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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叫刘世钺，1930年11月出生。我爷爷原来是山西榆社县的一个医生，救护过许多抗日军人伤员。1938年我爷爷正式入伍，任八路军129师卫生部医政科长，就带着全家加入了八路军。那时我父亲才8岁，被分配到师宣传队。在宣传队里，他学唱歌，学跳舞，演话剧。可能因为上过两年小学，认识几个字，所以学什么都快，大家都喜欢他，老乡们都管他叫小八路。
在宣传队，我父亲他们经常下部队或到野战医院给战士、伤病员演出，跟着部队在晋冀鲁豫地区活动。由于活动范围大，经常会遇到鬼子，宣传队多次遇到危险。听我父亲讲，他刚到宣传队不久，一次日本鬼子把他们包围了，打死了许多老乡，宣传队也牺牲了好几位同志。混乱中他爬到墙根下的下水道里，头上顶着老乡家的尿盆，才没被鬼子发现。宣传队的一个文书被鬼子打成重伤，没救了。有一次，他们演出回来，在一个小山村住下，可不知怎么让鬼子发现了。到了半夜，鬼子进了村，挨家挨户搜查。在这紧急的情况下，房东大爷把我父亲推到羊圈里，躲在羊肚子底下，躲过了鬼子的搜查，可房东大爷一家都被鬼子杀害了。还有一次，在第四野战医院，当时是在左权县隘峪口村，新收了很多伤员，宣传队去慰问演出。在一次演出时，鬼子来扫荡了，医院警卫队的战士掩护宣传队和伤员安全撤离，可一个排的战士只活下来一个人。
1942年，抗战到了最艰苦、最激烈的阶段，日本鬼子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这年春天，宣传队正在辽县（后改为左权县）慰问演出，1000多名日伪军气势汹汹地杀来，他们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东西就抢。在汉奸的指引下，一队鬼子兵朝宣传队追来。为了甩掉鬼子，我父亲他们扔掉背包、干粮，边打边跑，跑了两天两夜才安全转移。第二天，不少同志都饿晕了，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傍晚时分，哨兵发现一匹马和几个人走来，原来是129师卫生部钱信忠部长突围路过此地。当钱部长得知宣传队员们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立即从马背上拿出一袋小米交给他们。警卫员马上提醒他：“这是上级配发给你的口粮，给了他们，你吃什么呀？”钱部长说：“八路军官兵一家人，现在救急要紧。”说完留下小米就走了。警卫员临走悄悄告诉他们，首长也是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
我父亲后来跟着部队辗转各地，1946年到了延安，在延安中学上了一年学，1947年经过考试插班上了北方大学医学院。在医学院实习时，参加了解放太原战役。我父亲跟我们讲：“参加太原战役是战地实习，任务就是战地救护。太原很难打，阎锡山搞的到处是地堡暗道，也不知道哪里有，哪里没有，还有5000多日本兵参战。开始时部队伤亡很大，后来围困了三个多月，四野入关后一部分部队来增援，太原才打下来。太原一解放，我们就跑步进城，我带一个班接管国民党的228医院。当时医院非常混乱，伤病员和已死亡的都混在一起没人管。后来发现医护人员都藏在医院的地下室，我们把他们叫出来，给他们耐心讲政策，叫他们恢复工作，和他们一起把医院整理好。工作就绪后，我去洗了把脸，换了一件干净衣服。回来后，医生、护士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问：‘刚才给我们训话的是你吗？’原来他们以为我30多岁，现在却变成小青年了，实际上当时我刚满18岁。”1949年。我父亲在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眼科工作，后任眼科主任，1994年离休。
在宣传队，我父亲他们经常下部队或到野战医院给战士、伤病员演出，跟着部队在晋冀鲁豫地区活动。由于活动范围大，经常会遇到鬼子，宣传队多次遇到危险。听我父亲讲，他刚到宣传队不久，一次日本鬼子把他们包围了，打死了许多老乡，宣传队也牺牲了好几位同志。混乱中他爬到墙根下的下水道里，头上顶着老乡家的尿盆，才没被鬼子发现。宣传队的一个文书被鬼子打成重伤，没救了。有一次，他们演出回来，在一个小山村住下，可不知怎么让鬼子发现了。到了半夜，鬼子进了村，挨家挨户搜查。在这紧急的情况下，房东大爷把我父亲推到羊圈里，躲在羊肚子底下，躲过了鬼子的搜查，可房东大爷一家都被鬼子杀害了。还有一次，在第四野战医院，当时是在左权县隘峪口村，新收了很多伤员，宣传队去慰问演出。在一次演出时，鬼子来扫荡了，医院警卫队的战士掩护宣传队和伤员安全撤离，可一个排的战士只活下来一个人。
1942年，抗战到了最艰苦、最激烈的阶段，日本鬼子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这年春天，宣传队正在辽县（后改为左权县）慰问演出，1000多名日伪军气势汹汹地杀来，他们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东西就抢。在汉奸的指引下，一队鬼子兵朝宣传队追来。为了甩掉鬼子，我父亲他们扔掉背包、干粮，边打边跑，跑了两天两夜才安全转移。第二天，不少同志都饿晕了，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傍晚时分，哨兵发现一匹马和几个人走来，原来是129师卫生部钱信忠部长突围路过此地。当钱部长得知宣传队员们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立即从马背上拿出一袋小米交给他们。警卫员马上提醒他：“这是上级配发给你的口粮，给了他们，你吃什么呀？”钱部长说：“八路军官兵一家人，现在救急要紧。”说完留下小米就走了。警卫员临走悄悄告诉他们，首长也是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
我父亲后来跟着部队辗转各地，1946年到了延安，在延安中学上了一年学，1947年经过考试插班上了北方大学医学院。在医学院实习时，参加了解放太原战役。我父亲跟我们讲：“参加太原战役是战地实习，任务就是战地救护。太原很难打，阎锡山搞的到处是地堡暗道，也不知道哪里有，哪里没有，还有5000多日本兵参战。开始时部队伤亡很大，后来围困了三个多月，四野入关后一部分部队来增援，太原才打下来。太原一解放，我们就跑步进城，我带一个班接管国民党的228医院。当时医院非常混乱，伤病员和已死亡的都混在一起没人管。后来发现医护人员都藏在医院的地下室，我们把他们叫出来，给他们耐心讲政策，叫他们恢复工作，和他们一起把医院整理好。工作就绪后，我去洗了把脸，换了一件干净衣服。回来后，医生、护士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问：‘刚才给我们训话的是你吗？’原来他们以为我30多岁，现在却变成小青年了，实际上当时我刚满18岁。”1949年。我父亲在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眼科工作，后任眼科主任，1994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