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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保真先生去世后，他那面带笑意，不紧不慢、侃侃而谈的样子，反而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总觉得应该为他写点什么，但一时又想不好究竟应该写点什么，也不知道何处可载。前不久，海南师范大学的周泉根先生给我发来了他已经编好的两卷本、六十多万字的《黄保真先生文集》的书稿。说实话，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周泉根先生是黄保真先生晚年的学友和同事，我们曾在黄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见过一面。没想到，他对黄保真先生怀有如此厚重而实在的师友深情。他约我为此书作序，我不可能不接受。一是为周泉根先生的这种师友深情所感动：二是亦即此了结我自己的一桩心事。
黄保真先生自1979年调入人大，就同蔡钟祥先生和我在一起，一起上“中国文学理论史”这门课，一起写《中国文学理论史》这部书。虽然不能说朝夕相处，却的确是三天两头见面。接触中，觉得他和蔼可亲、乐于交谈、令人轻松愉悦，所以我们很快就从工作上的同事变成了人生中的朋友。其间有件事，我永远都不会忘。那时，在工资制度上中国还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层层倒挂”的年代，知识分子待遇很低。为了多少能够贴补家用，黄先生夫妇办了一家小书店。事成之后他立即来告诉我，并对我说：“以后你想买什么书，就跟我言语一声，我按照出版社批发给书店的折扣价给你带来。”我说：“你们办个书店不容易，今后的经营会很辛苦，有多少收益尚不可知：就按书上的定价带给我，就已经省了我不少事了，不要再打折扣。”这样的“讨价还价”当然不会有结果：但后来我托他买的书，他实际上还是按照折扣价算的。这件事似乎很小，但我总觉得：一个人遇到一件事，在第一时间的想法是最真实、也最珍贵的。书店甫成，黄先生首先想到的不是为自己多赚几个钱，而是给朋友多省几个钱。这几乎可以说是透明地展现了他的处世为人和内心世界。
当然，我们在一起谈得最多的还是学术。黄先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科班出身，这方面的知识原比我多，交谈中我自然受益匪浅。我也总是在出书之前先看他刚写完的书稿。他分担的清初那一章，包括顾、黄、王所谓“三大家”。这三位都是大学者、大思想家，各有丰硕的学术著作和宏大的思想体系，文学理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一般治文论者，往往以所谓“专业”的眼光，仅仅注意他们有关文学的言论：至于他们的学术造诣与哲学思想，则只从其他思想史、哲学史论著中摘取几句现成结论，在“生平简介”中敷衍一下而已。而黄保真先生不是这样，他是在考察了他们的全部著作、厘清了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之后，再由此出发去论述他们的文学理论的，故与其他同类著作面貌迥异。对于章太炎、王国维及其他许多人，他都是这样做的。可想而知，这样做要多花费多少时间、多付出多少艰辛啊！但是，认真想来：不这样做对吗？不这样做行吗？不这样做写出来的东西靠得住吗？当时有人问我“黄老师的学术有什么特点”，我回答四个字：“林茂水深。”而“林茂水深”谈何容易，那是长期潜心的学术建设和积蓄的结果。记得某年的春节期间，一位人大的老师告诉我们：“你们黄保真大年初二就到科学院图书馆去看书啦！”他是亲眼看见的。“林茂水深”，良有以也。
这里所说的黄先生的治学态度，与上一段所说的他的处世为人，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但我总觉得有。做人与做学问肯定是有内在联系的。在更深的层次上，它们是生长在同一条心灵之根上、是依存于同一种生命底色的。黄先生的这种心灵之根和生命底色就是：真诚。黄先生名“保真”，可谓名副其实。
黄保真先生与蔡钟祥先生，都是既有学术又有修养的人。古人云“道德、文章”。现在已经很少听到这样的话头了：但每当我想起他们，心中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这句话。因此，我们的合作才能那样美好。我曾在人大出版社2009年新排再版的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的《再版前言》中说过：“本书的撰写方式也与众不同。它既不是一人独自承担的，也不是多人执笔、一人主编的，而是由我们三个人分工合作的。三个人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在撰写过程中，既有充分的讨论和协商，也有必要的保留和让步。但这是真正朋友间的思想与学术的交流，我们的合作是融洽而愉快的。表现在书里，就是虽然各部分保持着各人的独特风格，而全书又不失为一个连贯的整体。”这大概是学术合作的最佳状态。我们本来是打算长期合作下去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完成之后，我决定转入中国美学范畴体系的研究，并制定了计划，明确了分工，而且已经启动。但后来由于种种一言难尽的原因，黄先生远调海南，我也从中文系转入哲学系，合作计划也就大部分不了了之了。那篇《再版前言》接著说道：“当年促膝切磋、意趣融融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而如今，这一切都已经成了美好的记忆，这部书也就成了这些美好记忆的载体。”那时说这些话，还只是因为三人的分离：而十年后的“如今”再看这些话，则已经是“故人云散尽，余亦等轻尘”了。
我与黄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北京某医院的病房里。那时他已经做了肠结扎手术，不能吃，不能喝，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但见面时气色还好，精神也好，而且依然亲切善谈。我曾问他：“听说你退休以后还在上课？”他笑着重复说：“那是玩儿，那是玩儿。”这个“玩”字似颇可玩味。教师的职责可以届时退休：但学术活动已经化入黄先生的生命，生命不息就不会停止，也无法退休：即使那已经不是他的职责。至于一般的轻松自如、游刃有余之意，还在其次。我告诉他，我退休后搬到了郊区的农村，“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你还从来没有去过，等身体好些了，请你去看看，玩玩儿。”他说：“好哇！不知我能否闯过这一关，如果闯过了这一关，我一定去，咱们再好好聊聊天儿。”谈话间，他不时地要水：因为医嘱不能喝水，看护人员不愿给他。他无奈地跟我说：“我不是要喝水，只是口干，要点水润润口。”这时我才想到，一个不能喝水的人长时间说话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于是尽快告辞，同时反复表示，过些天再来。
不料、亦不出所料，在沉重的等待中，约一个月后，噩耗传来……
黄先生去世后，我常常想，也多次向朋友们说：黄保真是个能做学问，而且实实在在地在做学问的人。如果再假以时日，环境再好一些，会取得更多的、或许比我更大的成果。他与我，虽然在属相上有“虎”“兔”之别，其实年龄相差不到一岁。但是现在，他已经去了，而我还在。这是为什么？有什么理由吗？没有！什么理由也没有，就是两个字：侥幸。区别仅在于侥幸与不幸。那么作为一个侥幸尚存的人，对于不幸已逝的故友，除了更深的惋惜、更深的怀念、更深的敬意，还有什么？还能有什么？
而今，聊可告慰黄先生的是：周泉根先生花费数年心血精心编选的《黄保真先生文集》，不久即将面世。这部文集对黄先生的遗文作了尽量周到的搜寻，深入细致的校勘，认真谨慎的整理，妥善得体的安排。我以为，这是周泉根先生以他个人的贡献，代表黄保真先生的所有生前友好，对黄保真先生所作的最隆重的纪念。而本篇拙文，或不足以弁序此书，仅此向周泉根先生表达诚挚的感谢，向黄保真先生做一个老朋友的纯粹私人的告别。
成复旺，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国当代的人学与美学》等。
黄保真先生自1979年调入人大，就同蔡钟祥先生和我在一起，一起上“中国文学理论史”这门课，一起写《中国文学理论史》这部书。虽然不能说朝夕相处，却的确是三天两头见面。接触中，觉得他和蔼可亲、乐于交谈、令人轻松愉悦，所以我们很快就从工作上的同事变成了人生中的朋友。其间有件事，我永远都不会忘。那时，在工资制度上中国还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层层倒挂”的年代，知识分子待遇很低。为了多少能够贴补家用，黄先生夫妇办了一家小书店。事成之后他立即来告诉我，并对我说：“以后你想买什么书，就跟我言语一声，我按照出版社批发给书店的折扣价给你带来。”我说：“你们办个书店不容易，今后的经营会很辛苦，有多少收益尚不可知：就按书上的定价带给我，就已经省了我不少事了，不要再打折扣。”这样的“讨价还价”当然不会有结果：但后来我托他买的书，他实际上还是按照折扣价算的。这件事似乎很小，但我总觉得：一个人遇到一件事，在第一时间的想法是最真实、也最珍贵的。书店甫成，黄先生首先想到的不是为自己多赚几个钱，而是给朋友多省几个钱。这几乎可以说是透明地展现了他的处世为人和内心世界。
当然，我们在一起谈得最多的还是学术。黄先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科班出身，这方面的知识原比我多，交谈中我自然受益匪浅。我也总是在出书之前先看他刚写完的书稿。他分担的清初那一章，包括顾、黄、王所谓“三大家”。这三位都是大学者、大思想家，各有丰硕的学术著作和宏大的思想体系，文学理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一般治文论者，往往以所谓“专业”的眼光，仅仅注意他们有关文学的言论：至于他们的学术造诣与哲学思想，则只从其他思想史、哲学史论著中摘取几句现成结论，在“生平简介”中敷衍一下而已。而黄保真先生不是这样，他是在考察了他们的全部著作、厘清了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之后，再由此出发去论述他们的文学理论的，故与其他同类著作面貌迥异。对于章太炎、王国维及其他许多人，他都是这样做的。可想而知，这样做要多花费多少时间、多付出多少艰辛啊！但是，认真想来：不这样做对吗？不这样做行吗？不这样做写出来的东西靠得住吗？当时有人问我“黄老师的学术有什么特点”，我回答四个字：“林茂水深。”而“林茂水深”谈何容易，那是长期潜心的学术建设和积蓄的结果。记得某年的春节期间，一位人大的老师告诉我们：“你们黄保真大年初二就到科学院图书馆去看书啦！”他是亲眼看见的。“林茂水深”，良有以也。
这里所说的黄先生的治学态度，与上一段所说的他的处世为人，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但我总觉得有。做人与做学问肯定是有内在联系的。在更深的层次上，它们是生长在同一条心灵之根上、是依存于同一种生命底色的。黄先生的这种心灵之根和生命底色就是：真诚。黄先生名“保真”，可谓名副其实。
黄保真先生与蔡钟祥先生，都是既有学术又有修养的人。古人云“道德、文章”。现在已经很少听到这样的话头了：但每当我想起他们，心中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这句话。因此，我们的合作才能那样美好。我曾在人大出版社2009年新排再版的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的《再版前言》中说过：“本书的撰写方式也与众不同。它既不是一人独自承担的，也不是多人执笔、一人主编的，而是由我们三个人分工合作的。三个人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在撰写过程中，既有充分的讨论和协商，也有必要的保留和让步。但这是真正朋友间的思想与学术的交流，我们的合作是融洽而愉快的。表现在书里，就是虽然各部分保持着各人的独特风格，而全书又不失为一个连贯的整体。”这大概是学术合作的最佳状态。我们本来是打算长期合作下去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完成之后，我决定转入中国美学范畴体系的研究，并制定了计划，明确了分工，而且已经启动。但后来由于种种一言难尽的原因，黄先生远调海南，我也从中文系转入哲学系，合作计划也就大部分不了了之了。那篇《再版前言》接著说道：“当年促膝切磋、意趣融融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而如今，这一切都已经成了美好的记忆，这部书也就成了这些美好记忆的载体。”那时说这些话，还只是因为三人的分离：而十年后的“如今”再看这些话，则已经是“故人云散尽，余亦等轻尘”了。
我与黄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北京某医院的病房里。那时他已经做了肠结扎手术，不能吃，不能喝，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但见面时气色还好，精神也好，而且依然亲切善谈。我曾问他：“听说你退休以后还在上课？”他笑着重复说：“那是玩儿，那是玩儿。”这个“玩”字似颇可玩味。教师的职责可以届时退休：但学术活动已经化入黄先生的生命，生命不息就不会停止，也无法退休：即使那已经不是他的职责。至于一般的轻松自如、游刃有余之意，还在其次。我告诉他，我退休后搬到了郊区的农村，“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你还从来没有去过，等身体好些了，请你去看看，玩玩儿。”他说：“好哇！不知我能否闯过这一关，如果闯过了这一关，我一定去，咱们再好好聊聊天儿。”谈话间，他不时地要水：因为医嘱不能喝水，看护人员不愿给他。他无奈地跟我说：“我不是要喝水，只是口干，要点水润润口。”这时我才想到，一个不能喝水的人长时间说话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于是尽快告辞，同时反复表示，过些天再来。
不料、亦不出所料，在沉重的等待中，约一个月后，噩耗传来……
黄先生去世后，我常常想，也多次向朋友们说：黄保真是个能做学问，而且实实在在地在做学问的人。如果再假以时日，环境再好一些，会取得更多的、或许比我更大的成果。他与我，虽然在属相上有“虎”“兔”之别，其实年龄相差不到一岁。但是现在，他已经去了，而我还在。这是为什么？有什么理由吗？没有！什么理由也没有，就是两个字：侥幸。区别仅在于侥幸与不幸。那么作为一个侥幸尚存的人，对于不幸已逝的故友，除了更深的惋惜、更深的怀念、更深的敬意，还有什么？还能有什么？
而今，聊可告慰黄先生的是：周泉根先生花费数年心血精心编选的《黄保真先生文集》，不久即将面世。这部文集对黄先生的遗文作了尽量周到的搜寻，深入细致的校勘，认真谨慎的整理，妥善得体的安排。我以为，这是周泉根先生以他个人的贡献，代表黄保真先生的所有生前友好，对黄保真先生所作的最隆重的纪念。而本篇拙文，或不足以弁序此书，仅此向周泉根先生表达诚挚的感谢，向黄保真先生做一个老朋友的纯粹私人的告别。
成复旺，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国当代的人学与美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