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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党史学界对中央派出机构——中共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的研究已取得可喜的成果，自1980年至今，约有200多篇。但题为苏区中央局的文章仅有数十篇，以下是这些年来有关于苏区中央局研究方面的成果罗列
【关键字】：中共苏区中央局 问题研究
一、中共临时中央是否和苏区中央局合并问题
钱听涛在《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迁入苏区后中央与中央局组织若干问题考析》（《党的文献》2003年第1期） 中认为中共临时中央的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但苏区中央局并未撤销， 中共中央局即苏区中央局，中共临时中央从未用过中共中央局的名称。王仲清在《关于中共临时中央、中共苏区中央局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5期）中查证了有关档案资料，并没有查出中共中央这期间改称中共中央局的佐证。他认为钱听涛和其他著作之所以认为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中央局合并主要根据是张闻天《1943年的整风笔记》等回忆资料。其中谈到：“博古传达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 上海的政治局委员与苏区中央局委员合起来 ，选一位负责人 ，大家当场即选博古。”这里“合起来”的提法 ，不是精确的用语 ，可以作多种理解，所以理由并不充分。而史纪辛、殷子贤在《关于苏区的 “中共中央局” 署名考》（党的文献2001年第6期）中认为中共中央从未改称为中共中央局，临时中央到达中央苏区后，也从未使用中共中央局名称进行活动。在 1934年1月还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 中共苏区中央局也继续进行活动和发布文件。
从以上文章能够看出，中共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的可能性较小，合署办公的可能性较大，直到1934年1月中共中央局被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所选出的新的中共中央所替代。
二、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的原因分析
江小华认为苏区中央局成立的原因是由于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分散发展需要建立统一的机构来加强党对其领导。《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由来及其历任领导人》（《党史博览》2013年9月）;羅惠兰同样也提出了这个观点，并且认为吉安的攻克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统一了全省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和条件《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原因探究》（《求实》2008年6月）。而张永在《黄陂肃反、富田事变与苏区中央局的创建》（苏区研究2017年第6期）中认为红军与地方组织关系的紧张，毛泽东与江西行委之间出现的严重分歧，这是黄陂肃反和富田事变的诱因。同时，中共中央为解决这些矛盾冲突，在苏区建立了党、政、军一体化的军事政治体系的苏区中央局。凌步机站在共产国际的角度，认为最先提出“在苏区成立有权威的中央局”，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也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催促的成果。并且共产国际远东局直接参与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名单的酝酿。
三、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人物研究
与苏区中央局有关的人物研究多是中央局干部群体在苏区中央局时期所做出的贡献，目前仅有对于任弼时和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局所做事迹的研究。安娜《任弼时与苏区中央局的创建》（《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9））;吴江龙《论任弼时在苏区中央局工作时期对党的贡献》（《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7月第36卷第3期）都对任弼时筹划两次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期间，主持后方工作，为前方战事开展提供的后勤保障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肯定。同时，吴江龙也认为任弼时在处理富田事件时坚持的务实作风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党内不少同志。朱钦胜，、钟长洲对任弼时在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时为基层党建工作所做出的奉献进行了详细论述。
余光东、朱万红对周恩来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期间指挥的重大战役战斗所做出的成绩予以肯定，对周恩来在实战中并未完全听从中共中央和临时中央的指示，坚持从实际出发执行的正确作战方针高度赞扬。
四、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研究
关于中共中央局机关报《斗争》，龚小京将《斗争》与《实话》和《党的建设》两刊进行了比较，指出了斗争在刊载的内容上多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路线，指导各级组织开展工作，贯彻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精神，并且简单介绍了其稿源范围，《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简介》（《新闻与传播研究》1991年第1期）。李雪对《斗争》刊登的文章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当时正是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因而在宣传“左”的错误理论和观点上比较其他刊物要更加显著一些。但《斗争》也有其积极作用，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宣传鼓励扩红从而推动了苏区革命并且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的历史作用》（《重庆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1期）;万振凡、李雪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初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8月第46卷第4期》中也同样肯定了其历史作用但同时也对其宣传“左”倾教条主义理论对于革命和苏区社会造成的危害进行了陈述。不同于龚小京对稿源的简单介绍，万振凡、李雪对《斗争》的作者来源、读者群及发行渠道进行了详细论述。
五、其它研究
对于中共苏区中央局历史功绩的评价专门进行论述的文章只有罗惠兰《中共苏区中央局历史功绩述评》（《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9（03））。罗惠兰认为苏区中央局在领导中央苏区军民粉碎 “围剿”，主持召开“一苏大”和筹备“建国”，指导宁都起义， 对中央苏区肃AB团错误事件中都作出了贡献。
江明明从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土地分配上对“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一分配方法先肯定后否定的态度，影射出了苏区中央局作为中央中央派出机构在中央苏区和中共中央之间角力之时最终还是会遵从中共中央的指示。
综上所述，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对于中共苏区中央局这个机构的研究偏少，特别是对于苏区中央局机构本身是如何在中央苏区进行党团治理分析的研究还是空白。
【关键字】：中共苏区中央局 问题研究
一、中共临时中央是否和苏区中央局合并问题
钱听涛在《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迁入苏区后中央与中央局组织若干问题考析》（《党的文献》2003年第1期） 中认为中共临时中央的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但苏区中央局并未撤销， 中共中央局即苏区中央局，中共临时中央从未用过中共中央局的名称。王仲清在《关于中共临时中央、中共苏区中央局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5期）中查证了有关档案资料，并没有查出中共中央这期间改称中共中央局的佐证。他认为钱听涛和其他著作之所以认为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中央局合并主要根据是张闻天《1943年的整风笔记》等回忆资料。其中谈到：“博古传达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 上海的政治局委员与苏区中央局委员合起来 ，选一位负责人 ，大家当场即选博古。”这里“合起来”的提法 ，不是精确的用语 ，可以作多种理解，所以理由并不充分。而史纪辛、殷子贤在《关于苏区的 “中共中央局” 署名考》（党的文献2001年第6期）中认为中共中央从未改称为中共中央局，临时中央到达中央苏区后，也从未使用中共中央局名称进行活动。在 1934年1月还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 中共苏区中央局也继续进行活动和发布文件。
从以上文章能够看出，中共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的可能性较小，合署办公的可能性较大，直到1934年1月中共中央局被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所选出的新的中共中央所替代。
二、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的原因分析
江小华认为苏区中央局成立的原因是由于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分散发展需要建立统一的机构来加强党对其领导。《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由来及其历任领导人》（《党史博览》2013年9月）;羅惠兰同样也提出了这个观点，并且认为吉安的攻克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统一了全省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和条件《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原因探究》（《求实》2008年6月）。而张永在《黄陂肃反、富田事变与苏区中央局的创建》（苏区研究2017年第6期）中认为红军与地方组织关系的紧张，毛泽东与江西行委之间出现的严重分歧，这是黄陂肃反和富田事变的诱因。同时，中共中央为解决这些矛盾冲突，在苏区建立了党、政、军一体化的军事政治体系的苏区中央局。凌步机站在共产国际的角度，认为最先提出“在苏区成立有权威的中央局”，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也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催促的成果。并且共产国际远东局直接参与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名单的酝酿。
三、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人物研究
与苏区中央局有关的人物研究多是中央局干部群体在苏区中央局时期所做出的贡献，目前仅有对于任弼时和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局所做事迹的研究。安娜《任弼时与苏区中央局的创建》（《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9））;吴江龙《论任弼时在苏区中央局工作时期对党的贡献》（《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7月第36卷第3期）都对任弼时筹划两次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期间，主持后方工作，为前方战事开展提供的后勤保障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肯定。同时，吴江龙也认为任弼时在处理富田事件时坚持的务实作风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党内不少同志。朱钦胜，、钟长洲对任弼时在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时为基层党建工作所做出的奉献进行了详细论述。
余光东、朱万红对周恩来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期间指挥的重大战役战斗所做出的成绩予以肯定，对周恩来在实战中并未完全听从中共中央和临时中央的指示，坚持从实际出发执行的正确作战方针高度赞扬。
四、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研究
关于中共中央局机关报《斗争》，龚小京将《斗争》与《实话》和《党的建设》两刊进行了比较，指出了斗争在刊载的内容上多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路线，指导各级组织开展工作，贯彻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精神，并且简单介绍了其稿源范围，《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简介》（《新闻与传播研究》1991年第1期）。李雪对《斗争》刊登的文章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当时正是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因而在宣传“左”的错误理论和观点上比较其他刊物要更加显著一些。但《斗争》也有其积极作用，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宣传鼓励扩红从而推动了苏区革命并且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的历史作用》（《重庆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1期）;万振凡、李雪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初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8月第46卷第4期》中也同样肯定了其历史作用但同时也对其宣传“左”倾教条主义理论对于革命和苏区社会造成的危害进行了陈述。不同于龚小京对稿源的简单介绍，万振凡、李雪对《斗争》的作者来源、读者群及发行渠道进行了详细论述。
五、其它研究
对于中共苏区中央局历史功绩的评价专门进行论述的文章只有罗惠兰《中共苏区中央局历史功绩述评》（《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9（03））。罗惠兰认为苏区中央局在领导中央苏区军民粉碎 “围剿”，主持召开“一苏大”和筹备“建国”，指导宁都起义， 对中央苏区肃AB团错误事件中都作出了贡献。
江明明从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土地分配上对“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一分配方法先肯定后否定的态度，影射出了苏区中央局作为中央中央派出机构在中央苏区和中共中央之间角力之时最终还是会遵从中共中央的指示。
综上所述，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对于中共苏区中央局这个机构的研究偏少，特别是对于苏区中央局机构本身是如何在中央苏区进行党团治理分析的研究还是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