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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示意图》有个有趣现象：图上的红军行动标示恰似落在图上的一条气势磅礴一泄万里的江河。这等奇观，是红军长征各部基本走向和主要路线大体一致的写照。长征并不是预先设计的却形成如同激流归大海的奇观，实属意料之外。这种意外之处，既有其形成的原因，又有其蕴涵的哲理。可是，这些迄今仍没有引起史家的注意，故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论题来探讨，试图说明一切意料之外皆在情理之中，揭示其历史的教益。探讨这个问题，必须在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下，从长征的目的切入。长征是红军在强敌逼迫下，为保存力量、开创发展新局面做出的无奈而明智的抉择。保存力量和开创发展新局面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既紧密联系，又有不同阶段的不同侧重和不同的条件要求。长征的全部实践，都围绕着这两个部分而展开。
一、红军各部苏区的西部乃至西部的西部，皆为敌之力量相对薄弱地区，这决定了以保存力量为当前目的的红军各部，在被迫战略转移时，首先必然也必须西去。
先后长征的红军各部，除红四方面军主动撤出川陕苏区外，都因为已不能在苏区内线打破敌之“围剿”而被迫突围。这样，首要的问题便是突围的方向。突围目的在于保存力量，因而，其方向必然也必须是敌之薄弱部位。当我们综合各部突围前的当面敌情时，就会发现先后被迫长征的红六军团、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紅二与红六军团，其苏区的东、南、北三面，皆为敌之重兵进攻或主要辅攻方向，唯有西边是敌之兵力相对薄弱部位。再作个别分析，又会发现红六军团湘赣苏区和中央红军中央苏区的西南部，红二十五军鄂豫皖苏区的西北部，是敌之兵力相对薄弱部位，红二、红六军团的湘鄂川黔苏区南部敌尚未到位。这就决定了这些部队必然也必须从敌之这一薄弱部位突围，才能达到最大程度地保存力量的目的。实践上也正是这样，故没有一支红军在突围时遭受挫折损失。
突围是战略转移的第一步。成功走出第一步后，紧接着就是仍以保存力量为目的与敌之“追剿”斗争的阶段。这与在苏区内的反“围剿”斗争不同。反“围剿”的目的在于打破敌之“围剿”，突出“打”，当然也有必要的“走”，但“走”是为了“打”；反“追剿”的目的在保存力量，突出“走”，故应尽量避免与敌纠缠，其间也会有不可避免的“打”，但“打”是为了“走”。这就决定了战略转移的方向必须也必然是敌之力量薄弱方向，走不利于敌之大部队机动的路线。战略转移的终极目的是开创发展新局面，故转移方向又要考虑到有利于落脚。从现象上说，这似乎很难统一，但实践上并不难，它有规律可循。
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平衡，尤其是在落后的农业经济时代更不平衡。那些条件较好的地区总是首先被发展，并一直处在领先地位，成为人口稠密、交通便利、经济和文化较为发达地区；反之则是各方面都相对落后的地区。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又带来社会管制的不平衡性，发达地区比较严密，落后地区相对松懈，这些规律在旧中国特别是80年前的中国，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各发生红军和苏区的省区，大体说其东、南、北面比较发达，西部相对落后；就全国而言，则更是如此。当年，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刚建立不久，不论是在一省西部或全国西部，都是其力量相对薄弱地区。
严重的敌强我弱态势决定，红军只能在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地区生存发展。这就形成了红军的战略基地苏区，一般都在远距中心城市的两省或3省甚至4省边界。严重的敌强我弱，也决定了红军从苏区突围后，必然是不约而同地转入敌之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西部；并且决定了从长江以南苏区突围的红军，所走的路线大体一致。
国民党“围剿”军给红军“留下”突围的缺口，对红军必然西去未能有效防止，绝不是出于他们手下留情，更不是他们愚蠢。从蒋介石到“围剿”军各将领，无一不想一举消灭红军，他们也十分清楚红军在万不得已时必然从这些地方突围西去。蒋介石早在红六军团“西征”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就在赣西南起沿湘、粤、桂边到湘江，构筑了以碉堡为支撑的4道封锁线；蒋介石也把堵住赣西南严防中央红军突围的任务交给广东国民党军。“围剿”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的国民党军将领，也清楚两年前红四方面军主力就是从鄂豫皖苏区西北部突围西去的。可是，他们心知肚明并加以防范是一回事，力不从心特别是不同心协力又是一回事。他们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常备军，但红军的多战略区格局，迫使他们不得不多战线应对，难免顾此失彼。他们大部队作战，决定只能以便于大部队展开和补给的地区为主攻和主要助攻方向；他们更害怕红军突进至发达地区造成政治上的轰动效应，只能首先确保其根本重地发达地区的安全。他们派系繁杂，各从各自利益出发，谁也不愿意在与红军作殊死战斗中丧失自己的部队，丢官丢地盘。他们更没有能力在落后的西部强化自己的统治。正是这些不以他们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客观因素，决定了他们无奈于红军突围西去。
以上这些，就是长征的红军各部不约而同地西去，西去都达到了保存力量目的的原理。
二、强敌的“追剿”，迫使红军长征各部必须也必然继续西去直到青藏高原东侧。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条件，又决定了红军长征各部必然也必须折转北上。
红军长征各部撤出苏区后，都遭到国民党军的“追剿”。但因各部分量不同，所受的“追剿”强度也不等。
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央红军。事前，他们只设想转移到湘西会同红二、红六军团反攻，开创新局面，却没料到进入湘南后，遭到20万国民党军“追剿”，又由于控制指挥全权的博古、李德的指挥错误，部队才突破敌之第4道封锁线湘江防线，已经损失过半，8.6万余人只剩下3万余人，而且敌已在我北上湘西途中张网以待，后经毛泽东力挽狂澜转兵进入贵州，避开了覆灭命运。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回到党和红军领导岗位，曾先是计划在黔北落脚创建新苏区，继而又计划从川南北渡长江入川与红四方面军协同“争取四川赤化”，总之不想继续西去进入青藏高原。但是，这时的中央红军已遭到严重削弱，且仍然处于无后方流动状态的极为被动地位，在蒋介石直接指挥40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情况下，为保存力量，只能经黔西南进入滇北，走到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的结合部。 这时，后有追兵，不能后退，剩下的有继续西去或左转南下或右转北上这3条路。如果继续西去，便是进入青藏高原腹地西藏，即使红军官兵可以克服高原反应，也无法在那里生存发展。那里有着不可能在近期内克服的民族矛盾问题，不仅不能在藏民中建立苏区，取得衣食和人员补充，而且会遭受到藏军攻击和因为与民争粮而遭到藏民反对，那将是自走绝路。往南，是云贵高原，势必遭到国民党滇军，乃至中央军联合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已经不起再战消耗，且这里靠近国境线，再无可退之地。相对而言，剩下的只有折转北上一条路。由滇北渡过金沙江便是青藏高原东侧，境内有大凉山、大雪山、邛崃山等高山峡谷，大渡河经贯其间，区域虽然广阔，但人口稀少，多为少数民族区，生产力低下，粮食奇缺，红军若进入这一区域，必将遭受自然界障碍和饥寒交迫的种种苦难。但敌之“追剿”军如尾随红军进入这一区域，也同样会遭到这些苦难，这种苦难却是敌人“追剿”军不可逾越的鸿沟。对于有足够勇气征服物质苦难而无力与敌之大部队决战的红军来说，沿青藏高原东侧北上是唯一的选项。
沿青藏高原东侧北上，不仅可以避开敌之重兵的围追堵截保存力量，而且与下一步的落脚开创发展新局面的终极目的一致。早在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就曾考虑由川南北渡长江到四川开创发展新局面，虽然此时在四川开创发展新局面已无可能，但还有继续北上到西北黄土高原一条路。青藏高原东侧的北段与西北黄土高原相连，出川康边便是黄土高原腹地陕甘地区，虽仍属落后的西部，但比起川康边，这里的人口密度较大，又多为汉人，经济力也较好，境内地域广阔，少有深山峡谷，便于红军大部队回旋。这里更靠近华北，在政治上军事上更能影响全国。在南方已不能立足、青藏高原又不利于红军生存发展的情况下，这一区域是红军能找到的唯一立足地。
正是上述这些因素，决定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青藏高原东侧后毫不犹豫折转北上，到达川康边亲临当地环境后又坚定继续北上陕甘地区；也决定了后续的红二、红四方面军不管其情愿不情愿，都必然也必须沿青藏高原东侧北上，而且所走的路线也与红一方面军大体一致。
三、西北的基础条件和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决定党中央必然也必须以西北为革命大本营。
长征的终极目的是开创发展新局面，即重新建立战略基地苏区，依托苏区逐步争取革命斗争胜利。但是，苏区的建立、存在和发展是一个诸因素的最佳组合问题，除了必须是敌之力量薄弱地区和主观指导不犯错误这些前提条件外，还有其必须具备条件和有利形势的大环境。早在1928年秋冬，毛泽东对“红色政权”的建立、存在和发展经验作初步总结时，就明确指出它需要有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发展的大环境，并且必须具备下列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形；（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对于重新建立苏区并使之存在发展的红军“来源”来说，除了已“有相当力量的红军”这一条件外，其他的都要靠主观选择给予相对满足，靠抓住全国形势变化的时机。
西北陕甘地区，首先是敌之力量薄弱的区域，同时不仅具备上列的诸条件，而且有红军和苏区基础。由于此前，蒋介石国民党军的战略重心一直被南方的红军和苏维埃运动吸引在南方，后起又偏居西北一隅的陕甘红军和苏维埃运动，从1932年兴起以来一直稳步发展，成为长征大潮中未被卷入的仅有的部队和仅存的苏区。这就为长征的红军提供了落脚的选项。正是这样，首先北上的红二十五军首先落脚在陕甘苏区，其力量的加强又使陕甘区的革命基础进一步巩固。
从1935年夏开始，全国形势急剧变化。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华北，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到主要地位，抗日民主运动浪潮迅速高涨，全国性的学生、市民和各界人士强烈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抗日救国，国民党内的部分爱国人士和将领，也呼吁蒋介石停止内战抗日。团结抗日，已成为中国政治形势发展的主流。
正是上述的这些条件，决定了党中央坚定地将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以陕甘苏区为基础的西北，并且在是年10月落脚陕甘苏区后，一面立即转入扩大和巩固西北革命大本营的斗争，一面立即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开始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这种客观因素的决定作用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而转移的。是年6月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党中央力主北上，张国焘不顾党中央的“南下是绝路”的断言坚持南下，不惜以分裂党分裂红军实行他的南下战略。实践检验证实了张国焘南下战略的错误。在川陕苏区已丧失、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的10万大军已入川，川军已把战略重心移到川西平原且按照蒋介石旨意实行“堡垒主义新战略”的新情况下，张国焘企图先取川西平原再“赤化四川”的战略岂有不败之理；在川康边不适合于红军大部队生存发展的现实面前，他硬是命令所部退入川康边以求休養生息而再起，岂有不使所部因饥寒和疾病交迫而遭惨重损失之理。
有了北上胜利和南下失败的实践检验，也就有了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革命大本营的会师与长征的胜利结束。
四、诸因素决定作用的综合，体现在长征行动上便是各部基本走向不约而同和主要路线大体一致，由此又决定了长征使红军由分散而逐步集中，长征史是一部红军会师史。
如前分析，敌情决定红军长征各部首先必然也必须西去；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条件，决定各部必然也必须沿其东侧北上；陕甘地区的基础条件和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决定中国革命必然以西北为大本营。而这一切综合体现在行动上，便是长征各部基本走向不约而同和主要路线大体一致；由此，又决定了长征各部尽管其行动并不同步，多数部队走走停停，但必然是后到的陆续与先来的会师，使红军长征史成为一部会师史。
这部会师史依时间顺序：一是红六军团与红三军（红二军团）1934年10月24日的贵州印江木黄会师；二是红一、红四方面军1935年6月12日的川西懋功会师；三是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1935年9月16日的陕西延川永坪会师；四是红军陕甘支队（红一方面军主力编成）与红十五军团1935年11月初的陕西甘泉会师；五是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1936年7月2日的西康甘孜会师；六是红二、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1936年10月的甘肃会宁、静宁会师。
红军的一次次会师，使红军一步步地走向集中。木黄会师后，红三军复称红二军团，红二、红六军团实际上合成一部，由贺龙、任弼时统一领导和指挥；永坪会师，使红二十五军和西北红军组成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程子华统一领导和指挥；甘泉会师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原陕甘支队编为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由党中央直接领导和指挥；甘孜会师后，红二、红六军团和原红一方面军红三十二军合编组成红二方面军，仍由贺龙、任弼时统一领导和指挥；会宁、静宁会师，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为红军实现全军统一领导和指挥创造了前提条件。
长征是意料之外的，长征使红军由分散而集中更是意料之外。蒋介石原不过是企图通过重兵“围剿”“追剿”，将红军各部围歼于各苏区，或者在追击中将其歼灭，却没料到不仅不能消灭任何一支红军，反而将各路红军逼到一起，拧成为一股合力。红军无奈之下被迫转移，原不过是旨在避开强敌进攻，到边远地区开创新局面，却没料到此去却是万水千山的长征，从江南丘陵区、大别山区、大巴山区走到黄土高原，更未料到通过长征，实现了由分散至集中的历史性转变，从此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下，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整体的政治影响力和战争能力。历史在嘲笑蒋介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历史在磨砺红军不幸之中有万幸。
然而，这一切意料之外全在情理之中。战争乃至其他的一切社会实践指导，说到底莫过于处理好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而在这一点上，前人早已总结出朴素而又形象的哲理，即“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和“人算不如天算”。这里所谓的“天”，当然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实实在在的诸客观因素。蒋介石的失败，在于他奉行主观主义；红军长征的胜利，在于主观能动作用与客观决定作用的相一致。
由此，揭示了战争乃至其他一切社会实践的一条共同的指导规律：人们不能超越客观因素的决定作用，企图战争的胜利，事业的成功；但人们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因素决定作用下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争取战争的胜利，事业的成功。
（责编 孟红）
一、红军各部苏区的西部乃至西部的西部，皆为敌之力量相对薄弱地区，这决定了以保存力量为当前目的的红军各部，在被迫战略转移时，首先必然也必须西去。
先后长征的红军各部，除红四方面军主动撤出川陕苏区外，都因为已不能在苏区内线打破敌之“围剿”而被迫突围。这样，首要的问题便是突围的方向。突围目的在于保存力量，因而，其方向必然也必须是敌之薄弱部位。当我们综合各部突围前的当面敌情时，就会发现先后被迫长征的红六军团、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紅二与红六军团，其苏区的东、南、北三面，皆为敌之重兵进攻或主要辅攻方向，唯有西边是敌之兵力相对薄弱部位。再作个别分析，又会发现红六军团湘赣苏区和中央红军中央苏区的西南部，红二十五军鄂豫皖苏区的西北部，是敌之兵力相对薄弱部位，红二、红六军团的湘鄂川黔苏区南部敌尚未到位。这就决定了这些部队必然也必须从敌之这一薄弱部位突围，才能达到最大程度地保存力量的目的。实践上也正是这样，故没有一支红军在突围时遭受挫折损失。
突围是战略转移的第一步。成功走出第一步后，紧接着就是仍以保存力量为目的与敌之“追剿”斗争的阶段。这与在苏区内的反“围剿”斗争不同。反“围剿”的目的在于打破敌之“围剿”，突出“打”，当然也有必要的“走”，但“走”是为了“打”；反“追剿”的目的在保存力量，突出“走”，故应尽量避免与敌纠缠，其间也会有不可避免的“打”，但“打”是为了“走”。这就决定了战略转移的方向必须也必然是敌之力量薄弱方向，走不利于敌之大部队机动的路线。战略转移的终极目的是开创发展新局面，故转移方向又要考虑到有利于落脚。从现象上说，这似乎很难统一，但实践上并不难，它有规律可循。
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平衡，尤其是在落后的农业经济时代更不平衡。那些条件较好的地区总是首先被发展，并一直处在领先地位，成为人口稠密、交通便利、经济和文化较为发达地区；反之则是各方面都相对落后的地区。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又带来社会管制的不平衡性，发达地区比较严密，落后地区相对松懈，这些规律在旧中国特别是80年前的中国，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各发生红军和苏区的省区，大体说其东、南、北面比较发达，西部相对落后；就全国而言，则更是如此。当年，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刚建立不久，不论是在一省西部或全国西部，都是其力量相对薄弱地区。
严重的敌强我弱态势决定，红军只能在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地区生存发展。这就形成了红军的战略基地苏区，一般都在远距中心城市的两省或3省甚至4省边界。严重的敌强我弱，也决定了红军从苏区突围后，必然是不约而同地转入敌之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西部；并且决定了从长江以南苏区突围的红军，所走的路线大体一致。
国民党“围剿”军给红军“留下”突围的缺口，对红军必然西去未能有效防止，绝不是出于他们手下留情，更不是他们愚蠢。从蒋介石到“围剿”军各将领，无一不想一举消灭红军，他们也十分清楚红军在万不得已时必然从这些地方突围西去。蒋介石早在红六军团“西征”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就在赣西南起沿湘、粤、桂边到湘江，构筑了以碉堡为支撑的4道封锁线；蒋介石也把堵住赣西南严防中央红军突围的任务交给广东国民党军。“围剿”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的国民党军将领，也清楚两年前红四方面军主力就是从鄂豫皖苏区西北部突围西去的。可是，他们心知肚明并加以防范是一回事，力不从心特别是不同心协力又是一回事。他们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常备军，但红军的多战略区格局，迫使他们不得不多战线应对，难免顾此失彼。他们大部队作战，决定只能以便于大部队展开和补给的地区为主攻和主要助攻方向；他们更害怕红军突进至发达地区造成政治上的轰动效应，只能首先确保其根本重地发达地区的安全。他们派系繁杂，各从各自利益出发，谁也不愿意在与红军作殊死战斗中丧失自己的部队，丢官丢地盘。他们更没有能力在落后的西部强化自己的统治。正是这些不以他们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客观因素，决定了他们无奈于红军突围西去。
以上这些，就是长征的红军各部不约而同地西去，西去都达到了保存力量目的的原理。
二、强敌的“追剿”，迫使红军长征各部必须也必然继续西去直到青藏高原东侧。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条件，又决定了红军长征各部必然也必须折转北上。
红军长征各部撤出苏区后，都遭到国民党军的“追剿”。但因各部分量不同，所受的“追剿”强度也不等。
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央红军。事前，他们只设想转移到湘西会同红二、红六军团反攻，开创新局面，却没料到进入湘南后，遭到20万国民党军“追剿”，又由于控制指挥全权的博古、李德的指挥错误，部队才突破敌之第4道封锁线湘江防线，已经损失过半，8.6万余人只剩下3万余人，而且敌已在我北上湘西途中张网以待，后经毛泽东力挽狂澜转兵进入贵州，避开了覆灭命运。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回到党和红军领导岗位，曾先是计划在黔北落脚创建新苏区，继而又计划从川南北渡长江入川与红四方面军协同“争取四川赤化”，总之不想继续西去进入青藏高原。但是，这时的中央红军已遭到严重削弱，且仍然处于无后方流动状态的极为被动地位，在蒋介石直接指挥40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情况下，为保存力量，只能经黔西南进入滇北，走到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的结合部。 这时，后有追兵，不能后退，剩下的有继续西去或左转南下或右转北上这3条路。如果继续西去，便是进入青藏高原腹地西藏，即使红军官兵可以克服高原反应，也无法在那里生存发展。那里有着不可能在近期内克服的民族矛盾问题，不仅不能在藏民中建立苏区，取得衣食和人员补充，而且会遭受到藏军攻击和因为与民争粮而遭到藏民反对，那将是自走绝路。往南，是云贵高原，势必遭到国民党滇军，乃至中央军联合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已经不起再战消耗，且这里靠近国境线，再无可退之地。相对而言，剩下的只有折转北上一条路。由滇北渡过金沙江便是青藏高原东侧，境内有大凉山、大雪山、邛崃山等高山峡谷，大渡河经贯其间，区域虽然广阔，但人口稀少，多为少数民族区，生产力低下，粮食奇缺，红军若进入这一区域，必将遭受自然界障碍和饥寒交迫的种种苦难。但敌之“追剿”军如尾随红军进入这一区域，也同样会遭到这些苦难，这种苦难却是敌人“追剿”军不可逾越的鸿沟。对于有足够勇气征服物质苦难而无力与敌之大部队决战的红军来说，沿青藏高原东侧北上是唯一的选项。
沿青藏高原东侧北上，不仅可以避开敌之重兵的围追堵截保存力量，而且与下一步的落脚开创发展新局面的终极目的一致。早在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就曾考虑由川南北渡长江到四川开创发展新局面，虽然此时在四川开创发展新局面已无可能，但还有继续北上到西北黄土高原一条路。青藏高原东侧的北段与西北黄土高原相连，出川康边便是黄土高原腹地陕甘地区，虽仍属落后的西部，但比起川康边，这里的人口密度较大，又多为汉人，经济力也较好，境内地域广阔，少有深山峡谷，便于红军大部队回旋。这里更靠近华北，在政治上军事上更能影响全国。在南方已不能立足、青藏高原又不利于红军生存发展的情况下，这一区域是红军能找到的唯一立足地。
正是上述这些因素，决定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青藏高原东侧后毫不犹豫折转北上，到达川康边亲临当地环境后又坚定继续北上陕甘地区；也决定了后续的红二、红四方面军不管其情愿不情愿，都必然也必须沿青藏高原东侧北上，而且所走的路线也与红一方面军大体一致。
三、西北的基础条件和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决定党中央必然也必须以西北为革命大本营。
长征的终极目的是开创发展新局面，即重新建立战略基地苏区，依托苏区逐步争取革命斗争胜利。但是，苏区的建立、存在和发展是一个诸因素的最佳组合问题，除了必须是敌之力量薄弱地区和主观指导不犯错误这些前提条件外，还有其必须具备条件和有利形势的大环境。早在1928年秋冬，毛泽东对“红色政权”的建立、存在和发展经验作初步总结时，就明确指出它需要有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发展的大环境，并且必须具备下列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形；（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对于重新建立苏区并使之存在发展的红军“来源”来说，除了已“有相当力量的红军”这一条件外，其他的都要靠主观选择给予相对满足，靠抓住全国形势变化的时机。
西北陕甘地区，首先是敌之力量薄弱的区域，同时不仅具备上列的诸条件，而且有红军和苏区基础。由于此前，蒋介石国民党军的战略重心一直被南方的红军和苏维埃运动吸引在南方，后起又偏居西北一隅的陕甘红军和苏维埃运动，从1932年兴起以来一直稳步发展，成为长征大潮中未被卷入的仅有的部队和仅存的苏区。这就为长征的红军提供了落脚的选项。正是这样，首先北上的红二十五军首先落脚在陕甘苏区，其力量的加强又使陕甘区的革命基础进一步巩固。
从1935年夏开始，全国形势急剧变化。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华北，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到主要地位，抗日民主运动浪潮迅速高涨，全国性的学生、市民和各界人士强烈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抗日救国，国民党内的部分爱国人士和将领，也呼吁蒋介石停止内战抗日。团结抗日，已成为中国政治形势发展的主流。
正是上述的这些条件，决定了党中央坚定地将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以陕甘苏区为基础的西北，并且在是年10月落脚陕甘苏区后，一面立即转入扩大和巩固西北革命大本营的斗争，一面立即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开始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这种客观因素的决定作用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而转移的。是年6月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党中央力主北上，张国焘不顾党中央的“南下是绝路”的断言坚持南下，不惜以分裂党分裂红军实行他的南下战略。实践检验证实了张国焘南下战略的错误。在川陕苏区已丧失、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的10万大军已入川，川军已把战略重心移到川西平原且按照蒋介石旨意实行“堡垒主义新战略”的新情况下，张国焘企图先取川西平原再“赤化四川”的战略岂有不败之理；在川康边不适合于红军大部队生存发展的现实面前，他硬是命令所部退入川康边以求休養生息而再起，岂有不使所部因饥寒和疾病交迫而遭惨重损失之理。
有了北上胜利和南下失败的实践检验，也就有了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革命大本营的会师与长征的胜利结束。
四、诸因素决定作用的综合，体现在长征行动上便是各部基本走向不约而同和主要路线大体一致，由此又决定了长征使红军由分散而逐步集中，长征史是一部红军会师史。
如前分析，敌情决定红军长征各部首先必然也必须西去；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条件，决定各部必然也必须沿其东侧北上；陕甘地区的基础条件和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决定中国革命必然以西北为大本营。而这一切综合体现在行动上，便是长征各部基本走向不约而同和主要路线大体一致；由此，又决定了长征各部尽管其行动并不同步，多数部队走走停停，但必然是后到的陆续与先来的会师，使红军长征史成为一部会师史。
这部会师史依时间顺序：一是红六军团与红三军（红二军团）1934年10月24日的贵州印江木黄会师；二是红一、红四方面军1935年6月12日的川西懋功会师；三是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1935年9月16日的陕西延川永坪会师；四是红军陕甘支队（红一方面军主力编成）与红十五军团1935年11月初的陕西甘泉会师；五是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1936年7月2日的西康甘孜会师；六是红二、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1936年10月的甘肃会宁、静宁会师。
红军的一次次会师，使红军一步步地走向集中。木黄会师后，红三军复称红二军团，红二、红六军团实际上合成一部，由贺龙、任弼时统一领导和指挥；永坪会师，使红二十五军和西北红军组成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程子华统一领导和指挥；甘泉会师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原陕甘支队编为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由党中央直接领导和指挥；甘孜会师后，红二、红六军团和原红一方面军红三十二军合编组成红二方面军，仍由贺龙、任弼时统一领导和指挥；会宁、静宁会师，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为红军实现全军统一领导和指挥创造了前提条件。
长征是意料之外的，长征使红军由分散而集中更是意料之外。蒋介石原不过是企图通过重兵“围剿”“追剿”，将红军各部围歼于各苏区，或者在追击中将其歼灭，却没料到不仅不能消灭任何一支红军，反而将各路红军逼到一起，拧成为一股合力。红军无奈之下被迫转移，原不过是旨在避开强敌进攻，到边远地区开创新局面，却没料到此去却是万水千山的长征，从江南丘陵区、大别山区、大巴山区走到黄土高原，更未料到通过长征，实现了由分散至集中的历史性转变，从此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下，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整体的政治影响力和战争能力。历史在嘲笑蒋介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历史在磨砺红军不幸之中有万幸。
然而，这一切意料之外全在情理之中。战争乃至其他的一切社会实践指导，说到底莫过于处理好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而在这一点上，前人早已总结出朴素而又形象的哲理，即“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和“人算不如天算”。这里所谓的“天”，当然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实实在在的诸客观因素。蒋介石的失败，在于他奉行主观主义；红军长征的胜利，在于主观能动作用与客观决定作用的相一致。
由此，揭示了战争乃至其他一切社会实践的一条共同的指导规律：人们不能超越客观因素的决定作用，企图战争的胜利，事业的成功；但人们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因素决定作用下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争取战争的胜利，事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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