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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海经·海经》蕴含着多种深层结构，其中“生育伦理”尤为突出。本文以《海经》为据，运用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结构主义方法，从自然与文化、神族与部族、诞生与复活等三个层面构建我国上古神话，并诉诸它们最终的“归一”来反映出《海经》背后的生育伦理。
【关键词】《海经》 生育伦理 二元对立结构 三归一
《山海经》乃我国先秦古籍，全书分为《山经》五卷和《海经》十三卷（本文将《大荒经》纳入后者），因其保存大量“荒唐无稽”的上古神话传说，千百年来皆被视为一本奇书。实际上，从这些先民口耳相传的记述中，我们理应更进一步去挖掘其独特的伦理价值。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各民族的神话都隐藏着一种深层结构，它既是原始人“思维构成原则”的滥觞，同时也重构起现代人的无意识心理机制。对于《海经》，笔者以为它不愧为一面有繁衍思维之明镜，涵括并透射出莫大之生育意义，犹《周易·条辞传》所载——“天地之大德曰生”。
一.自然与文化
《海经》共计四次描摹一种奇美、令人向往的乌托邦，譬如“凤皇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从也”（《海外西经》）的沃野、“百谷自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兽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海内经》）的都广之野，以及《大荒南经》中衣食自有的臷民国。于后人而言实为荒唐，但问题是，先民为何不厌其烦地图绘其存在呢？答案乃一“自”字，即所谓“原始人的大量神话，就是人类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把自然和文化两大因素既对立又统一的经验总结”1。令人抱憾的是，现代人的驯化思维早已完全把“自然”和“文化”耸峙成两座对望的悬崖，中间横隔巨大深渊：自然以孤立化成，人类活动所生的方为文化。实质上，在先民的生育伦理观念中，万物生化皆不可刻意造就。这种“自”更是原始宗教流派之源，即个体在自然中脱胎而出，而后与自然共享文化，最终连同文化融归自然，这循环链条背后乃“自化”这一无形力量。当然，如果把自然仅仅理解为静止、外显的客体存在物，那么灵兽神话的深层结构就被忽略了。上古反复塑造的人兽合体形象，似乎在暗示某种特殊联结。《海经》里有一女子跪倚着桑树吐丝，这是一个极具启发意义的片段。这女子就是后来《搜神记·女化蚕》所记载的蚕神，她与马皮合二为一，永远扯不掉。于是，在自然/文化二元对立的大结构下，亦可分析出以下矛盾关系：父为其爱女杀马，人马相冲，生育阻断/白马皮包住女儿，蚕马吐丝，生生不息。列维·施特劳斯曾经很疑惑，先民把能和百兽通感之人予以推崇，现代人已遗失这种能力，而讽刺的是，他们不仅揶揄先民，还奔走欢呼人类地位提高了。《海经》的生育伦理结构正因此，把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世代面前：如何生长、如何发育、如何分辨自然（物生）和文化（两性生）的不同？
二.神族与部族
《海经》的叙事语境是值得关注的一点，特别是在神族和部族关系的处置上。由于我国上古强调天地应化，一般不孤立谈及神谱，突兀地出现部落族系介绍更为少见。换言之，上述两者不是割裂开来的，介绍神族，最主要作用在于引出部族“生”“育”之神圣性；帝神、先祖两个平面的相交，部落的历史真实性，显然亦异于印度婆罗门教和希腊神话。那么，关于神族和部族的二元结构，先民是如何对立又统一起来的呢？其一，概述部落的生成。“西南有巴国。大昊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海内经》），大昊就是三皇之首的太昊伏羲。这样的叙事语境也影响了后世著作，譬如玄鸟蛋被吃后生下了契，他就是商人始祖，所以《诗经·商颂·玄鸟》便载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其二，追溯姓氏的流变。《海内经》里说“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伯夷即帝颛顼的老师，而氐羌便是商周时期古老的少数民族。
当然，单靠口耳相传来缓和这种二元结构的矛盾，难免会陷入不被信服的窘境。换言之，亟需一场可视化的证据，让上述和谐关系凝固在后嗣的经验当中，而首先就是部族有通神之人，再者要具备通神的仪式或工具。最有代表性的是《海外西经》的一段：“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神巫们能借助灵山，积极扮演中间角色，去填补神族、部族两者出现的断层，与此同时，生育伦理的雏种也成形于无意识当中。然而，问题似乎还得不到有效解决：即使巫术确实不可或缺，批判者还是能抓住它的“阿基里斯之踵”，甚至否定其历史价值，“它们是人类无成果的首创精神、白费劳力、历经挫折的希望的丰碑……更多地具有悲剧的性质而不是笑剧”2。笔者以为，这种观点绝非简单的巫术驳斥论，几乎可以说，它把持有原始伦理观的先民逼上绝境。《海经》中对巫医同业的描述层出不穷，暗示育人和救人合二为一。此外，巫师作为部落生育规范的引导者或榜样，尽其一生诉诸筮占、傩舞、巫术、祈祷、咒语等仪式，一方面借神族的伦理关系昭示部族，诸如默认乱伦、追求多子多福；另一方面，有效防控神族所错犯的灾情，像地震、旱灾洪水等等，指引人们更好地繁衍生息。它们同样没有解构二元对立结构，反而巧妙糅合为生育伦理，岂是所谓“生产力低下”能贬斥？
三.诞生与复活
列维·斯特劳斯为了解释“神话思维总是从对立的意识出发，朝着对立的解决而前进”3，他采用了古希腊俄狄普斯王的著名神话，来阐述人是如何诞生的这一命题。质言之，人类要么生于土地，要么生于两性交媾。不过依笔者看，仅仅在“生”的阈限内说明其二元对立结构仍然不够，还需把矛盾延扩至生、死两类，方能更好地进入《海经》生育伦理的语境里。首先，书中“诞生”形式是多样、充满奇幻思维的。《大荒东经》提到一个司幽国，此国男不娶女不嫁，但并不妨碍生育孩子繁衍后代，何也？答案是，男女双向只要靠感觉意念便可通气受孕。现在，我们把男、女、受孕三个结构打散，并分别设为A、B、C，改变A类，会有“鲧腹生禹”的父生子模式；改变B类，就像沐浴在黄池里就可以怀孕的女子国；而对于生育方式的C类，则变成“其民皆生卵”，或者踏巨人足迹感化而生……这些现象的深层结构就体现在，先民极有可能认为两性交媾是低级的。他们并不满足从两性（施特劳斯认为其属于“文化”）中寻找人类繁衍的依据，而是基于万物一体的理念上，设想生命起源的种种可能，甚至拔伸至宗教哲学高度。其次，《海经》中“死”的命题也经常被抽取出来，作为所谓“人类对生命的各种追寻与探索建立在认识死亡的基础上”4的凭证。不过，本文决定着眼于“复活”，主要缘于此词的特殊性——它本身就含有死、生二元对立关系——蕴含原始人的思维构成原则。虽然书中有不少复活神话，但若说最有意思的，当数“鱼妇”故事：“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大荒西经》）。颛顼是靠“化生”方式复活的，这里有两点值得探讨，为什么要等到北风刮来？此乃其一；其二是时机问题，为什么要选择蛇变鱼之际，化成半枯的鱼苏醒？很多人均采取冷漠、浅尝辄止的态度，实为不可取，因为对于上述二问的解答，直接决定了本文对《山海经·海经》生育伦理的“三位一体”归纳。
四.“三归一”架构
若加以留意，会发现整部《山海经》只出现过一处口头言语，即黄帝对旱精女魃所谓“神北行！”再对多部《北经》中“无启之国”、“无继子”、“烛龙”以及“禹杀相柳”等描述的比较研究，笔者以为“北”向实质上寓藏着谨慎、弱化的生育观，即繁衍现象不足。如果说“自然/文化”是主客体复杂对换关系的外化，“神族/部族”缘于对空间、横截面之剖析，则从时间、纵向上考虑得到的便是“诞生/复活”。于是，先民诉诸线性思维，努力在四大方位的叙事语境下，以及时空、横纵之联结中，使其仍与生育伦理藕断丝连。譬如，古老的鲛人传说就有可能源发于“陵鱼人面，手足，鱼身，在海中”（《海内北经》）这一片段。鉴于此，既然颛顼的化身是鱼妇，自然与北风有关系。故而，针对“蛇乃化为鱼”，同样也极具话语蕴藉，亦即上文所提到的第一层面：推崇自然，也可以诉诸图腾文化。中华民族的初祖是伏羲和女娲，这对兄妹皆为半蛇半人形象，由图腾“蛇”繁衍下来的，便是龙人。最后，颛顼无疑代表了“神族”这一结构，但鱼妇神话是否也深埋“部族”的密码？毋庸置疑，答案就在那一句“有鱼偏枯”中。我们亟需突破认识惯性去对“鱼”进行意象建构，换言之，它本质乃一象征物，直接暗示了先民生存于水域环境中，而这也恰恰回应了“海经”之名。至此，在二元对立分解后，鱼妇神话终于完成对生育伦理“三归一”的架构。
【参考文献】
[1]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86-787.
[2]J.G.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
[3]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二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4]吕先琼.《山海经》神怪形象的生命意识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3.
【关键词】《海经》 生育伦理 二元对立结构 三归一
《山海经》乃我国先秦古籍，全书分为《山经》五卷和《海经》十三卷（本文将《大荒经》纳入后者），因其保存大量“荒唐无稽”的上古神话传说，千百年来皆被视为一本奇书。实际上，从这些先民口耳相传的记述中，我们理应更进一步去挖掘其独特的伦理价值。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各民族的神话都隐藏着一种深层结构，它既是原始人“思维构成原则”的滥觞，同时也重构起现代人的无意识心理机制。对于《海经》，笔者以为它不愧为一面有繁衍思维之明镜，涵括并透射出莫大之生育意义，犹《周易·条辞传》所载——“天地之大德曰生”。
一.自然与文化
《海经》共计四次描摹一种奇美、令人向往的乌托邦，譬如“凤皇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从也”（《海外西经》）的沃野、“百谷自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兽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海内经》）的都广之野，以及《大荒南经》中衣食自有的臷民国。于后人而言实为荒唐，但问题是，先民为何不厌其烦地图绘其存在呢？答案乃一“自”字，即所谓“原始人的大量神话，就是人类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把自然和文化两大因素既对立又统一的经验总结”1。令人抱憾的是，现代人的驯化思维早已完全把“自然”和“文化”耸峙成两座对望的悬崖，中间横隔巨大深渊：自然以孤立化成，人类活动所生的方为文化。实质上，在先民的生育伦理观念中，万物生化皆不可刻意造就。这种“自”更是原始宗教流派之源，即个体在自然中脱胎而出，而后与自然共享文化，最终连同文化融归自然，这循环链条背后乃“自化”这一无形力量。当然，如果把自然仅仅理解为静止、外显的客体存在物，那么灵兽神话的深层结构就被忽略了。上古反复塑造的人兽合体形象，似乎在暗示某种特殊联结。《海经》里有一女子跪倚着桑树吐丝，这是一个极具启发意义的片段。这女子就是后来《搜神记·女化蚕》所记载的蚕神，她与马皮合二为一，永远扯不掉。于是，在自然/文化二元对立的大结构下，亦可分析出以下矛盾关系：父为其爱女杀马，人马相冲，生育阻断/白马皮包住女儿，蚕马吐丝，生生不息。列维·施特劳斯曾经很疑惑，先民把能和百兽通感之人予以推崇，现代人已遗失这种能力，而讽刺的是，他们不仅揶揄先民，还奔走欢呼人类地位提高了。《海经》的生育伦理结构正因此，把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世代面前：如何生长、如何发育、如何分辨自然（物生）和文化（两性生）的不同？
二.神族与部族
《海经》的叙事语境是值得关注的一点，特别是在神族和部族关系的处置上。由于我国上古强调天地应化，一般不孤立谈及神谱，突兀地出现部落族系介绍更为少见。换言之，上述两者不是割裂开来的，介绍神族，最主要作用在于引出部族“生”“育”之神圣性；帝神、先祖两个平面的相交，部落的历史真实性，显然亦异于印度婆罗门教和希腊神话。那么，关于神族和部族的二元结构，先民是如何对立又统一起来的呢？其一，概述部落的生成。“西南有巴国。大昊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海内经》），大昊就是三皇之首的太昊伏羲。这样的叙事语境也影响了后世著作，譬如玄鸟蛋被吃后生下了契，他就是商人始祖，所以《诗经·商颂·玄鸟》便载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其二，追溯姓氏的流变。《海内经》里说“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伯夷即帝颛顼的老师，而氐羌便是商周时期古老的少数民族。
当然，单靠口耳相传来缓和这种二元结构的矛盾，难免会陷入不被信服的窘境。换言之，亟需一场可视化的证据，让上述和谐关系凝固在后嗣的经验当中，而首先就是部族有通神之人，再者要具备通神的仪式或工具。最有代表性的是《海外西经》的一段：“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神巫们能借助灵山，积极扮演中间角色，去填补神族、部族两者出现的断层，与此同时，生育伦理的雏种也成形于无意识当中。然而，问题似乎还得不到有效解决：即使巫术确实不可或缺，批判者还是能抓住它的“阿基里斯之踵”，甚至否定其历史价值，“它们是人类无成果的首创精神、白费劳力、历经挫折的希望的丰碑……更多地具有悲剧的性质而不是笑剧”2。笔者以为，这种观点绝非简单的巫术驳斥论，几乎可以说，它把持有原始伦理观的先民逼上绝境。《海经》中对巫医同业的描述层出不穷，暗示育人和救人合二为一。此外，巫师作为部落生育规范的引导者或榜样，尽其一生诉诸筮占、傩舞、巫术、祈祷、咒语等仪式，一方面借神族的伦理关系昭示部族，诸如默认乱伦、追求多子多福；另一方面，有效防控神族所错犯的灾情，像地震、旱灾洪水等等，指引人们更好地繁衍生息。它们同样没有解构二元对立结构，反而巧妙糅合为生育伦理，岂是所谓“生产力低下”能贬斥？
三.诞生与复活
列维·斯特劳斯为了解释“神话思维总是从对立的意识出发，朝着对立的解决而前进”3，他采用了古希腊俄狄普斯王的著名神话，来阐述人是如何诞生的这一命题。质言之，人类要么生于土地，要么生于两性交媾。不过依笔者看，仅仅在“生”的阈限内说明其二元对立结构仍然不够，还需把矛盾延扩至生、死两类，方能更好地进入《海经》生育伦理的语境里。首先，书中“诞生”形式是多样、充满奇幻思维的。《大荒东经》提到一个司幽国，此国男不娶女不嫁，但并不妨碍生育孩子繁衍后代，何也？答案是，男女双向只要靠感觉意念便可通气受孕。现在，我们把男、女、受孕三个结构打散，并分别设为A、B、C，改变A类，会有“鲧腹生禹”的父生子模式；改变B类，就像沐浴在黄池里就可以怀孕的女子国；而对于生育方式的C类，则变成“其民皆生卵”，或者踏巨人足迹感化而生……这些现象的深层结构就体现在，先民极有可能认为两性交媾是低级的。他们并不满足从两性（施特劳斯认为其属于“文化”）中寻找人类繁衍的依据，而是基于万物一体的理念上，设想生命起源的种种可能，甚至拔伸至宗教哲学高度。其次，《海经》中“死”的命题也经常被抽取出来，作为所谓“人类对生命的各种追寻与探索建立在认识死亡的基础上”4的凭证。不过，本文决定着眼于“复活”，主要缘于此词的特殊性——它本身就含有死、生二元对立关系——蕴含原始人的思维构成原则。虽然书中有不少复活神话，但若说最有意思的，当数“鱼妇”故事：“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大荒西经》）。颛顼是靠“化生”方式复活的，这里有两点值得探讨，为什么要等到北风刮来？此乃其一；其二是时机问题，为什么要选择蛇变鱼之际，化成半枯的鱼苏醒？很多人均采取冷漠、浅尝辄止的态度，实为不可取，因为对于上述二问的解答，直接决定了本文对《山海经·海经》生育伦理的“三位一体”归纳。
四.“三归一”架构
若加以留意，会发现整部《山海经》只出现过一处口头言语，即黄帝对旱精女魃所谓“神北行！”再对多部《北经》中“无启之国”、“无继子”、“烛龙”以及“禹杀相柳”等描述的比较研究，笔者以为“北”向实质上寓藏着谨慎、弱化的生育观，即繁衍现象不足。如果说“自然/文化”是主客体复杂对换关系的外化，“神族/部族”缘于对空间、横截面之剖析，则从时间、纵向上考虑得到的便是“诞生/复活”。于是，先民诉诸线性思维，努力在四大方位的叙事语境下，以及时空、横纵之联结中，使其仍与生育伦理藕断丝连。譬如，古老的鲛人传说就有可能源发于“陵鱼人面，手足，鱼身，在海中”（《海内北经》）这一片段。鉴于此，既然颛顼的化身是鱼妇，自然与北风有关系。故而，针对“蛇乃化为鱼”，同样也极具话语蕴藉，亦即上文所提到的第一层面：推崇自然，也可以诉诸图腾文化。中华民族的初祖是伏羲和女娲，这对兄妹皆为半蛇半人形象，由图腾“蛇”繁衍下来的，便是龙人。最后，颛顼无疑代表了“神族”这一结构，但鱼妇神话是否也深埋“部族”的密码？毋庸置疑，答案就在那一句“有鱼偏枯”中。我们亟需突破认识惯性去对“鱼”进行意象建构，换言之，它本质乃一象征物，直接暗示了先民生存于水域环境中，而这也恰恰回应了“海经”之名。至此，在二元对立分解后，鱼妇神话终于完成对生育伦理“三归一”的架构。
【参考文献】
[1]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86-787.
[2]J.G.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
[3]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二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4]吕先琼.《山海经》神怪形象的生命意识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