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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3月17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反贪局接到一封署名来信，举报中国儿童中心主任赵顺义涉嫌贪污。举报人在信中痛诉：“那可是为孩子们谋福利的钱呀！作为一个还有点良心的老党员，我不能看着这帮人这么为非作歹，胡作非为……”
举报信引起了北京市检察院领导的高度重视。
中国儿童中心的地位十分重要，它是党中央、国务院于1982年赠送给全国儿童少年的一份厚礼：作为国家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她是儿童少年学习科学、艺术知识的理想场所和开展文艺、体育活动的美好家园。如果将孩子们比作花朵，那儿童中心就是为花朵们遮风挡雨、保护他们茁壮成长的阳光花房，岂能让潜伏的黑影使坏作恶！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而缜密的调查取证，2005年5月13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涉嫌贪污将赵顺义立案侦查， 5月27日将其逮捕。
逮捕赵顺义时还有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插曲：别看赵顺义是正厅级干部，却十分迷信，当她听到调查的风声后预感到大限将近，就赶紧花了将近2万元到一个据说有“半仙之体”的算命先生那里求得了一个“护身符”以求平安。护身符上说：“只要平安度过5月15号，就万事大吉，步步高升。”没想到赵顺义在5月13号晚洗澡时，忘了把“护身符”取下来，结果被水泡湿了。所以当检察机关办案人员5月14日晚上在京津高速路出口将其抓获时，她竟然说了句当时令人莫名其妙的话：“真准！真准！”
插曲归插曲，倒不是那个“算命先生”算得准，而是“手莫伸，伸手必被抓”的至理名言再次被验证：贪欲膨胀，再灵验的护身符也是不起作用的，私欲膨胀不可一世的赵顺义落马是必然的。
果断决策，利剑出鞘
一分院接到举报线索后，立即成立“5·08”专案组开展初查工作。然而，从一开始例行的调取相关财务凭证的工作就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赵顺义在儿童中心经营多年，作风霸道，独断专行，排斥异己，培植亲信。她企图通过设置各种障碍，使得儿童中心成为自己的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赵不止一次地在不同的场合公开叫嚣：这是一场恶战！
中国儿童中心隶属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是唯一的国家级公益性的综合儿童少年校外教育和儿童发展应用科学研究的基地，是中国儿童事业对外交流的窗口。作为儿童发展科学研究机构，“中心”还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进行项目合作。
出于关心下一代的美好心愿，国际友人对中国儿童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友好捐助，社会各界人士也为儿童中心捐赠了大量的发展资金。用“俗”一点的说法：中国儿童中心是个有油水的单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儿童事业一直非常关心，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李鹏、邓颖超等同志曾多次到中心视察，并亲笔题词，充分体现了全社会对儿童事业发展给予的关注和厚爱。在这样一个性质十分敏感的单位开展调查取证的行动，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越是在这样一个位置既重要又十分特殊的部门，越要在短时间内查清案件，越要小心谨慎，稍有不慎，就会带来很大的社会负面影响。
针对此案，最高人民检察院贾春旺检察长于2005年5月12日明确批示：“一定以事实为依据，排除阻力，依法办案。”一分院方工检察长更是果断决策：排除一切阻力，迅速侦破此案。“5·08”专案组从各个部门抽调出来的精兵强将马上投入战斗，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调查取证工作。
敲山震虎，声东击西
客观地讲，赵顺义这个女人确实不简单，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1955年5月，赵顺义出生在河北省沧县，没有什么特殊的家庭背景，她是凭着自己的工作能力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今天的领导岗位。赵顺义先后做到国家统计局人事司副司长、离退休干部局局长的高位。1999年3月，44岁的赵顺义被调到中国儿童中心工作，一直担任儿童中心的主任(正局级)。女干部在这个年龄坐到这个位置，在中央级别的国家机关里是非常少见的。
赵顺义干工作很有魄力。她曾经顶着重重的阻力，在儿童中心任推行财务、人事等改革，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她的工作经验曾作为榜样，在全国妇联被推广，得到了有关领导的高度评价，被视为改革的典型。2003年在中国妇女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赵顺义被选为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事业达到了顶峰。
赵顺义还是一个非常勤于学习的人。她在1999年以来曾赴法国国立行政学院学习行政管理，获得毕业证书。她还在香港公开大学学习MBA工商管理学，获硕士学位。2004年，49岁的赵顺义获得了美国檀香山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直到被捕前，她还在攻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EMBA。
年纪大了，手中的权力也大了，但早晚要离开这个位子。赵顺义不甘心，她想得到补偿，她想好好利用儿童中心属下30多个公司和部门。对她这样一个既做过多年人事领导的女强人，又非常精通财经和管理方面的知识，办起这种事情来不是难事。特别是赵顺义还非常善于做下属的思想工作，更加擅长笼络人心。加之在儿童中心多年，一手编织了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要想直接正面和她交锋，难度比较大。检察官果断决定：先敲山震虎，观其反应。
2005年4月7日，根据举报线索，办案人员在全国妇联找赵顺义谈话。有些出乎办案人员意料的是，眼前的赵顺义表现得异常的冷静，她非常配合，可以说是有问必答，但是答的内容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以后“现卖”的——她跟检察官玩起了“迷踪拳”。
检察官：赵顺义，有人反映你经济上有问题，你对此有什么要说明的吗？
赵顺义：当然有说明。他们那些人是看我这几年把儿童中心搞得不错，眼红了。我知道是谁反映的。
检察官：是谁反映你并不重要，身正不怕影子斜。自己没做亏心事，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赵顺义：你说的好。做了不怕，怕了不做，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现在的级别是正局级，我上面没有人，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是凭着真本事，一步步干起来的。说我有问题，让那个人和我当面对质。是谁给他们这么好的福利。狼心狗肺的东西！
检察官：有功劳，党和人民不会亏待你；有问题，党和人民也绝不饶恕。这是两个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希望你认真反省自己以前的行为。
赵顺义：我反省？我有的就是清白，就是天天加班苦干，天天累得直不起腰来。你们说我有问题，好！拿出证据让我心服口服。否则，你们就是诬陷！
当检察官再问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时，赵顺义干脆来个一问三不知。专案组办案人员心里早有准备，对付这样经验老到又十分嚣张的“老虎”，必须要制定相应的“制虎”策略，专案组决定对赵采取先攻其软肋，拿下其左膀右臂。
层层突破，抽丝取蛹
2005年4月12日，专案组办案人员全面进驻中国儿童中心开始查账。办案组一共有6个人，他们分别来自一分院不同的部门，组长黄招娣和书记员于洋来自侦察处，王建民和张继英来自监所处。王秋萍和朱红则来自北京市检察院检察技术处和大要案侦查指挥中心办公室，都是临时组合。他们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仔细翻阅了几千本账本和各种凭证，一笔一笔过，一点一点抠，只要发现有可疑的资金支出，就扎住不放，一查到底，及时排查，寻找线索，不断总结经验寻找到了许多有价值的线索，为案件的突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不断的翻阅相关凭证的过程中，侦查人员发现一些发票开具单位名称不同，但是开票人员笔迹类似，且与中心有关人员的笔迹相似，很可能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还有一些票据是同一单位所开具，但是票号与开具日期顺序相反，有违常规，经查这些票据都是犯罪嫌疑人用于套取儿童中心资金的虚假发票，是在故意规避法律。
但此时的赵顺义仍然通过自己的强大的关系网，上蹿下跳牢牢占据着主任的位置，并且依仗其在职的“余热”，不断与人串供，作假证，毁灭证据，阻碍查案工作的顺利进行。
专案组办案人员把困难已经想在前头了，他们向领导汇报后，决定来个顺水推舟，故意让赵顺义觉得自己对别人的“威逼利诱”已经在起作用了，自己还能控制一切。所以这次查账的目的主要是要给赵顺义造成一种错觉：让她觉得侦查人员是想在账目上发现蛛丝马迹，故意让赵顺义加紧“活动”，以便把问题暴露得更充分。
这一招果然奏效。侦查初期，办案人员主要接触的是中心前任财务处长马里利，这样就给了赵顺义以假象，认为检察院将会从马的身上入手向她“开刀”，因此她在专案组查案的同时不断地与马串供，并威胁马里利不得向办案人员提供情况。但是令她措手不及的是，办案人员在经过查账之后，通过对掌握的证据进行缜密分析后，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迅速将与案件有密切关系的现任财务处长靳红抓捕归案，这一次，赵顺义彻底乱了阵脚，张皇无措了。
突破障碍，艰难查证
赵顺义涉嫌经济犯罪问题暴露后，儿童中心的部分党员和群众采取不同的方式多次向中纪委、监察部、全国妇联党组举报其经济问题，但是赵顺义“我自岿然不动”。直到2005年开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期间，检察机关在接到举报信介入调查后，赵顺义的问题才开始被真正查处。
在查账调查取证的过程中，办案人员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把困难想得比较充分，但还是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在办案的过程中，有相当级别的干部曾多次出面对赵顺义案进行干预，给办案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2005年4月9日办案组进驻到儿童中心开始查案的同时，儿童中心的上级部门也派驻了调查组对中心财务进行审计查账，并且与办案组同室办公。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有关人员还暗中跑风漏气，调查组白天查什么，赵顺义就能知道什么，这点在赵顺义被羁押后在其手机短信和笔记本中就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更棘手的是，赵顺义虽仍在负隅顽抗，但由于没有取得充分的证据在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前，赵顺义得以继续利用职务便利，不断与相关人员串供，给取证工作造成极大困难。
为了彻底查清案件，“5·08”专案组人员众志成城，加班加点，昼夜奋战，不给嫌疑人喘息的时间。北京市检察院领导和第一分院方工检察长更是一直坐镇指挥，给了办案人员极大的信心。
各个击破，彻查案情
赵顺义案件是典型的“窝案”、“串案”，在目前的行政体制下，一把手有问题，其影响无疑是全局性的。后经查明，此案涉及到儿童中心下属的三十多个公司和部门。赵顺义的贪污行为大部分是指使其下属干部完成的，但也有一些干部是在帮助赵贪污的情况下，自己也从中分了“一杯羹”。为了各自的利益和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好多人在赵顺义的威逼利诱下，沆瀣一气，互相勾结，企图蒙混过关。
令人吃惊和痛心的是儿童中心的三任财务处长均已经涉案，其中两个财务处长已被立案，现任财务总监（副处级干部）孙剑在未对其立案之前，竟然还大着胆子故意提供残缺不全的账册凭证，企图掩盖相关犯罪事实。
尽管上有赵顺义的百般阻挠，下有她的所谓“铁板一块”的“同盟军”的鼎力支持，但是，办案人员深知，这些人表面上对赵信誓旦旦，其实是各怀鬼胎，侥幸胆怯，一旦突破其中一个人的防线，就会“全面崩溃”。在侦查案件的过程中，办案人员充分利用这些人之间的矛盾，熟练运用法律政策，各个击破，攻破了赵顺义等人精心建立的攻守同盟。
办案人员对涉案人员进行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教育，多数涉案人员认清了赵顺义利用他们进行贪污的本质后，痛哭流涕，开始积极向办案人员提供有关线索，争取立功表现，因此案件进展异常迅速。
当案情水落石出之时，办案人员对赵顺义不择手段套取现金的过程也是非常震惊。经查，赵顺义利用手中的权力，拉拢逼迫手下的处长们疯狂套现，一点一点地蚕食国家财产，套现的手段也是五花八门，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减免租金的形式套取现金。2003年6月，正值北京“非典”期间，赵顺义充分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以减免北京国旅旅游投资开发公司房款的名义，将2.25万元以报销费用的方式据为己有。
以支付妇联专家咨询费、专家稿费、公关费名义套取现金。2000年12月至2004年4月，赵顺义指使儿童中心下属的旅游开发部经理找到北京某旅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让该公司以借款的名义向儿童中心财务处借款。赵顺义又给儿童中心的财务处处长马里利打招呼，让他从财务账上以支票的形式支取现金13.3万元。为了避人耳目，赵顺义特意嘱咐：支票要多开几次，一次不能支太多的钱，这样就不会引起银行方面的注意。
以礼品费、过节福利的名义套取现金。几千块钱的小钱，在赵顺义眼睛里也是不能被放走的好机会。在节假日期间，为了搞好关系，赵顺义常给上级送点礼物，就是这样，她也没有忘记揩点油。2002年11月23日，赵顺义以给妇联领导送礼品的名义，指使马里利从财务为其报销礼品费5256.20元现金,这点钱赵顺义顺手就揣到了自己兜里，当零花钱使了。
以假发票的形式套现。有时候找个名正言顺的项目往来挺难的，赵顺义干脆来个“假戏真唱”。2004年12月，赵顺义竟然指使办事人员到云南昆明出差，以找假发票报销会议费用的方式,从中国儿童中心经费账户中套取现金3.1万元据为己有。
这种“顺风顺水”只赚不赔的买卖就这样一笔一笔做下去了……
“套现”、“套现”、“套现”，赵顺义到后来贪污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国家的财产在赵顺义的眼中就像是自己的钱暂时放在单位的账面上，放在别人的公司里似的，自己想拿回来的时候就给下面的处长们打个招呼，他们就会以各种方法把钱乖乖地取回来。到后来，赵顺义非常关注儿童中心和下属公司的每一项工程，不管是大项目还是小装修，她都亲自过问，因为只要过问，就会找到缝隙，就会找到机会，就会把“属于自己”的钱顺顺利利地取回来。
赵顺义觉得这样弄钱都是小钱，她觉得太慢，太累，后来她竟然耍起了偷梁换柱的本事，以自己老父亲的名义弄了一笔大钱。2000年11月，赵顺义指使中心基建处、财务处负责人以解决中心职工住房困难为由，以支取转账支票形式,加大中心加层工程款，从经费账支出一张金额为31.9万元的转账支票。用这笔钱，赵顺义从中国妇女出版社购买了位于万寿路附近的商品住房一套。她当然不是缺房子住，当时她的住房面积已经达到了130平方米——弄这套房子只是一个形式，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现金。后来，赵顺义又以万寿路的这套住房与其父换房的手段，将其父居住的四道口住房出售得款30万元，在昌平园中园为自己购买了新的住房。她把万寿路的这套房子的产权变更为老父亲。房子产权变更后，赵顺义仍然让儿童中心支付此房的物业费、供暖费等费用共计2.6万元。其后，她将三十多万的房费以及供暖费及物业管理费、修阳台费统统地据为己有。
就通过这样的“集腋成裘”，赵顺义涉嫌贪污了127万元。
与此同时，赵顺义还是觉得通过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弄钱太麻烦，因为要通过手下的处长们配合才能顺利完成。这些把柄一直在外人手里拿着，对自己总归不是什么好事，所以她把自己的“家庭资源”也充分利用起来了。在其一手操办下，她的弟媳、弟媳的妹妹甚至员工的岳母等等，都“粉墨登场”了。
在儿童中心与北京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合作业务的往来过程中，赵顺义利用手中掌握审批大权的机会，于2000年10月至2005年4月，收受该公司的好处费18.8万元。赵顺义知道受贿罪是重罪，她也不愿意抛头露面地增加危险，于是就找到自己手下的心腹袁某以他岳母的名义让公司每月往银行卡里存入3000元，共计28笔8.4万元；之后又让公司以赵顺义弟媳李某名义每月存入4000元，共计25笔10万元。
通过借用家人和亲信之手，赵顺义受贿了28.4万元，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以上述的方式“委婉”地弄到了自己手里。赵顺义觉得这样比较安全，可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办案人员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这些钱虽然被赵顺义几番伪装已经“面目全非”，但还是被办案人员像抽丝一样，一根一根被抽了出来，最终揪出了赵顺义这只“巨蠹”。
警示教育，情暖花房
“一把手”成了蛀虫，对赵顺义所在的整个部门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在对赵顺义实施强制措施之后，为了教育和挽救更多的干部，第一分院领导认为很有必要利用这次查处赵顺义的机会，给大家来一次“思想整风运动”。
结合本次办案过程中的一些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办案组办案人员给中国儿童中心处级以上干部召开了一次全体普法会。在会上，办案组组长黄招娣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法无情，人有情。赵顺义的落马有体制原因，更有思想上的原因，那就是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以为国家的钱，只要有机会拿，不拿就白不拿，存在着强烈的侥幸心理。这是长期忽视党员思想政治和法制观念教育造成的必然结果。希望有问题的人员主动坦白问题，检察机关将在法律许可的范围给予大家最大的宽限。但是人有情，法无情，如果相关涉嫌犯罪人员不积极配合检察机关查案，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虽然我们是讲人情的，但是对于触犯了法律的人，我们必须依法办案，不徇私情！”这番掷地有声的话，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会后，不少干部群众采取不同方式向办案组反映相关情况，为案件的深挖提供了各种很有价值的线索。
会议开完后的第二天一大早，有中国儿童中心的职工和退休干部自发地给办案人员送来了锦旗和横匾，表达对检察机关查办赵顺义涉嫌犯罪案件的支持。看到自己的艰苦工作得到了儿童中心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支持和承认，面对此情此景，在场的办案人员再也忍不住了，他们的眼圈红了。
“5·08”大案虽成功告破了，但是办案人员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相反他们感到了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更感到了一种后怕。如果不是那些有觉悟的党员不顾个人安危的一直举报和反映情况，如果不是借着检察机关果断出击，赵顺义“一手遮天”要到几时？国家的财产又将被吞噬掉多少？如果都是要靠检察院的全力以赴才能打击腐败,检察院办案人员浑身是铁又能碾碎几根钉？所有的这些疑问都需要我们尽快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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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曹参
举报信引起了北京市检察院领导的高度重视。
中国儿童中心的地位十分重要，它是党中央、国务院于1982年赠送给全国儿童少年的一份厚礼：作为国家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她是儿童少年学习科学、艺术知识的理想场所和开展文艺、体育活动的美好家园。如果将孩子们比作花朵，那儿童中心就是为花朵们遮风挡雨、保护他们茁壮成长的阳光花房，岂能让潜伏的黑影使坏作恶！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而缜密的调查取证，2005年5月13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涉嫌贪污将赵顺义立案侦查， 5月27日将其逮捕。
逮捕赵顺义时还有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插曲：别看赵顺义是正厅级干部，却十分迷信，当她听到调查的风声后预感到大限将近，就赶紧花了将近2万元到一个据说有“半仙之体”的算命先生那里求得了一个“护身符”以求平安。护身符上说：“只要平安度过5月15号，就万事大吉，步步高升。”没想到赵顺义在5月13号晚洗澡时，忘了把“护身符”取下来，结果被水泡湿了。所以当检察机关办案人员5月14日晚上在京津高速路出口将其抓获时，她竟然说了句当时令人莫名其妙的话：“真准！真准！”
插曲归插曲，倒不是那个“算命先生”算得准，而是“手莫伸，伸手必被抓”的至理名言再次被验证：贪欲膨胀，再灵验的护身符也是不起作用的，私欲膨胀不可一世的赵顺义落马是必然的。
果断决策，利剑出鞘
一分院接到举报线索后，立即成立“5·08”专案组开展初查工作。然而，从一开始例行的调取相关财务凭证的工作就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赵顺义在儿童中心经营多年，作风霸道，独断专行，排斥异己，培植亲信。她企图通过设置各种障碍，使得儿童中心成为自己的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赵不止一次地在不同的场合公开叫嚣：这是一场恶战！
中国儿童中心隶属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是唯一的国家级公益性的综合儿童少年校外教育和儿童发展应用科学研究的基地，是中国儿童事业对外交流的窗口。作为儿童发展科学研究机构，“中心”还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进行项目合作。
出于关心下一代的美好心愿，国际友人对中国儿童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友好捐助，社会各界人士也为儿童中心捐赠了大量的发展资金。用“俗”一点的说法：中国儿童中心是个有油水的单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儿童事业一直非常关心，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李鹏、邓颖超等同志曾多次到中心视察，并亲笔题词，充分体现了全社会对儿童事业发展给予的关注和厚爱。在这样一个性质十分敏感的单位开展调查取证的行动，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越是在这样一个位置既重要又十分特殊的部门，越要在短时间内查清案件，越要小心谨慎，稍有不慎，就会带来很大的社会负面影响。
针对此案，最高人民检察院贾春旺检察长于2005年5月12日明确批示：“一定以事实为依据，排除阻力，依法办案。”一分院方工检察长更是果断决策：排除一切阻力，迅速侦破此案。“5·08”专案组从各个部门抽调出来的精兵强将马上投入战斗，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调查取证工作。
敲山震虎，声东击西
客观地讲，赵顺义这个女人确实不简单，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1955年5月，赵顺义出生在河北省沧县，没有什么特殊的家庭背景，她是凭着自己的工作能力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今天的领导岗位。赵顺义先后做到国家统计局人事司副司长、离退休干部局局长的高位。1999年3月，44岁的赵顺义被调到中国儿童中心工作，一直担任儿童中心的主任(正局级)。女干部在这个年龄坐到这个位置，在中央级别的国家机关里是非常少见的。
赵顺义干工作很有魄力。她曾经顶着重重的阻力，在儿童中心任推行财务、人事等改革，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她的工作经验曾作为榜样，在全国妇联被推广，得到了有关领导的高度评价，被视为改革的典型。2003年在中国妇女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赵顺义被选为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事业达到了顶峰。
赵顺义还是一个非常勤于学习的人。她在1999年以来曾赴法国国立行政学院学习行政管理，获得毕业证书。她还在香港公开大学学习MBA工商管理学，获硕士学位。2004年，49岁的赵顺义获得了美国檀香山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直到被捕前，她还在攻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EMBA。
年纪大了，手中的权力也大了，但早晚要离开这个位子。赵顺义不甘心，她想得到补偿，她想好好利用儿童中心属下30多个公司和部门。对她这样一个既做过多年人事领导的女强人，又非常精通财经和管理方面的知识，办起这种事情来不是难事。特别是赵顺义还非常善于做下属的思想工作，更加擅长笼络人心。加之在儿童中心多年，一手编织了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要想直接正面和她交锋，难度比较大。检察官果断决定：先敲山震虎，观其反应。
2005年4月7日，根据举报线索，办案人员在全国妇联找赵顺义谈话。有些出乎办案人员意料的是，眼前的赵顺义表现得异常的冷静，她非常配合，可以说是有问必答，但是答的内容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以后“现卖”的——她跟检察官玩起了“迷踪拳”。
检察官：赵顺义，有人反映你经济上有问题，你对此有什么要说明的吗？
赵顺义：当然有说明。他们那些人是看我这几年把儿童中心搞得不错，眼红了。我知道是谁反映的。
检察官：是谁反映你并不重要，身正不怕影子斜。自己没做亏心事，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赵顺义：你说的好。做了不怕，怕了不做，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现在的级别是正局级，我上面没有人，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是凭着真本事，一步步干起来的。说我有问题，让那个人和我当面对质。是谁给他们这么好的福利。狼心狗肺的东西！
检察官：有功劳，党和人民不会亏待你；有问题，党和人民也绝不饶恕。这是两个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希望你认真反省自己以前的行为。
赵顺义：我反省？我有的就是清白，就是天天加班苦干，天天累得直不起腰来。你们说我有问题，好！拿出证据让我心服口服。否则，你们就是诬陷！
当检察官再问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时，赵顺义干脆来个一问三不知。专案组办案人员心里早有准备，对付这样经验老到又十分嚣张的“老虎”，必须要制定相应的“制虎”策略，专案组决定对赵采取先攻其软肋，拿下其左膀右臂。
层层突破，抽丝取蛹
2005年4月12日，专案组办案人员全面进驻中国儿童中心开始查账。办案组一共有6个人，他们分别来自一分院不同的部门，组长黄招娣和书记员于洋来自侦察处，王建民和张继英来自监所处。王秋萍和朱红则来自北京市检察院检察技术处和大要案侦查指挥中心办公室，都是临时组合。他们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仔细翻阅了几千本账本和各种凭证，一笔一笔过，一点一点抠，只要发现有可疑的资金支出，就扎住不放，一查到底，及时排查，寻找线索，不断总结经验寻找到了许多有价值的线索，为案件的突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不断的翻阅相关凭证的过程中，侦查人员发现一些发票开具单位名称不同，但是开票人员笔迹类似，且与中心有关人员的笔迹相似，很可能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还有一些票据是同一单位所开具，但是票号与开具日期顺序相反，有违常规，经查这些票据都是犯罪嫌疑人用于套取儿童中心资金的虚假发票，是在故意规避法律。
但此时的赵顺义仍然通过自己的强大的关系网，上蹿下跳牢牢占据着主任的位置，并且依仗其在职的“余热”，不断与人串供，作假证，毁灭证据，阻碍查案工作的顺利进行。
专案组办案人员把困难已经想在前头了，他们向领导汇报后，决定来个顺水推舟，故意让赵顺义觉得自己对别人的“威逼利诱”已经在起作用了，自己还能控制一切。所以这次查账的目的主要是要给赵顺义造成一种错觉：让她觉得侦查人员是想在账目上发现蛛丝马迹，故意让赵顺义加紧“活动”，以便把问题暴露得更充分。
这一招果然奏效。侦查初期，办案人员主要接触的是中心前任财务处长马里利，这样就给了赵顺义以假象，认为检察院将会从马的身上入手向她“开刀”，因此她在专案组查案的同时不断地与马串供，并威胁马里利不得向办案人员提供情况。但是令她措手不及的是，办案人员在经过查账之后，通过对掌握的证据进行缜密分析后，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迅速将与案件有密切关系的现任财务处长靳红抓捕归案，这一次，赵顺义彻底乱了阵脚，张皇无措了。
突破障碍，艰难查证
赵顺义涉嫌经济犯罪问题暴露后，儿童中心的部分党员和群众采取不同的方式多次向中纪委、监察部、全国妇联党组举报其经济问题，但是赵顺义“我自岿然不动”。直到2005年开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期间，检察机关在接到举报信介入调查后，赵顺义的问题才开始被真正查处。
在查账调查取证的过程中，办案人员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把困难想得比较充分，但还是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在办案的过程中，有相当级别的干部曾多次出面对赵顺义案进行干预，给办案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2005年4月9日办案组进驻到儿童中心开始查案的同时，儿童中心的上级部门也派驻了调查组对中心财务进行审计查账，并且与办案组同室办公。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有关人员还暗中跑风漏气，调查组白天查什么，赵顺义就能知道什么，这点在赵顺义被羁押后在其手机短信和笔记本中就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更棘手的是，赵顺义虽仍在负隅顽抗，但由于没有取得充分的证据在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前，赵顺义得以继续利用职务便利，不断与相关人员串供，给取证工作造成极大困难。
为了彻底查清案件，“5·08”专案组人员众志成城，加班加点，昼夜奋战，不给嫌疑人喘息的时间。北京市检察院领导和第一分院方工检察长更是一直坐镇指挥，给了办案人员极大的信心。
各个击破，彻查案情
赵顺义案件是典型的“窝案”、“串案”，在目前的行政体制下，一把手有问题，其影响无疑是全局性的。后经查明，此案涉及到儿童中心下属的三十多个公司和部门。赵顺义的贪污行为大部分是指使其下属干部完成的，但也有一些干部是在帮助赵贪污的情况下，自己也从中分了“一杯羹”。为了各自的利益和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好多人在赵顺义的威逼利诱下，沆瀣一气，互相勾结，企图蒙混过关。
令人吃惊和痛心的是儿童中心的三任财务处长均已经涉案，其中两个财务处长已被立案，现任财务总监（副处级干部）孙剑在未对其立案之前，竟然还大着胆子故意提供残缺不全的账册凭证，企图掩盖相关犯罪事实。
尽管上有赵顺义的百般阻挠，下有她的所谓“铁板一块”的“同盟军”的鼎力支持，但是，办案人员深知，这些人表面上对赵信誓旦旦，其实是各怀鬼胎，侥幸胆怯，一旦突破其中一个人的防线，就会“全面崩溃”。在侦查案件的过程中，办案人员充分利用这些人之间的矛盾，熟练运用法律政策，各个击破，攻破了赵顺义等人精心建立的攻守同盟。
办案人员对涉案人员进行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教育，多数涉案人员认清了赵顺义利用他们进行贪污的本质后，痛哭流涕，开始积极向办案人员提供有关线索，争取立功表现，因此案件进展异常迅速。
当案情水落石出之时，办案人员对赵顺义不择手段套取现金的过程也是非常震惊。经查，赵顺义利用手中的权力，拉拢逼迫手下的处长们疯狂套现，一点一点地蚕食国家财产，套现的手段也是五花八门，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减免租金的形式套取现金。2003年6月，正值北京“非典”期间，赵顺义充分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以减免北京国旅旅游投资开发公司房款的名义，将2.25万元以报销费用的方式据为己有。
以支付妇联专家咨询费、专家稿费、公关费名义套取现金。2000年12月至2004年4月，赵顺义指使儿童中心下属的旅游开发部经理找到北京某旅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让该公司以借款的名义向儿童中心财务处借款。赵顺义又给儿童中心的财务处处长马里利打招呼，让他从财务账上以支票的形式支取现金13.3万元。为了避人耳目，赵顺义特意嘱咐：支票要多开几次，一次不能支太多的钱，这样就不会引起银行方面的注意。
以礼品费、过节福利的名义套取现金。几千块钱的小钱，在赵顺义眼睛里也是不能被放走的好机会。在节假日期间，为了搞好关系，赵顺义常给上级送点礼物，就是这样，她也没有忘记揩点油。2002年11月23日，赵顺义以给妇联领导送礼品的名义，指使马里利从财务为其报销礼品费5256.20元现金,这点钱赵顺义顺手就揣到了自己兜里，当零花钱使了。
以假发票的形式套现。有时候找个名正言顺的项目往来挺难的，赵顺义干脆来个“假戏真唱”。2004年12月，赵顺义竟然指使办事人员到云南昆明出差，以找假发票报销会议费用的方式,从中国儿童中心经费账户中套取现金3.1万元据为己有。
这种“顺风顺水”只赚不赔的买卖就这样一笔一笔做下去了……
“套现”、“套现”、“套现”，赵顺义到后来贪污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国家的财产在赵顺义的眼中就像是自己的钱暂时放在单位的账面上，放在别人的公司里似的，自己想拿回来的时候就给下面的处长们打个招呼，他们就会以各种方法把钱乖乖地取回来。到后来，赵顺义非常关注儿童中心和下属公司的每一项工程，不管是大项目还是小装修，她都亲自过问，因为只要过问，就会找到缝隙，就会找到机会，就会把“属于自己”的钱顺顺利利地取回来。
赵顺义觉得这样弄钱都是小钱，她觉得太慢，太累，后来她竟然耍起了偷梁换柱的本事，以自己老父亲的名义弄了一笔大钱。2000年11月，赵顺义指使中心基建处、财务处负责人以解决中心职工住房困难为由，以支取转账支票形式,加大中心加层工程款，从经费账支出一张金额为31.9万元的转账支票。用这笔钱，赵顺义从中国妇女出版社购买了位于万寿路附近的商品住房一套。她当然不是缺房子住，当时她的住房面积已经达到了130平方米——弄这套房子只是一个形式，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现金。后来，赵顺义又以万寿路的这套住房与其父换房的手段，将其父居住的四道口住房出售得款30万元，在昌平园中园为自己购买了新的住房。她把万寿路的这套房子的产权变更为老父亲。房子产权变更后，赵顺义仍然让儿童中心支付此房的物业费、供暖费等费用共计2.6万元。其后，她将三十多万的房费以及供暖费及物业管理费、修阳台费统统地据为己有。
就通过这样的“集腋成裘”，赵顺义涉嫌贪污了127万元。
与此同时，赵顺义还是觉得通过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弄钱太麻烦，因为要通过手下的处长们配合才能顺利完成。这些把柄一直在外人手里拿着，对自己总归不是什么好事，所以她把自己的“家庭资源”也充分利用起来了。在其一手操办下，她的弟媳、弟媳的妹妹甚至员工的岳母等等，都“粉墨登场”了。
在儿童中心与北京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合作业务的往来过程中，赵顺义利用手中掌握审批大权的机会，于2000年10月至2005年4月，收受该公司的好处费18.8万元。赵顺义知道受贿罪是重罪，她也不愿意抛头露面地增加危险，于是就找到自己手下的心腹袁某以他岳母的名义让公司每月往银行卡里存入3000元，共计28笔8.4万元；之后又让公司以赵顺义弟媳李某名义每月存入4000元，共计25笔10万元。
通过借用家人和亲信之手，赵顺义受贿了28.4万元，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以上述的方式“委婉”地弄到了自己手里。赵顺义觉得这样比较安全，可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办案人员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这些钱虽然被赵顺义几番伪装已经“面目全非”，但还是被办案人员像抽丝一样，一根一根被抽了出来，最终揪出了赵顺义这只“巨蠹”。
警示教育，情暖花房
“一把手”成了蛀虫，对赵顺义所在的整个部门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在对赵顺义实施强制措施之后，为了教育和挽救更多的干部，第一分院领导认为很有必要利用这次查处赵顺义的机会，给大家来一次“思想整风运动”。
结合本次办案过程中的一些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办案组办案人员给中国儿童中心处级以上干部召开了一次全体普法会。在会上，办案组组长黄招娣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法无情，人有情。赵顺义的落马有体制原因，更有思想上的原因，那就是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以为国家的钱，只要有机会拿，不拿就白不拿，存在着强烈的侥幸心理。这是长期忽视党员思想政治和法制观念教育造成的必然结果。希望有问题的人员主动坦白问题，检察机关将在法律许可的范围给予大家最大的宽限。但是人有情，法无情，如果相关涉嫌犯罪人员不积极配合检察机关查案，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虽然我们是讲人情的，但是对于触犯了法律的人，我们必须依法办案，不徇私情！”这番掷地有声的话，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会后，不少干部群众采取不同方式向办案组反映相关情况，为案件的深挖提供了各种很有价值的线索。
会议开完后的第二天一大早，有中国儿童中心的职工和退休干部自发地给办案人员送来了锦旗和横匾，表达对检察机关查办赵顺义涉嫌犯罪案件的支持。看到自己的艰苦工作得到了儿童中心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支持和承认，面对此情此景，在场的办案人员再也忍不住了，他们的眼圈红了。
“5·08”大案虽成功告破了，但是办案人员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相反他们感到了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更感到了一种后怕。如果不是那些有觉悟的党员不顾个人安危的一直举报和反映情况，如果不是借着检察机关果断出击，赵顺义“一手遮天”要到几时？国家的财产又将被吞噬掉多少？如果都是要靠检察院的全力以赴才能打击腐败,检察院办案人员浑身是铁又能碾碎几根钉？所有的这些疑问都需要我们尽快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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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曹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