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北宋初期，统治者在借鉴五代武将乱权直接威胁统治的情况下，将削弱武将权力，加强中央集权，作为其首要任务。在防范武将的变态发展中，统治者有意识地用文官统御武将，产生了在北宋一代长期存在的“重文轻武”意识和实践。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历史原因外，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为选拔人才而大力推行的科举制、武将阶层自身的衰落等都是重要原因之一。另外我们所说的“重”“轻”是相对的，而不可能是绝对的。“文臣”“武将”的对立，也要放到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阶层来考虑。
一、在中央，宰相逐渐参与到军事议程中来
景德四年真宗下诏军需粮草、物资盈缺列入中书宰相议程，宰相对军事的干预涉足了专管军政的枢密院职权范围，主管军事的枢密使逐步排除武将担任，仁宗朝之后再无武将出任枢密院正职的情形，而只能担任副职，为后来的宰相兼任枢密使埋下了隐患。
北宋历史上枢密院中文臣、武官之间的比重和地位经历了显著的变化，而这种变迁是逐渐向着不利于武将的方向发展的。其根源自然在于“以文驭武”及“重文轻武”方针、政策的影响。而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局面，除了与北宋建国前后的大背景环境有关外，也与以往枢密院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有关。如所周知，枢密使制度源自唐代宗时，其主要职责是在皇帝身边负责军事机要，但长期由内侍把持，成为唐后期宦官专权的重要工具。五代时期，由枢密使而演化出枢密院机构，其地位日益膨胀。
二、在地方上，文臣出任都部署也逐渐增多，并发展成为制度
真宗时张齐贤、钱若水、王钦若、向敏中等宰執大臣相继出任都部署。到宋仁宗时，重要州郡的文臣知州兼任都部署成为制度。而武将在宋仁宗时，通常仅任副都部署。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1《马步军都总管》称：“旧名都部署”，“以武臣为之副”。
三、与此同时武将素质的下降也愈发明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必要的文化修养。如《宋史》记载：田重进“不事学”米信“不知书”高琼“不识字”。（2）贪赃枉法者众多。如曹璨“晚节颇伤吝啬物议少之”米信更是“专恣不法”、“强市人物妻死买地营葬妄发居民冢墓”。
四、文臣对武臣的轻视也越来越严重
文莹记载：“真宗欲择臣僚中善弓矢，美仪彩，伴虏使善射弓，时双备者惟陈康肃公尧咨可焉……上谓晏（殊）曰：‘陈某若肯换武，当授与节钺。’”为了让文臣换资，真宗竟然抬出了武臣最高荣誉“节度”，而却被拒绝。皇佑四年（1052年）狄青升为枢密副使时御史中丞王举正、左司谏贾黯及御史韩贽等人便纷纷上奏反对，甚至还列出了狄青出身兵伍、四夷轻蔑朝廷、大臣耻于为伍及破坏祖宗成规等“五不可”的理由。
五、北宋时的“文”“武”选官考试上，也被打上了重文的烙印
真宗朝“武人”完全靠了边“文人主政”的局面形成。为了鼓励参加科举，真宗甚至还作有一首《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而到了仁宗朝时则“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
随着北宋科举制的发展京城内一部分官僚或富人在择婿时不再过分注重眼前的门当户对而更加看重人的未来从而出现婚姻观念中的爱才思想。当时京师的权贵在科举考试时借机择婿者更多。
与如火如荼的科举（文试）相对，武举则越来越不受关注。天圣八年（1030）宋仁宗才设武科取士“亲试武举十二人先阅其骑射而后试之”。后来以朝臣吴育等奏疏反对仅过三个月即废弃。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六月下诏复建武学于武成王庙选文武官中知“兵”者在武学内作为教授。宋代武举制度发展到这个时期仅保留了骑、步射两项。此外宋代武举还添置经义理论考试，武艺高强而文试不合格的试人被拒之门外。
武将在任官上成为文臣的下属，处于被监督、防范的地位，武将阶层整体素质下降，文官颐指气使，把持了国家的各个重要职位，文官士大夫提出与君主“共天下”，士大夫政治形成。官员的主要培养途径科举受到社会各界追捧，并由此带动了整个社会尚文风气的形成，一些武将也开始通过换文资，学习文化向文官靠拢。北宋的文化发展到封建社会的高峰，武备的发展却不再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之一，每天在这里表演的主角是意气风发的文官士大夫。重文轻武的气氛笼罩了整个社会，“重文轻武”的原则才最终真正确立，并付诸实施。
从上文的表述，我们可以得出宋在借鉴历史，加强中央集权的大背景下，士大夫政治的出现、君主的被文人化、科举带动的崇文风气的高涨、武将自身的堕落等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下，造成了“重文轻武”原则的确定与实施。但如前所说，这种“重文轻武”的“重”和“轻”只是相对而言，而不是绝对的。这只是将“文武”臣僚，与文事、武备放在一起对比时才显的有所“轻”“重”不同，而从统治者角度看，这只是维护统治的一部分而已，即用“文”制“武”，再在此基础上构建广泛、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从而实现对统治的有效控制。
一、在中央，宰相逐渐参与到军事议程中来
景德四年真宗下诏军需粮草、物资盈缺列入中书宰相议程，宰相对军事的干预涉足了专管军政的枢密院职权范围，主管军事的枢密使逐步排除武将担任，仁宗朝之后再无武将出任枢密院正职的情形，而只能担任副职，为后来的宰相兼任枢密使埋下了隐患。
北宋历史上枢密院中文臣、武官之间的比重和地位经历了显著的变化，而这种变迁是逐渐向着不利于武将的方向发展的。其根源自然在于“以文驭武”及“重文轻武”方针、政策的影响。而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局面，除了与北宋建国前后的大背景环境有关外，也与以往枢密院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有关。如所周知，枢密使制度源自唐代宗时，其主要职责是在皇帝身边负责军事机要，但长期由内侍把持，成为唐后期宦官专权的重要工具。五代时期，由枢密使而演化出枢密院机构，其地位日益膨胀。
二、在地方上，文臣出任都部署也逐渐增多，并发展成为制度
真宗时张齐贤、钱若水、王钦若、向敏中等宰執大臣相继出任都部署。到宋仁宗时，重要州郡的文臣知州兼任都部署成为制度。而武将在宋仁宗时，通常仅任副都部署。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1《马步军都总管》称：“旧名都部署”，“以武臣为之副”。
三、与此同时武将素质的下降也愈发明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必要的文化修养。如《宋史》记载：田重进“不事学”米信“不知书”高琼“不识字”。（2）贪赃枉法者众多。如曹璨“晚节颇伤吝啬物议少之”米信更是“专恣不法”、“强市人物妻死买地营葬妄发居民冢墓”。
四、文臣对武臣的轻视也越来越严重
文莹记载：“真宗欲择臣僚中善弓矢，美仪彩，伴虏使善射弓，时双备者惟陈康肃公尧咨可焉……上谓晏（殊）曰：‘陈某若肯换武，当授与节钺。’”为了让文臣换资，真宗竟然抬出了武臣最高荣誉“节度”，而却被拒绝。皇佑四年（1052年）狄青升为枢密副使时御史中丞王举正、左司谏贾黯及御史韩贽等人便纷纷上奏反对，甚至还列出了狄青出身兵伍、四夷轻蔑朝廷、大臣耻于为伍及破坏祖宗成规等“五不可”的理由。
五、北宋时的“文”“武”选官考试上，也被打上了重文的烙印
真宗朝“武人”完全靠了边“文人主政”的局面形成。为了鼓励参加科举，真宗甚至还作有一首《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而到了仁宗朝时则“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
随着北宋科举制的发展京城内一部分官僚或富人在择婿时不再过分注重眼前的门当户对而更加看重人的未来从而出现婚姻观念中的爱才思想。当时京师的权贵在科举考试时借机择婿者更多。
与如火如荼的科举（文试）相对，武举则越来越不受关注。天圣八年（1030）宋仁宗才设武科取士“亲试武举十二人先阅其骑射而后试之”。后来以朝臣吴育等奏疏反对仅过三个月即废弃。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六月下诏复建武学于武成王庙选文武官中知“兵”者在武学内作为教授。宋代武举制度发展到这个时期仅保留了骑、步射两项。此外宋代武举还添置经义理论考试，武艺高强而文试不合格的试人被拒之门外。
武将在任官上成为文臣的下属，处于被监督、防范的地位，武将阶层整体素质下降，文官颐指气使，把持了国家的各个重要职位，文官士大夫提出与君主“共天下”，士大夫政治形成。官员的主要培养途径科举受到社会各界追捧，并由此带动了整个社会尚文风气的形成，一些武将也开始通过换文资，学习文化向文官靠拢。北宋的文化发展到封建社会的高峰，武备的发展却不再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之一，每天在这里表演的主角是意气风发的文官士大夫。重文轻武的气氛笼罩了整个社会，“重文轻武”的原则才最终真正确立，并付诸实施。
从上文的表述，我们可以得出宋在借鉴历史，加强中央集权的大背景下，士大夫政治的出现、君主的被文人化、科举带动的崇文风气的高涨、武将自身的堕落等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下，造成了“重文轻武”原则的确定与实施。但如前所说，这种“重文轻武”的“重”和“轻”只是相对而言，而不是绝对的。这只是将“文武”臣僚，与文事、武备放在一起对比时才显的有所“轻”“重”不同，而从统治者角度看，这只是维护统治的一部分而已，即用“文”制“武”，再在此基础上构建广泛、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从而实现对统治的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