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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们的批评、指正并不少，面色难看、恶声恶气的当众训斥当不止一次两次，罚站练坐亦偶有为之。每每如此，我自己都十分不安，担心如此会伤了孩子们的心，怨其师而远其道。可每年的评教评学，我仍忝列孩子们最喜欢的老师之列……”
这是我从徐莉的新作《没有指责和羞辱的教育》的“自序”中摘录的一段话。在收到熟悉的朋友赠与的著作时，我常常会从他们的文字中抽取一段最触动我的话，一个人躲进房间，闭上眼睛，聚精会神地体味它。有时候，这段话来自“后记”；有时候，这段话来自“自序”。假如“后记”和“自序”里都没有让我触动的话，我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读也罢。
作为大学老师，我有一种好奇，那就是，今天的小学老师是怎样对待那么多的孩子的。常常被人问起：“如果让您去做小学老师，您乐意吗？”我的回答常常是：“我愿意，但未必乐意。”有人告诉我，某个学院的院长说，他的工资还不如在小学做老师的妻子。很多人可能不相信，我便告诉他们，这是真的。中小学老师是财政“全额”发放，一步到位；大学教师却不得不到处“想办法”才能维持生计。
我未必乐意去中小学做老师，因为我怕做不了，更别说做好。因此，我对中小学老师总怀有一种敬意，我知道自己不容易，但我觉得他们更不容易。
徐莉的新书一开始展示的便是“教不好的学生”：他把口水和嚼过的饭菜吐到老师的脸上；他频繁地与同学发生冲突，基本上全班同学没有不被他伤害过的；家长联合起来要求校长让他“转班”，可是没有哪个班是愿意接收他的。
书中还提到一个学生，经常在班上说“我要跳楼”，老师都及时地去拉住他，甚至连哄带骗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家长说，这孩子在家里也这样，每次遇到不如意的事就以“跳楼”来要挟父母。你说，做老师容易吗？学生说“跳楼”，你能不去劝阻？你若去劝阻，你能顾得过来吗？
曾看到一条微博：前两天看到外甥的学校给家长发的一张表，上面问：“家长是否同意孩子参加学校组织的户外或较剧烈的肢体活动？”下面有体育课、课间操、运动会、春游四个项目，让家长签署是否同意。微博的作者说：“我很奇怪，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开设体育课、课间操不是学校的责任吗？签了这个，孩子在学校运动受伤，学校就能免责了？”
其实，面对诸多问题，很多时候，老师们确实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处理。很多时候都感到无奈，或者只能拿出一些“没办法的办法”。无奈和无助的老师说：“走进校园的时候，我非常害怕，走进教室之前，我就开始紧张，我不知道今天会怎样，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让我难以面对和应付的事。”即便是能够“控制局面”的老师也矛盾重重：“我用了很多有违规范的方法，这些做法不可以告诉你，因为你一定会反对。如果让我严格遵守规范，我连一节课都没法上下去。班上还有四十多个孩子，他们的父母、学校都向我要教学进度和质量。”
徐莉说：“我曾看到一个特殊学生的母亲应学校的要求站在儿子的教室之外，如果儿子出状况随时领回家。她有自己的工作，面对诧异的目光会迅速地低下头。她用令人难过的平静语气说，孩子多次带伤回家，想到孩子终究需要更好的社会适应力，需要遵守一些基本的规则，再由自己的艰辛推及教师的不容易，只要不太过分，她将继续默许暴力的存在。”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2009年秋，徐莉的女儿入学了。女儿的一天这样度过：从早上8：30到下午5：30，长达9小时的集体生活。其中，只有1.5小时的相对自由的时间——可以在教室和走廊玩耍，不能离开规定的活动区域，不能疯跑。在漫长的另外7.5小时的时间里，教师们轮番上阵，一个刚满6岁的孩子，被置于高度紧张的课程（跑道）之中，她要遵守纪律、要专注、要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
在那1.5小时的时间里，女儿要拨出相当多的部分用于准备下节课要用到的书本、学具，排队上厕所、喝水，最后才是同学之间的交往和游戏。有时候还会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去订正作业，被罚在教室里静坐。时间不够怎么办？女儿的选择是“忘记喝水”，因为“放弃这一项不触犯任何人”。
“整天不喝水怎么行？你不能太贪玩！”徐莉忍不住训斥，心里却满是叹息——女儿已经被放进了一条“高效”的流水线！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计算着绩效，学校年复一年地计算着学生的及格率、优秀率、各类竞赛的获奖率，教师主动或被动地精心设计着课堂上的每一分钟……
徐莉没有回避问题，而是主动地面对问题，理性地分析问题，努力尝试着解决问题。她所面对的，也是所有老师都面对的：学生特殊、家庭教育不当、学校追求整齐划一、拒绝考虑差异、教师局限于学科界限、权力的滥用和误用。
作为老师，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要真诚地面对问题，因为问题比答案更有力量；要做一个用心的人，因为你只能看到你想看到的；要确定你的“价值格序”，因为这样才能帮助你在两难情境中做出明智的选择，做你值得做的事，指向教育和孩子的改善，帮助孩子迈向自由……
在谈到“我的价值格序”时，徐莉说：“人的自觉自主在前，只要不妨碍、伤害别人，即便是儿童也有权利为自己做出选择，并承担相应的后果，教师可以引导说服，但不必事事强制压服，太多的强制只会令孩子产生更多的行为问题。”
小学阶段的儿童在体力、自我意识上与成年人悬殊巨大，当威权和暴力可以迅速解决眼前的问题时，教师难以抵挡使用威权和暴力的诱惑。教师带着自己的偏好，简单地将外在的标准强加给学生，谁心慈手软，谁就将面对和承受巨大的课堂管理及组织压力。在这样的教育生态中，作为教师的成年人日益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和底线，儿童依赖教师随性的表扬和批评长大，成年人计较着儿童是否表现出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却让儿童生活在过度的恐惧和紧张之中。
这让我想起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的一些话，他说：“什么地方计划和知识独断专行，对精神价值大张挞伐，那么这些计划和知识就必然会变成自身目的，教育就将变成训练机器人，而人变成单功能的计算之人，在仅仅维持生命力的状况中人可能会萎缩而无法看见超越之境。”雅斯贝尔斯还说：“教育帮助个人自由地成为他自己，而非强求一律。教育诉诸自由，而不是人类学上的自然事实，教育以从自由中不断获得的东西为其内容。如果教育变成了权威，那它就失败了。”“教育的目的在于让自己清楚当下的教育本质和自己的意志，除此之外，是找不到教育的宗旨的。”
怪不得徐莉说：“站在孩子这一边。”“对于我而言，确是因着生养、教育自己的孩子，又因着教育一个又一个儿童，一次次感受、经历人的初心与天性的力量，儿童的天真童趣照见我的自私、专制、骄傲，羞愧之余，幸还生出更多对自己的期许。藉着这些，混沌错乱的自我得到某种程度的澄清和修复——自我修复是教师职业意外带给我的福泽。”
尽管徐莉的《没有指责和羞辱的教育》被分成三个部分：“行为问题产生的原因”“教师的角色和立场”及“品行教育的实践”，但是，在我看来，每一部分都是在分析、回答和解决问题。她的解决之道，既讲究方法和策略，更重要的，则是她的自由教育的哲学。
“教育是极其严肃的伟大事业，通过培养不断将新的一代带入人类优秀文化精神之中，让他们在完整的精神中生活、工作和交往。在这种教育中，教师个人的成就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教师不是抱着投机的态度敷衍了事，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为人的生成——一个稳定而且持续不断的工作而服务。”雅斯贝尔斯说的，正是徐莉这样的人。
这是我从徐莉的新作《没有指责和羞辱的教育》的“自序”中摘录的一段话。在收到熟悉的朋友赠与的著作时，我常常会从他们的文字中抽取一段最触动我的话，一个人躲进房间，闭上眼睛，聚精会神地体味它。有时候，这段话来自“后记”；有时候，这段话来自“自序”。假如“后记”和“自序”里都没有让我触动的话，我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读也罢。
作为大学老师，我有一种好奇，那就是，今天的小学老师是怎样对待那么多的孩子的。常常被人问起：“如果让您去做小学老师，您乐意吗？”我的回答常常是：“我愿意，但未必乐意。”有人告诉我，某个学院的院长说，他的工资还不如在小学做老师的妻子。很多人可能不相信，我便告诉他们，这是真的。中小学老师是财政“全额”发放，一步到位；大学教师却不得不到处“想办法”才能维持生计。
我未必乐意去中小学做老师，因为我怕做不了，更别说做好。因此，我对中小学老师总怀有一种敬意，我知道自己不容易，但我觉得他们更不容易。
徐莉的新书一开始展示的便是“教不好的学生”：他把口水和嚼过的饭菜吐到老师的脸上；他频繁地与同学发生冲突，基本上全班同学没有不被他伤害过的；家长联合起来要求校长让他“转班”，可是没有哪个班是愿意接收他的。
书中还提到一个学生，经常在班上说“我要跳楼”，老师都及时地去拉住他，甚至连哄带骗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家长说，这孩子在家里也这样，每次遇到不如意的事就以“跳楼”来要挟父母。你说，做老师容易吗？学生说“跳楼”，你能不去劝阻？你若去劝阻，你能顾得过来吗？
曾看到一条微博：前两天看到外甥的学校给家长发的一张表，上面问：“家长是否同意孩子参加学校组织的户外或较剧烈的肢体活动？”下面有体育课、课间操、运动会、春游四个项目，让家长签署是否同意。微博的作者说：“我很奇怪，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开设体育课、课间操不是学校的责任吗？签了这个，孩子在学校运动受伤，学校就能免责了？”
其实，面对诸多问题，很多时候，老师们确实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处理。很多时候都感到无奈，或者只能拿出一些“没办法的办法”。无奈和无助的老师说：“走进校园的时候，我非常害怕，走进教室之前，我就开始紧张，我不知道今天会怎样，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让我难以面对和应付的事。”即便是能够“控制局面”的老师也矛盾重重：“我用了很多有违规范的方法，这些做法不可以告诉你，因为你一定会反对。如果让我严格遵守规范，我连一节课都没法上下去。班上还有四十多个孩子，他们的父母、学校都向我要教学进度和质量。”
徐莉说：“我曾看到一个特殊学生的母亲应学校的要求站在儿子的教室之外，如果儿子出状况随时领回家。她有自己的工作，面对诧异的目光会迅速地低下头。她用令人难过的平静语气说，孩子多次带伤回家，想到孩子终究需要更好的社会适应力，需要遵守一些基本的规则，再由自己的艰辛推及教师的不容易，只要不太过分，她将继续默许暴力的存在。”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2009年秋，徐莉的女儿入学了。女儿的一天这样度过：从早上8：30到下午5：30，长达9小时的集体生活。其中，只有1.5小时的相对自由的时间——可以在教室和走廊玩耍，不能离开规定的活动区域，不能疯跑。在漫长的另外7.5小时的时间里，教师们轮番上阵，一个刚满6岁的孩子，被置于高度紧张的课程（跑道）之中，她要遵守纪律、要专注、要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
在那1.5小时的时间里，女儿要拨出相当多的部分用于准备下节课要用到的书本、学具，排队上厕所、喝水，最后才是同学之间的交往和游戏。有时候还会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去订正作业，被罚在教室里静坐。时间不够怎么办？女儿的选择是“忘记喝水”，因为“放弃这一项不触犯任何人”。
“整天不喝水怎么行？你不能太贪玩！”徐莉忍不住训斥，心里却满是叹息——女儿已经被放进了一条“高效”的流水线！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计算着绩效，学校年复一年地计算着学生的及格率、优秀率、各类竞赛的获奖率，教师主动或被动地精心设计着课堂上的每一分钟……
徐莉没有回避问题，而是主动地面对问题，理性地分析问题，努力尝试着解决问题。她所面对的，也是所有老师都面对的：学生特殊、家庭教育不当、学校追求整齐划一、拒绝考虑差异、教师局限于学科界限、权力的滥用和误用。
作为老师，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要真诚地面对问题，因为问题比答案更有力量；要做一个用心的人，因为你只能看到你想看到的；要确定你的“价值格序”，因为这样才能帮助你在两难情境中做出明智的选择，做你值得做的事，指向教育和孩子的改善，帮助孩子迈向自由……
在谈到“我的价值格序”时，徐莉说：“人的自觉自主在前，只要不妨碍、伤害别人，即便是儿童也有权利为自己做出选择，并承担相应的后果，教师可以引导说服，但不必事事强制压服，太多的强制只会令孩子产生更多的行为问题。”
小学阶段的儿童在体力、自我意识上与成年人悬殊巨大，当威权和暴力可以迅速解决眼前的问题时，教师难以抵挡使用威权和暴力的诱惑。教师带着自己的偏好，简单地将外在的标准强加给学生，谁心慈手软，谁就将面对和承受巨大的课堂管理及组织压力。在这样的教育生态中，作为教师的成年人日益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和底线，儿童依赖教师随性的表扬和批评长大，成年人计较着儿童是否表现出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却让儿童生活在过度的恐惧和紧张之中。
这让我想起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的一些话，他说：“什么地方计划和知识独断专行，对精神价值大张挞伐，那么这些计划和知识就必然会变成自身目的，教育就将变成训练机器人，而人变成单功能的计算之人，在仅仅维持生命力的状况中人可能会萎缩而无法看见超越之境。”雅斯贝尔斯还说：“教育帮助个人自由地成为他自己，而非强求一律。教育诉诸自由，而不是人类学上的自然事实，教育以从自由中不断获得的东西为其内容。如果教育变成了权威，那它就失败了。”“教育的目的在于让自己清楚当下的教育本质和自己的意志，除此之外，是找不到教育的宗旨的。”
怪不得徐莉说：“站在孩子这一边。”“对于我而言，确是因着生养、教育自己的孩子，又因着教育一个又一个儿童，一次次感受、经历人的初心与天性的力量，儿童的天真童趣照见我的自私、专制、骄傲，羞愧之余，幸还生出更多对自己的期许。藉着这些，混沌错乱的自我得到某种程度的澄清和修复——自我修复是教师职业意外带给我的福泽。”
尽管徐莉的《没有指责和羞辱的教育》被分成三个部分：“行为问题产生的原因”“教师的角色和立场”及“品行教育的实践”，但是，在我看来，每一部分都是在分析、回答和解决问题。她的解决之道，既讲究方法和策略，更重要的，则是她的自由教育的哲学。
“教育是极其严肃的伟大事业，通过培养不断将新的一代带入人类优秀文化精神之中，让他们在完整的精神中生活、工作和交往。在这种教育中，教师个人的成就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教师不是抱着投机的态度敷衍了事，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为人的生成——一个稳定而且持续不断的工作而服务。”雅斯贝尔斯说的，正是徐莉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