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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礼崩乐坏的时代，《管子》主张“道法”的法治思想，实行依法治国，帮助齐国实现了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它的法治思想丰富而系统，充满辩证的管理智慧和公正务实的法治精神，对于现代法制建设有着许多启迪。例如：
一、法天合道
法，是人们的行为准则、规范，使人民按照固定的规格和程式作为，“法度者，万民之仪表也。”（《管子·形势解篇》，本文后面的引文只注篇名）有了法，人民的行为就能保持稳定性和统一性，君主也就有了统一的标准来治国理民。因此，《管子》提出“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任法》），将法视为君主治理天下的最高准则、制胜法宝。为什么实行依法治国而不是其他治国方式？因为“道”是万物的本质和根本规律，具有至高无上性，而“法”的本源正在于“道”，这为法治作了合理性论证。
《心术上》说“……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道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戮禁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礼、义、理、权、法都源于道，是“道”在社会人事中的具体表现形式，都是管理社会人事的准则。正是因为源于道，只有以“道”作为基本原则，国家的法和国君的统治才有理性、正当性。
无论是法律条令还是赏罚法则，君主都必须审慎地确立，“宪律制度必法道理” （《任法》），不能单凭君主个人的意志来立法，应当依道立法。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1、法令要顺人性，得民心。《形势解》说“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则主尊显”，君主设立的法令合于民心，人民才会乐于服从它，君主才享有尊贵的地位。单靠刑罚不足以使人民真正害伯，仅凭杀戮不足以使人民心悦诚服。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所以法令合于民心就是要符合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人民的生存。《形势解》说“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政令若要通行无阻，就必须做到为民兴利除害。2、法令要符合国情。君主立法要先了解国政，观察民俗，明确得失之所在，方能制定相适应的法，“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这样的法令方具有社会意义，有利于政治实践中通行，“法可立而治可行”。（《正世》）3、法令要合时宜，因时而变。圣明的君主立禁设赏，有轻重薄厚之分，但是共同的原则在于所立的法制与时俱进。《正世》曰：“故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
二、公正无私
公正、公平的客观原则是法的本质，法治作为与人治相对立的管理观，其明显的优势就在于排除了人治的随意性，保证管理行为的公正性、合理性、稳定性。《形势解》说“行天道,出公理”，天道是公正的，这决定了执法必须以公。《禁藏》“夫公之所加,罪虽重下无怨气;私之所加,赏虽多士不为欢。行法不道,众民不能顺;举措不当,众民不能成。”想要人民没有怨言，心平气和地接受法制，必须做到“法天合德, 象地无亲, 日月之明无私。”(《版法解》) ，执法以公，不分亲疏远近。必须排除主观臆断，“陈义设法,断事以理”。一切以实际情形仔细审断，不因个人私利、私情影响到法制的公平性。若执法者执法不公，是不可能实现法治的，“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则听治不公;听治不公则治不尽理。”(《版法解》)如果执法者滥用职权为自己行私惠，只会助长奸邪，“舍公法而行私惠，则是利奸邪而长暴乱也”（《明法解》）。只有公平公正地执法才能让全体上下发自内心地接受法治，天下才能归顺于君主。“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是以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以听于上。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任法》)
三、严宽适度
人的本性都是“就利而避害也”（《明法解》），想要推广法制，导民守法，就要善于利用人民对爵禄的喜好和对刑罚的躲避心理，立爵禄来鼓励人民，立刑罚来镇慑人民。《版法》说“杀僇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执行杀戮一定说到做到，民众就会畏惧，法令就不必一再重申。只有坚决信实地实行赏罚才能臣民遵守法度，“赏罚必则下服度。”（《七臣七主》）但是这还牵涉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如何进行赏罚？《七法》说“驱众移民，不知决塞不可”，“决塞”就是“予夺也，险易也，利害也，难易也，开闭也，杀生也”，就是说要掌握辩证的方法来治国治民。依法治国同样如此，赏罚要掌握好力度和分寸，严宽有度。一方面，君主不能轻易地饶恕人的犯罪行为，“罚罪有过以惩之，杀戮犯禁以振之”（《版法解》），一定要用杀戮等刑罚进行惩治，“凡民者，莫不恶罚而畏罪。是以人君严教以示之，明刑罚以致之。”君主实行刑罚并不是因为喜欢杀戮，最终目的是要为了兴利除害。《禁藏》说“于下无诛者，必诛者也”坚，持有罪必罚，才能最终使所有百姓都不受刑罚，因为人们害怕刑罚带来的痛楚，如果君主做到该罚的绝不赦免，那么百姓就不敢犯罪，没有了罪行自然也就没有了诛杀。暴力只是实现法治的手段，而非目的，所以不能过于严苛地惩罚。《七臣七主》说“严诛无赦，臣下振恐，不知所措……”,太严厉的惩治会让人民不知所为，最终导致“法数日衰而国失固”，国家失去法治和稳定。当然，赏赐也不能太丰厚。“丰赏厚赐以竭藏，赦奸纵过以伤法”，行赏丰厚而纵容人民犯错，是“惠主”治民，这会让国家财富迅速流失而法制不立，从而“奸门闿”， 必然奸邪丛生，盛行于国。因此，无论是赏还是罚，都不能过度。《小匡》“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宽而不凌” ，行法令而不苛刻，精简刑罚而不妄赦罪人，官吏宽厚却也不拖拉，才能实现法度的作用，人民和乐，天下得治。正如《八观》所说“置法出令，临众用民，计其威严、宽惠行于其民与不行其民，而兴废之国可知也”，法令畅行，赏罚得当，国家法治和兴盛自然就会实现了。
四、示范教育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无论君主或群臣、上层或下层、贵者或贱者，都必须遵守的。“法令者,君民之所共守也”（《七臣七主》），上下一致的守法要求不仅符合法律公正公平的本质要求，也是法治兴盛的重要前提，因为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对臣民有直接影响。《牧民》说：“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要使臣民走正道，关键在于君王的身教示范作用。《法法》则说:“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有道之君懂得端正自我，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来引导人民遵守法制。《管子》道法观中强调“道”的知识与运用是专指国君一人的，只有有“德”的国君方能知其“道”。“自治”、“自正”是对国君的道德要求，守法导民是圣明之君的道德体现。这说明实行法治绝对不能忽视道德的感化作用。《法法篇》更明确地指出：“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管理者应当重视自我道德意识的加强，并且完善个人道德品质，才能树立起良好的行为规范。“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莅民”（《君臣》），只有重道崇理，品行端正的国君才能够做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感化人民去自觉地遵守法律制度，也为群臣创建公平公正的执法环境，让法制真正发挥出作用。
（作者简介：黄丽娜（1986-）女，第二军医大学人文社科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周碧晴（1951-）男，江苏阜宁人，第二军医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教授，硕士生导师。）
一、法天合道
法，是人们的行为准则、规范，使人民按照固定的规格和程式作为，“法度者，万民之仪表也。”（《管子·形势解篇》，本文后面的引文只注篇名）有了法，人民的行为就能保持稳定性和统一性，君主也就有了统一的标准来治国理民。因此，《管子》提出“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任法》），将法视为君主治理天下的最高准则、制胜法宝。为什么实行依法治国而不是其他治国方式？因为“道”是万物的本质和根本规律，具有至高无上性，而“法”的本源正在于“道”，这为法治作了合理性论证。
《心术上》说“……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道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戮禁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礼、义、理、权、法都源于道，是“道”在社会人事中的具体表现形式，都是管理社会人事的准则。正是因为源于道，只有以“道”作为基本原则，国家的法和国君的统治才有理性、正当性。
无论是法律条令还是赏罚法则，君主都必须审慎地确立，“宪律制度必法道理” （《任法》），不能单凭君主个人的意志来立法，应当依道立法。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1、法令要顺人性，得民心。《形势解》说“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则主尊显”，君主设立的法令合于民心，人民才会乐于服从它，君主才享有尊贵的地位。单靠刑罚不足以使人民真正害伯，仅凭杀戮不足以使人民心悦诚服。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所以法令合于民心就是要符合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人民的生存。《形势解》说“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政令若要通行无阻，就必须做到为民兴利除害。2、法令要符合国情。君主立法要先了解国政，观察民俗，明确得失之所在，方能制定相适应的法，“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这样的法令方具有社会意义，有利于政治实践中通行，“法可立而治可行”。（《正世》）3、法令要合时宜，因时而变。圣明的君主立禁设赏，有轻重薄厚之分，但是共同的原则在于所立的法制与时俱进。《正世》曰：“故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
二、公正无私
公正、公平的客观原则是法的本质，法治作为与人治相对立的管理观，其明显的优势就在于排除了人治的随意性，保证管理行为的公正性、合理性、稳定性。《形势解》说“行天道,出公理”，天道是公正的，这决定了执法必须以公。《禁藏》“夫公之所加,罪虽重下无怨气;私之所加,赏虽多士不为欢。行法不道,众民不能顺;举措不当,众民不能成。”想要人民没有怨言，心平气和地接受法制，必须做到“法天合德, 象地无亲, 日月之明无私。”(《版法解》) ，执法以公，不分亲疏远近。必须排除主观臆断，“陈义设法,断事以理”。一切以实际情形仔细审断，不因个人私利、私情影响到法制的公平性。若执法者执法不公，是不可能实现法治的，“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则听治不公;听治不公则治不尽理。”(《版法解》)如果执法者滥用职权为自己行私惠，只会助长奸邪，“舍公法而行私惠，则是利奸邪而长暴乱也”（《明法解》）。只有公平公正地执法才能让全体上下发自内心地接受法治，天下才能归顺于君主。“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是以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以听于上。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任法》)
三、严宽适度
人的本性都是“就利而避害也”（《明法解》），想要推广法制，导民守法，就要善于利用人民对爵禄的喜好和对刑罚的躲避心理，立爵禄来鼓励人民，立刑罚来镇慑人民。《版法》说“杀僇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执行杀戮一定说到做到，民众就会畏惧，法令就不必一再重申。只有坚决信实地实行赏罚才能臣民遵守法度，“赏罚必则下服度。”（《七臣七主》）但是这还牵涉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如何进行赏罚？《七法》说“驱众移民，不知决塞不可”，“决塞”就是“予夺也，险易也，利害也，难易也，开闭也，杀生也”，就是说要掌握辩证的方法来治国治民。依法治国同样如此，赏罚要掌握好力度和分寸，严宽有度。一方面，君主不能轻易地饶恕人的犯罪行为，“罚罪有过以惩之，杀戮犯禁以振之”（《版法解》），一定要用杀戮等刑罚进行惩治，“凡民者，莫不恶罚而畏罪。是以人君严教以示之，明刑罚以致之。”君主实行刑罚并不是因为喜欢杀戮，最终目的是要为了兴利除害。《禁藏》说“于下无诛者，必诛者也”坚，持有罪必罚，才能最终使所有百姓都不受刑罚，因为人们害怕刑罚带来的痛楚，如果君主做到该罚的绝不赦免，那么百姓就不敢犯罪，没有了罪行自然也就没有了诛杀。暴力只是实现法治的手段，而非目的，所以不能过于严苛地惩罚。《七臣七主》说“严诛无赦，臣下振恐，不知所措……”,太严厉的惩治会让人民不知所为，最终导致“法数日衰而国失固”，国家失去法治和稳定。当然，赏赐也不能太丰厚。“丰赏厚赐以竭藏，赦奸纵过以伤法”，行赏丰厚而纵容人民犯错，是“惠主”治民，这会让国家财富迅速流失而法制不立，从而“奸门闿”， 必然奸邪丛生，盛行于国。因此，无论是赏还是罚，都不能过度。《小匡》“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宽而不凌” ，行法令而不苛刻，精简刑罚而不妄赦罪人，官吏宽厚却也不拖拉，才能实现法度的作用，人民和乐，天下得治。正如《八观》所说“置法出令，临众用民，计其威严、宽惠行于其民与不行其民，而兴废之国可知也”，法令畅行，赏罚得当，国家法治和兴盛自然就会实现了。
四、示范教育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无论君主或群臣、上层或下层、贵者或贱者，都必须遵守的。“法令者,君民之所共守也”（《七臣七主》），上下一致的守法要求不仅符合法律公正公平的本质要求，也是法治兴盛的重要前提，因为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对臣民有直接影响。《牧民》说：“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要使臣民走正道，关键在于君王的身教示范作用。《法法》则说:“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有道之君懂得端正自我，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来引导人民遵守法制。《管子》道法观中强调“道”的知识与运用是专指国君一人的，只有有“德”的国君方能知其“道”。“自治”、“自正”是对国君的道德要求，守法导民是圣明之君的道德体现。这说明实行法治绝对不能忽视道德的感化作用。《法法篇》更明确地指出：“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管理者应当重视自我道德意识的加强，并且完善个人道德品质，才能树立起良好的行为规范。“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莅民”（《君臣》），只有重道崇理，品行端正的国君才能够做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感化人民去自觉地遵守法律制度，也为群臣创建公平公正的执法环境，让法制真正发挥出作用。
（作者简介：黄丽娜（1986-）女，第二军医大学人文社科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周碧晴（1951-）男，江苏阜宁人，第二军医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