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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初，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新政委杨尚昆，风尘仆仆前赴该军团走马上任，第一次见到了军团长彭德怀。从此，二人开始了朝夕与共、同渡危艰、并肩战斗前后9年的烽火情谊，更写就了直至1965年10月长达32年的深厚战友情。此文从新的角度和侧面来试图解读，即从杨尚昆深切关注有关彭德怀的著述文字、从他多次深情亲笔撰写回忆纪念文章及为《彭德怀军事文选》写序，甚至从专著《杨尚昆回忆录》里多处不吝笔墨特别提及彭德怀为例，以窥一斑而知全豹。
审阅力推《彭德怀自述》的出版
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爆发。这年，杨尚昆被无端“打倒”，后被囚于山西，受尽折磨。斗转星移，时至1978年，他从山西获释回京。他忍不住急切地四处打听彭德怀及其他许多老战友、老同志的消息。这时，他才知道彭德怀于1967年初从四川被“揪”回北京监禁、批斗，继而在经受长期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后，已于1974年含冤辞世。杨尚昆不禁痛心疾首，潸然泪下。
1979年夏，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和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的人员从“文革”时期中央专案组的档案中，看到了彭德怀在1962年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被称为“翻案本”的八万言申述信，以及他在被囚禁中写的多份简历和所谓“交待”材料。彭德怀一生从童工到元帅，丰功伟绩，刚风劲节。1959年以后，被批判10多年之久，历尽波折与磨难。这些珍贵材料，就成为他壮烈一生不可多得的记录。
为使这些鲜见的材料能够被更多的人读到，浦安修和彭德怀传记组的人员将这些内容穿插、重复的材料，编辑整理成《彭德怀自述》一书，希望能公开出版。因为其内容，同多年来对彭德怀历史的歪曲丑化针锋相对，又涉及党史、军史的许多重大是非。所以，阻力是不可避免的。有人对内容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有人认为只可以在内部发行。
为了慎重起见，首先需要对《彭德怀自述》的历史真实性进行严肃论证，故而，《彭德怀自述》稿本要一一送给曾和彭德怀共事的一些老将军、老干部校阅。杨尚昆当属被送审的必然之列。他可以说是对彭德怀长期革命历史知情最多的人，接过这份“沉甸甸”的《彭德怀自述》稿本，自感责无旁贷，一定要仔细审读。
这时的他身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工作十分繁忙。尽管工作是繁重的，但杨尚昆对老战友的思念之情却丝毫没有淡化。他先挤出时间，迫不及待地翻看了第一节，情不自禁地叹息说：“唉……一看就放不下。你们要我校订，我责无旁贷。”他已经被这本书稿里那一行行感情实在恳切、毫无半点浮华修饰的文字，深深吸引和深深打动。手捧《彭德怀自述》稿本，用心触摸着书中发自彭德怀肺腑的那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却不失节节胜利和战友情深的文字，杨尚昆曾深情地回忆起他和彭德怀的第一次握手：“第一次见到彭老总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他的穿戴、装束，同普通战士一样，军装都旧得褪了颜色，裤子上还打着补丁，腿上的绑带却打得很整齐，表现出长期在军队生活的军人风度。那天，我一踏进军团指挥部，彭德怀同志即迎上来，紧握着我的双手，用浓重的湖南口音爽朗地說：‘你来了，我很高兴，我们齐心合力干吧！’”杨尚昆说：“我没有做过军队工作，到苏区时间也很短，带兵打仗没有经验，希望你多帮助！”彭德怀说：“我比你年岁大，文化不高，参加革命比较迟，往后，我们互相帮助，遇事多商量。”杨尚昆的由衷谦虚和彭德怀的爽快热诚，一开始就扫除了彼此心头的一点担心。连续几个晚上他们倾心交谈到深夜，共同憧憬着革命的美好未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年届七旬杨尚昆每天晚上工作到深夜12点，然后再用两小时来聚精会神地阅读这本惊心动魄、震古烁今的《彭德怀自述》。身临其境地跟着彭德怀的文字追述，像过电影似地生动、撼心地一道回顾以往走过的辉煌却又崎岖艰辛之路，杨尚昆止不住一次次地泪眼婆娑，一次次地动情沉思……如此这样地持续了20天。
杨尚昆将《彭德怀自述》细细用心读了几遍后，愈发思绪万千，感慨无穷。他记忆犹深的更是那些刻骨铭心的细节小事。譬如，他从在中央苏区同彭德怀相识以来，从未见彭德怀搞过任何的特殊化。当年在红三军团时，首长下连队吃饭时总要加个如炒鸡蛋之类的菜，杨尚昆和邓萍参谋长下去时都是这样的。可只要是彭德怀下去，加菜就没有了。开始时杨尚昆不懂是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是别人不敢这样做。因为不管是谁替彭德怀加了菜，他都会眉头一皱骂一顿，直到把所加的菜端下去了才肯吃饭。他的这种严肃简朴的生活作风，一直保持到建国以后直至终生。再譬如，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就在红军立足未稳之际，剽悍的敌军4个骑兵团跟踪袭来。红军过去还没有同敌人骑兵作战的经验。为了不把敌军带进陕北根据地，10月21日，彭德怀指挥红军指战员利用陕北特有的塬高沟深的复杂地形，趁敌军牵马上塬时伏兵突起，将措手不及的敌军骑兵团打得溃不成军，缴获了100多匹战马。当时，杨尚昆随毛泽东在附近山头观战，听得不远处只有稀稀拉拉的一点枪声，很快就停止了。正疑惑间，捷报传来。毛泽东兴奋至极，激情澎湃地写下那首盛赞彭德怀武略过人的诗词：“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短短24个字，既是写实，又浓缩地刻画出彭德怀威震敌胆的英雄形象。又比如，1936年秋，在甘肃省的一个小镇街头，彭德怀和杨尚昆一起行走时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银元。它是彭从中央根据地带出来的伙食尾子，别人的早花掉了，他还珍藏着，经过一年的汗渍水浸已失去了原来的光泽。他高兴地对杨说：“为庆祝我们的胜利，我请一次客吧。”两人一起美美地吃了顿久违的牛羊肉。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俩都非常珍惜艰苦战争年代缔结的深厚情谊。1965年9月，彭德怀去大西南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前，特地去中南海万字廊向杨尚昆辞行。两人共忆往事，感慨万千……
杨尚昆深有感触地说：“读着《彭德怀自述》中彭老总那一如战争年代草拟电文的半文半白的文体，好像他就在眼前！《彭德怀自述》中的许多事情，我都曾亲历，《彭德怀自述》中关于他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和在湘军中的活动，他也在行军中对我谈过很多。《彭德怀自述》是德怀同志蒙冤中的严正申辩。我相信《彭德怀自述》的出版，定会引起广泛的关注。”期间，杨尚昆在回顾艰难万险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史时，谈到各次战斗的情况特别是遵义大捷，总是讲彭老总如何英勇、如何善于指挥，从不言及自己。只是在历史的档案里，留着中央命令彭、杨共同指挥的记录。而这些胜利和红三军团出色的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这不能不使人为杨尚昆一向不居功、不务名的精神感动。 该书在《出版说明》中提及：“《彭德怀自述》在整理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彭德怀同志先前战友的热情帮助，许多同志提供了宝贵的订正意见和补充材料。”这显然也有杨尚昆倾注的审阅心血。随后，经杨尚昆予以关注和重视，直接报告请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彭德怀自述》得以由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12月公开出版。
从彭德怀留给世人的这一份珍贵遗产中，人们鲜明、震撼地感受到了这位革命家的英雄业绩和浩然正气，这些精神财富和崇高风范感动了无数读者。此后多次再版，发行量达290万册，是同类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本。
无疑，促成《彭德怀自述》的公开出版，是杨尚昆对彭德怀的最好纪念。
两度深情写出缅怀彭德怀的文章
对于彭德怀这位战友，杨尚昆不仅力挺《彭德怀自述》的出版，而且还曾经数度深情撰文纪念，以昭示后人。
1979年，杨尚昆提笔深情撰写了一篇《我所知道的彭老总》的回忆文章，记述了他与彭德怀相识相知的件件往事，也记载了他们之间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杨尚昆的回忆十分动情。
光阴荏苒，时光流转到1992年和1993年时，积极响应邓小平关于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号召的杨尚昆，先后从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退下来。退休后，他仍然热忱关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1998年3月，时值亲密战友彭德怀诞辰100周年，杨尚昆回忆的闸门一经打开，那故友往事之洪流就哗哗涌出，他酝酿着还要精心再写一篇更为详尽的题为《追念彭大将军》的文章一吐为快，以深切寄托自己的哀思和怀念，以慰藉老战友的在天之灵，更希望后人学习彭德怀的优秀品质，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此文隆重发表于1998年10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
杨尚昆在文章中首先简要点明了必写此文的初衷和目的開宗名义地写道：
彭德怀同志是我一生中关系最密切的战友。我和德怀同志相识相知32年。自1965年分别后，至今又有33年。别离的时间已超过相识的时间，但我对他的怀念丝毫没有因此淡化，反而日久弥深。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谨写此文，作为追念。
接下来，他提笔洋洋洒洒、饱含深情地回忆了二人32年的主要交往及深厚情谊。
1933年，我到他指挥的红三军团担任政治委员。无论在中央苏区，还是在长征路上，我同他都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抗战爆发后，我调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先后担任副书记、书记。从1938年11月起，北方局驻扎在晋东南太行区，同朱德、彭德怀同志率领的八路军总部在一起，领导华北敌后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在那些艰苦岁月里，我们又朝夕相处。两年后，我调回延安，名义上仍兼着北方局书记，实际工作全部由彭德怀同志代理。我们每次见面，都有着谈不完的话题。
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同志作为西北战场的前线总指挥，保卫陕甘宁边区；我作为中央警卫司令员、中央后方委员会副书记，负责保卫中央首长的安全和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的疏散工作。1947年6月，我曾奉毛主席之命去给彭德怀同志送信。经过5天的急行军，在陕北定边城内同前方司令部会合。那时情景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解放后，我到北京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副秘书长。1952年，他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到北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我们又有了经常促膝谈心的机会。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同志受到错误批判后被免职。中央指定我和他联络，一个月一次。此后的几年里，我有机会能出入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去看望这位身处逆境的老战友。
后来，毛泽东曾考虑让彭德怀当农垦部部长，他对我说过这件事。1965年10月，毛泽东决定请彭德怀出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他还要小平同志请西南局的那些负责人到北京来，对他们说：这是毛主席的意思，要尊重他，他还是政治局委员。德怀同志临行前，到中南海万字廊向我辞行。那天我们一起回忆往事，大家都流下了热泪。临别时，我们互期再见。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随后，杨尚昆又浓墨重彩地就彭德怀是“中国人民军队的创建人之一”“人民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也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阐述评价。
最后，杨尚昆饱含深情地从“他给我的第一个突出印象是刚正不阿，在大关节的时候敢于拿出自己的主张来”“第二个突出印象是清正廉洁”“第三个突出印象是赤忱爱民”等几个方面详细回顾了彭德怀的优秀品质和崇高风范。其中，杨尚昆写道：
建国以后，德怀同志身居高位，仍念念不忘“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不过，他在前面加了“勇敢”二字：“一个勇敢的农民的儿子。”他经常对人说，我是人民的扫帚，人民要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在他的思想深处，总是将自己置于人民之下，而不是人民之上。
从1959年被“罢官”到1974年生命的终结，15年中，德怀同志经受了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痛苦，但他是坚强的，虽百折而不挠。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党和人民的事业，经常说自己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死后能在他的骨灰上种一棵苹果树，以此来最后报答养育了他的土地和人民……
更打动人心的是，他在这篇荡气回肠长达8000字文中记述的那些闪耀着彭德怀崇高风范之温馨光辉的典型细节往事——
当年行军宿营之余，我们常常倾心交谈。他不爱“闲聊”，谈论最多的总是国际国内局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那时候他常说，自己入党之初，只知道执行党的指示，不懂得路线问题。实际上，每当党内发生重大意见分歧时，他总是能坚持原则，直抒己见，不惧权威，只认真理。1930年8月，在立三路线影响下，中央命令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第二次攻打长沙，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军团协同作战。由于长沙守敌实力雄厚，援兵又即将开到，毛泽东、朱德审时度势，说服中央代表，放弃攻打长沙的意图。彭德怀同志坚决拥护这一正确主张，带领部队一起撤出战斗，佯攻南昌，巧取吉安。朱德同志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一再肯定彭德怀同志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抵制了立三路线。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排挤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放弃红军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始则“御敌于国门之外”，采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则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变为防守中的保守主义。对这种错误的打法，彭德怀同志坚决反对。他曾多次对我谈过自己的意见。记得广昌战役时，“左”倾机会主义者强迫三军团打阵地战，同敌人拼消耗，造成惨重损失。在军团指挥所里，德怀同志当着我和许多同志的面，痛斥“左”倾机会主义者是“崽卖爷田心不疼”，断送了辛苦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是对革命的犯罪。事后，他对我说：“我今天把一套旧军装带在包里了。我准备跟他们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甚至杀头，我都无所谓。”他当年那种正气凛然的神态，至今仍清晰地活现在我的脑海中。
早在抗战期间，他就向我说过：他一生戎马倥偬，很希望在战争胜利后去搞生产。解放后，彭德怀同志席不暇暖，以极大的热忱到各地考察，着手拟定开发大西北的建设计划。不料朝战烽起，林彪托病不出，彭德怀同志再次临危受命，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重大决策，义无反顾地挥师援朝，重上烽火前线，同号称在历史上没有战败纪录的美国军队打了一场硬碰硬的战争，把骄横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以南，用3年时间胜利地完成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任务，成为国际上威名远扬的军事家……
这些风烟往事，点点滴滴，细致入微，滋润心田，禁不住令人掩卷深思、唏嘘感叹。
那时，年过九旬的杨尚昆，身体依然硬朗。本来怀着对战友的深深追念，他还打算秋后去彭德怀的故乡湘潭乌石看看……可是，不久他就病倒。
1998年8月下旬的一天，在北京301医院的一间病室里，杨尚昆静静地躺在病榻上，身旁放着一份已经修改了4遍的《追念彭大将军》的文稿。他要工作人员给他再讀一次，做最后的推敲。这时他的病情已经很重，无力阅读。在一字一句地仔细倾听中，他又陷入半昏迷……精益求精地数易其稿后，这份文稿最终于8月22日完稿。
为《彭德怀军事文选》撰写序言
1988年9月，彭德怀诞辰90周年之际，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彭德怀军事文选》。在该著付印前，杨尚昆怀着“这是对彭德怀同志最好的纪念，我感到十分欣慰”的心情，为该书认真而郑重撰写了序言。
杨尚昆再次打开那峥嵘岁月的记忆闸门，对彭德怀军事生涯中的非凡军事指挥才能及其卓越建树进行了高度概括评价，同时从侧面再次表达了自己对彭德怀的深厚战斗友谊与怀念之情。于是，他将对老战友彭德怀的万般怀想和情丝，统统凝注于笔端，提笔在这个序言里科学客观、情真意切地写道：
彭德怀同志是我熟知和敬重的老战友，是无产阶级卓越的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他从1916年不满18岁投入湘军当兵，到1928年率部起义，再到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有30多年都是在战场上烈火硝烟里度过的。他经历了从军阀战争到革命战争，从阶级战争到民族战争，从国内战场到国外战场的复杂战争过程。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他参与和指挥过上百次重大的战役战斗，经常身先士卒，亲临战场，他的战场经验极其丰富，指挥艺术日益成熟，成为国内国际知名的军事家。
彭德怀同志早年在湘军中，即以骁勇善战著称，从二等兵逐级晋升为团长。但是，只有在平江起义之后，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他所从事的战争的正义性，他对革命战争崇高目的的追求和忘我献身，才使他焕发出非凡的胆略和才智，为人民、为民族立下了赫赫战功。
红军时期，他率领的红五军，以起义之初的千余人，驰骋于湘鄂赣边区，披坚执锐，在两三年内发展为万多人的红三军团，与毛泽东、朱德创建的红一军团一起，组成为数万之众的红一方面军，开辟和保卫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抗日战争中，彭德怀同志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协助朱德总司令率军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在极其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创造出一套适合敌后犬牙交错战争形势的军事政策和斗争方式。到1943年他回延安准备参加“七大”时，八路军已由出师时的3万余人发展到40万人，把华北数千万同胞从日寇铁蹄下解放出来。
1947年，国民党大举进攻陕北，直逼延安，彭德怀同志临危受命，以仅为敌军十分之一的两万余兵力与敌周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紧紧依靠陕北民众，设疑兵，布奇阵，蘑菇兜圈，围城打援，妙计百出，连战皆捷，迅速扭转了战局，同其它战场互相配合，一年之后转入外线反攻，两年半解放西北五省。
1950年，彭德怀同志再次临危受命，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同朝鲜人民和人民军并肩战斗，以劣势装备，打败了装备精良的美国侵略军，光荣地履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彭德怀同志在治军方面，极其重视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军事技术和纪律观念，越是战斗频繁，越是抓紧部队的教育训练。1948年，毛泽东同志亲电全军推广西北野战军的“新式整军”经验，对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了巨大作用。彭德怀同志治军以严著称。严，首先是他律己严，对高级将领要求严。他数十年如一日艰苦卓绝，与士兵同甘共苦，受到全军普遍称颂。他对基层干部、对士兵则宽厚慈祥。因之，在任何困难艰险的情况下，将士用命，一往无前。
建国后，为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彭德怀同志和各位老帅一起，对军队建设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为实现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为加强我国的防御能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彭德怀同志在军事领域的重大建树，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实践的结果，同时也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容。他在几十年中留下来的大量军事文献，是我军的珍贵财富，值得我们认真地整理研究。这部《文选》将成为学习和了解我军的军史和战史的一本很好的读物，特别对于全军指战员学习和继承我军优良传统，对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将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篇散发着浓厚战友情谊的序言，1988年10月23日还庄重地见之于《人民日报》报端，好让更多革命老战友和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同杨尚昆一样，满怀深情一起回忆和缅怀开国元帅彭德怀的风骨风范和卓越功勋。 所著《回忆录》里不乏对彭德怀的追忆
从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后，杨尚昆自1995年起酝酿撰写《回忆录》，并同身边工作人员和原中央办公厅田畴等几位老同志一起做了不少准备，包括拟定建国前部分的回忆提纲和着手试写等。1997年5月，经中央批准，中央文献研究室协助他完成这项工作。杨尚昆对这件事抓得很紧，先后进行了几十次谈话，详细地回顾他的生平和经历过的重大历史事件，谈了许多自己的看法，并对整理出来的初稿认真提出修改意见。到1998年9月14日杨尚昆辞世前，建国前部分的回忆录已基本完稿。
在这本厚实真情的《杨尚昆回忆录》里，杨尚昆多处的回忆都不惜笔墨提到了彭德怀。比如，他在第四章《在中央苏区》中，特意写有一篇题为《彭德怀怒斥“洋钦差”》的文章，提及自己的亲密战友并且形象生动地刻画出彭德怀那立党为公、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高贵秉性。
广昌战斗刚停，博古和李德决定由前方返回瑞金。行前，电话通知彭德怀和我，马上去临时指挥部。一见面，李德便问：你们是怎么组织火力的？又是怎么进行短促突击的？这时，彭总按捺不住心中郁积的怒气。他先反问：我们没有重炮，没有足够的弹药，拿什么来组织火力？敌机轮番轰炸，敌军龟缩在碉堡里，怎么也引不出来，我们多次突击都不成功，一天牺牲上千同志，你了解吗？他越说越激动，担任口译工作的伍修权只能把彭说话的要点译出来。
彭总说：广昌失守并非偶然。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没有打过一次痛快仗。原因是你们司令部指挥上的错误。先是分兵作战，消极防御。我军疲于奔命，东面堵，西面夺，但消灭不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指挥又过于集权，不给前方指挥员一点儿机断权。每个连队、每门迫击炮甚至机关枪的位置，都在你们的作战图上规定，我们只能机械执行。你们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怎能不瞎指挥！
彭总又说：广昌战斗，集中兵力和敌人拼消耗，敌人的武器装备有外来援助，红军只能靠缴获。可是几个月来，部队一点缴获也没有，靠吃老本，打一天，少一天。这样拼消耗，我们拼得起吗？
刚正不阿的彭德怀同志，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甚至有些急不择言，但意见都是中肯的，坦率的。我试图缓和一点气氛，也不可能。他接着说：“三军团在赣闽奋战七八年，才打出这块根据地，容易吗？可是在你们指挥下，丧师失地，损兵折将。三军团这次要是听了你们的话，用多兵堆集守广昌，那就全完了！”他非常動情地说：“你们至今还不认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也许是伍修权觉得这句话过于尖锐了，没有全部翻译过去。彭总看到李德没有强烈的反应，就意识到了，要我重新翻译。我如实地翻译了一遍。
“封建，封建！”李德咆哮起来，“你是报复，因为你对撤销你军委副主席不满意。”
“现在是研究怎样才能战胜敌人”，德怀同志鄙视李德说：“我根本没有想那些事，你卑鄙……”
眼看双方言词越来越激烈，博古批评彭总说：“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我也劝说：“冷静点，都冷静点。”伍修权把李德劝走以后，博古示意：“你们先回去！”
临走时，我对博古说：“好吧，我们都作自我批评。”
回指挥部的路上，德怀同志余怒未消，拍拍随身带的背包说：“尚昆，我今天把那套旧军衣装在包里，准备随他们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忌了！”我回答说：“是非自有公论，大敌当前，团结为重。”
出乎意料，这次“吵架”后，彭总没有受处罚，只是有人议论说：彭德怀右倾。
后来我才知道，关于广昌战斗，中央内部也有激烈的争论。大约是5月上旬，在一次中革军委的会议上，张闻天同志批评不应该和强敌硬拼，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博古很反感地回答说：“这是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普列汉诺夫对布尔什维克的指责。”博古用俄国的历史事件不伦不类地为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辩护，而且把批评者比作机会主义分子。闻天同志起来反驳。双方争执起来。恩来同志当场调停，宣布散会。1943年延安整风时，张闻天说：教条主义者“常常把你的反‘左’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这种极左的态度，摧残着一切新思想的生长”。这个事实表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越来越为人所认识和抵制。所以彭总后来说：“军事路线是服从政治路线的，政治上提出两条道路决战，不放弃苏维埃一寸土地，这就必然要产生‘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的单纯军事防御路线。”
广昌撤退时，李德和博古曾来电话要我们实行焦土政策，让我们考虑决定。彭总和我商量后，没有采用这种办法。
在《回忆录》里，杨尚昆还在第九章《抗日相持阶段的北方局》中，专门写有一节题为《回眸百团大战》的文章，也重点提及了彭德怀，而且实事求是地为彭在百团大战中的作为和贡献澄清某些人的误会甚至是不实之词。其中，他写道：
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很高兴。据彭德怀同志讲，毛主席曾发电表扬，并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9月11日，在毛主席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根据李富春的提议，讨论了庆祝百团大战胜利的问题。9月23日，毛主席在杨家岭所作的《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中又说：“百团大战的估计：是敌我相持阶段中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扫荡’的战役反攻……它有打击了敌人、鼓励了人民、孤立了顽固派的伟大意义。顽固派不能再说什么游而不击”了。以后，还掀起了一个很大的宣传百团大战的运动。
后来，有些人批评百团大战，说它暴露了我们的力量，使敌人集中兵力来对付八路军，减少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压力，这也是事实。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百团大战。因为，它大规模袭击敌军，取得了较大的胜利，战果很大，政治影响也很大，也减轻了友军的压力，这对抗日是有利的，是我们党和军队对民族、国家作出的重大贡献。而且让日寇控制着交通，把我们的根据地隔断，我们很不方便，也不容易发展。从现在来看，百团大战应该说是正确的。至于说日军的报复“扫荡”，确实使我们受到损失，可是，打仗总会有牺牲，就是你不打他，或者打他打得不厉害，随着敌后抗日力量的迅速发展，他同样要对我们进行“扫荡”。从我们在华北各地敌后建立根据地以来，敌军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残酷“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灭我之心从来没有改变过。
批评百团大战最厉害的是在七大前召开的华北工作座谈会议。这次会议，从根本上否定了百团大战，还批评了彭德怀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谈到反逆流斗争中有些地方不讲政策、随便杀人、不尊重人权时，引用了法国大革命时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它成为华北工作会议上批判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个内容，因为毛主席看到这篇文章时不高兴，认为没有阶级分析。文章发表时，我已经回到延安，后来听说文章是别人起草的，署名的也不只是彭德怀一个人。平时，彭德怀同志个性正直刚烈，处事不苟且，不屈从；为人不矫饰，不阿谀；治军严格，律己刻苦，但有时失诸急切，态度生硬，不免得罪一些人。所以，在20多天的批判中，不少同志的发言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失公正。毛主席这时没有说百团大战不对。他说抗日战争期间的问题要等抗日战争结束了以后才能作结论、才能说清楚，所以，现在这个事情不作结论。这样，表面上是不了了之，实际上是把问题挂起来了，彭德怀同志很不高兴。
会议本来是总结工作，后来发展到集中批彭德怀，不但事先没有给彭打招呼，连我这个北方局书记对会上批彭不断“升温”也缺乏思想准备，没有人同我来商量过。
所以，华北工作座谈会上这样批彭是不应该的，会议的结果不好，批评者上纲上线，被批评者有口难辩，会议不了了之，以致长期间是非不清，以讹传讹，使上下之间、同志之间心存块垒。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诸如此类，杨尚昆从心系多种形式的文字著述上，寄托了对彭德怀深切的怀念和醇厚的情谊。
（责编 孟红）
审阅力推《彭德怀自述》的出版
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爆发。这年，杨尚昆被无端“打倒”，后被囚于山西，受尽折磨。斗转星移，时至1978年，他从山西获释回京。他忍不住急切地四处打听彭德怀及其他许多老战友、老同志的消息。这时，他才知道彭德怀于1967年初从四川被“揪”回北京监禁、批斗，继而在经受长期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后，已于1974年含冤辞世。杨尚昆不禁痛心疾首，潸然泪下。
1979年夏，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和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的人员从“文革”时期中央专案组的档案中，看到了彭德怀在1962年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被称为“翻案本”的八万言申述信，以及他在被囚禁中写的多份简历和所谓“交待”材料。彭德怀一生从童工到元帅，丰功伟绩，刚风劲节。1959年以后，被批判10多年之久，历尽波折与磨难。这些珍贵材料，就成为他壮烈一生不可多得的记录。
为使这些鲜见的材料能够被更多的人读到，浦安修和彭德怀传记组的人员将这些内容穿插、重复的材料，编辑整理成《彭德怀自述》一书，希望能公开出版。因为其内容，同多年来对彭德怀历史的歪曲丑化针锋相对，又涉及党史、军史的许多重大是非。所以，阻力是不可避免的。有人对内容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有人认为只可以在内部发行。
为了慎重起见，首先需要对《彭德怀自述》的历史真实性进行严肃论证，故而，《彭德怀自述》稿本要一一送给曾和彭德怀共事的一些老将军、老干部校阅。杨尚昆当属被送审的必然之列。他可以说是对彭德怀长期革命历史知情最多的人，接过这份“沉甸甸”的《彭德怀自述》稿本，自感责无旁贷，一定要仔细审读。
这时的他身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工作十分繁忙。尽管工作是繁重的，但杨尚昆对老战友的思念之情却丝毫没有淡化。他先挤出时间，迫不及待地翻看了第一节，情不自禁地叹息说：“唉……一看就放不下。你们要我校订，我责无旁贷。”他已经被这本书稿里那一行行感情实在恳切、毫无半点浮华修饰的文字，深深吸引和深深打动。手捧《彭德怀自述》稿本，用心触摸着书中发自彭德怀肺腑的那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却不失节节胜利和战友情深的文字，杨尚昆曾深情地回忆起他和彭德怀的第一次握手：“第一次见到彭老总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他的穿戴、装束，同普通战士一样，军装都旧得褪了颜色，裤子上还打着补丁，腿上的绑带却打得很整齐，表现出长期在军队生活的军人风度。那天，我一踏进军团指挥部，彭德怀同志即迎上来，紧握着我的双手，用浓重的湖南口音爽朗地說：‘你来了，我很高兴，我们齐心合力干吧！’”杨尚昆说：“我没有做过军队工作，到苏区时间也很短，带兵打仗没有经验，希望你多帮助！”彭德怀说：“我比你年岁大，文化不高，参加革命比较迟，往后，我们互相帮助，遇事多商量。”杨尚昆的由衷谦虚和彭德怀的爽快热诚，一开始就扫除了彼此心头的一点担心。连续几个晚上他们倾心交谈到深夜，共同憧憬着革命的美好未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年届七旬杨尚昆每天晚上工作到深夜12点，然后再用两小时来聚精会神地阅读这本惊心动魄、震古烁今的《彭德怀自述》。身临其境地跟着彭德怀的文字追述，像过电影似地生动、撼心地一道回顾以往走过的辉煌却又崎岖艰辛之路，杨尚昆止不住一次次地泪眼婆娑，一次次地动情沉思……如此这样地持续了20天。
杨尚昆将《彭德怀自述》细细用心读了几遍后，愈发思绪万千，感慨无穷。他记忆犹深的更是那些刻骨铭心的细节小事。譬如，他从在中央苏区同彭德怀相识以来，从未见彭德怀搞过任何的特殊化。当年在红三军团时，首长下连队吃饭时总要加个如炒鸡蛋之类的菜，杨尚昆和邓萍参谋长下去时都是这样的。可只要是彭德怀下去，加菜就没有了。开始时杨尚昆不懂是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是别人不敢这样做。因为不管是谁替彭德怀加了菜，他都会眉头一皱骂一顿，直到把所加的菜端下去了才肯吃饭。他的这种严肃简朴的生活作风，一直保持到建国以后直至终生。再譬如，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就在红军立足未稳之际，剽悍的敌军4个骑兵团跟踪袭来。红军过去还没有同敌人骑兵作战的经验。为了不把敌军带进陕北根据地，10月21日，彭德怀指挥红军指战员利用陕北特有的塬高沟深的复杂地形，趁敌军牵马上塬时伏兵突起，将措手不及的敌军骑兵团打得溃不成军，缴获了100多匹战马。当时，杨尚昆随毛泽东在附近山头观战，听得不远处只有稀稀拉拉的一点枪声，很快就停止了。正疑惑间，捷报传来。毛泽东兴奋至极，激情澎湃地写下那首盛赞彭德怀武略过人的诗词：“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短短24个字，既是写实，又浓缩地刻画出彭德怀威震敌胆的英雄形象。又比如，1936年秋，在甘肃省的一个小镇街头，彭德怀和杨尚昆一起行走时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银元。它是彭从中央根据地带出来的伙食尾子，别人的早花掉了，他还珍藏着，经过一年的汗渍水浸已失去了原来的光泽。他高兴地对杨说：“为庆祝我们的胜利，我请一次客吧。”两人一起美美地吃了顿久违的牛羊肉。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俩都非常珍惜艰苦战争年代缔结的深厚情谊。1965年9月，彭德怀去大西南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前，特地去中南海万字廊向杨尚昆辞行。两人共忆往事，感慨万千……
杨尚昆深有感触地说：“读着《彭德怀自述》中彭老总那一如战争年代草拟电文的半文半白的文体，好像他就在眼前！《彭德怀自述》中的许多事情，我都曾亲历，《彭德怀自述》中关于他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和在湘军中的活动，他也在行军中对我谈过很多。《彭德怀自述》是德怀同志蒙冤中的严正申辩。我相信《彭德怀自述》的出版，定会引起广泛的关注。”期间，杨尚昆在回顾艰难万险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史时，谈到各次战斗的情况特别是遵义大捷，总是讲彭老总如何英勇、如何善于指挥，从不言及自己。只是在历史的档案里，留着中央命令彭、杨共同指挥的记录。而这些胜利和红三军团出色的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这不能不使人为杨尚昆一向不居功、不务名的精神感动。 该书在《出版说明》中提及：“《彭德怀自述》在整理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彭德怀同志先前战友的热情帮助，许多同志提供了宝贵的订正意见和补充材料。”这显然也有杨尚昆倾注的审阅心血。随后，经杨尚昆予以关注和重视，直接报告请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彭德怀自述》得以由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12月公开出版。
从彭德怀留给世人的这一份珍贵遗产中，人们鲜明、震撼地感受到了这位革命家的英雄业绩和浩然正气，这些精神财富和崇高风范感动了无数读者。此后多次再版，发行量达290万册，是同类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本。
无疑，促成《彭德怀自述》的公开出版，是杨尚昆对彭德怀的最好纪念。
两度深情写出缅怀彭德怀的文章
对于彭德怀这位战友，杨尚昆不仅力挺《彭德怀自述》的出版，而且还曾经数度深情撰文纪念，以昭示后人。
1979年，杨尚昆提笔深情撰写了一篇《我所知道的彭老总》的回忆文章，记述了他与彭德怀相识相知的件件往事，也记载了他们之间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杨尚昆的回忆十分动情。
光阴荏苒，时光流转到1992年和1993年时，积极响应邓小平关于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号召的杨尚昆，先后从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退下来。退休后，他仍然热忱关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1998年3月，时值亲密战友彭德怀诞辰100周年，杨尚昆回忆的闸门一经打开，那故友往事之洪流就哗哗涌出，他酝酿着还要精心再写一篇更为详尽的题为《追念彭大将军》的文章一吐为快，以深切寄托自己的哀思和怀念，以慰藉老战友的在天之灵，更希望后人学习彭德怀的优秀品质，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此文隆重发表于1998年10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
杨尚昆在文章中首先简要点明了必写此文的初衷和目的開宗名义地写道：
彭德怀同志是我一生中关系最密切的战友。我和德怀同志相识相知32年。自1965年分别后，至今又有33年。别离的时间已超过相识的时间，但我对他的怀念丝毫没有因此淡化，反而日久弥深。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谨写此文，作为追念。
接下来，他提笔洋洋洒洒、饱含深情地回忆了二人32年的主要交往及深厚情谊。
1933年，我到他指挥的红三军团担任政治委员。无论在中央苏区，还是在长征路上，我同他都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抗战爆发后，我调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先后担任副书记、书记。从1938年11月起，北方局驻扎在晋东南太行区，同朱德、彭德怀同志率领的八路军总部在一起，领导华北敌后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在那些艰苦岁月里，我们又朝夕相处。两年后，我调回延安，名义上仍兼着北方局书记，实际工作全部由彭德怀同志代理。我们每次见面，都有着谈不完的话题。
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同志作为西北战场的前线总指挥，保卫陕甘宁边区；我作为中央警卫司令员、中央后方委员会副书记，负责保卫中央首长的安全和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的疏散工作。1947年6月，我曾奉毛主席之命去给彭德怀同志送信。经过5天的急行军，在陕北定边城内同前方司令部会合。那时情景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解放后，我到北京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副秘书长。1952年，他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到北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我们又有了经常促膝谈心的机会。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同志受到错误批判后被免职。中央指定我和他联络，一个月一次。此后的几年里，我有机会能出入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去看望这位身处逆境的老战友。
后来，毛泽东曾考虑让彭德怀当农垦部部长，他对我说过这件事。1965年10月，毛泽东决定请彭德怀出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他还要小平同志请西南局的那些负责人到北京来，对他们说：这是毛主席的意思，要尊重他，他还是政治局委员。德怀同志临行前，到中南海万字廊向我辞行。那天我们一起回忆往事，大家都流下了热泪。临别时，我们互期再见。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随后，杨尚昆又浓墨重彩地就彭德怀是“中国人民军队的创建人之一”“人民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也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阐述评价。
最后，杨尚昆饱含深情地从“他给我的第一个突出印象是刚正不阿，在大关节的时候敢于拿出自己的主张来”“第二个突出印象是清正廉洁”“第三个突出印象是赤忱爱民”等几个方面详细回顾了彭德怀的优秀品质和崇高风范。其中，杨尚昆写道：
建国以后，德怀同志身居高位，仍念念不忘“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不过，他在前面加了“勇敢”二字：“一个勇敢的农民的儿子。”他经常对人说，我是人民的扫帚，人民要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在他的思想深处，总是将自己置于人民之下，而不是人民之上。
从1959年被“罢官”到1974年生命的终结，15年中，德怀同志经受了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痛苦，但他是坚强的，虽百折而不挠。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党和人民的事业，经常说自己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死后能在他的骨灰上种一棵苹果树，以此来最后报答养育了他的土地和人民……
更打动人心的是，他在这篇荡气回肠长达8000字文中记述的那些闪耀着彭德怀崇高风范之温馨光辉的典型细节往事——
当年行军宿营之余，我们常常倾心交谈。他不爱“闲聊”，谈论最多的总是国际国内局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那时候他常说，自己入党之初，只知道执行党的指示，不懂得路线问题。实际上，每当党内发生重大意见分歧时，他总是能坚持原则，直抒己见，不惧权威，只认真理。1930年8月，在立三路线影响下，中央命令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第二次攻打长沙，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军团协同作战。由于长沙守敌实力雄厚，援兵又即将开到，毛泽东、朱德审时度势，说服中央代表，放弃攻打长沙的意图。彭德怀同志坚决拥护这一正确主张，带领部队一起撤出战斗，佯攻南昌，巧取吉安。朱德同志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一再肯定彭德怀同志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抵制了立三路线。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排挤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放弃红军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始则“御敌于国门之外”，采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则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变为防守中的保守主义。对这种错误的打法，彭德怀同志坚决反对。他曾多次对我谈过自己的意见。记得广昌战役时，“左”倾机会主义者强迫三军团打阵地战，同敌人拼消耗，造成惨重损失。在军团指挥所里，德怀同志当着我和许多同志的面，痛斥“左”倾机会主义者是“崽卖爷田心不疼”，断送了辛苦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是对革命的犯罪。事后，他对我说：“我今天把一套旧军装带在包里了。我准备跟他们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甚至杀头，我都无所谓。”他当年那种正气凛然的神态，至今仍清晰地活现在我的脑海中。
早在抗战期间，他就向我说过：他一生戎马倥偬，很希望在战争胜利后去搞生产。解放后，彭德怀同志席不暇暖，以极大的热忱到各地考察，着手拟定开发大西北的建设计划。不料朝战烽起，林彪托病不出，彭德怀同志再次临危受命，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重大决策，义无反顾地挥师援朝，重上烽火前线，同号称在历史上没有战败纪录的美国军队打了一场硬碰硬的战争，把骄横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以南，用3年时间胜利地完成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任务，成为国际上威名远扬的军事家……
这些风烟往事，点点滴滴，细致入微，滋润心田，禁不住令人掩卷深思、唏嘘感叹。
那时，年过九旬的杨尚昆，身体依然硬朗。本来怀着对战友的深深追念，他还打算秋后去彭德怀的故乡湘潭乌石看看……可是，不久他就病倒。
1998年8月下旬的一天，在北京301医院的一间病室里，杨尚昆静静地躺在病榻上，身旁放着一份已经修改了4遍的《追念彭大将军》的文稿。他要工作人员给他再讀一次，做最后的推敲。这时他的病情已经很重，无力阅读。在一字一句地仔细倾听中，他又陷入半昏迷……精益求精地数易其稿后，这份文稿最终于8月22日完稿。
为《彭德怀军事文选》撰写序言
1988年9月，彭德怀诞辰90周年之际，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彭德怀军事文选》。在该著付印前，杨尚昆怀着“这是对彭德怀同志最好的纪念，我感到十分欣慰”的心情，为该书认真而郑重撰写了序言。
杨尚昆再次打开那峥嵘岁月的记忆闸门，对彭德怀军事生涯中的非凡军事指挥才能及其卓越建树进行了高度概括评价，同时从侧面再次表达了自己对彭德怀的深厚战斗友谊与怀念之情。于是，他将对老战友彭德怀的万般怀想和情丝，统统凝注于笔端，提笔在这个序言里科学客观、情真意切地写道：
彭德怀同志是我熟知和敬重的老战友，是无产阶级卓越的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他从1916年不满18岁投入湘军当兵，到1928年率部起义，再到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有30多年都是在战场上烈火硝烟里度过的。他经历了从军阀战争到革命战争，从阶级战争到民族战争，从国内战场到国外战场的复杂战争过程。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他参与和指挥过上百次重大的战役战斗，经常身先士卒，亲临战场，他的战场经验极其丰富，指挥艺术日益成熟，成为国内国际知名的军事家。
彭德怀同志早年在湘军中，即以骁勇善战著称，从二等兵逐级晋升为团长。但是，只有在平江起义之后，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他所从事的战争的正义性，他对革命战争崇高目的的追求和忘我献身，才使他焕发出非凡的胆略和才智，为人民、为民族立下了赫赫战功。
红军时期，他率领的红五军，以起义之初的千余人，驰骋于湘鄂赣边区，披坚执锐，在两三年内发展为万多人的红三军团，与毛泽东、朱德创建的红一军团一起，组成为数万之众的红一方面军，开辟和保卫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抗日战争中，彭德怀同志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协助朱德总司令率军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在极其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创造出一套适合敌后犬牙交错战争形势的军事政策和斗争方式。到1943年他回延安准备参加“七大”时，八路军已由出师时的3万余人发展到40万人，把华北数千万同胞从日寇铁蹄下解放出来。
1947年，国民党大举进攻陕北，直逼延安，彭德怀同志临危受命，以仅为敌军十分之一的两万余兵力与敌周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紧紧依靠陕北民众，设疑兵，布奇阵，蘑菇兜圈，围城打援，妙计百出，连战皆捷，迅速扭转了战局，同其它战场互相配合，一年之后转入外线反攻，两年半解放西北五省。
1950年，彭德怀同志再次临危受命，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同朝鲜人民和人民军并肩战斗，以劣势装备，打败了装备精良的美国侵略军，光荣地履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彭德怀同志在治军方面，极其重视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军事技术和纪律观念，越是战斗频繁，越是抓紧部队的教育训练。1948年，毛泽东同志亲电全军推广西北野战军的“新式整军”经验，对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了巨大作用。彭德怀同志治军以严著称。严，首先是他律己严，对高级将领要求严。他数十年如一日艰苦卓绝，与士兵同甘共苦，受到全军普遍称颂。他对基层干部、对士兵则宽厚慈祥。因之，在任何困难艰险的情况下，将士用命，一往无前。
建国后，为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彭德怀同志和各位老帅一起，对军队建设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为实现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为加强我国的防御能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彭德怀同志在军事领域的重大建树，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实践的结果，同时也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容。他在几十年中留下来的大量军事文献，是我军的珍贵财富，值得我们认真地整理研究。这部《文选》将成为学习和了解我军的军史和战史的一本很好的读物，特别对于全军指战员学习和继承我军优良传统，对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将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篇散发着浓厚战友情谊的序言，1988年10月23日还庄重地见之于《人民日报》报端，好让更多革命老战友和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同杨尚昆一样，满怀深情一起回忆和缅怀开国元帅彭德怀的风骨风范和卓越功勋。 所著《回忆录》里不乏对彭德怀的追忆
从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后，杨尚昆自1995年起酝酿撰写《回忆录》，并同身边工作人员和原中央办公厅田畴等几位老同志一起做了不少准备，包括拟定建国前部分的回忆提纲和着手试写等。1997年5月，经中央批准，中央文献研究室协助他完成这项工作。杨尚昆对这件事抓得很紧，先后进行了几十次谈话，详细地回顾他的生平和经历过的重大历史事件，谈了许多自己的看法，并对整理出来的初稿认真提出修改意见。到1998年9月14日杨尚昆辞世前，建国前部分的回忆录已基本完稿。
在这本厚实真情的《杨尚昆回忆录》里，杨尚昆多处的回忆都不惜笔墨提到了彭德怀。比如，他在第四章《在中央苏区》中，特意写有一篇题为《彭德怀怒斥“洋钦差”》的文章，提及自己的亲密战友并且形象生动地刻画出彭德怀那立党为公、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高贵秉性。
广昌战斗刚停，博古和李德决定由前方返回瑞金。行前，电话通知彭德怀和我，马上去临时指挥部。一见面，李德便问：你们是怎么组织火力的？又是怎么进行短促突击的？这时，彭总按捺不住心中郁积的怒气。他先反问：我们没有重炮，没有足够的弹药，拿什么来组织火力？敌机轮番轰炸，敌军龟缩在碉堡里，怎么也引不出来，我们多次突击都不成功，一天牺牲上千同志，你了解吗？他越说越激动，担任口译工作的伍修权只能把彭说话的要点译出来。
彭总说：广昌失守并非偶然。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没有打过一次痛快仗。原因是你们司令部指挥上的错误。先是分兵作战，消极防御。我军疲于奔命，东面堵，西面夺，但消灭不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指挥又过于集权，不给前方指挥员一点儿机断权。每个连队、每门迫击炮甚至机关枪的位置，都在你们的作战图上规定，我们只能机械执行。你们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怎能不瞎指挥！
彭总又说：广昌战斗，集中兵力和敌人拼消耗，敌人的武器装备有外来援助，红军只能靠缴获。可是几个月来，部队一点缴获也没有，靠吃老本，打一天，少一天。这样拼消耗，我们拼得起吗？
刚正不阿的彭德怀同志，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甚至有些急不择言，但意见都是中肯的，坦率的。我试图缓和一点气氛，也不可能。他接着说：“三军团在赣闽奋战七八年，才打出这块根据地，容易吗？可是在你们指挥下，丧师失地，损兵折将。三军团这次要是听了你们的话，用多兵堆集守广昌，那就全完了！”他非常動情地说：“你们至今还不认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也许是伍修权觉得这句话过于尖锐了，没有全部翻译过去。彭总看到李德没有强烈的反应，就意识到了，要我重新翻译。我如实地翻译了一遍。
“封建，封建！”李德咆哮起来，“你是报复，因为你对撤销你军委副主席不满意。”
“现在是研究怎样才能战胜敌人”，德怀同志鄙视李德说：“我根本没有想那些事，你卑鄙……”
眼看双方言词越来越激烈，博古批评彭总说：“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我也劝说：“冷静点，都冷静点。”伍修权把李德劝走以后，博古示意：“你们先回去！”
临走时，我对博古说：“好吧，我们都作自我批评。”
回指挥部的路上，德怀同志余怒未消，拍拍随身带的背包说：“尚昆，我今天把那套旧军衣装在包里，准备随他们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忌了！”我回答说：“是非自有公论，大敌当前，团结为重。”
出乎意料，这次“吵架”后，彭总没有受处罚，只是有人议论说：彭德怀右倾。
后来我才知道，关于广昌战斗，中央内部也有激烈的争论。大约是5月上旬，在一次中革军委的会议上，张闻天同志批评不应该和强敌硬拼，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博古很反感地回答说：“这是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普列汉诺夫对布尔什维克的指责。”博古用俄国的历史事件不伦不类地为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辩护，而且把批评者比作机会主义分子。闻天同志起来反驳。双方争执起来。恩来同志当场调停，宣布散会。1943年延安整风时，张闻天说：教条主义者“常常把你的反‘左’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这种极左的态度，摧残着一切新思想的生长”。这个事实表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越来越为人所认识和抵制。所以彭总后来说：“军事路线是服从政治路线的，政治上提出两条道路决战，不放弃苏维埃一寸土地，这就必然要产生‘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的单纯军事防御路线。”
广昌撤退时，李德和博古曾来电话要我们实行焦土政策，让我们考虑决定。彭总和我商量后，没有采用这种办法。
在《回忆录》里，杨尚昆还在第九章《抗日相持阶段的北方局》中，专门写有一节题为《回眸百团大战》的文章，也重点提及了彭德怀，而且实事求是地为彭在百团大战中的作为和贡献澄清某些人的误会甚至是不实之词。其中，他写道：
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很高兴。据彭德怀同志讲，毛主席曾发电表扬，并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9月11日，在毛主席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根据李富春的提议，讨论了庆祝百团大战胜利的问题。9月23日，毛主席在杨家岭所作的《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中又说：“百团大战的估计：是敌我相持阶段中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扫荡’的战役反攻……它有打击了敌人、鼓励了人民、孤立了顽固派的伟大意义。顽固派不能再说什么游而不击”了。以后，还掀起了一个很大的宣传百团大战的运动。
后来，有些人批评百团大战，说它暴露了我们的力量，使敌人集中兵力来对付八路军，减少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压力，这也是事实。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百团大战。因为，它大规模袭击敌军，取得了较大的胜利，战果很大，政治影响也很大，也减轻了友军的压力，这对抗日是有利的，是我们党和军队对民族、国家作出的重大贡献。而且让日寇控制着交通，把我们的根据地隔断，我们很不方便，也不容易发展。从现在来看，百团大战应该说是正确的。至于说日军的报复“扫荡”，确实使我们受到损失，可是，打仗总会有牺牲，就是你不打他，或者打他打得不厉害，随着敌后抗日力量的迅速发展，他同样要对我们进行“扫荡”。从我们在华北各地敌后建立根据地以来，敌军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残酷“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灭我之心从来没有改变过。
批评百团大战最厉害的是在七大前召开的华北工作座谈会议。这次会议，从根本上否定了百团大战，还批评了彭德怀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谈到反逆流斗争中有些地方不讲政策、随便杀人、不尊重人权时，引用了法国大革命时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它成为华北工作会议上批判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个内容，因为毛主席看到这篇文章时不高兴，认为没有阶级分析。文章发表时，我已经回到延安，后来听说文章是别人起草的，署名的也不只是彭德怀一个人。平时，彭德怀同志个性正直刚烈，处事不苟且，不屈从；为人不矫饰，不阿谀；治军严格，律己刻苦，但有时失诸急切，态度生硬，不免得罪一些人。所以，在20多天的批判中，不少同志的发言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失公正。毛主席这时没有说百团大战不对。他说抗日战争期间的问题要等抗日战争结束了以后才能作结论、才能说清楚，所以，现在这个事情不作结论。这样，表面上是不了了之，实际上是把问题挂起来了，彭德怀同志很不高兴。
会议本来是总结工作，后来发展到集中批彭德怀，不但事先没有给彭打招呼，连我这个北方局书记对会上批彭不断“升温”也缺乏思想准备，没有人同我来商量过。
所以，华北工作座谈会上这样批彭是不应该的，会议的结果不好，批评者上纲上线，被批评者有口难辩，会议不了了之，以致长期间是非不清，以讹传讹，使上下之间、同志之间心存块垒。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诸如此类，杨尚昆从心系多种形式的文字著述上，寄托了对彭德怀深切的怀念和醇厚的情谊。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