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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南方汛情紧急，洪灾殃及近半个中国。全民救灾总动员，军人冲在最前线，堤在人在，可谓感天动地。
自然灾害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和生命牺牲，须严阵以待，每次灾情过后更需反思。自“98洪灾”之后，中国的救灾水平的确在进步，但应该承认，在总体救灾水平上我们还存有诸多不足。
据统计，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每年因水灾死亡人数约4000人，而2010年以来该数字已经降到了数百人。尤其在防洪技术方面，我国也在一直探索，比如网友艳羡的国外“防洪神器”国内已有之，被称之为“防汛闸板”或“拼装式防洪墙”等的技术手段，已应用于武汉、温州等地的救灾现场。
必须承认，抗洪救灾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一次检视，涉及的不只是技术、资金、人力等方面，更涉及灾害预警、国民自救和政府应急管理、生态文明等更广泛方面。
首先，气象和地质部门是否做好了天气预报和主要河流的流量水位监控，及时、准确、全方位、全天候播报，并通過电视、网络、广播等媒体实时向公众传达。媒体包括自媒体是否起到沟通桥梁和报警作用，准确及时传递灾情险情，不造谣传谣，理性建设性，尽到公民应尽的一份责任。
其次，民众自救是一切救援的基础，我们平时的灾害教育在关键时刻是否起到了作用。人们通过电视、网络、手机、微博微信等手段获得预警和救援信息，进行科学有效自救，会大大降低伤亡人数和救灾难度。通过近年洪灾来看，我们的公众安全意识、危机意识还有待提升，尤其是广大农村人口，居住相对分散，援救难度很大，更亟须提升民众的自救意识和自救水平。此外，如何善待那些落在大队人群后的老弱病残，这也是检视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窗口。
第三，在制度保障方面，我们还缺少一道“洪水保险”。有数据显示，三十多年来，洪灾损失占到了全国自然灾害经济损失总量约45%-55%。美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通过了《联邦洪水保险法》，强制保险。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也已开始普及洪水保险。如英国实行“捆绑 强制”参保模式。强制洪水保险有利于灾后救助，有利于弱势阶层的生计，也有利于提高人们对洪水的风险意识。如何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推进中国洪水保险发展，看来已经迫在眉睫。
第四，也是至关重要的，洪灾是对政府管理水平的一次检视。这不仅包括灾害中如何发挥政府动员力量的体制优势，也包括灾后反思城市规划和发展思路等方面的问题。正如李克强总理7月6日在湖南、湖北等地救灾现场所指出的，中国城市规划需“补课”，我们建设中的历史欠账需要补上。
一次又一次的洪灾肆虐表明，过往粗放的城市化运动不能再继续了，掠夺式的围湖造地不能再继续了。
中国地下管线建设积弊，可追溯到建国初期。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具体化和延续，将“苏联模式”引入城市规划。前苏联高寒少雨地区的城市设计标准，直接套用在疆域辽阔雨水充沛的中国城市上，为以后内涝灾难埋下伏笔。
这方面不妨借鉴一下香港特区的经验。香港城市发展迅速，高楼大厦密集、街道狭窄，大量土地被水泥覆盖，地势复杂加上临海，是一个极易发生水浸的城市。事实上，直到上世纪90年代，香港还曾发生多次严重水浸事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在近二十年间，香港不断完善的城市雨水排放基建和制度，特区政府在1996年展开了“雨水排放系统整体计划”，发布了较高的防洪标准：市区干渠系统排水标准为防200年一遇洪水，市区支渠系统和主要乡郊集水区防洪区为50年一遇，乡村排水系统为20年一遇。此外，香港还利用好已有的绿化资源，将香港打造成“海绵城市”，让洪水危情在源头上得以瓦解。
我们要尊重大自然，把建设生态文明落到实处。只有走出“人定胜天”这个长期深植在意识形态之中的误区，生态文明在中国才能迈开艰难的脚步。从2007年开始，中国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开始将这一执政理念放到国家首要战略的高度。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主席提出“五大文明建设”和“命运共同体”，更是将这一理念提到一个新的高度。生态文明不再是理念构想，而是现实迫切需要。
抗洪救灾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一次检视，这不仅要求提升国家防灾治理水平，也要求国民提升防灾意识和践行生态理念。
（作者系中国智谷集团董事长、首席研究员）
自然灾害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和生命牺牲，须严阵以待，每次灾情过后更需反思。自“98洪灾”之后，中国的救灾水平的确在进步，但应该承认，在总体救灾水平上我们还存有诸多不足。
据统计，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每年因水灾死亡人数约4000人，而2010年以来该数字已经降到了数百人。尤其在防洪技术方面，我国也在一直探索，比如网友艳羡的国外“防洪神器”国内已有之，被称之为“防汛闸板”或“拼装式防洪墙”等的技术手段，已应用于武汉、温州等地的救灾现场。
必须承认，抗洪救灾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一次检视，涉及的不只是技术、资金、人力等方面，更涉及灾害预警、国民自救和政府应急管理、生态文明等更广泛方面。
首先，气象和地质部门是否做好了天气预报和主要河流的流量水位监控，及时、准确、全方位、全天候播报，并通過电视、网络、广播等媒体实时向公众传达。媒体包括自媒体是否起到沟通桥梁和报警作用，准确及时传递灾情险情，不造谣传谣，理性建设性，尽到公民应尽的一份责任。
其次，民众自救是一切救援的基础，我们平时的灾害教育在关键时刻是否起到了作用。人们通过电视、网络、手机、微博微信等手段获得预警和救援信息，进行科学有效自救，会大大降低伤亡人数和救灾难度。通过近年洪灾来看，我们的公众安全意识、危机意识还有待提升，尤其是广大农村人口，居住相对分散，援救难度很大，更亟须提升民众的自救意识和自救水平。此外，如何善待那些落在大队人群后的老弱病残，这也是检视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窗口。
第三，在制度保障方面，我们还缺少一道“洪水保险”。有数据显示，三十多年来，洪灾损失占到了全国自然灾害经济损失总量约45%-55%。美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通过了《联邦洪水保险法》，强制保险。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也已开始普及洪水保险。如英国实行“捆绑 强制”参保模式。强制洪水保险有利于灾后救助，有利于弱势阶层的生计，也有利于提高人们对洪水的风险意识。如何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推进中国洪水保险发展，看来已经迫在眉睫。
第四，也是至关重要的，洪灾是对政府管理水平的一次检视。这不仅包括灾害中如何发挥政府动员力量的体制优势，也包括灾后反思城市规划和发展思路等方面的问题。正如李克强总理7月6日在湖南、湖北等地救灾现场所指出的，中国城市规划需“补课”，我们建设中的历史欠账需要补上。
一次又一次的洪灾肆虐表明，过往粗放的城市化运动不能再继续了，掠夺式的围湖造地不能再继续了。
中国地下管线建设积弊，可追溯到建国初期。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具体化和延续，将“苏联模式”引入城市规划。前苏联高寒少雨地区的城市设计标准，直接套用在疆域辽阔雨水充沛的中国城市上，为以后内涝灾难埋下伏笔。
这方面不妨借鉴一下香港特区的经验。香港城市发展迅速，高楼大厦密集、街道狭窄，大量土地被水泥覆盖，地势复杂加上临海，是一个极易发生水浸的城市。事实上，直到上世纪90年代，香港还曾发生多次严重水浸事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在近二十年间，香港不断完善的城市雨水排放基建和制度，特区政府在1996年展开了“雨水排放系统整体计划”，发布了较高的防洪标准：市区干渠系统排水标准为防200年一遇洪水，市区支渠系统和主要乡郊集水区防洪区为50年一遇，乡村排水系统为20年一遇。此外，香港还利用好已有的绿化资源，将香港打造成“海绵城市”，让洪水危情在源头上得以瓦解。
我们要尊重大自然，把建设生态文明落到实处。只有走出“人定胜天”这个长期深植在意识形态之中的误区，生态文明在中国才能迈开艰难的脚步。从2007年开始，中国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开始将这一执政理念放到国家首要战略的高度。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主席提出“五大文明建设”和“命运共同体”，更是将这一理念提到一个新的高度。生态文明不再是理念构想，而是现实迫切需要。
抗洪救灾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一次检视，这不仅要求提升国家防灾治理水平，也要求国民提升防灾意识和践行生态理念。
（作者系中国智谷集团董事长、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