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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说，鲁迅塑造了孙郁的性格和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对于旁人来说，鲁迅是一个符号，而对于学者孙郁来说，鲁迅更像是一个冥冥之中的指引者，让他得以走进过去一个时代每个人复杂的内心纹路，也让他得以审视当下这个时代的现实生活
1936年秋天，鲁迅在抗战爆发前去世于上海。没有人知道，他如果能继续活下去，会选择怎样的道路，拥有怎样的命运。
80年之后，学者孙郁出版了一本新书，《鲁迅遗风录》。
这是他关于鲁迅研究的第12本著作，“遗风”并不是李太白式迎风招展的酒旗，而是试图描绘出一群在苍茫时代中与鲁迅有着或多或少交集、或者在某些角度继承了鲁迅精神人物的命运。
孙郁。
“鲁迅不是远离我们的存在，而是一道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风景。”孙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孙郁与鲁迅的缘分始于近50年前。
那时候，他还是一个生活在上世纪60年代、辽东小镇上的少年。
小镇叫做复州城，距离大连市区有一百多公里，那是一座西汉时就存在的古城，有着历朝历代遗留的残迹，以及潮打空城寂寞回的宁静。
孙郁的家庭并不是在那里土生土长，而是被时代的风吹落的蒲公英种子，就此落地生根。他的父亲是1949年之后投诚起义的国民党军人，然后留在大陆上了大学之后被分配到辽宁，母亲是大连人，在文革开始之后，这个家庭就从大连城区迁到了复州小镇。
鲁迅并不是孙郁的文学启蒙者。
他最先接触的是穆旦，一个生于民国，毕业于西南联大，并且有着留美背景的天真又热烈的诗人。
孙郁在小城并没有被革命火焰烧毁的中学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穆旦翻译的普希金诗集。
他至今觉得奇怪，仿佛还有一点“幸运”，“我妈妈是学校老师，她们那个图书馆居然没被烧，完整地保留下来了。真是奇怪。而那些生活在北京的我的同龄人，他们小时候都看不到书，都烧掉了。”孙郁回忆道。
经由穆旦翻译的普希金诗歌里那种温柔又浪漫的情愫，一下子就将那个平时生活在样板戏与《金光大道》文化背景中的少年击中了，他还记得父亲从农场劳动回来，将家里的门窗紧闭，然后大声朗诵着普希金的《青铜骑士》。
但这种刻意营造出来的躲避一隅的温馨，却很快被鲁迅所带来的冲击感所取代。
一个偶然的机会，孙郁在那座没有被烧毁的图书馆里，寻觅到了一本破旧的《呐喊》，然后又在自己家里找到了几本没有被处理掉的鲁迅杂文集。
初读鲁迅，与穆旦或者普希金留给他的旖旎风情不同，少年孙郁的第一感觉是“惊恐”。
“我觉得那一本《呐喊》四处弥漫着死亡的气息，满目都是被摧残的生命和人性的凋零。”孙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在惊恐之外，孙郁又感觉到了一种异样的“亲切”：“越害怕还越想去读。”
在《呐喊》中，鲁迅笔下以他的家乡绍兴为原型的“鲁镇”，一个辛亥革命前后，草木凋零的江南小镇，有着苍黄的天空和破碎的屋檐，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上，一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物们悉数登场，他们自私、可怜、愚蠢又天真。而彼时孙郁的家乡，辽东小镇复州城，也在革命洪流的大时代中被裹挟着前行，在疯狂与困顿中来回摇摆，虽然孙郁的父母企图用一己之力抵挡潮水，为他用普希金的诗歌营造出一方小小的宁静天地，但一旦走出家门，少年眼中的世界却是礼崩乐坏的仓惶。
邻居跳井自杀，学校里翩翩君子的老师被冠以反革命罪行，抓起来偷偷杀掉，一切秩序与规则都在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着诡谲的逆转。
他突然觉得，鲁迅笔下的那个鲁镇，就是他所生活的地方，人血馒头还在散发着热气，而落寞的闰土抑或孔乙己，距离他也并不遥远。他在书中看到了一个逝去的时代，但却与自己的时代，有着天衣无缝的勾连。
在孙郁看来，对于人生，穆旦始终保持着天真的热情，他毫不设防地扑向新生活;而鲁迅不同，他站在黑暗里，穿墙而过，直抵地狱去渡劫众生。在很多年后，孙郁在《鲁迅遗风录》中，描述了鲁迅人生中的数次逃离，从绍兴到南京，从南京到东京，再到仙台，最后又是北京、厦门、广州、上海一路辗转，而“每一次逃遁，都经历过一次惜别。他知道，在人生的道路上，走而不是停止，那才是意义吧”。
有着善感灵魂的穆旦与在黑暗中举着一星烛火踽踽独行的鲁迅，先后出现在了孙郁的生命中，共同组成了一个文革时期少年的精神图谱，并最终影响了他的一生。
1978年，孙郁考上了大学。
而在此之前，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他曾被复旦大学拒之门外，虽然他的成绩是全县前几名，但最终的批复却是“不宜录取”。
后来孙郁读了沈阳师范大学，和父母一样，他选择了中文系。
在大学里，他给自己取了“郁”这个笔名，并沿用至今。
198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正开展着轰轰烈烈思想解放与启蒙运动，大学里的孙郁，也沾染了那个时候蓬勃的气息，他积极地阅读着一切散发着崭新油墨味的当代作品，比如张贤亮或者张承志，然后不断地投稿，都是关于这些当代文学作品的读解与阐释。
但最终还是鲁迅影响着他的选择。
研究生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到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当研究员。
那是他主动争取的结果，“就是因为有鲁迅情结，一心就想上这儿来。”孙郁开始在那里编写一本内刊，叫做《鲁迅研究动态》。
1989年，在鲁迅博物馆工作了四年之后，孙郁由于种种原因，调离了那里，到《北京日报》副刊当编辑，后来在那里，停留了十年。 他负责一个叫做“流杯亭”的栏目，即曲水流觞的意思，讲述旧时掌故与文坛逸事，内容一般与当下中国不沾边，用孙郁的话形容，就是“是专司吟风弄月”。
他的工作效率很高，一个月需要完成两个版面，孙郁几乎加班加点一个星期就可以做好，而其余的空闲时间，他依旧留给了鲁迅。
在《北京日报》的十年间，孙郁出了十本书，几乎都是关于鲁迅的。他将早年的个人记忆激发发出来，再与鲁迅博物馆所能搜集到的大量一手资料所融合，分阶段、分角度地解读着鲁迅，并且也在解决着自己在当下所面临的困惑。
《鲁迅与周作人》是让孙郁最难忘的一本。
不是因为写作过程遭遇到了什么了不起的困难，而是因为他在故纸堆里慢慢翻捡起出了两个同根同源却最终走上相反道路的灵魂。
“周氏兄弟，是一对相互衬托的存在，理解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必须对看。历史无奈，他们的同路是必然，分开也是必然，正如天底下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鲁迅一生燃烧自己，在黑暗中发光，周作人却常守在十字街头的塔上，远远眺望。相似的是，他们都纠缠在生存最困惑的一隅，对抗虚妄，挑战绝境，让思想折射智性之光。”
“要么鲁迅，要么周作人，只要我们思考，便无法遘离两颗灵魂的余影。”
在那本书中，孙郁这样写道。
而事实上，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也时常经历着类似“要么鲁迅，要么周作人”的困惑。
因为《北京日报》副刊的工作，孙郁得以有机会与一些从民国时代走过来的老先生们建立起亦师亦友的联系，比较熟识的是张中行与汪曾祺，并且从他们的身上，见到了一点点那个自己并未经历过的时代的流年碎影。
“其实每一代人都有天真的一面，就像坐在书斋里的时候，你能想象到的社会是一回事，但当你真的投入进去，你会发现和自己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孙郁说。
他发现，鲁迅抑或周作人，其实代表着两种人生态度的抉择，但他们也经常相互掺杂在一起，难以分离。
在与张中行以及汪曾祺的交往中，孙郁意识到，虽然从文字风格上来看，相对于鲁迅，张中行与汪曾祺可能更接近周作人，但事实上，当很多时代的风浪扑面而来的时候，也不得不去做鲁迅。
在孙郁的记忆里，张中行曾经在自己的自传《流年碎影》中，触及了很多五六十年代的苦难，描写了一些运动的往事。后来启功看到之后，调侃说，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你还写他干吗。但张中行也半开玩笑地回复道，你已经到彼岸了，但我还在此岸呢。
“虽然他（张中行）的写法还是周作人的路子，但毕竟也能够直面一些问题。”孙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陈丹青曾经引用过尼采的一句话来形容自己的老师木心，孙郁认为，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鲁迅。“在自己的身上，去克服这个时代。”
“他是一个承受沉重的人。”孙郁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很多时候，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是为了逃逸，是在找一种与生活本身相比，更‘轻’、更美好的东西，比如我们看周作人、沈从文或者汪曾祺，那些小桥流水，优雅秀美，但谁去承受那些沉重呢？鲁迅去了。”
“在面对那种无边的黑暗与不幸的时候，周作人、沈从文或者汪曾祺都是无效的，而鲁迅则会让我们‘肩住黑暗的闸门’，他会给予我们一种力量，就像在文革中，很多人在劳改中靠着阅读鲁迅的东西最终活下来，而周作人们则是在一个相对常态的社会中给予我们人生的美感，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又有多少时间是处在安宁常态的社会中呢？有太多的动乱牵制了我们的思想与自由，所以鲁迅显得愈加难能可贵。”孙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现在，孙郁在人民大学工作，担任文学院的院长，并且给本科、硕士以及博士的同学们讲解着鲁迅。
在课堂上，孙郁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要“颠覆”这些孩子们脑海中中学教科书里的鲁迅。
“鲁迅去世以后，对鲁迅有各种各样的叙述。但我觉得在叙述过程当中，强大的意识形态色彩让我们的青年学生、青年一代对鲁迅的理解出现了问题。”孙郁说。
通过自己几十年对于鲁迅的研究与读解，孙郁越来越意识到，我们今天在主流语境中所能看到的大部分对于鲁迅的描述，都充满了强压而来并且为我所用的暴力，“我们现在在用鲁迅最讨厌的方法解释鲁迅。我们现在对鲁迅的解释方法，是鲁迅当年想要颠覆的话语，这个话语没有抛弃掉，而成为解释鲁迅的话语，而且用鲁迅不喜欢和讨厌的词语方法来描述。” 在多个场合，孙郁都说过类似的话。
在孙郁看来，鲁迅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使得他在中国文学与思想史上，几乎是一个“异数”般的人物，是在“庄子、杜甫、苏轼与曹雪芹之外，另一个最伟大的存在”。他的小说、杂文、翻译作品以及思想的高度，都有着可供后人研究发挥的广阔内涵，而把这样一个复杂又伟大的人当成可望不可即的“符号”，是一种悲剧与浪费。
在自己的新书《鲁迅遗风录》中，孙郁通过多位与鲁迅有过或多或少交集的人物所遗留的一鳞半爪，并加入自己的解读，重新构建并且描述了一个 “私人语境里的鲁迅”。除去伟大和高度之外，他试图让鲁迅变得更加立体、温润和真实。
在作家王鲁彦的回忆中，他在北京大学课堂上所见到的鲁迅，是一个穿着短短黑色旧长袍的人，既不威严也不慈祥，脸上的表情是那样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着的”。而在从哈尔滨避难到上海的女孩张乃莹（萧红）的回忆中，鲁迅是一个温厚的长者，喜欢吃硬硬的米饭，并且对于生活之美有着敏锐的感触，他帮她挑选绑头发发带的颜色;在闲暇时光，喜欢看一张俄国作家的木刻画，画上有小朵的玫瑰花，还有一个穿着大长裙子的女人飞散着头发在风里跑。
郁达夫、萧红、聂绀弩、曹聚仁、冯雪峰、台静农……孙郁把他们与鲁迅或短暂或长久的接触抑或是接触之外的影响，一一整理描述出来，并串联勾勒出一个苍茫大时代中围绕在鲁迅周围的人物群像。
1936年，鲁迅去世，他生于秋天，死于秋天，横跨两个时代，却只拥有五十五年的生命。
1937年，抗战爆发。
在随后的那些年中，郁达夫被暗杀，萧红客死异乡，聂绀弩沿着左翼的道路越走越远，台静农与大陆隔海相望……这些在某些方面继承过鲁迅精神、或者与他有过交集的人物，从此选择了不同的路，各自散落天涯。
还有穆旦，这位在鲁迅之前，给予少年孙郁最多感触的诗人，在1953年兴高采烈地从美国回来，企图加入建设新中国的热潮中，但在短短的五年之后，他几乎再没有什么作为。
日子过去了，时代也变了，但有些东西，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
“现在的年轻人未必比我们那时候活得更容易。”孙郁有时候会感叹，并且愈加认识到我们对于鲁迅的需要，“他是一面镜子，会照出我们身上的苟且。”
《鲁迅遗风录》之后，孙郁打算暂时从鲁迅研究写作中抽离出来，他计划继续写一本关于穆旦的书，以及一本小说，原型背景就是文革时候自己所生活的那个小镇。
前一段时间，孙郁去天津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特意又去了南开大学，站在穆旦的铜像前，静静待了很久。
他想到了穆旦在去世前不久写下的那首诗——《冥想》，“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
1936年秋天，鲁迅在抗战爆发前去世于上海。没有人知道，他如果能继续活下去，会选择怎样的道路，拥有怎样的命运。
80年之后，学者孙郁出版了一本新书，《鲁迅遗风录》。
这是他关于鲁迅研究的第12本著作，“遗风”并不是李太白式迎风招展的酒旗，而是试图描绘出一群在苍茫时代中与鲁迅有着或多或少交集、或者在某些角度继承了鲁迅精神人物的命运。
“鲁迅不是远离我们的存在，而是一道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风景。”孙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文革时代的小镇少年
孙郁与鲁迅的缘分始于近50年前。
那时候，他还是一个生活在上世纪60年代、辽东小镇上的少年。
小镇叫做复州城，距离大连市区有一百多公里，那是一座西汉时就存在的古城，有着历朝历代遗留的残迹，以及潮打空城寂寞回的宁静。
孙郁的家庭并不是在那里土生土长，而是被时代的风吹落的蒲公英种子，就此落地生根。他的父亲是1949年之后投诚起义的国民党军人，然后留在大陆上了大学之后被分配到辽宁，母亲是大连人，在文革开始之后，这个家庭就从大连城区迁到了复州小镇。
鲁迅并不是孙郁的文学启蒙者。
他最先接触的是穆旦，一个生于民国，毕业于西南联大，并且有着留美背景的天真又热烈的诗人。
孙郁在小城并没有被革命火焰烧毁的中学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穆旦翻译的普希金诗集。
他至今觉得奇怪，仿佛还有一点“幸运”，“我妈妈是学校老师，她们那个图书馆居然没被烧，完整地保留下来了。真是奇怪。而那些生活在北京的我的同龄人，他们小时候都看不到书，都烧掉了。”孙郁回忆道。
经由穆旦翻译的普希金诗歌里那种温柔又浪漫的情愫，一下子就将那个平时生活在样板戏与《金光大道》文化背景中的少年击中了，他还记得父亲从农场劳动回来，将家里的门窗紧闭，然后大声朗诵着普希金的《青铜骑士》。
但这种刻意营造出来的躲避一隅的温馨，却很快被鲁迅所带来的冲击感所取代。
一个偶然的机会，孙郁在那座没有被烧毁的图书馆里，寻觅到了一本破旧的《呐喊》，然后又在自己家里找到了几本没有被处理掉的鲁迅杂文集。
初读鲁迅，与穆旦或者普希金留给他的旖旎风情不同，少年孙郁的第一感觉是“惊恐”。
“我觉得那一本《呐喊》四处弥漫着死亡的气息，满目都是被摧残的生命和人性的凋零。”孙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在惊恐之外，孙郁又感觉到了一种异样的“亲切”：“越害怕还越想去读。”
在《呐喊》中，鲁迅笔下以他的家乡绍兴为原型的“鲁镇”，一个辛亥革命前后，草木凋零的江南小镇，有着苍黄的天空和破碎的屋檐，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上，一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物们悉数登场，他们自私、可怜、愚蠢又天真。而彼时孙郁的家乡，辽东小镇复州城，也在革命洪流的大时代中被裹挟着前行，在疯狂与困顿中来回摇摆，虽然孙郁的父母企图用一己之力抵挡潮水，为他用普希金的诗歌营造出一方小小的宁静天地，但一旦走出家门，少年眼中的世界却是礼崩乐坏的仓惶。
邻居跳井自杀，学校里翩翩君子的老师被冠以反革命罪行，抓起来偷偷杀掉，一切秩序与规则都在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着诡谲的逆转。
他突然觉得，鲁迅笔下的那个鲁镇，就是他所生活的地方，人血馒头还在散发着热气，而落寞的闰土抑或孔乙己，距离他也并不遥远。他在书中看到了一个逝去的时代，但却与自己的时代，有着天衣无缝的勾连。
在孙郁看来，对于人生，穆旦始终保持着天真的热情，他毫不设防地扑向新生活;而鲁迅不同，他站在黑暗里，穿墙而过，直抵地狱去渡劫众生。在很多年后，孙郁在《鲁迅遗风录》中，描述了鲁迅人生中的数次逃离，从绍兴到南京，从南京到东京，再到仙台，最后又是北京、厦门、广州、上海一路辗转，而“每一次逃遁，都经历过一次惜别。他知道，在人生的道路上，走而不是停止，那才是意义吧”。
有着善感灵魂的穆旦与在黑暗中举着一星烛火踽踽独行的鲁迅，先后出现在了孙郁的生命中，共同组成了一个文革时期少年的精神图谱，并最终影响了他的一生。
“在他的身上，克服着几个时代”
1978年，孙郁考上了大学。
而在此之前，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他曾被复旦大学拒之门外，虽然他的成绩是全县前几名，但最终的批复却是“不宜录取”。
后来孙郁读了沈阳师范大学，和父母一样，他选择了中文系。
在大学里，他给自己取了“郁”这个笔名，并沿用至今。
198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正开展着轰轰烈烈思想解放与启蒙运动，大学里的孙郁，也沾染了那个时候蓬勃的气息，他积极地阅读着一切散发着崭新油墨味的当代作品，比如张贤亮或者张承志，然后不断地投稿，都是关于这些当代文学作品的读解与阐释。
但最终还是鲁迅影响着他的选择。
研究生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到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当研究员。
那是他主动争取的结果，“就是因为有鲁迅情结，一心就想上这儿来。”孙郁开始在那里编写一本内刊，叫做《鲁迅研究动态》。
1989年，在鲁迅博物馆工作了四年之后，孙郁由于种种原因，调离了那里，到《北京日报》副刊当编辑，后来在那里，停留了十年。 他负责一个叫做“流杯亭”的栏目，即曲水流觞的意思，讲述旧时掌故与文坛逸事，内容一般与当下中国不沾边，用孙郁的话形容，就是“是专司吟风弄月”。
他的工作效率很高，一个月需要完成两个版面，孙郁几乎加班加点一个星期就可以做好，而其余的空闲时间，他依旧留给了鲁迅。
在《北京日报》的十年间，孙郁出了十本书，几乎都是关于鲁迅的。他将早年的个人记忆激发发出来，再与鲁迅博物馆所能搜集到的大量一手资料所融合，分阶段、分角度地解读着鲁迅，并且也在解决着自己在当下所面临的困惑。
《鲁迅与周作人》是让孙郁最难忘的一本。
不是因为写作过程遭遇到了什么了不起的困难，而是因为他在故纸堆里慢慢翻捡起出了两个同根同源却最终走上相反道路的灵魂。
“周氏兄弟，是一对相互衬托的存在，理解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必须对看。历史无奈，他们的同路是必然，分开也是必然，正如天底下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鲁迅一生燃烧自己，在黑暗中发光，周作人却常守在十字街头的塔上，远远眺望。相似的是，他们都纠缠在生存最困惑的一隅，对抗虚妄，挑战绝境，让思想折射智性之光。”
“要么鲁迅，要么周作人，只要我们思考，便无法遘离两颗灵魂的余影。”
在那本书中，孙郁这样写道。
而事实上，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也时常经历着类似“要么鲁迅，要么周作人”的困惑。
因为《北京日报》副刊的工作，孙郁得以有机会与一些从民国时代走过来的老先生们建立起亦师亦友的联系，比较熟识的是张中行与汪曾祺，并且从他们的身上，见到了一点点那个自己并未经历过的时代的流年碎影。
“其实每一代人都有天真的一面，就像坐在书斋里的时候，你能想象到的社会是一回事，但当你真的投入进去，你会发现和自己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孙郁说。
他发现，鲁迅抑或周作人，其实代表着两种人生态度的抉择，但他们也经常相互掺杂在一起，难以分离。
在与张中行以及汪曾祺的交往中，孙郁意识到，虽然从文字风格上来看，相对于鲁迅，张中行与汪曾祺可能更接近周作人，但事实上，当很多时代的风浪扑面而来的时候，也不得不去做鲁迅。
在孙郁的记忆里，张中行曾经在自己的自传《流年碎影》中，触及了很多五六十年代的苦难，描写了一些运动的往事。后来启功看到之后，调侃说，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你还写他干吗。但张中行也半开玩笑地回复道，你已经到彼岸了，但我还在此岸呢。
“虽然他（张中行）的写法还是周作人的路子，但毕竟也能够直面一些问题。”孙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陈丹青曾经引用过尼采的一句话来形容自己的老师木心，孙郁认为，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鲁迅。“在自己的身上，去克服这个时代。”
“他是一个承受沉重的人。”孙郁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很多时候，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是为了逃逸，是在找一种与生活本身相比，更‘轻’、更美好的东西，比如我们看周作人、沈从文或者汪曾祺，那些小桥流水，优雅秀美，但谁去承受那些沉重呢？鲁迅去了。”
“在面对那种无边的黑暗与不幸的时候，周作人、沈从文或者汪曾祺都是无效的，而鲁迅则会让我们‘肩住黑暗的闸门’，他会给予我们一种力量，就像在文革中，很多人在劳改中靠着阅读鲁迅的东西最终活下来，而周作人们则是在一个相对常态的社会中给予我们人生的美感，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又有多少时间是处在安宁常态的社会中呢？有太多的动乱牵制了我们的思想与自由，所以鲁迅显得愈加难能可贵。”孙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我全部的努力，不过是为了完成普通生活”
现在，孙郁在人民大学工作，担任文学院的院长，并且给本科、硕士以及博士的同学们讲解着鲁迅。
在课堂上，孙郁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要“颠覆”这些孩子们脑海中中学教科书里的鲁迅。
“鲁迅去世以后，对鲁迅有各种各样的叙述。但我觉得在叙述过程当中，强大的意识形态色彩让我们的青年学生、青年一代对鲁迅的理解出现了问题。”孙郁说。
通过自己几十年对于鲁迅的研究与读解，孙郁越来越意识到，我们今天在主流语境中所能看到的大部分对于鲁迅的描述，都充满了强压而来并且为我所用的暴力，“我们现在在用鲁迅最讨厌的方法解释鲁迅。我们现在对鲁迅的解释方法，是鲁迅当年想要颠覆的话语，这个话语没有抛弃掉，而成为解释鲁迅的话语，而且用鲁迅不喜欢和讨厌的词语方法来描述。” 在多个场合，孙郁都说过类似的话。
在孙郁看来，鲁迅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使得他在中国文学与思想史上，几乎是一个“异数”般的人物，是在“庄子、杜甫、苏轼与曹雪芹之外，另一个最伟大的存在”。他的小说、杂文、翻译作品以及思想的高度，都有着可供后人研究发挥的广阔内涵，而把这样一个复杂又伟大的人当成可望不可即的“符号”，是一种悲剧与浪费。
在自己的新书《鲁迅遗风录》中，孙郁通过多位与鲁迅有过或多或少交集的人物所遗留的一鳞半爪，并加入自己的解读，重新构建并且描述了一个 “私人语境里的鲁迅”。除去伟大和高度之外，他试图让鲁迅变得更加立体、温润和真实。
在作家王鲁彦的回忆中，他在北京大学课堂上所见到的鲁迅，是一个穿着短短黑色旧长袍的人，既不威严也不慈祥，脸上的表情是那样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着的”。而在从哈尔滨避难到上海的女孩张乃莹（萧红）的回忆中，鲁迅是一个温厚的长者，喜欢吃硬硬的米饭，并且对于生活之美有着敏锐的感触，他帮她挑选绑头发发带的颜色;在闲暇时光，喜欢看一张俄国作家的木刻画，画上有小朵的玫瑰花，还有一个穿着大长裙子的女人飞散着头发在风里跑。
郁达夫、萧红、聂绀弩、曹聚仁、冯雪峰、台静农……孙郁把他们与鲁迅或短暂或长久的接触抑或是接触之外的影响，一一整理描述出来，并串联勾勒出一个苍茫大时代中围绕在鲁迅周围的人物群像。
1936年，鲁迅去世，他生于秋天，死于秋天，横跨两个时代，却只拥有五十五年的生命。
1937年，抗战爆发。
在随后的那些年中，郁达夫被暗杀，萧红客死异乡，聂绀弩沿着左翼的道路越走越远，台静农与大陆隔海相望……这些在某些方面继承过鲁迅精神、或者与他有过交集的人物，从此选择了不同的路，各自散落天涯。
还有穆旦，这位在鲁迅之前，给予少年孙郁最多感触的诗人，在1953年兴高采烈地从美国回来，企图加入建设新中国的热潮中，但在短短的五年之后，他几乎再没有什么作为。
日子过去了，时代也变了，但有些东西，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
“现在的年轻人未必比我们那时候活得更容易。”孙郁有时候会感叹，并且愈加认识到我们对于鲁迅的需要，“他是一面镜子，会照出我们身上的苟且。”
《鲁迅遗风录》之后，孙郁打算暂时从鲁迅研究写作中抽离出来，他计划继续写一本关于穆旦的书，以及一本小说，原型背景就是文革时候自己所生活的那个小镇。
前一段时间，孙郁去天津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特意又去了南开大学，站在穆旦的铜像前，静静待了很久。
他想到了穆旦在去世前不久写下的那首诗——《冥想》，“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