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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的广西柳州，一位名叫李郁的“剿匪司令”，率领着一群来自上海的工人，在柳河西岸的一片荒地上，开始了他们的创业之路。柳工——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排头兵就此诞生。
2008年11月28日，是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柳工)成立整整50周年的日子。
早在今年年初，柳工便已着手准备庆典事宜。的确，作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排头兵，作为国内工程机械行业和广西第一家上市公司，柳工有充分的自信，去回味过去50年所经历的光荣和辉煌。
面对今天的柳工，谁还能相信，50年前的柳工是在一张白纸上建立起来的。
“抢”来的项目
柳工并非为工程机械而生，甚至连最初落户柳州也只是一个巧合。
上世纪50年代，随着第一个5年计划的完成，国家决策层开始谋划着更大规模的重工业生产，以建设独立自主的完整工业体系。
1958年秋天，上海的天气已渐渐凉快起来，街道上满是落下的梧桐树叶。此时此刻，一场谈判正在这里进行。谈判双方分别为国家建设工程部和上海市委，谈判的起因则是两年前在广东茂名发现的油页岩矿。
那时，新中国已探明的石油储量非常少，仅有包括玉门油矿在内的少数几处可以进行开采。所以，当1956年茂名油页岩矿被发现后，国家给予了高度重视。1957年，国家决定将上海华东钢铁建筑厂(下称华钢)南迁，为建设油矿生产钢结构和机械装备。但是，当年的上海市舍不得这个1946年建厂、有着一批熟练工人和技术骨干的企业。
谈判进行得很艰苦，历时20多天。谈判的结果是，华钢抽调一半人员和设备，支援茂名油矿的开发。不过，大家当时并不确切知道，厂子将建在何处。
此前，广西相关领导在得知国家要南迁一个钢结构厂后，便多次派干部到建设工程部去争取。那时的广西地方领导对于发展工业表现出了异常强烈的渴望，“一五”时期，他们就多次前往上海争取项目，促成了百余家上海工厂迁往广西。这一次，他们同样多方奔走，竭力争取，将柳州引入了建设工程部规划部门的视野。
柳州距茂名400余公里，西入云贵，东顾两广，北上两湖，再加上地方政府对于发展工业的重视，颇得天时地利人和，建设工程部最终决定，将钢结构厂选在柳州建设。
大胡子李郁
1958年11月中旬的一天，两名刚到柳州不到一个月的华钢工人在柳州火车站出站口张望。前几天接到电报说，新厂筹建处的领导李郁今天要到柳州，可两人之前都没有见过他，只能按照自己心中想象的领导形象，在人群中寻找着。
一个月来，陆陆续续从北京，上海等地过来了10多个人，有的是刚刚结束在洛阳的工程就直接赶过来的，有的是先到茂名又再赶到柳州。由于是先遣部队，大家都住在市政府附近的一个澡堂里，这样既方便和当地政府沟通，又节约成本。厂址选在柳河西岸一个叫龙腾背的地方，名字虽然大气，但那里其实就是一片荒地，离市区要10多里的路程。前几天，市政府在一个钟表店楼上给厂里安排了一个办公场所。现在领导也来了，看来开工的日子不会远了。
两名工人分别站在出站口两边，遇到衣冠楚楚，仪表堂堂的就上前询问，但是眼看着出口处的人越来越少，却还是没有找到，直到出站口只剩下他们两个人。这时，车站的广播里传出了声音：“筹备处接李郁的同志，到问事处来……”赶到问事处，一个身高体壮，穿着旧棉衣的“大胡子”已经站在那里了。一问方知，这个人就是李郁。看着来接他的两名工人，李郁用浓重的广东口音说：“你们真笨，不知道写个接李郁的牌子么?”被训的两人还以为眼前的壮汉是个从北京过来临时安排工作的干部，没想到他便是后来柳工的第一任党委书记。
李郁是广东人，早年参加过游击队。解放战争结束后，又带兵在两广打了几年土匪，得到个“剿匪司令”的绰号。后来，他被安排到中南建工局担任组织部长。打了小半辈子仗的李郁并不习惯办公室的生活，接到要去建茂名油矿的消息后，他立即开始在北京、上海、茂名三地间奔走，还参加了建工部与上海市委的谈判。
到柳州后，李郁先组班子，建立新工厂的第一个党支部。华钢虽然以生产钢结构为主。但来自华钢的工人也具有一定的机械加工能力。经过与上级领导商议，柳州新厂被定名为“柳州建筑机械制造厂”。
柳州市的领导亲自安排将柳州铁路局的俱乐部作为工厂筹建处，从上海过来的工人和家属共计520人，都借住在柳铁宿舍里。由于条件所限，有的三家同住一室，拉布为墙。
建炉大会战
此时，国家已经开始了“大炼钢铁”运动，柳州市也动工兴建了柳州钢铁厂。市领导找到李郁，问能不能给钢铁厂生产两座255立方米的高炉。李郁不怎么懂技术，但战争年代的经历告诉他，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不打场胜仗，队伍的情绪可能会不稳。而且，从上海来的老工人技术好，办法多，曾在长春，洛阳干过类似的活。于是，在不具备生产能力的情况下，李郁大胆接下了任务，决定和命运赌一次。在动员大会上，李郁把这次任务命名为“建炉大会战”，激励工人干部打好进入广西的第一仗。
柳工的第一次生产任务便在这样的气氛中开始了。他们边生产、边建设，搭起了芦席棚屋，作为临时车间。广西是“四季皆夏，一雨成秋”的地方，而1958年末的这个冬天，雨水又特别多。在钢铁厂露天生产的工人白天在雨中工作，夜里躺在简陋的临时宿舍里，冻得睡不着觉。由于缺少生产设备，“1号高炉”的很多部分完全是工人们抡着18磅的锤子一下一下敲出来的。没有起重设备，几十个人一起喊着号子把钢板推起来，再直接砸在地上，溅得所有人满身的泥水。
虽然经常停水停电，停工待料，甚至连像样的伙食都没有。但这批上海工人竟然提前20天完成了任务。两座数十米高的炼铁炉耸立在钢铁厂内，广西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自动化的炼铁设备。
“建炉大会战”是柳工在广西的第一场胜仗，而一个附带的收获则是，上海老工人在厂里的威望大大提升，甚至直到今天，柳工的第四代领导人王晓华回忆起上海老工人，都充满了敬佩之意。
意外的火灾
似乎是前一年把雨都下完了，1959年的冬天，柳州少雨。
一年来，柳工已经小有规模：建成了四栋半土墙的宿舍，而单身宿舍和车间尚是削竹为墙，编茅作瓦。当年秋天，因为接到西津水电工程局一个生产闸门的任务，柳州铁路局还给柳工修建了两公里的铁路专线。那时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柳工的这些建设全是靠李郁和其他柳工干部通过各种渠道争取来的物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来之不易。
这时，传来一个消息，令工人们忐忑不安：1959年9月末，中国石油勘探队在东北发现了巨大油田，足以一举摘掉中国“贫油国”的帽子。由于正值建国10周年，油田被命名为“大庆”。国家已决定全力开发大庆油田，暂缓了在茂名建 厂的计划。谁也不知道，柳工今后是否会有足够的生产任务，也有传言说，柳工要与武汉建筑机械厂合并。
“建炉大会战”延续下来的稳定局面，在这个冬天有些动摇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更雪上加霜的事情发生了。
1959年11月9日晚上9时许，一场大火将柳工刚建起来的厂房，宿舍化为灰烬。工人们拼命抢出一些设备，但一年来的建设基本上没剩下什么。
看着一片焦土废墟，李郁哭了，老工人们也哭了。如果多点雨水，如果没有这六级偏北风，如果多点资金，不用茅草，竹子、油毛毡搭房子，如果那个工人不在屋里抽烟，就不会发生这场灾难。现在，有的工人们连衣服都没抢出来，更不要说生产器材和设备了。
李郁当晚主持召开了干部紧急会议，商量安排善后事宜。11月10日下午，柳工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游击队员出身的李郁在会上说，“这次火灾，我们没有失去一个同志。人都在，就没什么好怕的。大火烧掉的东西不都是人造出来的吗?只要人还在，我们就能把火灾的损失夺回来!”
随后，厂里下达了“三天之内马达转、机器响”的命令，并提出“建厂安家，苦战三年”的口号。这个口号，给第一代柳工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多年之后仍有人感叹，当年的李书记带给这个工厂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
1960年初，建工部分配给柳工试制推土机的任务，这对一直没有拳头产品的柳工来说，简直是一场及时雨。
然而，就在此时，国际，国内形势急转直下：中苏矛盾公开化，波及到当时大量在建项目。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柳工被迫缓建，几个月后，拨款也停了，上级打算将柳工与唐山的一家工厂合并。柳工为推土机所做的相关工作随之下马。
得到柳工要搬至唐山的消息，广西区党委领导坐不住了，他们再次跑到北京，竭力争取把柳工留在了广西。
结缘装载机
到了1962年，在调整整顿的环境里，仍然没有主导产品的柳工开始裁员，职工工资拖欠了好几个月。那阵子，从上海迁到柳州的很多工厂都倒闭了，剩下的厂子，工人也已经开始自谋出路，好在柳工还没有一个人主动离开。
命悬一线之际，一个突然的军工生产任务救了柳工，由此而来的是国家500多万元的资金。不久，柳工正式隶属国家建工部，列入国家生产计划序列中。
柳工奇迹般地复苏了。除了完成军品任务，柳工再次发起对推土机的攻关。1963年10月，移山—80推土机成功试制完成，并开始批量生产。但由于基础建设不足，柳工缺少代表性产品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1964年冬天，李郁被调入一机部五局担任规划处处长，离开了柳工。但不到一年，他又奇迹般地回来了。
1965年4月，中共中央同意了当时国务院新技术进口小组《关于引进新技术工作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应当充分利用当前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适应国内经济形势和建设的需要，更积极地展开从国外引进新技术的工作。
一机部就在此时进口了一台日本生产的125A装载机样机，交由天津工程机械研究所和厦门工程机械厂测绘。李郁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向部里提出让柳工也承担装载机的生产任务。
争取到装载机的生产任务后，李郁并不放心：项目争取下来了，万一没搞好怎么办?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调到北京不到一年的李郁提出要重回柳工，把装载机的任务做好。
从条件优越的北京再回到偏远的柳州，这即便在当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可这是李郁自己选择的，也是他心甘情愿的。就这样，李郁再次踏进了柳工，重新担任厂党委书记兼厂长。
但是，让李郁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重回柳工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文革”开始了。
面对来势汹汹的政治运动，李郁竭力排除干扰，全力推进装载机研制。1966年“国庆”前夕，Z435轮式装载机在柳工试制成功，配合当时的国内形势，取名为“东风”。喜讯传来，全厂沸腾。李郁也完成了回归柳工的重要使命。
奠基的力量
1969年7月，一机部买到一台特雷克斯7251型装载机，并将这台装载机生产任务直接交给了柳工。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柳工连续3年在社会上招工，扩大生产规模。柳工现任领导人王晓华就是1970年被招进柳工的。
1971年7月1日，中国第一台铰接式轮式装载机在柳工诞生，当时被称作Z450。经过工程兵部队试用后，Z450被列为工程兵的重点装备。
1973年，李郁结束了在柳工的使命，被调到西安工作。柳工从此告别李郁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艰苦创业的时代。
此后30多年，经过“扩大企业自主权”，“双轨制”，“融资技改”等改革考验，柳工一步步地走向中国工程机械行业老大的位置。
1993年11月18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市锣声刚刚响起，一支名为“桂柳工A”的股票便出现在交易所的大屏幕上。15分钟后，股票价格由发行价18元上升到20.35元。柳工的成功上市，是柳工历史上的大事，它标志着柳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向着市场经济又迈开一大步；同时，这也是广西的一件大事，它结束了自治区没有一家上市企业的历史；而且，这还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一件大事，在此之前，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尚无一家上市企业。
柳工旗下现在已经拥有全资及控股公司15家，参股公司6家，其中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集团核心企业、上市公司，总资产34亿元，净资产18亿元，现有员工7500人。去年，柳工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实现年营业收入120亿元。
如今柳工厂区最“忙碌”的，就是那条50年前建造的两公里长的柳工铁路专线。当火车的汽笛声传遍企业的每个角落时，柳工人知道又有一批他们亲手打造的工程机械装备将被送到用户手中。这次送走的是装载机还是挖掘机?是“两头忙”还是平地机?是送到拉萨还是悉尼?是送到美洲还是非洲?
不过，在柳工人的心中，始终难忘的还是建厂初期10多年的创业岁月。如果没有那一批在恶劣环境中依然充满工作激情的上海老工人，如果没有在各种压力下依然不言放弃的老书记李郁，如果没有老一辈柳工人奠基的力量，怎么会有柳工的今天?
2008年11月28日，是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柳工)成立整整50周年的日子。
早在今年年初，柳工便已着手准备庆典事宜。的确，作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排头兵，作为国内工程机械行业和广西第一家上市公司，柳工有充分的自信，去回味过去50年所经历的光荣和辉煌。
面对今天的柳工，谁还能相信，50年前的柳工是在一张白纸上建立起来的。
“抢”来的项目
柳工并非为工程机械而生，甚至连最初落户柳州也只是一个巧合。
上世纪50年代，随着第一个5年计划的完成，国家决策层开始谋划着更大规模的重工业生产，以建设独立自主的完整工业体系。
1958年秋天，上海的天气已渐渐凉快起来，街道上满是落下的梧桐树叶。此时此刻，一场谈判正在这里进行。谈判双方分别为国家建设工程部和上海市委，谈判的起因则是两年前在广东茂名发现的油页岩矿。
那时，新中国已探明的石油储量非常少，仅有包括玉门油矿在内的少数几处可以进行开采。所以，当1956年茂名油页岩矿被发现后，国家给予了高度重视。1957年，国家决定将上海华东钢铁建筑厂(下称华钢)南迁，为建设油矿生产钢结构和机械装备。但是，当年的上海市舍不得这个1946年建厂、有着一批熟练工人和技术骨干的企业。
谈判进行得很艰苦，历时20多天。谈判的结果是，华钢抽调一半人员和设备，支援茂名油矿的开发。不过，大家当时并不确切知道，厂子将建在何处。
此前，广西相关领导在得知国家要南迁一个钢结构厂后，便多次派干部到建设工程部去争取。那时的广西地方领导对于发展工业表现出了异常强烈的渴望，“一五”时期，他们就多次前往上海争取项目，促成了百余家上海工厂迁往广西。这一次，他们同样多方奔走，竭力争取，将柳州引入了建设工程部规划部门的视野。
柳州距茂名400余公里，西入云贵，东顾两广，北上两湖，再加上地方政府对于发展工业的重视，颇得天时地利人和，建设工程部最终决定，将钢结构厂选在柳州建设。
大胡子李郁
1958年11月中旬的一天，两名刚到柳州不到一个月的华钢工人在柳州火车站出站口张望。前几天接到电报说，新厂筹建处的领导李郁今天要到柳州，可两人之前都没有见过他，只能按照自己心中想象的领导形象，在人群中寻找着。
一个月来，陆陆续续从北京，上海等地过来了10多个人，有的是刚刚结束在洛阳的工程就直接赶过来的，有的是先到茂名又再赶到柳州。由于是先遣部队，大家都住在市政府附近的一个澡堂里，这样既方便和当地政府沟通，又节约成本。厂址选在柳河西岸一个叫龙腾背的地方，名字虽然大气，但那里其实就是一片荒地，离市区要10多里的路程。前几天，市政府在一个钟表店楼上给厂里安排了一个办公场所。现在领导也来了，看来开工的日子不会远了。
两名工人分别站在出站口两边，遇到衣冠楚楚，仪表堂堂的就上前询问，但是眼看着出口处的人越来越少，却还是没有找到，直到出站口只剩下他们两个人。这时，车站的广播里传出了声音：“筹备处接李郁的同志，到问事处来……”赶到问事处，一个身高体壮，穿着旧棉衣的“大胡子”已经站在那里了。一问方知，这个人就是李郁。看着来接他的两名工人，李郁用浓重的广东口音说：“你们真笨，不知道写个接李郁的牌子么?”被训的两人还以为眼前的壮汉是个从北京过来临时安排工作的干部，没想到他便是后来柳工的第一任党委书记。
李郁是广东人，早年参加过游击队。解放战争结束后，又带兵在两广打了几年土匪，得到个“剿匪司令”的绰号。后来，他被安排到中南建工局担任组织部长。打了小半辈子仗的李郁并不习惯办公室的生活，接到要去建茂名油矿的消息后，他立即开始在北京、上海、茂名三地间奔走，还参加了建工部与上海市委的谈判。
到柳州后，李郁先组班子，建立新工厂的第一个党支部。华钢虽然以生产钢结构为主。但来自华钢的工人也具有一定的机械加工能力。经过与上级领导商议，柳州新厂被定名为“柳州建筑机械制造厂”。
柳州市的领导亲自安排将柳州铁路局的俱乐部作为工厂筹建处，从上海过来的工人和家属共计520人，都借住在柳铁宿舍里。由于条件所限，有的三家同住一室，拉布为墙。
建炉大会战
此时，国家已经开始了“大炼钢铁”运动，柳州市也动工兴建了柳州钢铁厂。市领导找到李郁，问能不能给钢铁厂生产两座255立方米的高炉。李郁不怎么懂技术，但战争年代的经历告诉他，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不打场胜仗，队伍的情绪可能会不稳。而且，从上海来的老工人技术好，办法多，曾在长春，洛阳干过类似的活。于是，在不具备生产能力的情况下，李郁大胆接下了任务，决定和命运赌一次。在动员大会上，李郁把这次任务命名为“建炉大会战”，激励工人干部打好进入广西的第一仗。
柳工的第一次生产任务便在这样的气氛中开始了。他们边生产、边建设，搭起了芦席棚屋，作为临时车间。广西是“四季皆夏，一雨成秋”的地方，而1958年末的这个冬天，雨水又特别多。在钢铁厂露天生产的工人白天在雨中工作，夜里躺在简陋的临时宿舍里，冻得睡不着觉。由于缺少生产设备，“1号高炉”的很多部分完全是工人们抡着18磅的锤子一下一下敲出来的。没有起重设备，几十个人一起喊着号子把钢板推起来，再直接砸在地上，溅得所有人满身的泥水。
虽然经常停水停电，停工待料，甚至连像样的伙食都没有。但这批上海工人竟然提前20天完成了任务。两座数十米高的炼铁炉耸立在钢铁厂内，广西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自动化的炼铁设备。
“建炉大会战”是柳工在广西的第一场胜仗，而一个附带的收获则是，上海老工人在厂里的威望大大提升，甚至直到今天，柳工的第四代领导人王晓华回忆起上海老工人，都充满了敬佩之意。
意外的火灾
似乎是前一年把雨都下完了，1959年的冬天，柳州少雨。
一年来，柳工已经小有规模：建成了四栋半土墙的宿舍，而单身宿舍和车间尚是削竹为墙，编茅作瓦。当年秋天，因为接到西津水电工程局一个生产闸门的任务，柳州铁路局还给柳工修建了两公里的铁路专线。那时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柳工的这些建设全是靠李郁和其他柳工干部通过各种渠道争取来的物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来之不易。
这时，传来一个消息，令工人们忐忑不安：1959年9月末，中国石油勘探队在东北发现了巨大油田，足以一举摘掉中国“贫油国”的帽子。由于正值建国10周年，油田被命名为“大庆”。国家已决定全力开发大庆油田，暂缓了在茂名建 厂的计划。谁也不知道，柳工今后是否会有足够的生产任务，也有传言说，柳工要与武汉建筑机械厂合并。
“建炉大会战”延续下来的稳定局面，在这个冬天有些动摇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更雪上加霜的事情发生了。
1959年11月9日晚上9时许，一场大火将柳工刚建起来的厂房，宿舍化为灰烬。工人们拼命抢出一些设备，但一年来的建设基本上没剩下什么。
看着一片焦土废墟，李郁哭了，老工人们也哭了。如果多点雨水，如果没有这六级偏北风，如果多点资金，不用茅草，竹子、油毛毡搭房子，如果那个工人不在屋里抽烟，就不会发生这场灾难。现在，有的工人们连衣服都没抢出来，更不要说生产器材和设备了。
李郁当晚主持召开了干部紧急会议，商量安排善后事宜。11月10日下午，柳工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游击队员出身的李郁在会上说，“这次火灾，我们没有失去一个同志。人都在，就没什么好怕的。大火烧掉的东西不都是人造出来的吗?只要人还在，我们就能把火灾的损失夺回来!”
随后，厂里下达了“三天之内马达转、机器响”的命令，并提出“建厂安家，苦战三年”的口号。这个口号，给第一代柳工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多年之后仍有人感叹，当年的李书记带给这个工厂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
1960年初，建工部分配给柳工试制推土机的任务，这对一直没有拳头产品的柳工来说，简直是一场及时雨。
然而，就在此时，国际，国内形势急转直下：中苏矛盾公开化，波及到当时大量在建项目。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柳工被迫缓建，几个月后，拨款也停了，上级打算将柳工与唐山的一家工厂合并。柳工为推土机所做的相关工作随之下马。
得到柳工要搬至唐山的消息，广西区党委领导坐不住了，他们再次跑到北京，竭力争取把柳工留在了广西。
结缘装载机
到了1962年，在调整整顿的环境里，仍然没有主导产品的柳工开始裁员，职工工资拖欠了好几个月。那阵子，从上海迁到柳州的很多工厂都倒闭了，剩下的厂子，工人也已经开始自谋出路，好在柳工还没有一个人主动离开。
命悬一线之际，一个突然的军工生产任务救了柳工，由此而来的是国家500多万元的资金。不久，柳工正式隶属国家建工部，列入国家生产计划序列中。
柳工奇迹般地复苏了。除了完成军品任务，柳工再次发起对推土机的攻关。1963年10月，移山—80推土机成功试制完成，并开始批量生产。但由于基础建设不足，柳工缺少代表性产品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1964年冬天，李郁被调入一机部五局担任规划处处长，离开了柳工。但不到一年，他又奇迹般地回来了。
1965年4月，中共中央同意了当时国务院新技术进口小组《关于引进新技术工作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应当充分利用当前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适应国内经济形势和建设的需要，更积极地展开从国外引进新技术的工作。
一机部就在此时进口了一台日本生产的125A装载机样机，交由天津工程机械研究所和厦门工程机械厂测绘。李郁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向部里提出让柳工也承担装载机的生产任务。
争取到装载机的生产任务后，李郁并不放心：项目争取下来了，万一没搞好怎么办?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调到北京不到一年的李郁提出要重回柳工，把装载机的任务做好。
从条件优越的北京再回到偏远的柳州，这即便在当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可这是李郁自己选择的，也是他心甘情愿的。就这样，李郁再次踏进了柳工，重新担任厂党委书记兼厂长。
但是，让李郁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重回柳工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文革”开始了。
面对来势汹汹的政治运动，李郁竭力排除干扰，全力推进装载机研制。1966年“国庆”前夕，Z435轮式装载机在柳工试制成功，配合当时的国内形势，取名为“东风”。喜讯传来，全厂沸腾。李郁也完成了回归柳工的重要使命。
奠基的力量
1969年7月，一机部买到一台特雷克斯7251型装载机，并将这台装载机生产任务直接交给了柳工。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柳工连续3年在社会上招工，扩大生产规模。柳工现任领导人王晓华就是1970年被招进柳工的。
1971年7月1日，中国第一台铰接式轮式装载机在柳工诞生，当时被称作Z450。经过工程兵部队试用后，Z450被列为工程兵的重点装备。
1973年，李郁结束了在柳工的使命，被调到西安工作。柳工从此告别李郁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艰苦创业的时代。
此后30多年，经过“扩大企业自主权”，“双轨制”，“融资技改”等改革考验，柳工一步步地走向中国工程机械行业老大的位置。
1993年11月18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市锣声刚刚响起，一支名为“桂柳工A”的股票便出现在交易所的大屏幕上。15分钟后，股票价格由发行价18元上升到20.35元。柳工的成功上市，是柳工历史上的大事，它标志着柳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向着市场经济又迈开一大步；同时，这也是广西的一件大事，它结束了自治区没有一家上市企业的历史；而且，这还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一件大事，在此之前，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尚无一家上市企业。
柳工旗下现在已经拥有全资及控股公司15家，参股公司6家，其中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集团核心企业、上市公司，总资产34亿元，净资产18亿元，现有员工7500人。去年，柳工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实现年营业收入120亿元。
如今柳工厂区最“忙碌”的，就是那条50年前建造的两公里长的柳工铁路专线。当火车的汽笛声传遍企业的每个角落时，柳工人知道又有一批他们亲手打造的工程机械装备将被送到用户手中。这次送走的是装载机还是挖掘机?是“两头忙”还是平地机?是送到拉萨还是悉尼?是送到美洲还是非洲?
不过，在柳工人的心中，始终难忘的还是建厂初期10多年的创业岁月。如果没有那一批在恶劣环境中依然充满工作激情的上海老工人，如果没有在各种压力下依然不言放弃的老书记李郁，如果没有老一辈柳工人奠基的力量，怎么会有柳工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