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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式三份的文件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随后，在武汉的汪精卫也公开反共，对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进行迫害。同年 10 月，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1929年2月，秘密工作委员会在上海成立，“文件不能和机关在一起，各地的文件向保管处集中”的通知也从委员会发出。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就此建立。
最初，文件保管处位于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1141号，1930年年底时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大约20余箱的文件资料。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机关精简机构，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改为中共中央秘密档案库，中国共产党第一座秘密档案库也就此诞生，后来习惯上被称作中央文库。
文件越来越多，只是随收随登记，没有条理清晰的归整，给地下革命工作带来一定危险性。那时直接领导中央文库工作的周恩来让秘书处负责人去请瞿秋白编写文件管理的相关方法。很快，瞿秋白便起草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草案。瞿秋白在草案的最后加了一个总注，他表示如果可以的话，这些文件最好一式兩份，一份用来存阅，以备调阅;一份放入库中，交给将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委员会。
当时的上海，正处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双重统治下，宪兵特务到处横行，革命遭到残酷镇压，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为在艰难的地下斗争环境中生存下来，中央文库的文件实际上实行了“三份制”：一份放在中央文库保管，一份送交共产国际代为保存，还有一份由中央特科处理。
险中求存
1931年4月下旬，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国民党对上海的中共地下党进行了大搜捕，在万分严峻的危急关头，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中央文库的首任保管者张唯一，让他立即将中央文库全部文件转移。同年年底，张唯一调任中共上海执行局秘书处负责人，难以兼顾中央文库的工作。1932年，中共党员陈为人临危受命，接过二十多箱机密文件，成为“中央文库”的守护人。
为了保护这些文件，陈为人与妻子韩慧英冒着生命危险，几度更改藏匿之处，还曾亲手抄录整编。在完成使命之后，长期劳累过度的陈为人于1937年3月12日在上海病逝，时年38岁。
陈为人之后，徐强、李云、周天宝、刘钊等多位中共地下党员相继承担起保护中央文库的重任。1940年秋，保管工作交到了缪谷稔的手中，中央文库随后被安置在了康脑脱路（今康定路）生生里一处石库门房子里。
1942年的夏天，一个坏消息传到缪谷稔家中：党组织安插入日本高级情报机关的中共党员、年仅28岁的郑文道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后自杀了。被捕前，郑文道充当着缪谷稔与中央文库上级领导者之间的交通员。198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郑文道为革命烈士。
郑文道去世两年后，时年39岁患有肺病的缪谷稔终因积劳成疾，在家中病逝。
中央文库“完璧归党”
接过缪谷稔手中重担的陈来生是中央文库最后一名保管者。
当时，抗日战争进入了严峻时期，为躲过盘查，陈来生组织亲人一起将近两万份文件暗藏在竹篮、面粉袋里面，一次搬运一点，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将中央文库安全运送至家中。之后，中央文库还被多次转移。1946年夏秋之际，其中部分文件由正在进行国共和谈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带回延安。1942年7月，陈来生将中央文库的档案分批转移至新闸路944弄庚庆里内的一间阁楼保管。
1949 年9月初，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门前，押着胶轮车的陈来生将中央文库文件送到此地。上海市委组织部当即开具证明：“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16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上海市委将档案转交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华东局将其运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至此，中央文库全部库藏归还中共中央。
从上海戈登路恒吉里到现今中央档案馆内，从张唯一到陈来生，保卫中央文库的接力战终以“完璧归党”的结局落幕，而一位位默默无闻的地下党人，他们那不灭的信念和坚定的初心将以新的方式传承下去，并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
（摘自《档案春秋》 陶亦君/文）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随后，在武汉的汪精卫也公开反共，对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进行迫害。同年 10 月，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1929年2月，秘密工作委员会在上海成立，“文件不能和机关在一起，各地的文件向保管处集中”的通知也从委员会发出。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就此建立。
最初，文件保管处位于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1141号，1930年年底时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大约20余箱的文件资料。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机关精简机构，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改为中共中央秘密档案库，中国共产党第一座秘密档案库也就此诞生，后来习惯上被称作中央文库。
文件越来越多，只是随收随登记，没有条理清晰的归整，给地下革命工作带来一定危险性。那时直接领导中央文库工作的周恩来让秘书处负责人去请瞿秋白编写文件管理的相关方法。很快，瞿秋白便起草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草案。瞿秋白在草案的最后加了一个总注，他表示如果可以的话，这些文件最好一式兩份，一份用来存阅，以备调阅;一份放入库中，交给将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委员会。
当时的上海，正处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双重统治下，宪兵特务到处横行，革命遭到残酷镇压，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为在艰难的地下斗争环境中生存下来，中央文库的文件实际上实行了“三份制”：一份放在中央文库保管，一份送交共产国际代为保存，还有一份由中央特科处理。
险中求存
1931年4月下旬，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国民党对上海的中共地下党进行了大搜捕，在万分严峻的危急关头，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中央文库的首任保管者张唯一，让他立即将中央文库全部文件转移。同年年底，张唯一调任中共上海执行局秘书处负责人，难以兼顾中央文库的工作。1932年，中共党员陈为人临危受命，接过二十多箱机密文件，成为“中央文库”的守护人。
为了保护这些文件，陈为人与妻子韩慧英冒着生命危险，几度更改藏匿之处，还曾亲手抄录整编。在完成使命之后，长期劳累过度的陈为人于1937年3月12日在上海病逝，时年38岁。
陈为人之后，徐强、李云、周天宝、刘钊等多位中共地下党员相继承担起保护中央文库的重任。1940年秋，保管工作交到了缪谷稔的手中，中央文库随后被安置在了康脑脱路（今康定路）生生里一处石库门房子里。
1942年的夏天，一个坏消息传到缪谷稔家中：党组织安插入日本高级情报机关的中共党员、年仅28岁的郑文道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后自杀了。被捕前，郑文道充当着缪谷稔与中央文库上级领导者之间的交通员。198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郑文道为革命烈士。
郑文道去世两年后，时年39岁患有肺病的缪谷稔终因积劳成疾，在家中病逝。
中央文库“完璧归党”
接过缪谷稔手中重担的陈来生是中央文库最后一名保管者。
当时，抗日战争进入了严峻时期，为躲过盘查，陈来生组织亲人一起将近两万份文件暗藏在竹篮、面粉袋里面，一次搬运一点，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将中央文库安全运送至家中。之后，中央文库还被多次转移。1946年夏秋之际，其中部分文件由正在进行国共和谈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带回延安。1942年7月，陈来生将中央文库的档案分批转移至新闸路944弄庚庆里内的一间阁楼保管。
1949 年9月初，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门前，押着胶轮车的陈来生将中央文库文件送到此地。上海市委组织部当即开具证明：“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16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上海市委将档案转交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华东局将其运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至此，中央文库全部库藏归还中共中央。
从上海戈登路恒吉里到现今中央档案馆内，从张唯一到陈来生，保卫中央文库的接力战终以“完璧归党”的结局落幕，而一位位默默无闻的地下党人，他们那不灭的信念和坚定的初心将以新的方式传承下去，并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
（摘自《档案春秋》 陶亦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