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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5日中午，重庆市妇幼保健院七星岗院区。
还没到下午上班时间，2号楼4楼的遗传与生殖研究所里，已经坐满了前来就诊的不孕症患者。
时间在这里缓慢流淌着，大家默不作声，希望和煎熬交织在一起，让候诊室的空气也凝重了几分。
对于不孕症患者此刻的焦灼心情，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重庆市遗传与生殖研究所负责人黄国宁深有体会。
“来这里之前，他们已经跑遍了各大医院进行治疗，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之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俗称试管婴儿技术）成了患者乃至整个家庭最后的希望。”黄国宁说。
为了帮助不孕症患者梦想成真，黄国宁努力了很多年。
寻找希望
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并非黄国宁就业意愿的第一选择。
1983年，黄国宁从重庆医学院（现重庆医科大学）毕业。在“就业意愿”那栏，他首先填报的是神经内科，其次是泌尿科，最后才是妇产科。
当时，重庆各大医院的专业人才极其匮乏，领导一看有男生愿意到妇产科工作，于是将黄国宁分配到了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在这里，黄国宁成了妇产科里为数不多的男医生。
“那时候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但医院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培养条件。我干过产科医生，也当过妇科医生，助产、人工流产、剖宫产等所有妇产科的工作我都很熟悉。”就这样，黄国宁迅速成长起来。
作为一名医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为患者减轻痛苦，黄国宁也不例外。但有一类患者却时常让他感到束手无策。
这个特殊群体就是不孕症患者。
那时，黄国宁接触了许多不孕症患者，针对因输卵管堵塞等病因导致不孕的患者，往往只能通过最传统的腹部手术进行治疗。
“这种手术的效果不太好，患者术后怀孕的几率很低，而且还容易出现宫外孕。”黄国宁说，这部分患者承受的痛苦和压力非常大，如何帮她们建立希望，成了黄国宁心里的一个结。
1994年，通过查阅文献和参加会议，黄国宁和同事了解到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当时，这项技术在我国尚处于摸索阶段。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和学习这项技术，黄国宁和同事去了北京、广州等地，到正在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院参观学习。回来后，黄国宁立即给医院写了一份报告，申请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临床研究。
“我覺得这是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医生的责任就是倾其一生所学为病患找到希望和可能性。”黄国宁说。
很快，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开始尝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成为最早在重庆开展这项技术的医院。当了11年妇产科医生的黄国宁，成为技术研究的带头人。
艰难求索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
那时，全国运用这项技术的医院只有三四家，且都处于探索阶段，无法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
黄国宁和同事们只有把目光转向国外。他们尝试了各种办法，和美国、日本等国的医院取得了联系，但因种种原因，对方无法提供技术支持和设备。
后来，黄国宁联系上了台湾长庚纪念医院。
“我们联系上长庚纪念医院的专家后，通过传真艰难地进行技术交流，也突破重重关卡从台湾把培养液、取卵针、胚胎移植管等设备带回了重庆。”黄国宁说。
1996年，在台湾专家的帮助下，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对首批接受试管婴儿手术的患者实施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
这是黄国宁和同事们首次尝试试管婴儿手术，也是西南地区的首例。
手术的地方在今天的重庆市妇幼保健院七星岗院区，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手术室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华西医院等二十几家医院的生殖中心负责人闻讯赶来，在现场进行技术观摩。
令人振奋的是，接受手术的五名患者中，有一位受孕成功。
培养出首例试管婴儿后，黄国宁先后前往美国芝加哥遗传与生殖研究所、纽约医学院进修学习，很快便掌握了单精子显微注射、冷冻胚胎等技术。学成归来后，他又将学到的每一个技术细节传授给同事。
那时，为了能将单精子卵细胞内显微注射技术练到最好，尽可能避免临床失误，黄国宁总是白天带着同事们工作，晚上就在实验室用废掉的卵子反复练习。
一个卵子的直径才150微米，要在不破坏卵子结构的情况下将精子注射进去，难度非常大。
“那会儿从不觉得难，也不觉得累，只想把技术练到最好。”黄国宁说。
在黄国宁的坚持和努力下，重庆市妇幼保健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水平很快跃居全国前列，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不孕症患者慕名而来，这个曾经只有4个人的团队也慢慢发展到了117人。
医者仁心
12月5日早上7点30分，不少患者早早等候在了候诊室。
刚刚到岗的副护士长罗红正在4楼的导医台忙碌着。此时，黄国宁已经从1楼巡视到这里了。
“哪里病人多就赶紧进行疏散，不能耽误病人时间。”黄国宁照例嘱咐道。
每个星期二、三上午是黄国宁值门诊的时间，平时如果不出差，他总是研究所来得最早的人。
在罗红和同事们眼里，这位说话轻柔的专家做事极其认真、严谨，对细节有着近乎严苛的要求。但面对患者，黄国宁却有着一颗异常柔软的心。
“尽量方便病人，要体会病人的痛苦和看病的艰辛。”这是黄国宁常对医护人员说的话。
每次看门诊，只要遇到家庭困难的患者，黄国宁就会想方设法为他们争取优惠政策。
“每次看到经济困难的患者，或者从偏远地方赶来的患者，我总希望能减轻他们的焦虑和痛苦。”黄国宁说。
患者之间常常互通信息，久而久之，大家就形成了一个共识：有事就找黄院长。
强烈的悲悯之心，与黄国宁早年的经历有关。 1976年9月，黄国宁高中毕业后，到丰都县双路区大池公社（今兴义镇大池村）当知青。
下乡的地方在重重大山里，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都很差。那时，当地许多人得了甲肝，肚子肿大，但只能到当地唯一的卫生院拿点中药吃。
一次，有位农民的小孩想找黄国宁讨要一颗糖吃。小孩躲在门后，眨巴着眼睛望着他。这些画面，一直刻在黄国宁的记忆里。
回城后，黄国宁报考了医学院。他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帮助更多有困难的人。
革新技术
三十几年的从医生涯，黄国宁的确帮助了许多人，不仅成就了数以万计的家庭，也尽其所能推动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不断进步。
在遗传与生殖研究所，黄国宁定下许多规矩，其中一条是“医护人员早上不能洗头”。
“培养箱中的胚胎对周围空气质量的要求极高，如果带着残留在头发上的香精进入胚胎培养室，会对培养室内空气的温度、湿度等产生影响，进而影响胚胎质量。”黄国宁解释道。
早在2000年，实验人员就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空气污染物中有许多挥发性化合物，会对胚胎培养质量有影响，黄国宁那时便开始着手研究空气质量改善系统。2007年，重庆市遗传与生殖研究所引进设备，对胚胎培养室内的空气做了纯净化处理，模拟出胚胎在母体内纯净的生长环境。
2015年，黄国宁又牵头进行辅助生殖实验室智能化系统的研究，探索出了胚胎在体外最适宜的培养条件，并将智能化技术运用于胚胎的整个培养过程。
2017年5月，这套智能化系统正式应用于临床。
这些年来，黄国宁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研究中。忙，成了他工作和生活的常态。
黄国宁的妻子也是医生，夫妻俩忙得没时间看电视，家里的有线电视已停了十几年。记者采访的这些天，黄国宁两三天就得飞一个城市，去为外地的生殖中心进行技术指导。
疲惫常常在忙得焦头烂额时袭来。但黄国宁每当看到宝宝的照片，或者有患者抱着宝宝回医院感谢他们时，动力和信心又升腾起来。
2017年8月，黃国宁被授予“白求恩奖章”，成为重庆首位获此殊荣的医生。
回望当医生的这些年，黄国宁觉得，一个真正合格的医生不仅要有高超的技艺，更重要的是必须有良好的品德。
“作为一名医生，你首先得尊重病人，医生真正的伟大在于给病患带去希望，在于对病患内心深处的抚慰。”黄国宁说。
还没到下午上班时间，2号楼4楼的遗传与生殖研究所里，已经坐满了前来就诊的不孕症患者。
时间在这里缓慢流淌着，大家默不作声，希望和煎熬交织在一起，让候诊室的空气也凝重了几分。
对于不孕症患者此刻的焦灼心情，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重庆市遗传与生殖研究所负责人黄国宁深有体会。
“来这里之前，他们已经跑遍了各大医院进行治疗，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之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俗称试管婴儿技术）成了患者乃至整个家庭最后的希望。”黄国宁说。
为了帮助不孕症患者梦想成真，黄国宁努力了很多年。
寻找希望
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并非黄国宁就业意愿的第一选择。
1983年，黄国宁从重庆医学院（现重庆医科大学）毕业。在“就业意愿”那栏，他首先填报的是神经内科，其次是泌尿科，最后才是妇产科。
当时，重庆各大医院的专业人才极其匮乏，领导一看有男生愿意到妇产科工作，于是将黄国宁分配到了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在这里，黄国宁成了妇产科里为数不多的男医生。
“那时候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但医院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培养条件。我干过产科医生，也当过妇科医生，助产、人工流产、剖宫产等所有妇产科的工作我都很熟悉。”就这样，黄国宁迅速成长起来。
作为一名医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为患者减轻痛苦，黄国宁也不例外。但有一类患者却时常让他感到束手无策。
这个特殊群体就是不孕症患者。
那时，黄国宁接触了许多不孕症患者，针对因输卵管堵塞等病因导致不孕的患者，往往只能通过最传统的腹部手术进行治疗。
“这种手术的效果不太好，患者术后怀孕的几率很低，而且还容易出现宫外孕。”黄国宁说，这部分患者承受的痛苦和压力非常大，如何帮她们建立希望，成了黄国宁心里的一个结。
1994年，通过查阅文献和参加会议，黄国宁和同事了解到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当时，这项技术在我国尚处于摸索阶段。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和学习这项技术，黄国宁和同事去了北京、广州等地，到正在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院参观学习。回来后，黄国宁立即给医院写了一份报告，申请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临床研究。
“我覺得这是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医生的责任就是倾其一生所学为病患找到希望和可能性。”黄国宁说。
很快，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开始尝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成为最早在重庆开展这项技术的医院。当了11年妇产科医生的黄国宁，成为技术研究的带头人。
艰难求索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
那时，全国运用这项技术的医院只有三四家，且都处于探索阶段，无法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
黄国宁和同事们只有把目光转向国外。他们尝试了各种办法，和美国、日本等国的医院取得了联系，但因种种原因，对方无法提供技术支持和设备。
后来，黄国宁联系上了台湾长庚纪念医院。
“我们联系上长庚纪念医院的专家后，通过传真艰难地进行技术交流，也突破重重关卡从台湾把培养液、取卵针、胚胎移植管等设备带回了重庆。”黄国宁说。
1996年，在台湾专家的帮助下，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对首批接受试管婴儿手术的患者实施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
这是黄国宁和同事们首次尝试试管婴儿手术，也是西南地区的首例。
手术的地方在今天的重庆市妇幼保健院七星岗院区，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手术室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华西医院等二十几家医院的生殖中心负责人闻讯赶来，在现场进行技术观摩。
令人振奋的是，接受手术的五名患者中，有一位受孕成功。
培养出首例试管婴儿后，黄国宁先后前往美国芝加哥遗传与生殖研究所、纽约医学院进修学习，很快便掌握了单精子显微注射、冷冻胚胎等技术。学成归来后，他又将学到的每一个技术细节传授给同事。
那时，为了能将单精子卵细胞内显微注射技术练到最好，尽可能避免临床失误，黄国宁总是白天带着同事们工作，晚上就在实验室用废掉的卵子反复练习。
一个卵子的直径才150微米，要在不破坏卵子结构的情况下将精子注射进去，难度非常大。
“那会儿从不觉得难，也不觉得累，只想把技术练到最好。”黄国宁说。
在黄国宁的坚持和努力下，重庆市妇幼保健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水平很快跃居全国前列，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不孕症患者慕名而来，这个曾经只有4个人的团队也慢慢发展到了117人。
医者仁心
12月5日早上7点30分，不少患者早早等候在了候诊室。
刚刚到岗的副护士长罗红正在4楼的导医台忙碌着。此时，黄国宁已经从1楼巡视到这里了。
“哪里病人多就赶紧进行疏散，不能耽误病人时间。”黄国宁照例嘱咐道。
每个星期二、三上午是黄国宁值门诊的时间，平时如果不出差，他总是研究所来得最早的人。
在罗红和同事们眼里，这位说话轻柔的专家做事极其认真、严谨，对细节有着近乎严苛的要求。但面对患者，黄国宁却有着一颗异常柔软的心。
“尽量方便病人，要体会病人的痛苦和看病的艰辛。”这是黄国宁常对医护人员说的话。
每次看门诊，只要遇到家庭困难的患者，黄国宁就会想方设法为他们争取优惠政策。
“每次看到经济困难的患者，或者从偏远地方赶来的患者，我总希望能减轻他们的焦虑和痛苦。”黄国宁说。
患者之间常常互通信息，久而久之，大家就形成了一个共识：有事就找黄院长。
强烈的悲悯之心，与黄国宁早年的经历有关。 1976年9月，黄国宁高中毕业后，到丰都县双路区大池公社（今兴义镇大池村）当知青。
下乡的地方在重重大山里，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都很差。那时，当地许多人得了甲肝，肚子肿大，但只能到当地唯一的卫生院拿点中药吃。
一次，有位农民的小孩想找黄国宁讨要一颗糖吃。小孩躲在门后，眨巴着眼睛望着他。这些画面，一直刻在黄国宁的记忆里。
回城后，黄国宁报考了医学院。他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帮助更多有困难的人。
革新技术
三十几年的从医生涯，黄国宁的确帮助了许多人，不仅成就了数以万计的家庭，也尽其所能推动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不断进步。
在遗传与生殖研究所，黄国宁定下许多规矩，其中一条是“医护人员早上不能洗头”。
“培养箱中的胚胎对周围空气质量的要求极高，如果带着残留在头发上的香精进入胚胎培养室，会对培养室内空气的温度、湿度等产生影响，进而影响胚胎质量。”黄国宁解释道。
早在2000年，实验人员就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空气污染物中有许多挥发性化合物，会对胚胎培养质量有影响，黄国宁那时便开始着手研究空气质量改善系统。2007年，重庆市遗传与生殖研究所引进设备，对胚胎培养室内的空气做了纯净化处理，模拟出胚胎在母体内纯净的生长环境。
2015年，黄国宁又牵头进行辅助生殖实验室智能化系统的研究，探索出了胚胎在体外最适宜的培养条件，并将智能化技术运用于胚胎的整个培养过程。
2017年5月，这套智能化系统正式应用于临床。
这些年来，黄国宁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研究中。忙，成了他工作和生活的常态。
黄国宁的妻子也是医生，夫妻俩忙得没时间看电视，家里的有线电视已停了十几年。记者采访的这些天，黄国宁两三天就得飞一个城市，去为外地的生殖中心进行技术指导。
疲惫常常在忙得焦头烂额时袭来。但黄国宁每当看到宝宝的照片，或者有患者抱着宝宝回医院感谢他们时，动力和信心又升腾起来。
2017年8月，黃国宁被授予“白求恩奖章”，成为重庆首位获此殊荣的医生。
回望当医生的这些年，黄国宁觉得，一个真正合格的医生不仅要有高超的技艺，更重要的是必须有良好的品德。
“作为一名医生，你首先得尊重病人，医生真正的伟大在于给病患带去希望，在于对病患内心深处的抚慰。”黄国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