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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贵族，还是蠢猪？
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是贵族，还是蠢猪？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从古到今，众说纷纭。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一等再等的做法，从兵家兵不厌诈、成王败寇的角度看，他显然愚不可及;但从遵守规则的角度看，他的身上体现了真正的贵族精神。
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
楚人未济，目夷日：“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
已济，未陈，又日：“可击。”公日：“待其已陈。”
陈成，宋人击之。
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
（《史记·宋微子世家》）
公元前638年冬天，宋襄公与楚成王在泓水开战。当楚军还没有完全渡过泓水时，大司马目夷对宋襄公说： “敌众我寡，趁他们还没上岸，我们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宋襄公不听。当楚军已经全部渡河，还没有摆好阵势时，目夷又说： “现在可以出击了。”宋襄公说： “等他们摆好阵势，我们再出击。”等到楚军摆好攻势，宋军才开始攻击楚军。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在战斗中伤了大腿。宋国人因此都埋怨襄公。
泓水之战让宋国从此一蹶不振，楚国势力进一步向中原扩展。然而，宋襄公却觉得自己的做法是绝对占理的。他在吃了败仗之后，内心并不为自己的抉择后悔。他说： “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君子不会在别人身处险隘之时落井下石，所以不能对尚未排好阵势的对方发起进攻。
对于宋襄公的道理，目夷很不认可。他对宋襄公说： “兵以胜为功。要是都像你说的那样搞，还不如干脆直接当人家的奴隶算了，那还打什么仗？”
这里，两人君与臣的立场是明显不同的。宋襄公看中的是规则，是过程;目夷看中的是谋略，是结果。
贵族干不出乘人之危的事情
《左传》《韩非子》的记载让我们看得更加清楚。
公日：“君子不重（chong）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αi）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在宋襄公看来，有德之人不会伤害已经受伤的敌人，不捉拿头发花白的老年人。古人打仗，不会靠着险隘来获得胜利，靠的是实力。他说：“我殷商后代，尽管殷商已亡，我也不会进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
于是我们看到，宋襄公论战，讲的不是胜利，而是仁义。他说，他的原则就是：
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厄，不鼓不成列。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目夷和宋襄公完全站在两种不同的立场。他说，这些强大的士兵，都是我们的敌人。即使是老年人，只要被我们抓到了，就是我们的俘虏，管他什么头发花白！训練士兵，先让他们明白国耻之心，然后教他们战术，就是为了杀死敌人。敌人受了伤，还没有死，怎么就不可以再伤害他、杀伤他呢！总之，打仗就该把握机会，趁着敌人队列不齐，发起进攻。
的确，一方面，宋襄公死守教条，拒绝意见，延误战机，惨遭失败。另一方面，他也坚守了王族后裔的原则，固守了中国人传统的贵族精神。
像宋襄公这样坚守原则的人，先秦时期不可胜数。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烛之武退秦师》中的晋文公。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
（《左传·僖公三十年》）
先秦战事让中国文化有了“胜之不武”这个成语，它倡导武力对抗应该遵循基本的道义。都是作战时坚持原则，晋文公成功退秦师，我们就说他讲仁义：宋襄公倒霉遭大败，我们就说他太蠢笨，哪有这样的道理呢？
当代社会呼唤规则意识
宋襄公传递的精神，有发自内心的仁义，更有表达于外的规则。
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孔孟》）
泓水之滨，宋楚对垒，襄公难道不是在恪守从春秋时期沿袭下来的、一贯的作战原则么？这个原则，就是东汉经学家何休注解《春秋公羊传》时提到的“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也”。那时的战争，更像体育比赛，参战方都要遵守一定的规则。按程序，讲原则，就是守规则。
反观当代社会，规则意识显得多么可贵。
近段时间，关于列车霸座、高铁扒门等新闻事件屡见不鲜。他们在明知自己违反社会规则和公共治安法则的情况下，仍毫不在意，我行我素，甚至面对众人的批评还怒怼他人。公众为之哗然。
事件曝光后，有媒体指责： “中国人没有规则意识。”这个评价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确实道出了这些现象泛滥成灾的深刻根源——这些让人“气炸”的新闻，无非是当代社会规则意识淡薄的结果。
许多社会不文明现象无不暴露出规则意识的欠缺。每个人都可以从小处做起，但又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做好的。例如，有人在车站、机场检票时见排队人多，就占用“急客通道”;有人在高速公路开车遇到塞车时，就占用“应急车道”。当然，我们也看到，身边同样有不少人，他们即便着急赶时间，宁可因故迟到，也不会“中国式过马路”，也不会等公交时插队，也不会乘电梯时坐“倒梯族”。其实，规则意识，在社会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都可以体现。
规则意识来自内心的认同。就像宋襄公这样的华夏先人，对他们而言，那些规则不是谁“要我遵守”，而是发自心底的“我要遵守”，哪怕他人不解，哪怕有人反对，我自问心无愧。我们追寻贵族精神，可以从遵守社会规则做起。
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是贵族，还是蠢猪？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从古到今，众说纷纭。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一等再等的做法，从兵家兵不厌诈、成王败寇的角度看，他显然愚不可及;但从遵守规则的角度看，他的身上体现了真正的贵族精神。
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
楚人未济，目夷日：“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
已济，未陈，又日：“可击。”公日：“待其已陈。”
陈成，宋人击之。
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
（《史记·宋微子世家》）
公元前638年冬天，宋襄公与楚成王在泓水开战。当楚军还没有完全渡过泓水时，大司马目夷对宋襄公说： “敌众我寡，趁他们还没上岸，我们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宋襄公不听。当楚军已经全部渡河，还没有摆好阵势时，目夷又说： “现在可以出击了。”宋襄公说： “等他们摆好阵势，我们再出击。”等到楚军摆好攻势，宋军才开始攻击楚军。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在战斗中伤了大腿。宋国人因此都埋怨襄公。
泓水之战让宋国从此一蹶不振，楚国势力进一步向中原扩展。然而，宋襄公却觉得自己的做法是绝对占理的。他在吃了败仗之后，内心并不为自己的抉择后悔。他说： “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君子不会在别人身处险隘之时落井下石，所以不能对尚未排好阵势的对方发起进攻。
对于宋襄公的道理，目夷很不认可。他对宋襄公说： “兵以胜为功。要是都像你说的那样搞，还不如干脆直接当人家的奴隶算了，那还打什么仗？”
这里，两人君与臣的立场是明显不同的。宋襄公看中的是规则，是过程;目夷看中的是谋略，是结果。
贵族干不出乘人之危的事情
《左传》《韩非子》的记载让我们看得更加清楚。
公日：“君子不重（chong）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αi）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在宋襄公看来，有德之人不会伤害已经受伤的敌人，不捉拿头发花白的老年人。古人打仗，不会靠着险隘来获得胜利，靠的是实力。他说：“我殷商后代，尽管殷商已亡，我也不会进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
于是我们看到，宋襄公论战，讲的不是胜利，而是仁义。他说，他的原则就是：
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厄，不鼓不成列。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目夷和宋襄公完全站在两种不同的立场。他说，这些强大的士兵，都是我们的敌人。即使是老年人，只要被我们抓到了，就是我们的俘虏，管他什么头发花白！训練士兵，先让他们明白国耻之心，然后教他们战术，就是为了杀死敌人。敌人受了伤，还没有死，怎么就不可以再伤害他、杀伤他呢！总之，打仗就该把握机会，趁着敌人队列不齐，发起进攻。
的确，一方面，宋襄公死守教条，拒绝意见，延误战机，惨遭失败。另一方面，他也坚守了王族后裔的原则，固守了中国人传统的贵族精神。
像宋襄公这样坚守原则的人，先秦时期不可胜数。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烛之武退秦师》中的晋文公。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
（《左传·僖公三十年》）
先秦战事让中国文化有了“胜之不武”这个成语，它倡导武力对抗应该遵循基本的道义。都是作战时坚持原则，晋文公成功退秦师，我们就说他讲仁义：宋襄公倒霉遭大败，我们就说他太蠢笨，哪有这样的道理呢？
当代社会呼唤规则意识
宋襄公传递的精神，有发自内心的仁义，更有表达于外的规则。
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孔孟》）
泓水之滨，宋楚对垒，襄公难道不是在恪守从春秋时期沿袭下来的、一贯的作战原则么？这个原则，就是东汉经学家何休注解《春秋公羊传》时提到的“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也”。那时的战争，更像体育比赛，参战方都要遵守一定的规则。按程序，讲原则，就是守规则。
反观当代社会，规则意识显得多么可贵。
近段时间，关于列车霸座、高铁扒门等新闻事件屡见不鲜。他们在明知自己违反社会规则和公共治安法则的情况下，仍毫不在意，我行我素，甚至面对众人的批评还怒怼他人。公众为之哗然。
事件曝光后，有媒体指责： “中国人没有规则意识。”这个评价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确实道出了这些现象泛滥成灾的深刻根源——这些让人“气炸”的新闻，无非是当代社会规则意识淡薄的结果。
许多社会不文明现象无不暴露出规则意识的欠缺。每个人都可以从小处做起，但又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做好的。例如，有人在车站、机场检票时见排队人多，就占用“急客通道”;有人在高速公路开车遇到塞车时，就占用“应急车道”。当然，我们也看到，身边同样有不少人，他们即便着急赶时间，宁可因故迟到，也不会“中国式过马路”，也不会等公交时插队，也不会乘电梯时坐“倒梯族”。其实，规则意识，在社会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都可以体现。
规则意识来自内心的认同。就像宋襄公这样的华夏先人，对他们而言，那些规则不是谁“要我遵守”，而是发自心底的“我要遵守”，哪怕他人不解，哪怕有人反对，我自问心无愧。我们追寻贵族精神，可以从遵守社会规则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