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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仪式是一种重要的德育途径与手段。职业院校仪式教育的主要形态是通过仪式、庆典仪式和纪念仪式。其主要特征为主旨内涵的教育性、文化性；教育形式的规模化、工业化；建构特征的表演性、象征性；规律呈现的例行性、周期性。其主要功能体现在身份认同与组织凝聚、道德教化与价值认同、历史传承与文化传播、情绪体验与情感升华等四方面。
关键词：职业院校；仪式；形态；特点；功能；道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C-（2013）04-0007-04
职业院校里的仪式从源头来说，属于人类学仪式的范畴，然而，特定的仪式必然建立在相应的结构基础之上。职业院校的仪式与原始部落和宗教生活中的仪式建立在不同的结构基础之上。正如鲁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指出的“文化是创造它的那些人的人格投射”，职业院校仪式教育也是创造它的职业院校文化风格的投射。笔者将就职业院校仪式教育在形态、特点与功能等方面从道德教育的视角进行分析。
一、职业院校仪式教育的主要形态
职业院校仪式教育基本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通过仪式。特纳认为通过仪式是“伴随着每一次地点、状况、社会地位以及年龄的改变而举行的仪式。”[1]其意义隐含在个人顺利通过生命某个重要的关口上。这一类仪式在职业院校里一般以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宣誓仪式等形式来呈现。仪式伴随着学生的成长历程，记录着其成长轨迹。中学生向职业院校学生的转变通过入学仪式来进行，加入政治团体通过宣誓仪式来见证，学业的完成通过毕业典礼来宣布。如毕业典礼作为通过仪式，不仅仅是祝贺学生职业院校的学业圆满完成，更重要的是提醒角色的转变：即将由学校人过渡到社会人，通过仪式将这种转变由抽象变成具象，将行为放大，并且可以感知体验。否则，个人在心理上、社会结构上就难以顺利地进入下一个周期。仪式到位，人在时空和心理上的过渡才能到位，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入党宣誓仪式、颁奖典礼等所代表的一系列职业院校特有的通过仪式，成为整个职业院校的公共文化，并且在高度分工和多样化的时代得以稳定地再生产。
第二类是庆典仪式。庆典是欢乐的仪式，是精神的漫游，无论对于学校还是学生都非常需要，因为重大的事件、非凡的成就值得庆贺。此类仪式“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学世界，在这一世界中，每个个人的欢乐与其他人的欢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2]它被视为一种社会性的游戏形式。这类仪式夹杂着庆祝与典礼两种类型。庆祝倾向于狂欢、娱乐、游戏，而典礼则倾向于庄重、严肃、宏大，有时还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不管是在仪式过程还是仪式内容上，更多的时候，庆祝与典礼常常紧密相联。这类仪式在职业院校里一般以校庆、节庆、文艺与体育活动的形式呈现。
第三类是纪念仪式。纪念仪式的原型是祭祀仪式或哀悼仪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吉礼和凶礼演变而来。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任何对社会的人有重要影响的事物和事件，或任何能够代表或表现这个事物或事件的东西，都会变成仪式态度的对象。”[3]职业院校通常以学校创始人或学校历史上重要人物的生辰、忌日等作为标志，举行纪念仪式，有时还会为职业院校本身或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事件而举行纪念仪式，这种纪念仪式通常以传承职业院校精神教育、传播文化思想、缅怀追思先贤功绩为己任，以激励在校师生。
二、职业院校仪式教育的主要特点
仪式的原生性特点非常丰富，研究者早有共识。荷兰学者扬·斯诺克（Jan A.M.Snoek）曾经列出仪式的特征清单，有22条之多。最有代表性的特点有：打破日常生活节奏，有目的的，重复的，周期性的，规范的，神圣的，象征性、美化、结构化的……[4]这些特点在不同的仪式中部分或者全部体现出来。但在职业院校的仪式中，仪式的特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呈现。
第一是主旨内涵的教育性、文化性特点。哲学人类学家兰德曼认为“文化与教育虽然不是一件事，但却无法分割。”[5]学校是有史以来，除家庭以外最重要的社会化的主体。职业院校的仪式是属于教育和为了教育的。作为教育的手段，职业院校的仪式从主旨与内涵上更加注重教育性与文化性。在仪式中传递价值观、在仪式中传承文化特质。如开学典礼就是一次再社会化的过程——在特殊的时空里，对中学时代的生活及其观念进行弱化处理，给予一个更加积极的，更令人期待的职业院校学生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让新生相信并依赖职业院校学生生活对人生将更有意义。在仪式中职业院校的校训会被告知，职业院校的精英人物的代表会亮相，职业院校的文化精髓会被反复强调。毕业典礼上，通常以感恩教育、职业院校文化的弘扬、社会责任的承担为主题，通过标语、致辞等载体去体现。教育是文化的实现途径，而仪式则扮演实现手段的角色，而且更符合“隐性课程”的特点。
第二是教育形式的规模化、工业化特点。仪式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参与者一般是学生群体而非个体。从数量上说，群体通常以班级、年级或学生全体为单位，从群体属性上讲，通常以同侪群体或特殊身分群体的形态出现。少则几十人，多则上万人，具有规模性特点。职业院校仪式教育的组织者希望通过大规模的学生集聚，对参与学生进行集体教育，希望产生普遍的教育成效，在组织目标上追求统一行动，具有工业化生产的特点，学生如同仪式这个流水线上的产品，教育理念被批量传播与生产，或完全按照组织者的意图进行思想植入。职业院校通常把庆典仪式视为设计、策划、管理和协调学校大型活动的重要因素。通过仪式，可以密切学生自身与社会的联系，以促进社会礼仪、强化公共意识。
第三是建构特征的表演性、象征性特点。“仪式行为是非实用、非常态的表现性行为，而与这种表现性特征相应的，则是仪式行为的表演性特征”。[6]格尔茨认为，仪式涉及生活准则及世界观，“完全公开的仪式”可称为“文化表演”。[7]职业院校的仪式显然不是以个人主义的姿态出现，仪式行为被设计好、程式化、标准化，在操作的过程中，呈现“非反思性”特征——照要求做即可，不需要问为什么，所以行为本身只是表演。仪式是一种借助符号系统建构的象征文化，仪式中的符号充满着象征意味。如升旗仪式中，国旗就是民族国家的象征，宣誓仪式中举手握拳就是承诺的象征，学位授予仪式中“拨穗礼”的完成就是学业圆满的象征，庆典仪式中的席卡及其位置就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学校仪式把抽象的观念转换为具体的象征符号，通过文化再生产的方式来完成对国家观念、教育理想、人文精神、伦理道德等的传递。 第四是规律呈现的例行性、周期性特点。职业院校的仪式始终按照生活的时序来进行。九月的开学仪式（还有伴随着军训有关的仪式），十月的国庆，十二月的一二·九纪念，五月的五四青年节，六月的毕业典礼，七月党的生日，再加上学校的校庆，创办人的生辰或忌日纪念，春秋季运动会相关仪式等等，仪式的规律常常与这些标志性的日子保持同步。利奇把仪式看作“人类基本生存技术”，[8]认为仪式行为的持久重复性意义在于可以将知识与信息多次重复地发出去。保罗·康纳顿则认为周期性的仪式可以用来加强集体记忆。职业院校的仪式一般以年为周期，稍长的以五年、十年为周期（比如校庆），稍短的以月或周为周期（比如升旗仪式），呈现出例行化的特点。有些仪式甚至被制度化，不可或缺，如果缺少了被视为不正常或不圆满，比如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就不是可有可无的。
正如仪式本身含义的多元与形态的多样一样，显然，以上所述的特点并非职业院校的仪式的全部，但包括了最有代表性的特征。作为职业院校的仪式，这些特点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因为它要为教育服务，但如果从道德的角度来审视，则可能产生伦理层面的质疑。
三、职业院校仪式教育的主要功能
提到仪式的功能，无论如何，涂尔干的群体团结功能观，马林诺夫斯满足个体需求的制度功能观，布朗的对社会产生制衡的“结构―功能”理论以及道格拉斯的“产生与复制社会关系”理论等等都是不能回避的研究起点。只不过，在一个以教育为旨归的领域里审视仪式的功能，更要注重从形态看功能、从特点看功能，才不至于目标涣散。
第一是身份认同、组织凝聚功能。职业院校学生常常面临着社会角色的分配与转变。根纳普认为：“在任何社会中，个体的生命都是从一个年龄阶段到另一个年龄阶段，从一种职业群体到另一种职业群体的系列通过……这些事件的每一个都有典礼，典礼的基本目的就是使个体能够从一个明确的社会地位到达另一个界定同样十分明确的社会地位。”[9]人的社会地位变化容易产生认同危机，而各种“通过仪式”的功能便在于减少这种危机的影响以保持心理、情感与思想上的平衡。入学伊始要面临中学生到职业院校学生的身份转变，求学过程中可能会有政治面貌的转变，毕业时面临学校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仪式帮助学生解决身份认同危机，并帮助学生修正目标或者重新确立目标。其实职业院校学生并不缺少信仰，也不缺少价值观，而缺少把信仰和价值观合理综合的结构性网络，仪式则可以提供架构这个网络的可能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民族国家看成“想象的共同体”，其实仪式也可以被视为一个临时性的想象的共同体。说它是想象的，那是因为其成员之间互相并不了解，甚至并不相识，然而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团体归属与身份认同的意识，认同背景下的德育，是德育实现的前提。合理的认同应该强调的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如果只注意到自我是群体中的一员，没有分辨出自我与他者的区别，这种认同是迷失自我的认同，是服从、盲从。值得注意的是，职业院校的仪式有时会陷入这样的道德悖论中——过于强调“认同的同一性”，但忽略了“对认同差异性”[10]的自觉保持。
第二是道德教化、价值认同功能。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道德教育，其功能之一就是学会思考重要的问题——生活意义的求索和生存质量的提升。仪式作为道德生活的一部分、作为道德教育的手段，仪式强调秩序、伦理，强调共享价值观。仪式中的“礼”指向道德的维度。仪式不仅为个体行为提供道德约束，还为群体提供共同的道德目标和价值基础。仪式中充满着礼节、礼貌，散发着伦理、秩序的意味。纵览中国传统礼仪的历史变迁，“礼”和“仪”不可分割。“礼”具有伦理、道德的意味，大至政治、军事，小至衣冠陈设，无不有礼。仰天俯地，待人接物，言谈举止，无不有仪。所以，礼仪是道德的表现形式，礼仪是蕴含伦理学意义的“仪”，仪式是表现道德的载体，是道德的表现形式。仪式是“礼”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礼”之外的东西。仪式作为教育手段，其功能在于促使“精神的引导”。不论是“神道设教”，还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都强调精神层面的作用。区别在于是对神灵还是对祖先。孔子更是对祭礼赋予了道德、伦理的内涵，成为教化的手段。博尔诺夫认为人是一种需要外力推动的屡教不改的有惰性的生物，这种外力可以是唤醒，可以是告诫，还可以是号召。仪式作为道德教育的手段，可以唤醒沉睡在学生心灵深处的道德意识，可以通过告诫进行道德纠偏，可以通过号召产生道德激励的效果。如果把集合在一起的学生比作一堆码好的但无法粘合的砖块，那么仪式恰如粘合剂，它创造了人为的关系可能，感到人际的存在；创造了人为的团结，感受到理想主义状态；创造了一种机制，确保力量被集中、价值被认同。只有仪式情境与学生自我认同越协调，仪式的教育效果才越好。
第三是历史传承、文化传播功能。文化是共享的、文化是习得的，[11]文化的代际过程被称为濡化（enculturation）。职业院校仪式教育部分地承担了这个功能。特别是周期性的纪念仪式、庆典仪式对历史的回忆发挥了“存储和解释”[12]的功能，历史与文化在重演和想象中再现，在集体的记忆中得以分享与强化，否则，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高等教育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与社会紧密相联，正如克拉克·克尔所说的那样：“高等教育既不能回避历史，社会的历史也不能回避高等教育。”[13]职业院校向仪式的参与者提供的不仅“是什么”的客观事实，还提供“应该是什么”的价值判断。纪念仪式把职业院校的历史掌故、人物传奇融入其中，为学生营造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庆典仪式上，职业院校的徽标向每个人无声地进行提醒，我们共有一个身份，有共同的责任。毕业典礼上，校长的致辞一定不会忘记叮嘱即将离校的学子把母校的精神发扬光大。仪式就是这样创造了一个把学生与职业院校、历史与文化紧密缠绕的场域，把有关过去的意象和记忆通过仪式操演来传达和维持。而纪念仪式在历史传承、文化传播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大。通过仪式活动，职业院校将学生置于一个或生动活泼或庄重严肃的文化情境中熏陶。
关键词：职业院校；仪式；形态；特点；功能；道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C-（2013）04-0007-04
职业院校里的仪式从源头来说，属于人类学仪式的范畴，然而，特定的仪式必然建立在相应的结构基础之上。职业院校的仪式与原始部落和宗教生活中的仪式建立在不同的结构基础之上。正如鲁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指出的“文化是创造它的那些人的人格投射”，职业院校仪式教育也是创造它的职业院校文化风格的投射。笔者将就职业院校仪式教育在形态、特点与功能等方面从道德教育的视角进行分析。
一、职业院校仪式教育的主要形态
职业院校仪式教育基本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通过仪式。特纳认为通过仪式是“伴随着每一次地点、状况、社会地位以及年龄的改变而举行的仪式。”[1]其意义隐含在个人顺利通过生命某个重要的关口上。这一类仪式在职业院校里一般以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宣誓仪式等形式来呈现。仪式伴随着学生的成长历程，记录着其成长轨迹。中学生向职业院校学生的转变通过入学仪式来进行，加入政治团体通过宣誓仪式来见证，学业的完成通过毕业典礼来宣布。如毕业典礼作为通过仪式，不仅仅是祝贺学生职业院校的学业圆满完成，更重要的是提醒角色的转变：即将由学校人过渡到社会人，通过仪式将这种转变由抽象变成具象，将行为放大，并且可以感知体验。否则，个人在心理上、社会结构上就难以顺利地进入下一个周期。仪式到位，人在时空和心理上的过渡才能到位，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入党宣誓仪式、颁奖典礼等所代表的一系列职业院校特有的通过仪式，成为整个职业院校的公共文化，并且在高度分工和多样化的时代得以稳定地再生产。
第二类是庆典仪式。庆典是欢乐的仪式，是精神的漫游，无论对于学校还是学生都非常需要，因为重大的事件、非凡的成就值得庆贺。此类仪式“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学世界，在这一世界中，每个个人的欢乐与其他人的欢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2]它被视为一种社会性的游戏形式。这类仪式夹杂着庆祝与典礼两种类型。庆祝倾向于狂欢、娱乐、游戏，而典礼则倾向于庄重、严肃、宏大，有时还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不管是在仪式过程还是仪式内容上，更多的时候，庆祝与典礼常常紧密相联。这类仪式在职业院校里一般以校庆、节庆、文艺与体育活动的形式呈现。
第三类是纪念仪式。纪念仪式的原型是祭祀仪式或哀悼仪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吉礼和凶礼演变而来。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任何对社会的人有重要影响的事物和事件，或任何能够代表或表现这个事物或事件的东西，都会变成仪式态度的对象。”[3]职业院校通常以学校创始人或学校历史上重要人物的生辰、忌日等作为标志，举行纪念仪式，有时还会为职业院校本身或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事件而举行纪念仪式，这种纪念仪式通常以传承职业院校精神教育、传播文化思想、缅怀追思先贤功绩为己任，以激励在校师生。
二、职业院校仪式教育的主要特点
仪式的原生性特点非常丰富，研究者早有共识。荷兰学者扬·斯诺克（Jan A.M.Snoek）曾经列出仪式的特征清单，有22条之多。最有代表性的特点有：打破日常生活节奏，有目的的，重复的，周期性的，规范的，神圣的，象征性、美化、结构化的……[4]这些特点在不同的仪式中部分或者全部体现出来。但在职业院校的仪式中，仪式的特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呈现。
第一是主旨内涵的教育性、文化性特点。哲学人类学家兰德曼认为“文化与教育虽然不是一件事，但却无法分割。”[5]学校是有史以来，除家庭以外最重要的社会化的主体。职业院校的仪式是属于教育和为了教育的。作为教育的手段，职业院校的仪式从主旨与内涵上更加注重教育性与文化性。在仪式中传递价值观、在仪式中传承文化特质。如开学典礼就是一次再社会化的过程——在特殊的时空里，对中学时代的生活及其观念进行弱化处理，给予一个更加积极的，更令人期待的职业院校学生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让新生相信并依赖职业院校学生生活对人生将更有意义。在仪式中职业院校的校训会被告知，职业院校的精英人物的代表会亮相，职业院校的文化精髓会被反复强调。毕业典礼上，通常以感恩教育、职业院校文化的弘扬、社会责任的承担为主题，通过标语、致辞等载体去体现。教育是文化的实现途径，而仪式则扮演实现手段的角色，而且更符合“隐性课程”的特点。
第二是教育形式的规模化、工业化特点。仪式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参与者一般是学生群体而非个体。从数量上说，群体通常以班级、年级或学生全体为单位，从群体属性上讲，通常以同侪群体或特殊身分群体的形态出现。少则几十人，多则上万人，具有规模性特点。职业院校仪式教育的组织者希望通过大规模的学生集聚，对参与学生进行集体教育，希望产生普遍的教育成效，在组织目标上追求统一行动，具有工业化生产的特点，学生如同仪式这个流水线上的产品，教育理念被批量传播与生产，或完全按照组织者的意图进行思想植入。职业院校通常把庆典仪式视为设计、策划、管理和协调学校大型活动的重要因素。通过仪式，可以密切学生自身与社会的联系，以促进社会礼仪、强化公共意识。
第三是建构特征的表演性、象征性特点。“仪式行为是非实用、非常态的表现性行为，而与这种表现性特征相应的，则是仪式行为的表演性特征”。[6]格尔茨认为，仪式涉及生活准则及世界观，“完全公开的仪式”可称为“文化表演”。[7]职业院校的仪式显然不是以个人主义的姿态出现，仪式行为被设计好、程式化、标准化，在操作的过程中，呈现“非反思性”特征——照要求做即可，不需要问为什么，所以行为本身只是表演。仪式是一种借助符号系统建构的象征文化，仪式中的符号充满着象征意味。如升旗仪式中，国旗就是民族国家的象征，宣誓仪式中举手握拳就是承诺的象征，学位授予仪式中“拨穗礼”的完成就是学业圆满的象征，庆典仪式中的席卡及其位置就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学校仪式把抽象的观念转换为具体的象征符号，通过文化再生产的方式来完成对国家观念、教育理想、人文精神、伦理道德等的传递。 第四是规律呈现的例行性、周期性特点。职业院校的仪式始终按照生活的时序来进行。九月的开学仪式（还有伴随着军训有关的仪式），十月的国庆，十二月的一二·九纪念，五月的五四青年节，六月的毕业典礼，七月党的生日，再加上学校的校庆，创办人的生辰或忌日纪念，春秋季运动会相关仪式等等，仪式的规律常常与这些标志性的日子保持同步。利奇把仪式看作“人类基本生存技术”，[8]认为仪式行为的持久重复性意义在于可以将知识与信息多次重复地发出去。保罗·康纳顿则认为周期性的仪式可以用来加强集体记忆。职业院校的仪式一般以年为周期，稍长的以五年、十年为周期（比如校庆），稍短的以月或周为周期（比如升旗仪式），呈现出例行化的特点。有些仪式甚至被制度化，不可或缺，如果缺少了被视为不正常或不圆满，比如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就不是可有可无的。
正如仪式本身含义的多元与形态的多样一样，显然，以上所述的特点并非职业院校的仪式的全部，但包括了最有代表性的特征。作为职业院校的仪式，这些特点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因为它要为教育服务，但如果从道德的角度来审视，则可能产生伦理层面的质疑。
三、职业院校仪式教育的主要功能
提到仪式的功能，无论如何，涂尔干的群体团结功能观，马林诺夫斯满足个体需求的制度功能观，布朗的对社会产生制衡的“结构―功能”理论以及道格拉斯的“产生与复制社会关系”理论等等都是不能回避的研究起点。只不过，在一个以教育为旨归的领域里审视仪式的功能，更要注重从形态看功能、从特点看功能，才不至于目标涣散。
第一是身份认同、组织凝聚功能。职业院校学生常常面临着社会角色的分配与转变。根纳普认为：“在任何社会中，个体的生命都是从一个年龄阶段到另一个年龄阶段，从一种职业群体到另一种职业群体的系列通过……这些事件的每一个都有典礼，典礼的基本目的就是使个体能够从一个明确的社会地位到达另一个界定同样十分明确的社会地位。”[9]人的社会地位变化容易产生认同危机，而各种“通过仪式”的功能便在于减少这种危机的影响以保持心理、情感与思想上的平衡。入学伊始要面临中学生到职业院校学生的身份转变，求学过程中可能会有政治面貌的转变，毕业时面临学校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仪式帮助学生解决身份认同危机，并帮助学生修正目标或者重新确立目标。其实职业院校学生并不缺少信仰，也不缺少价值观，而缺少把信仰和价值观合理综合的结构性网络，仪式则可以提供架构这个网络的可能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民族国家看成“想象的共同体”，其实仪式也可以被视为一个临时性的想象的共同体。说它是想象的，那是因为其成员之间互相并不了解，甚至并不相识，然而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团体归属与身份认同的意识，认同背景下的德育，是德育实现的前提。合理的认同应该强调的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如果只注意到自我是群体中的一员，没有分辨出自我与他者的区别，这种认同是迷失自我的认同，是服从、盲从。值得注意的是，职业院校的仪式有时会陷入这样的道德悖论中——过于强调“认同的同一性”，但忽略了“对认同差异性”[10]的自觉保持。
第二是道德教化、价值认同功能。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道德教育，其功能之一就是学会思考重要的问题——生活意义的求索和生存质量的提升。仪式作为道德生活的一部分、作为道德教育的手段，仪式强调秩序、伦理，强调共享价值观。仪式中的“礼”指向道德的维度。仪式不仅为个体行为提供道德约束，还为群体提供共同的道德目标和价值基础。仪式中充满着礼节、礼貌，散发着伦理、秩序的意味。纵览中国传统礼仪的历史变迁，“礼”和“仪”不可分割。“礼”具有伦理、道德的意味，大至政治、军事，小至衣冠陈设，无不有礼。仰天俯地，待人接物，言谈举止，无不有仪。所以，礼仪是道德的表现形式，礼仪是蕴含伦理学意义的“仪”，仪式是表现道德的载体，是道德的表现形式。仪式是“礼”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礼”之外的东西。仪式作为教育手段，其功能在于促使“精神的引导”。不论是“神道设教”，还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都强调精神层面的作用。区别在于是对神灵还是对祖先。孔子更是对祭礼赋予了道德、伦理的内涵，成为教化的手段。博尔诺夫认为人是一种需要外力推动的屡教不改的有惰性的生物，这种外力可以是唤醒，可以是告诫，还可以是号召。仪式作为道德教育的手段，可以唤醒沉睡在学生心灵深处的道德意识，可以通过告诫进行道德纠偏，可以通过号召产生道德激励的效果。如果把集合在一起的学生比作一堆码好的但无法粘合的砖块，那么仪式恰如粘合剂，它创造了人为的关系可能，感到人际的存在；创造了人为的团结，感受到理想主义状态；创造了一种机制，确保力量被集中、价值被认同。只有仪式情境与学生自我认同越协调，仪式的教育效果才越好。
第三是历史传承、文化传播功能。文化是共享的、文化是习得的，[11]文化的代际过程被称为濡化（enculturation）。职业院校仪式教育部分地承担了这个功能。特别是周期性的纪念仪式、庆典仪式对历史的回忆发挥了“存储和解释”[12]的功能，历史与文化在重演和想象中再现，在集体的记忆中得以分享与强化，否则，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高等教育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与社会紧密相联，正如克拉克·克尔所说的那样：“高等教育既不能回避历史，社会的历史也不能回避高等教育。”[13]职业院校向仪式的参与者提供的不仅“是什么”的客观事实，还提供“应该是什么”的价值判断。纪念仪式把职业院校的历史掌故、人物传奇融入其中，为学生营造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庆典仪式上，职业院校的徽标向每个人无声地进行提醒，我们共有一个身份，有共同的责任。毕业典礼上，校长的致辞一定不会忘记叮嘱即将离校的学子把母校的精神发扬光大。仪式就是这样创造了一个把学生与职业院校、历史与文化紧密缠绕的场域，把有关过去的意象和记忆通过仪式操演来传达和维持。而纪念仪式在历史传承、文化传播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大。通过仪式活动，职业院校将学生置于一个或生动活泼或庄重严肃的文化情境中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