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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是一个热门话题。包括亚洲在内，全球众多经济体先后下调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趋势增长预期。有鉴于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近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特地辟出一章，专门讨论基础设施问题。中国已经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行动倡议，旨在增加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支持建设和改善基础设施的理由十分简单：因为它能够提高中短期需求，并增强长期的供应和趋势增长。一些亚洲国家需要前者，而所有国家都需要后者。不过，人们不应该低估促成这些目标实现的“后勤”因素。
8万亿美元的缺口
在2010年对32个亚洲经济体基础设施需求所做的评估报告中，亚洲开发银行（ADB，亚行）预测，在2010年至2020年间，亚洲的基础设施支出缺口为8.2万亿美元，相当于该地区GDP的4%。报告认为，发电和交通运输，以及电信、供水和卫生设施是需要关注的重点领域。在需要支出的金额中，东亚和中亚地区的占比超过60%，南亚地区则逼近30%，这分别反映了中国和印度的权重。然而，自此份报告发布以来，各国在扭转不利趋势方面几无任何进展——这个不利趋势是自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普遍推行的财政整顿，使基础设施领域成为主要受害者。
唯一的例外是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出台了刺激计划。大部分刺激资金来自银行，其中约三分之一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基础设施热潮无疑加速了2008-2012年该国及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此后这股热潮逐渐冷却。目前，住宅地产投资正处于长期性衰退，而在反腐运动、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以及融资、债务和现金流制约的影响下，其他形式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也已放缓。
亚洲国家需要正面应对基础设施的挑战，但由于效率和治理问题，推动大型公共投资项目的理由却值得商榷。亚洲在效率方面的全球排名通常比较靠后，而效率是权衡经济收益和成本的关键（成本体现为更高的债务/GDP比例）。换言之，基础设施带来的生产力是衡量经济利益的最终因素。亚行指出，除了拥有世界级水平的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外，亚洲在基础设施质量方面的全球排名很糟。其他机构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针对133个国家的《201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2014 Global Competitiveness）显示，马来西亚排名第29位，泰国47位，中国48位，印尼61位，印度85位，其他亚洲国家则更低。虽然在过去10年到20年里，经济增长推动了亚洲大型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人口没有获得适当的就业和教育，也享受不到最基本的卫生条件或足够的饮用水和电力供应。
加大基础设施支出刻不容缓
从以下三大趋势能够看出，加强基础设施支出的呼吁是有道理的：
首先，近期的经验性证据表明，基础设施方面的薄弱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拖累，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尤其如此。东南亚以及印度在此方面特别明显。由于传统增长模式（基于向西方出口的模式，或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模式）效率已然欠佳，基础设施支出不足已被确定为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改革旨在提供新的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推动力）。
其次，亚洲持续推进的城市化将带来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海量需求。据联合国估计，按照中国、印度和印尼的发展步伐，到2030年，亚洲城市人口将新增6.5亿。除了城市化率已超70%的马来西亚外，中国、印尼和菲律宾（49%至52%），以及印度、泰国和越南（31%至35%）等，都迫切需要生产性基础设施帮助引导其经济增长，确保成功实现城市化。
第三，人口快速老龄化意味着亚洲的时间非常紧迫。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长的工人将逐步从收入和储蓄高峰期步入退休年龄，这将侵蚀亚洲的庞大储蓄。此外，各国政府将动用储蓄以满足老龄人口的退休和医疗需求。此前的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已经面临这种情况，该地区其他国家可能还有20年的时间。为老龄人口建立金融基础设施需大力推进。
因此，各国政府必须尽快采取行动，利用当前的庞大储蓄，建立起养老基金和保险资产储备。亚洲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相对而言尚不成熟，政府还需要加强其深度和广度，并研究如何让它们在公私合作框架下与私营企业合作。这些工作涉及到关于金融和银行业改革的国内政策议程。通过改革，私人金融机构也可以克服风险、流动性、监管和治理等方面的复杂问题。通常，正是这些问题影响了各机构对长期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参与。
另外，改革或许永远不存在所谓的理想时机，但在经济增长放缓、强势美元和疲软日元的外部压力不断加大的经济环境中，改革可能更加困难。此外，经过数年积累，亚洲的非金融企业债务水平已居高不下，中国、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尤为明显。这意味着更多忧患，例如企业资产负债表去杠杆化过程中的管理问题。
中国在行动
据悉，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首次超过对内投资。这则未广泛传播的新闻值得关注，因为对境外直接投资的重新聚焦，加上备受瞩目的、中国支持或创建三家新机构的行动，可能对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有着重要意义。2014年7月，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共同宣布，将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Contingent Reserve Arrangement）。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将拥有500亿美元的初始资本，其任务就是为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发展资金。而在该行，中国是5个平等的股东之一。
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亚投行）中的分量将会更加突出，该行拥有1000亿美元的初始资本（中国将出资一半），由21个成员国（不包括韩国和澳大利亚）于2014年10月宣布成立。这无疑是亚行的一个竞争对手，后者的主要股东是美国和日本。亚投行当然也可以与亚行合作，弥补亚洲急需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口。如果亚投行成功吸引到私人资本（资本提供方将希望获得治理、专业技术、独立监管和商业化决策方面的安全保障），它可以对亚行起到补充作用，亚行设有贷款限制，且侧重于为低收入国家提供优惠贷款。
中国另一个重大的机构型项目被官方称为“丝绸之路经济带”（Silk Road Economic Belt）。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战略，旨在（通过陆路和海路）重新构建一个古代的贸易路线，经由中亚和中东来连接东亚和欧洲。中国是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的重要一员，其他成员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另有印度、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担任观察员。11月初，中国宣布将出资400亿美元创建“丝路基金”，以资助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将较贫穷的内陆省份与中亚和南亚市场（也有可能超越这一区域）连接起来。
不宜好大喜功
这些机构的创设将坐实中国逐渐成为直接投资净输出国的趋势。如上文所述，要让这些机构达到人们心目中的较高预期，未来几年可能会遇到强大的制约。宏大而炫目的投资计划需要时间、政治决心以及克服重大障碍的能力——跨境投资计划尤其如此。
在此期间，任何促进基础设施融资的行动都将受到欢迎。由于政府财力有限，印度是亚洲基础实施落后的典型。机场、桥梁和公路无疑很重要，但基本项目或不那么吸引人的小项目将更容易取得成效。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已经强调发电和节能技术的重要性，并宣布了新版本计划，拟清理全长2500公里、污染严重的恒河，为公民提供干净的饮用水。电力供应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改善将改变印度的经济前景。
8万亿美元的缺口
在2010年对32个亚洲经济体基础设施需求所做的评估报告中，亚洲开发银行（ADB，亚行）预测，在2010年至2020年间，亚洲的基础设施支出缺口为8.2万亿美元，相当于该地区GDP的4%。报告认为，发电和交通运输，以及电信、供水和卫生设施是需要关注的重点领域。在需要支出的金额中，东亚和中亚地区的占比超过60%，南亚地区则逼近30%，这分别反映了中国和印度的权重。然而，自此份报告发布以来，各国在扭转不利趋势方面几无任何进展——这个不利趋势是自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普遍推行的财政整顿，使基础设施领域成为主要受害者。
唯一的例外是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出台了刺激计划。大部分刺激资金来自银行，其中约三分之一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基础设施热潮无疑加速了2008-2012年该国及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此后这股热潮逐渐冷却。目前，住宅地产投资正处于长期性衰退，而在反腐运动、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以及融资、债务和现金流制约的影响下，其他形式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也已放缓。
亚洲国家需要正面应对基础设施的挑战，但由于效率和治理问题，推动大型公共投资项目的理由却值得商榷。亚洲在效率方面的全球排名通常比较靠后，而效率是权衡经济收益和成本的关键（成本体现为更高的债务/GDP比例）。换言之，基础设施带来的生产力是衡量经济利益的最终因素。亚行指出，除了拥有世界级水平的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外，亚洲在基础设施质量方面的全球排名很糟。其他机构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针对133个国家的《201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2014 Global Competitiveness）显示，马来西亚排名第29位，泰国47位，中国48位，印尼61位，印度85位，其他亚洲国家则更低。虽然在过去10年到20年里，经济增长推动了亚洲大型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人口没有获得适当的就业和教育，也享受不到最基本的卫生条件或足够的饮用水和电力供应。
加大基础设施支出刻不容缓
从以下三大趋势能够看出，加强基础设施支出的呼吁是有道理的：
首先，近期的经验性证据表明，基础设施方面的薄弱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拖累，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尤其如此。东南亚以及印度在此方面特别明显。由于传统增长模式（基于向西方出口的模式，或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模式）效率已然欠佳，基础设施支出不足已被确定为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改革旨在提供新的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推动力）。
其次，亚洲持续推进的城市化将带来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海量需求。据联合国估计，按照中国、印度和印尼的发展步伐，到2030年，亚洲城市人口将新增6.5亿。除了城市化率已超70%的马来西亚外，中国、印尼和菲律宾（49%至52%），以及印度、泰国和越南（31%至35%）等，都迫切需要生产性基础设施帮助引导其经济增长，确保成功实现城市化。
第三，人口快速老龄化意味着亚洲的时间非常紧迫。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长的工人将逐步从收入和储蓄高峰期步入退休年龄，这将侵蚀亚洲的庞大储蓄。此外，各国政府将动用储蓄以满足老龄人口的退休和医疗需求。此前的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已经面临这种情况，该地区其他国家可能还有20年的时间。为老龄人口建立金融基础设施需大力推进。
因此，各国政府必须尽快采取行动，利用当前的庞大储蓄，建立起养老基金和保险资产储备。亚洲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相对而言尚不成熟，政府还需要加强其深度和广度，并研究如何让它们在公私合作框架下与私营企业合作。这些工作涉及到关于金融和银行业改革的国内政策议程。通过改革，私人金融机构也可以克服风险、流动性、监管和治理等方面的复杂问题。通常，正是这些问题影响了各机构对长期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参与。
另外，改革或许永远不存在所谓的理想时机，但在经济增长放缓、强势美元和疲软日元的外部压力不断加大的经济环境中，改革可能更加困难。此外，经过数年积累，亚洲的非金融企业债务水平已居高不下，中国、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尤为明显。这意味着更多忧患，例如企业资产负债表去杠杆化过程中的管理问题。
中国在行动
据悉，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首次超过对内投资。这则未广泛传播的新闻值得关注，因为对境外直接投资的重新聚焦，加上备受瞩目的、中国支持或创建三家新机构的行动，可能对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有着重要意义。2014年7月，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共同宣布，将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Contingent Reserve Arrangement）。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将拥有500亿美元的初始资本，其任务就是为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发展资金。而在该行，中国是5个平等的股东之一。
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亚投行）中的分量将会更加突出，该行拥有1000亿美元的初始资本（中国将出资一半），由21个成员国（不包括韩国和澳大利亚）于2014年10月宣布成立。这无疑是亚行的一个竞争对手，后者的主要股东是美国和日本。亚投行当然也可以与亚行合作，弥补亚洲急需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口。如果亚投行成功吸引到私人资本（资本提供方将希望获得治理、专业技术、独立监管和商业化决策方面的安全保障），它可以对亚行起到补充作用，亚行设有贷款限制，且侧重于为低收入国家提供优惠贷款。
中国另一个重大的机构型项目被官方称为“丝绸之路经济带”（Silk Road Economic Belt）。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战略，旨在（通过陆路和海路）重新构建一个古代的贸易路线，经由中亚和中东来连接东亚和欧洲。中国是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的重要一员，其他成员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另有印度、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担任观察员。11月初，中国宣布将出资400亿美元创建“丝路基金”，以资助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将较贫穷的内陆省份与中亚和南亚市场（也有可能超越这一区域）连接起来。
不宜好大喜功
这些机构的创设将坐实中国逐渐成为直接投资净输出国的趋势。如上文所述，要让这些机构达到人们心目中的较高预期，未来几年可能会遇到强大的制约。宏大而炫目的投资计划需要时间、政治决心以及克服重大障碍的能力——跨境投资计划尤其如此。
在此期间，任何促进基础设施融资的行动都将受到欢迎。由于政府财力有限，印度是亚洲基础实施落后的典型。机场、桥梁和公路无疑很重要，但基本项目或不那么吸引人的小项目将更容易取得成效。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已经强调发电和节能技术的重要性，并宣布了新版本计划，拟清理全长2500公里、污染严重的恒河，为公民提供干净的饮用水。电力供应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改善将改变印度的经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