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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夹起菜，一脸自嘲，比划着说：“我们这种人，我的说法是‘三不要两不行’。这个‘三不要’。就是大陆不要，台湾不要，美国也不要；‘两不行’，就是中文不行，英文也不行。”
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旧金山去世，享年89岁。20世纪的中国风云，又走了一位见证人。老先生这辈子，最大的功德是以“口述史”为民国要人立传。他的大半生都“活在别人的历史里”。据说近些年，他老年失智。走的时侯，却平静，悄然淡出历史。此时怀念之际，我想起与德刚先生十多年前在纽约的一次会面。
记得是1997年3月，我在伦敦英国广播公司（BBC）当记者兼节目制作人。为策划一部20世纪中国史的广播纪录片系列，我在美国待了五个星期。因对民国史有兴趣，我请缨承担节目中清末民初那段最混沌的历史，从世纪初一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去美国，一为寻访旅居美国的民国人物，二为收集散落各处的原始录音访谈素材。
我的采访提纲上，写下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唐德刚，美国人称他T. K. Tong。民国人物与原始采访录音，只有他两头都搭得上界。唐先生可能是“文革”后大陆最早解禁的旅美华裔史学家。上世纪80年代我上大学时，他执笔的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回忆录》，因有“文革”中手抄本禁书《玫瑰香奇案》的“人气”垫底，一时洛阳纸贵，举国争相传阅。1950年代末，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与创立中国民国人物口述史研究，从胡适到李宗仁，留下一批珍贵录音史料。
我从伦敦打电话到纽约，向他求教。话筒那头，一口很重的安徽合肥官话，感觉夹带苏北口音。他说话很大声，听清来意后，立刻爽快答应：“没有问题。到纽约后，你给我来个电话。我请你到唐人街吃饭！”
到纽约后，我按德刚先生指点，先去了坐落在第169街的哥伦比亚大学，找到那里的中国民国人物口述史资料馆藏。检索时，目录卡片已发黄，略透出潮气，每张卡片的背后都立着一位曾惊天动地的历史人物：胡适（中国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燕京大学校长），李宗仁（民国代总统、桂系军阀），孔祥熙（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财政部长）、陈立夫（国民党秘书长、教育部长、立法院副院长），吴国祯（民国时期曾任上海市长）、顾维钧（民国“第一外交家”）、张发奎（曾任陆军总司令、上将）、何廉（资深经济学家、南开大学代校长）、蒋廷黼（清华教授，民国时期常驻联合国代表）……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众多民国军政要员移居美国，纽约是大本营之一。这也成全了唐德刚和他的“口述史”。
印象中，老先生并不住纽约市内，在市郊。午餐那天，他特地赶到唐人街，约我在一家上海餐馆见面。餐馆名已记不清，好像是他经常光顾的。那年，老先生应是77岁，步伐仍矫健，看上去最多也就六十多岁光景。他穿了件灰西装，手上提了几册书。宽宽的四方脸，顶着一头灰白发。
点完菜，我问他，1948年他从南京中央大学到美国，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大概没想到会在美国扎根一辈子吧？
他摆了摆手：“没有这个打算。我在美国刚读了一年书。老蒋就败退台湾，大陆改朝换代了。我们这拨留学生就回不去了。起先说，等上几年，再说。后来说，再等几年。再后来就不得不在美国安家了。离开中国，一走就是50年。”
他夹起菜，一脸自嘲，比划着说：“我们这种人，我的说法是‘三不要两不行’。这个‘三不要’。就是大陆不要，台湾不要，美国也不要；‘两不行’，就是中文不行，英文也不行。”还是那口很浓的安徽口音，尤其是“不”字，短促有力，有韵味。我回应他说，对‘三不要’，我尚没有体验；但对‘两不行’，有同感。留学多年后，我的中文明显生锈退步，错别字频繁露脸，而英文也不见得有多大进步，真有“不行”之困惑。
唐德刚性喜调侃，留美时虽接受的是西方学术规矩，但言语间却洋溢中国传统文人狂傲之气。道出这段话时，他语调中有自嘲，难掩的确是淡淡苦涩与无奈。世局更替，这辈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精华开始自我放逐，远离故乡，收获的是无根孤独与认同失落，最后在美国主流社会的边缘以及对中国乡土的彷徨中漂流了整整半个世纪。虽是边缘人，唐德刚还算幸运。他毕竟还有机会用中文写口述史谋生，与同是安徽老乡的胡适为友，维系着他与中国文化间复杂的缘份。
说起他为胡适与李宗仁等民国要人做口述史，他用了一个“搞”字。其实，1949年之后，大陆的文字中，最难搞也最妙用无穷的就是这个“搞”字。从使用“搞”字的娴熟程度，可见他对大陆的关注很切近。他说：“当年胡适先生移居美国，一时也没有饭吃，当然他的空闲时间也很多。我帮他做口述历史，胡适先生还可以有些收入；陈立夫的经历也类似。被蒋介石贬到美国后。陈立夫自己放养了许多鸡谋生。当时的录音设备，很笨重。每次采访，都要兴师动众。”他居留美国半世纪，却很少我们这代留学生中英文杂交的毛病。
我记得，那年3月份，适逢长期旅居美国的蒋宋美龄百年大寿。陈立夫专程抵纽约为蒋夫人庆生。一周后，我经德刚先生、老报人龚选舞先生等前辈介绍，几经辗转，终于在纽约一餐馆“拦下”临近百岁的陈立夫先生，并访问了他。我为采访陈立夫历尽一年的努力终成正果，或许这也是他1960年代遭贬后惟一接受的国际媒体的访谈。当然，此是后话。纽约之行后，记得通过几次电话，问候德刚先生。一晃十多年，等到的是他走的消息。
德刚先生一生治史，但其最大成就——历史人物口述史，实实在在做的是新闻记者的本分。他以“口述”作记录手段，着力回归历史人物的真实。历史与新闻，常有穿错门洞的时候。史家与记者，或在对岸结果，殊途而同归。作为晚辈，我将德刚先生骄傲地引为记者同道。中国历史上，多有遗忘或篡改历史的老毛病。唐德刚以史家学养，阅人阅事无数，独立为民国人物立传，补历史空白，对中国有功有德。
他1948年去国，2009年去世他乡，整整一个甲子。其间，中国之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中国社会正在剧烈转型，有识之士若能发起一轮新的“口述史”运动，记录变革中中国的人事与国情，应是对唐德刚先生的最好纪念。
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旧金山去世，享年89岁。20世纪的中国风云，又走了一位见证人。老先生这辈子，最大的功德是以“口述史”为民国要人立传。他的大半生都“活在别人的历史里”。据说近些年，他老年失智。走的时侯，却平静，悄然淡出历史。此时怀念之际，我想起与德刚先生十多年前在纽约的一次会面。
记得是1997年3月，我在伦敦英国广播公司（BBC）当记者兼节目制作人。为策划一部20世纪中国史的广播纪录片系列，我在美国待了五个星期。因对民国史有兴趣，我请缨承担节目中清末民初那段最混沌的历史，从世纪初一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去美国，一为寻访旅居美国的民国人物，二为收集散落各处的原始录音访谈素材。
我的采访提纲上，写下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唐德刚，美国人称他T. K. Tong。民国人物与原始采访录音，只有他两头都搭得上界。唐先生可能是“文革”后大陆最早解禁的旅美华裔史学家。上世纪80年代我上大学时，他执笔的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回忆录》，因有“文革”中手抄本禁书《玫瑰香奇案》的“人气”垫底，一时洛阳纸贵，举国争相传阅。1950年代末，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与创立中国民国人物口述史研究，从胡适到李宗仁，留下一批珍贵录音史料。
我从伦敦打电话到纽约，向他求教。话筒那头，一口很重的安徽合肥官话，感觉夹带苏北口音。他说话很大声，听清来意后，立刻爽快答应：“没有问题。到纽约后，你给我来个电话。我请你到唐人街吃饭！”
到纽约后，我按德刚先生指点，先去了坐落在第169街的哥伦比亚大学，找到那里的中国民国人物口述史资料馆藏。检索时，目录卡片已发黄，略透出潮气，每张卡片的背后都立着一位曾惊天动地的历史人物：胡适（中国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燕京大学校长），李宗仁（民国代总统、桂系军阀），孔祥熙（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财政部长）、陈立夫（国民党秘书长、教育部长、立法院副院长），吴国祯（民国时期曾任上海市长）、顾维钧（民国“第一外交家”）、张发奎（曾任陆军总司令、上将）、何廉（资深经济学家、南开大学代校长）、蒋廷黼（清华教授，民国时期常驻联合国代表）……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众多民国军政要员移居美国，纽约是大本营之一。这也成全了唐德刚和他的“口述史”。
印象中，老先生并不住纽约市内，在市郊。午餐那天，他特地赶到唐人街，约我在一家上海餐馆见面。餐馆名已记不清，好像是他经常光顾的。那年，老先生应是77岁，步伐仍矫健，看上去最多也就六十多岁光景。他穿了件灰西装，手上提了几册书。宽宽的四方脸，顶着一头灰白发。
点完菜，我问他，1948年他从南京中央大学到美国，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大概没想到会在美国扎根一辈子吧？
他摆了摆手：“没有这个打算。我在美国刚读了一年书。老蒋就败退台湾，大陆改朝换代了。我们这拨留学生就回不去了。起先说，等上几年，再说。后来说，再等几年。再后来就不得不在美国安家了。离开中国，一走就是50年。”
他夹起菜，一脸自嘲，比划着说：“我们这种人，我的说法是‘三不要两不行’。这个‘三不要’。就是大陆不要，台湾不要，美国也不要；‘两不行’，就是中文不行，英文也不行。”还是那口很浓的安徽口音，尤其是“不”字，短促有力，有韵味。我回应他说，对‘三不要’，我尚没有体验；但对‘两不行’，有同感。留学多年后，我的中文明显生锈退步，错别字频繁露脸，而英文也不见得有多大进步，真有“不行”之困惑。
唐德刚性喜调侃，留美时虽接受的是西方学术规矩，但言语间却洋溢中国传统文人狂傲之气。道出这段话时，他语调中有自嘲，难掩的确是淡淡苦涩与无奈。世局更替，这辈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精华开始自我放逐，远离故乡，收获的是无根孤独与认同失落，最后在美国主流社会的边缘以及对中国乡土的彷徨中漂流了整整半个世纪。虽是边缘人，唐德刚还算幸运。他毕竟还有机会用中文写口述史谋生，与同是安徽老乡的胡适为友，维系着他与中国文化间复杂的缘份。
说起他为胡适与李宗仁等民国要人做口述史，他用了一个“搞”字。其实，1949年之后，大陆的文字中，最难搞也最妙用无穷的就是这个“搞”字。从使用“搞”字的娴熟程度，可见他对大陆的关注很切近。他说：“当年胡适先生移居美国，一时也没有饭吃，当然他的空闲时间也很多。我帮他做口述历史，胡适先生还可以有些收入；陈立夫的经历也类似。被蒋介石贬到美国后。陈立夫自己放养了许多鸡谋生。当时的录音设备，很笨重。每次采访，都要兴师动众。”他居留美国半世纪，却很少我们这代留学生中英文杂交的毛病。
我记得，那年3月份，适逢长期旅居美国的蒋宋美龄百年大寿。陈立夫专程抵纽约为蒋夫人庆生。一周后，我经德刚先生、老报人龚选舞先生等前辈介绍，几经辗转，终于在纽约一餐馆“拦下”临近百岁的陈立夫先生，并访问了他。我为采访陈立夫历尽一年的努力终成正果，或许这也是他1960年代遭贬后惟一接受的国际媒体的访谈。当然，此是后话。纽约之行后，记得通过几次电话，问候德刚先生。一晃十多年，等到的是他走的消息。
德刚先生一生治史，但其最大成就——历史人物口述史，实实在在做的是新闻记者的本分。他以“口述”作记录手段，着力回归历史人物的真实。历史与新闻，常有穿错门洞的时候。史家与记者，或在对岸结果，殊途而同归。作为晚辈，我将德刚先生骄傲地引为记者同道。中国历史上，多有遗忘或篡改历史的老毛病。唐德刚以史家学养，阅人阅事无数，独立为民国人物立传，补历史空白，对中国有功有德。
他1948年去国，2009年去世他乡，整整一个甲子。其间，中国之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中国社会正在剧烈转型，有识之士若能发起一轮新的“口述史”运动，记录变革中中国的人事与国情，应是对唐德刚先生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