧虑和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李艳.《现代中国的双城记——浅谈京派与海派文学》[J].《神州》2013（16）：3.
[2]周作人.《苦雨斋序跋文》[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04.
[3]废名.《桥·桃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231-238.
[4]汪曾祺.《汪曾祺人生漫笔》[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331.
[5]牟玉珍，张挺玺.《双重视野下的<桃园>之美》[J].2012，14（4）：35.
[6]赵家璧，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7.
[7]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8卷）[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553.
[8]废名.说梦，废名集（第三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55—1156.
[9]废名.《废名散文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164.
[10]汪璇.梦的真实与美丽——废名小说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2：42.
摘 要：超现实是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文艺思潮，以所谓“梦境”“幻觉”等作为创作源泉，提倡纯精神的自动写作。废名的《桃园》模糊外在的客观现实，强调梦境与潜意识的表达，运用象征、隐喻和近乎意识流的写法，将现实生活归于个人心灵统摄，体现出鲜明的超现实写作特征。
关键词：《桃园》；梦境；超现实
作者简介：汪琴（1995-），女，安徽铜陵人，2014级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8-0-03
一、引言
废名，原名冯文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认为是“京派文学”的鼻祖，废名的小说具有京派文学的基本特质：“风格简约古朴，熔写实、记‘梦’、象征于一炉[1]”，《桃园》就是这一风格的代表作，周作人评价：“废名的《桃园》是‘所梦想的幻景的写象’”[2]。《桃园》里描写的梦境与幻境、呓语与潜意识，与其说是在“逃避现实”，不如说是刻意保持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从而通过“梦境”的超现实达到对现实人生的审视，废名运用隐喻与象征，近乎意识流式的写法表现对现实的關怀，可以说，《桃园》里废名做的“梦”就是他“超现实”手法的典范。
二、《桃园》超现实叙事手法
（一）时空跳跃与意识流动
桃园乍听起来让人想起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在小说中，废名于广大的现实空地圈出一小块“梦”中世界，建构了一个类似“桃花源”的“桃园”。从文本表层来看，桃园故事情节不断在现在—过去—现在之间转换，没有严格的时空顺序，其叙事遵循的是柏格森所谓的“心理时间”，加上句与句之间的大段空白，造成时空的飘忽不定，营造迷离的梦幻感。故事一会儿描写现在“阿毛病了也坐在门槛上玩，望着爸爸取水”[3]，随着她内心世界的流动，时空猛地拉回了过去，“爸爸为什么同妈妈打架呢？有一回一箩桃子都踢翻了，阿毛一个一个的朝箩里拣！天狗真个把日头吃了怎么办呢？”，一转眼，“阿毛看见天上的半个月亮了。天狗的日头，吃不掉的”。阿毛就这样不断地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挣扎着，大段破碎、跳跃的回忆带给人如梦似幻的感觉，过去与现在两个时空维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呈现在阿毛的脑海中，童真的目光看到的是遗憾的过去，时空间隙中留下了大量的空白，留下耐人寻味的想象空间。
废名善于用自由跳跃的时空表现人物内心的联想，小说不直接写现实社会，而是讲现实生活内化成个人心灵的情感，从而将其表现出来，他写人物漫无边际的思绪和心理，实际上含有意识流的成分，汪曾祺曾说：“他的意识流是从生活里发现的，不是从外国的理论或作品里搬来的……因为他追随流动的意识，因此他的行文也和别人不一样。”[4]可见废名自觉运用意识的流动展现人物内心自由联想，进行深入的精神探索，揭示人物命运：
“爸爸实在是好，阿毛可要哭了！——当初为什么同妈妈打架呢？半夜三更还要上街去！家里喝了不算还要到酒馆里去喝！但妈妈明知道爸爸在外面没有回也不应该老早就把门关起来！妈妈现在也要可怜爸爸罢！”
这段意识的流动看似表现了阿毛的天真单纯，对于成人世界的无知，其实隐晦地表明着这个家庭生活的艰辛与不易，妈妈去世了，桃园只剩下父女二人，阿毛差不多病了半个月了，王老大却只能寄希望于求菩萨，这为人物悲剧性的命运做了暗示和铺垫。废名没有对客观的社会生活进行真实的刻画，但阿毛的心理活动处处在揭示这个悲痛的现实世界，虽然小说中没有明确的时代背景，但从“桃园孤单的很”可以揣测现实是与桃园不相容的彼端，正因如此，桃园才孤零零地伫立在现实对岸，难以热闹起来，而对于外面世界，“行人终于这样免不了出惊，茅屋大概不该有”。
（二）梦境与潜意识
小说以病重的阿毛的视角来叙事，导致很多时候像是一个病人和梦中人的“呓语”，呈现出非理性的特点。王老大谈及想带阿毛去庙里烧香求菩萨，阿毛就想起以前桃园来过一个尼姑，这种情节上的突变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完全沿着阿毛的心理活动进行。为了突出“真实感”，废名用细节强调，阿毛记得尼姑的面孔，脸上的汗，而且捧出了三个红桃，她反复地说这个尼姑走进了她的茂盛的桃园，像说梦话一样，模糊了现在与过去的边界，“这种跳跃是一个高烧病人在精神极度迷惘状态下的自觉不自觉的表现”[5]，阿毛病重时一天没有吃东西，精神状态极度迷惘，于是不自觉的说着些呓语。桃园茂盛的时候，阿毛“一个人”站在篱墙门口，看见尼姑的欣喜是显而易见的，她“只可惜自己上不了树到树上去摘！”，这样迫切和朴实的行动不仅表现了阿毛的单纯善良，也透露出阿毛的孤独，她竭尽所能去招待尼姑，内心深处渴望摆脱孤独，同时，笑着的尼姑带给她的感觉具有母性色彩，她没有办法在现实生活中获得这份感情，只能诉诸于回想，表现了阿毛潜意识中对母爱的极度渴求。当阿毛张开了眼睛，清醒的知道自己是病了，她的需求不可能得到满足，于是心空空的，她回到了现实生活中，王老大问她想吃什么时，她在一瞬间又陷入了梦呓的状态，说“桃子好吃”，徘徊在桃园茂盛的想象中无法自拔。
阿毛说不出生活的不如意，但是她的梦呓却处处在潜意识中暗示着父女俩生活的哀苦，小说以梦境和现实的交织呈现，给人一种“隔”的距离感。阿毛一直说自己睡不着，实际上她一直伏在桌子上说胡话，王老大告诉她“不要说话，一睡就睡着”，可是最后“睡不着的是王老大”，睡着了是美好的梦境，睡不着就面对残酷的现实，王老大“也着实难过，那是因为阿毛睡不着了”。阿毛在说了他想吃桃子以后，王老大仿佛晴天霹雳般，他一生以种桃为业，但没有办法完成阿毛吃桃子心愿，这种看似矛盾的局面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传达出理想最终必将破灭的意味。而王老大后面看见的东西经过“梦”的修饰变得夸诞、变形，看见酒瓶子发光，带着酒瓶子去街上买桃子，反复问桃子卖不卖，卖桃子的人害怕玻璃桃子被捏碎，不要钱只要玻璃瓶子，而王老大买了桃子还没有意识到这是玻璃桃子，小心翼翼地捧着，直到有小孩提醒才恍然大悟，这一切不符合生活常态的事情只有可能在梦中呈现，王老大在现实中感到失望，采取了梦境的方式来满足阿毛的愿望，可是玻璃桃子还是碎了，梦境和现实的边界被消解，那种“隔”的感觉在桃子碎了的一刻被打破，现实冷酷，王老大终究是睡不着的。 三、《桃园》超现实叙事缘由
（一）强烈的文学主体意识
在中国文学史上，废名始终是一个孤绝的存在，他的小说风格独异，晦涩难懂，和当时的主流文艺语境背道而驰，以致鲁迅批评他：“有意徘徊，顾影自怜”[6]。朱光潜说：“废名先生不能成为一个循规蹈矩的小说家，因为他在心境原型上是一个极端的内倾者。”[7]废名内倾型的心境导致小说过于注重“自我”，表现在他身上就是抵制外部的影响，这些特征也印在了作品中，使得他的小说“向内看”，在梦中寻找真实的人生，让现实世界消失，突出故事的乌托邦色彩，桃园是作家内心理想的产物，融合故乡黄梅的影子以及心灵的图景，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理想人物活在理想世界，以梦来填补现实的孤独和苦闷。
当主流作家热衷于再现客观现实的风貌时，废名具有自己独特的文艺价值判断，对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有自己的见解，他在《说梦》一文中说：“字与字，句与句，互相生长，有如梦的不可捉摸，然而一个人只能做他自己的梦，所以虽是无心，而是有因，我们面对着它，不免是梦，但依然是真实。”[8]他秉持着“文学即梦”的文学观，大量描写梦、潜意识，实际上显示出某些现代文学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废名是领先于当时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废名的文学主体意识促使他另辟蹊径，他写小说是“自由”的，致力于创造属于自己的桃源世界，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个性呈现出作品独有的审美价值，带给读者独特的审美体验。
（二）禅宗思想的影响
废名出生在湖北黄梅，黄梅自隋唐以来就是佛教兴盛之地，浓郁的禅宗文化深深扎根于废名心中，他的作品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佛教思想的痕迹。一方面，禅宗极力寻求现实生活以外的彼岸世界，以达到对人生境界的超脱，这与超现实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桃园》不直接涉及现实人生的悲苦，而是极力淡化，摒弃激情与冲突，创造清净的意境，带有隐逸避世的情趣。作者有意创造一个静寂如梦的境界，构建一个“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的世外桃源，他始终以平淡的笔调来叙事，即便在写到杀场是杀人的地方时也没有流露出情绪的波动，只是用“照墙外是杀场，自从离开十字街头以来，杀人在这上面”这样淡淡的陈述事实的语气一笔带过。孩子天真的叙述视角更发现了成人不能发现的意趣，隔绝了生活的烦恼痛苦，“她还替城墙栽了一些牵牛花，花开的时候，许多女孩子跑来玩，兜了花回去。”“我们桃园两个日头”，在王老大看来碍事的城墙，阿毛却又栽花又看日头，充满了趣味，体现出超越现实人生的美感。
另一方面，禅宗思想讲究直观性、暗示性、顿悟性，语言往往难以跟上思维，心念到了笔却未到，超现实反传统与禅宗的违反理性也具有相通之处，表现为小说语言的打破常规及跳跃，“她不相信天是要黑下去，——黑了岂不连苔也看不见？——她的桃园倘若是种橘子才好”“她曾经在一个人家的院子旁边走过，一棵大橘露到院子外，”，阿毛从“天黑”想到“种橘子”又想到曾经在别人家院子里看到的橘子，这种思维的飘忽不定和语句之间的跳跃造成语意上过长的空白，导致读者理解的障碍。顿悟和直觉同时也使作者更注重对于个人精神体验的描写，以直觉体验的方式去追踪意识的流动，努力唤起下意识与潜意识，去发现“悟境”，以内在的潜意识代替对外在社会生活的描写。
（三）古典文化与西方文学双重熏陶
童年接受的私塾教育，给他奠定了良好的古典文化基础，废名说过：“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9]，古典诗词中的象征、凝练、含蓄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桃园叙事的非理性和隐喻性。废名还接受了西方文学的熏陶，他曾经翻译过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的《窗》，欣赏诗中的幻想和梦，也接触了弗洛依德的学说，从《说梦》中对梦境的议论可以看到他受到《梦的解析》的影响，波德莱尔的象征主义和弗洛伊德的学说正是超现实主义的重要理论支柱。另外，废名的老师周作人重视西方诗歌的“象征”手法，这潜移默化之中也影响了废名的创作，最终熔西方现代文学手法和中国古典美学于一炉，形成了小说的超现实风格。
桃園的故事发生在“秋深的黄昏”，这个季节的安排本身就带有隐喻的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秋天”与“悲”是联系在一起的，秋天意味凋零、事物的终结，秋天的桃园隐约透露出一股悲凉的气氛，暗示着桃园的破败。而与桃园比邻的衙门和杀场，代表着传统文化中的强权和死亡，两者与桃园的对立隐喻着暴力和死亡的阴影始终笼罩着美好理想，阿毛则是真善美的化身，“桃树已经不大经得起风，叶子吹落不少，无有精神。”暗示阿毛生命的衰微。至于故事中多次出现的桃子，阿毛捧着的鲜红的桃子，王老大捧着的玻璃桃，也具有某种象征含义，桃园茂盛之时，阿毛捧着的是鲜桃，而阿毛生命垂危之际，王老大只能捧着玻璃桃来寻求安慰，桃子就是理想和美的象征，最后玻璃桃碎了，象征着理想的落空。
四、结语
表面看似静美空灵的桃园并非完全脱离现实人生，笼罩在梦境背后的是无处不在的现实阴影。桃园的破败凋零显而易见，生活在其中父女俩更是被外面的世界遗忘的存在，阿毛在病重的这一夜才感到害怕，杀场阴森的气氛和打更的声音烘托出桃园的凄惨，阿毛枕着桌子留下眼泪，一生都在种桃的王老大费尽心思想要满足阿毛，小心翼翼的捧着玻璃桃的欢喜模样让人心酸，这些细节无不浸染着现实的悲痛和作者的哀愁。废名以婉转的诗意笔调写现实人生的悲，正因为写得美，那份悲便更显其悲，连那美也让人读着凄凉，[10]。桃园是废名精心建构的理想栖居地，虚幻缥缈的氛围本身就源于废名对理想世界的诉求与现实世界的失望之间的矛盾，逃避现实的情感正是源于对现实不满的思想。作者希望借助桃园唤起人们对于真善美的向往，现实却处处在瓦解这个理想化的乡土田园，王老大的生活是如此艰难和无可奈何，梦境的背后表现的仍然是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忧虑和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李艳.《现代中国的双城记——浅谈京派与海派文学》[J].《神州》2013（16）：3.
[2]周作人.《苦雨斋序跋文》[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04.
[3]废名.《桥·桃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231-238.
[4]汪曾祺.《汪曾祺人生漫笔》[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331.
[5]牟玉珍，张挺玺.《双重视野下的<桃园>之美》[J].2012，14（4）：35.
[6]赵家璧，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7.
[7]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8卷）[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553.
[8]废名.说梦，废名集（第三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55—1156.
[9]废名.《废名散文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164.
[10]汪璇.梦的真实与美丽——废名小说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