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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就《红字》的2个中译本（1996年l2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侍桁的泽本和1998年5月译林出版社推出的姚乃强的译本）对其翻译进行比较和分析。
关键词：《红字》;文化差异;原语特色;语用意义
1 引言
《红字》这本小说是美国著名的小说家霍桑的代表作，也是一部很有声望的美国浪漫主义小说权威作品。它在中国的出版和传播至今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开放在文化界的加深和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掀起了一次外文经典译介的高潮，《红字》的复译也随之产生。笔者拟就其中2个译本从文化差异角度对其翻译进行比较和分析：1996年l2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侍桁的《红字》泽本（以下简称译文版）和1998年5月译林出版社推出的姚乃强的《红字》译本（以下简称译林版）。
2 试从文化差异角度对比《红字》两译本的翻译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说过：“归根到底，翻译中的大部分问题都起源于两种语言差异而造成的障碍。”翻译中出现的最严重错误往往不是因为词语的表达不当所造成，而是因为错误的文化假设而导致的。大家知道，翻译以忠实为根本，使原语特色在译作中得以成功再现，进而才能实现翻译的根本目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和沟通，首先必须忠实于原文，这种忠实不仅仅是停留于文字层面，而是要在顾及译入语文化形态，民族心理以及接受者心理的基础上，再现原语民族文化的特色，使读者通过译作能了解到异国情调，增进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事。违反翻译忠实性的原则，欲以译入语的文化传统来替代原语文化的传统，会导致文化形象不一致而致使整体气氛失调，如此不但达不到翻译的根本目的，还会贻笑大方。笔者就以下面《红字》2译本中的例子来进行分析：
It was none the less a fact，however that in the eyes of the very man who spoke thus，the scarlet letter had the effect of the cross on a nun’s bosom.（P197）
译文版翻译：不过，事实还是一样，讲这些话的人，在他们心目中，那个红字已含有如尼姑胸前十字架的意义了（P111）
译林版翻译：不过，事实是说这样话的人，在他们的心目中，那红字具有与修女胸前挂的十字架一样的作用了。（P110）
我们大家都知道，“尼姑”是对出家修行的女佛教徒的俗称。译文版将“nun”翻译成“尼姑”，恐怕是想给译文带来—股中国味。但是，佛教文化里，尼姑胸前是不会佩戴十字架的，而是祷告用的念珠，即佛珠。而在西方基督教文化里，修女是佩戴十字架的。译文版的翻译里失去了原有的异域特色，从而破坏了形象的忠实性，把整体的文化氛围搞得不伦不类的。对比之下，译林版的“修女”则译出了“nun”的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略胜一筹。
这样的问题在文中还出现了一次。霍桑在描写海丝特虽然遭到众人歧视却仍热心帮助他人时，写道：she was self-ordained a Sister of Mercy（P195）。上海版翻译为“她是自我任命的慈善的尼姑（P110）。在l7世纪4O年代清教势力肆虐横行的英格兰，佛教恐怕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因此，翻译成“尼姑”是不符合当时社会文化传统的，应改为“修女”。此处译林版将“Sister of Mercy 译为“慈悲姐妹”（P109），也有些欠妥，因为“Sister”首字母大写时，表示“修女，尼姑”之意，而“Mercy”译为“慈悲” 又有些佛教文化的色彩。“慈悲”、“大慈大悲”、“以慈悲为怀”等是佛教文化里常见的术语，故译林版也有失去异域文化之嫌。笔者以为此处”Sister of Mercy 应译为“慈善修女”更好些。
此外，在第276页上有一个短语“no Merry Andrew，to stir up the multitude with jests”，译文版翻译为“没有使群众哄堂大笑的说相声的人”（P156）。将“Merry Andrew”翻译为“说相声的人”是有待商榷的。因为Andrew是亨利八世时的医生，后来泛指小丑、弄臣或江湖医生、侍者等逗人开心的人物形象，这个词无疑是英语民族历史的产物;而相声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一种曲艺节目，说相声的人以说、学、逗、唱为主要的艺术手段，通过诙谐的表演反映各种生活现象，讽刺假丑恶。建国后说相声的人都是人民演员或艺术家，除了继续发扬讽刺传统外，还歌颂祖国的新人新事。“说相声的人”无疑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译文版将“Merry Andrew”译为“说相声的人”，牺牲了异域文化的特色，无法再现出原文的指称和语用意义。译林版用直译加注形式，先翻译为“没有逗得大家哄堂大笑的快乐安德鲁”（P159），随后又对“安德鲁”进行了注释说明，这样既保留了异域特点，烘托出异国文化氛围，也译出了它的语用意义，此处胜于译文版的翻译。
3 结论
文化差异因素对于翻译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不同民族的语言交流，实质上也是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因此，只有重视不同民族文化的内涵，才能真正地克服翻译过程中的出现的语言障碍。经过这两个译本的对比，从对原著的理解上来看，译林版纠正了译文版的不少错误，尽管自身也略有瑕疵和疏漏，但总的来说是做到了准确、贴切。就翻译方法来说，译文版更侧重于翻译的形式，多采用直译法，但有时其翻译又与原作貌合神离，亦有硬译之嫌。而译林版则是直意译并用，并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笔法比较灵活，深得原作之“神韵”，且力求再现原作之风姿。
译文版尽管存在些许问题，但其译者侍桁先生是我国翻译《红字》的第一人，实在是功不可没。译林版后来居上，在借鉴旧译作的基础上又实现了超越和突破，生动地传达了原文的形和神，做到形神兼备，为我們树立了又一复译成功的典范。
参考文献
[1]郭建中：《文化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9。
[2]Nathaniel Hawthorne.The Scarlet Letter.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2.
作者简介：
莫锦利，性别：女，民族：布依族，出生年月：1977.12，籍贯：贵州省荔波县，工作单位：贵州中医药大学，学历：硕士研究生，职称：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关键词：《红字》;文化差异;原语特色;语用意义
1 引言
《红字》这本小说是美国著名的小说家霍桑的代表作，也是一部很有声望的美国浪漫主义小说权威作品。它在中国的出版和传播至今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开放在文化界的加深和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掀起了一次外文经典译介的高潮，《红字》的复译也随之产生。笔者拟就其中2个译本从文化差异角度对其翻译进行比较和分析：1996年l2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侍桁的《红字》泽本（以下简称译文版）和1998年5月译林出版社推出的姚乃强的《红字》译本（以下简称译林版）。
2 试从文化差异角度对比《红字》两译本的翻译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说过：“归根到底，翻译中的大部分问题都起源于两种语言差异而造成的障碍。”翻译中出现的最严重错误往往不是因为词语的表达不当所造成，而是因为错误的文化假设而导致的。大家知道，翻译以忠实为根本，使原语特色在译作中得以成功再现，进而才能实现翻译的根本目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和沟通，首先必须忠实于原文，这种忠实不仅仅是停留于文字层面，而是要在顾及译入语文化形态，民族心理以及接受者心理的基础上，再现原语民族文化的特色，使读者通过译作能了解到异国情调，增进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事。违反翻译忠实性的原则，欲以译入语的文化传统来替代原语文化的传统，会导致文化形象不一致而致使整体气氛失调，如此不但达不到翻译的根本目的，还会贻笑大方。笔者就以下面《红字》2译本中的例子来进行分析：
It was none the less a fact，however that in the eyes of the very man who spoke thus，the scarlet letter had the effect of the cross on a nun’s bosom.（P197）
译文版翻译：不过，事实还是一样，讲这些话的人，在他们心目中，那个红字已含有如尼姑胸前十字架的意义了（P111）
译林版翻译：不过，事实是说这样话的人，在他们的心目中，那红字具有与修女胸前挂的十字架一样的作用了。（P110）
我们大家都知道，“尼姑”是对出家修行的女佛教徒的俗称。译文版将“nun”翻译成“尼姑”，恐怕是想给译文带来—股中国味。但是，佛教文化里，尼姑胸前是不会佩戴十字架的，而是祷告用的念珠，即佛珠。而在西方基督教文化里，修女是佩戴十字架的。译文版的翻译里失去了原有的异域特色，从而破坏了形象的忠实性，把整体的文化氛围搞得不伦不类的。对比之下，译林版的“修女”则译出了“nun”的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略胜一筹。
这样的问题在文中还出现了一次。霍桑在描写海丝特虽然遭到众人歧视却仍热心帮助他人时，写道：she was self-ordained a Sister of Mercy（P195）。上海版翻译为“她是自我任命的慈善的尼姑（P110）。在l7世纪4O年代清教势力肆虐横行的英格兰，佛教恐怕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因此，翻译成“尼姑”是不符合当时社会文化传统的，应改为“修女”。此处译林版将“Sister of Mercy 译为“慈悲姐妹”（P109），也有些欠妥，因为“Sister”首字母大写时，表示“修女，尼姑”之意，而“Mercy”译为“慈悲” 又有些佛教文化的色彩。“慈悲”、“大慈大悲”、“以慈悲为怀”等是佛教文化里常见的术语，故译林版也有失去异域文化之嫌。笔者以为此处”Sister of Mercy 应译为“慈善修女”更好些。
此外，在第276页上有一个短语“no Merry Andrew，to stir up the multitude with jests”，译文版翻译为“没有使群众哄堂大笑的说相声的人”（P156）。将“Merry Andrew”翻译为“说相声的人”是有待商榷的。因为Andrew是亨利八世时的医生，后来泛指小丑、弄臣或江湖医生、侍者等逗人开心的人物形象，这个词无疑是英语民族历史的产物;而相声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一种曲艺节目，说相声的人以说、学、逗、唱为主要的艺术手段，通过诙谐的表演反映各种生活现象，讽刺假丑恶。建国后说相声的人都是人民演员或艺术家，除了继续发扬讽刺传统外，还歌颂祖国的新人新事。“说相声的人”无疑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译文版将“Merry Andrew”译为“说相声的人”，牺牲了异域文化的特色，无法再现出原文的指称和语用意义。译林版用直译加注形式，先翻译为“没有逗得大家哄堂大笑的快乐安德鲁”（P159），随后又对“安德鲁”进行了注释说明，这样既保留了异域特点，烘托出异国文化氛围，也译出了它的语用意义，此处胜于译文版的翻译。
3 结论
文化差异因素对于翻译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不同民族的语言交流，实质上也是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因此，只有重视不同民族文化的内涵，才能真正地克服翻译过程中的出现的语言障碍。经过这两个译本的对比，从对原著的理解上来看，译林版纠正了译文版的不少错误，尽管自身也略有瑕疵和疏漏，但总的来说是做到了准确、贴切。就翻译方法来说，译文版更侧重于翻译的形式，多采用直译法，但有时其翻译又与原作貌合神离，亦有硬译之嫌。而译林版则是直意译并用，并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笔法比较灵活，深得原作之“神韵”，且力求再现原作之风姿。
译文版尽管存在些许问题，但其译者侍桁先生是我国翻译《红字》的第一人，实在是功不可没。译林版后来居上，在借鉴旧译作的基础上又实现了超越和突破，生动地传达了原文的形和神，做到形神兼备，为我們树立了又一复译成功的典范。
参考文献
[1]郭建中：《文化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9。
[2]Nathaniel Hawthorne.The Scarlet Letter.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2.
作者简介：
莫锦利，性别：女，民族：布依族，出生年月：1977.12，籍贯：贵州省荔波县，工作单位：贵州中医药大学，学历：硕士研究生，职称：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