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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曼斯菲尔德借助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生活体验，以其独特的视角和表达方式，在解构女性传统角色的基础上，深刻而真实地呈现了女性对自我的追寻和自我确认的困境。
[关键词] 曼斯菲尔德 自我确认 女性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从来就不是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她甚至有些抵触“女性主义”这一定义，但她一生的漫游与追寻、独特的女性写作和对女性生活的敏锐洞察力都表现出她对女性自我主体的关注和思考。正如凯特·富尔布鲁克所说“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拥有女权主义思想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她在写作中没有把女权主义当政治原则来公开讨论，但是她的女性意识却潜移默化在每部作品中。”
曼斯菲尔德短促的一生就是一次没有目的地的漫长旅行。她总处于动荡不安、流离失所的状态中，终其一生都在苦苦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我是谁?”以致在她死前最后一个圣诞节前给默里的信中仍然为此感到困惑和不安：“你看，亲爱的，问题总是‘我是谁’，在这个问题未得到回答之前，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指导自己去做别的什么事情。”这既源于她混杂的“自我”身份，也缘于女性身份与地位的边缘性。作为一名新西兰作家，她游离于伦敦主流文化之外：作为一位女儿，她逃离了父母最终也被父母所放逐：作为一个女人，她逃离了传统意义上妻子和母亲的宿命，但又无法回避生存与身份的尴尬。于是，她发现自己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痛彻地认识到“我无法融入生活，我只是处于它的边缘。”在创作中她抽丝剥茧，一点一滴地展示了女性对自我的追寻和自我确认的困境，把其中种种尴尬与失意真实地呈现。
一
导致女性自我确认困境的直接原因是女性被客体化。沃斯通克拉夫特曾尖锐地指出，长久以来女性被当作“男人的玩偶、他的拨浪鼓”，“无论什么时候，当他想要驱谴理性，娱乐自己时，他就可以让这玩意在耳边响动”。她成了成全他人幸福或完美的“手段”或工具。但是，如果把一个人仅仅当作手段，那就是不把她当作人来对待。不把她当作自足的存在，而是看作其他人的附庸。因此，例如，如果丈夫对待妻子的态度完全无异于对待一株漂亮的室内植物，他就是把她当作物在看待，他培育此物仅仅是娱乐自己的手段。同样，如果女人允许自己被如此对待，她也就是容许自己接受虐待，这与她作为充分的人的地位不相称。曼斯菲尔德在《启示》中选择了一个已经33岁但结婚仅几个月的女性作为女主人公。丈夫娶她只是为了欣赏她那“阿拉伯式的微笑”，真正喜欢的是她“嘴唇往上翘的样子”。莫妮卡不仅被丈夫当作了玩偶，而且还不得不认真地扮演这个角色，因为讨好男人是她唯一的生存途径。生活的空虚和丈夫的轻视最终导致了她的性格缺陷和精神病态。
“女人”一词似乎与妻子母亲等角色有着天然的联系，深远的文化积淀使人们坚信贤妻良母既是女人的天职也是其天性。这几乎是不能置疑的，如果一个女人发觉自己缺乏这种“应该具有的”与生俱来的情感时．她首先会觉得自己是不正常的，进而否定自身的真实感受和体验，最终失去作为主体的自我。波伏娃撕去了温情脉脉的矫饰．断言婚姻是社会赋予女性的传统命运．“婚姻是她得到供养的唯一方式，也是证明她生存之正当性的唯一理由。有两个原因使她必须结婚。第一个原因是她应当为社会提供孩子。第二个原因是女人有责任满足男性的性要求．为他料理家务。”曼斯菲尔德则用细腻的笔调不动声色地解构了维多利亚传统家庭中女性所扮演的传统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解构了妇女与传统角色之间的“必然”关系，为寻求并确认女性的自我主体性打开了第一扇门。
在《序曲》中，已为人母的琳达对孩子们没有流露出丝毫母亲特有的耐心和关怀。搬家时由于东西太多无法一次搬完，孩子们在马车里坐不下，“我们只好把她们留下了，就这么着。只好把她们扔下了。”“她唇边掠过一丝古怪的笑意：身子靠在那钉着装饰扣的皮坐垫上，闭上眼睛，嘴唇都笑得发抖了。”琳达宁可先搬家具也不愿先把孩子带走，认为那些家具是“绝对的必需品”，而孩子则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甚至是她想扔掉的包袱。作为一位妻子，琳达也是心不在焉的。她把家务连同孩子一起推给了自己的母亲。她和她的孩子都成了费厄菲尔德夫人的孩子。面对丈夫的性要求也深怀恐惧。“她非常爱他，崇拜他，尊重他，……只要他别往她身上那么扑过来，别那么大声吼叫．别用那么渴望、爱慕的眼光老盯着她就行了。他太强壮了，她受不了……有几回他真吓人——她真的吓坏了。她只差没大声喊叫：‘你要我命啦’。”心理和思想上的不平等使她对丈夫强健的体魄丝毫不感兴趣，反而感到“这种令人吃惊的活力似乎把他和琳达隔开一个世界。”她真正需要的是丈夫对她人格上的尊重．需要的是女性和男性在精神上的平等地位。
琳达是一个为婚姻所困的中产阶级小妇人。而她那些看似有悖于常理的言行只是因为她不愿意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她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的被动地位，于是用消极对抗来逃避，在幻想中去摸索那个丧失已久的自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曼斯菲尔德比弗里丹更早地戳穿了女性满足于做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的神话，揭示了中产阶级家庭中主妇的悲苦和空虚。
二
如果说不均衡的婚姻权力结构使女性的自我淹没于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那么独身的女性是否能避免自我迷失的悲剧呢?曼斯菲尔德在一系列老处女形象的塑造中体现了她深刻的思考。
在《已故上校的女儿》中，她深刻地洞察并细腻地揭示了“女儿们”被抹杀的生活与自我。退休的老上校死了，留下两个足不出户、已步入中年的女儿。两姐妹早已经习惯了父亲的呵护与管教，习惯了作为“女儿”的生存方式，因此对父亲的死感到困惑迷乱、不知所措、无所适从。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她们甚至连门都不敢开，约瑟芬觉得腿直发软，康斯坦蒂吓得睁大了眼睛，原因竟是父亲生前所订的一个规矩：无论出什么事，早晨不许打搅爸爸。姐妹俩对父亲的敬畏和害怕可见一斑。正是父亲那长长的藤鞭使她们的自我夭折了，她们也只存在于与父亲的关系中。父亲的去世使之有机会重新确认自我，但关键时刻她们却退缩了，“康斯坦蒂小声说，‘我说不出来了，约，因为忘了……忘了我想说什么来着。’约瑟芬沉默了片刻。她盯着巨大的云彩，太阳隐没在云中，接着她干脆地说：‘我也忘了。”’曼斯菲尔德后来解释说，“当然，一切目的都是为了引向最后一段，即我那两个永不开花的主人公打着胆怯的手势转向太阳，说‘也许现在……’从那以后，在我看来，她们像父亲一样的的确确死去了。”
《序曲》中的贝丽尔寄居在姐姐家，既没有强势的父亲，也不用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但她也并未获得自给自足的自我，甚至比姐姐琳达更为孤独绝望。表面上看，贝丽尔是个极刁钻刻薄的女人．似乎存心与周围的世界过意不去。但当她面对镜子时，一切的痛 苦迷惘和彷徨都在镜像中呈现，她的压抑全部得到表白。“‘我真苦哇——苦极了。我知道自己老是无聊、爱虚荣、没安好心。我总是在扮演一个角色，一刻也没有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她清清楚楚、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个虚伪的她在楼梯上跑上跑下，来客时就那么轻佻地放声大笑：碰到男人来吃饭。她就站在灯下。好让人家看见她闪亮的头发：人家请她弹吉他，她噘起嘴．装出一副小姑娘的样子。这都是为什么啊?她甚至于还一直做出这副样子讨好斯坦利。就在昨晚看报的时候，那个虚伪的她不就站在他身边，特意靠在他肩膀上吗?……多么卑鄙!卑鄙!她心里憋着一股火。‘真奇怪，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她对那个虚伪的贝丽尔说。不过，这只是因为她太苦了——太苦了。如果她快快活活地过自己的日子，她那虚伪的生活就不存在了。她看见真正的贝丽尔——一个幻影……一个幻影。影影绰绰，不可捉摸的幻影在她眼前闪光。”
贝丽尔从镜像中看到一个模糊的自我，认识到现实生活中的她是虚伪的，是被社会所规约的。尽管她也想按照自己的意愿“真实”地活着，但寄人篱下的处境和老处女的身份使她无能为力。“对于女孩子们，婚姻是结合于社会的唯一手段。如果没有人想娶她们，从社会角度看，她们简直就成了废品。”[9]贝丽尔为了避免自己成为无价值的“废品”，为了呆下去(现在靠姐夫养活)和嫁出去(将来靠丈夫养活)，终于变得虚荣浅薄、举止轻浮。而她在镜像前的心理则深刻地说明了女性是怎样为了迎合传统社会对女人的规约而失去了自我。她不由自主地表演着，按照父权社会的价值标准来进行自我塑造。如果用福柯的惩戒凝视理论来解释，这不仅是男人压迫她的结果，也是她自己的自我管制、自我统治、自我遵从规范的结果。处于这种境遇中的女人即使某天在镜像中看到一个“闪光”的真我，但那也只能是一个“影影绰绰、不可捉摸的幻影”。
三
如果女性不仅是社会所规约的“待嫁之女”和“贤妻良母”，那她还可以什么?还应该是什么?曼斯菲尔德在解构了妇女与传统社会角色的“天然”联系的基础上，试图在文学创作中探讨这个问题。
在曼斯菲尔德的某些作品中，传统的家庭权力结构被移位，男性被女性所威慑，失去了权力和威风《理想家庭》中的尼夫老先生为了家庭的幸福，一辈子含辛茹苦，回到家里却遭受妻子和女儿们的冷落。只看到她们夸夸其谈地讨论饮食、服饰，眼中根本就没有丈夫和父亲。“被大家遗忘的尼夫老先生一屁股坐在那长宽敞椅子里，打起瞌睡来，耳边听着她们说话，像在做梦一般。”他感到自己在家里已经失去男性的主宰权利，他的日程、生活都得由女性安排，他觉得自己像只老蜘蛛，在房子的角落里默默地爬上爬下。在《摩登婚姻》中，丈夫威廉在家里的唯一意义就是挣钱，他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度假。而妻子伊莎贝尔追求喧闹、时髦的社交生活，使他倍受冷落而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痛苦。小说一边写妻子伊莎贝尔与一些画家、作家朋友们一起嬉笑玩闹：另一边写丈夫威廉百无聊赖地在园中踱步。这情景衬托出家庭的冷淡与他心头的空虚。曼斯菲尔德甚至还塑造了一个完全有悖于传统女性形象的凯博夫人(《在海湾》)，她样子古怪，敢于公开抽烟喝酒，满口粗话、与男人称兄道弟：她没有孩子，丈夫比她小十岁。她身上很显然地具有男性特征。从某种角度来看，凯博夫人选择了“像男人一样”地生活，以期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并确认自我。但这终究只是一种“异性装扮”，所谓自我与生活都是从男性那里“借”来的。
不论是把丈夫、父亲隔离在自己的世界之外，还是将自己男性化，都不是女性确认自我的理想之途，其充其量只是一种否定性别刻板印象的姿态，这更多的是一种解构而非建构。女性自我的确认并非需要打倒男性来实现，也不应该是乔装打扮成男人。曼斯菲尔德未能在创作中为女性指出一条建构自我的道路．而这也正是她自身困境的写照。她害怕家庭会绑住想飞的翅膀，因而勇敢地选择了漫游。从此不再回头。她因此获得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同时还要承受比常人更多的孤独与迷惘．这也是先行者必将面临的孤独与尴尬。
曼斯菲尔德很明确地知道女人不应只是女儿、妻子和母亲，所以她能够得心应手、举重若轻地解构：但她还不能明确地认识“我是谁”，女人还应该是什么，所以她笔下的主人公也陷入了自我确认的困境。肖沃特认为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有一种“自我认识”和“自我背叛”的趋势，即当女主人公对女性生活刚刚有了新的理解就马上被羞辱或毁灭。这恰恰说明了女性生存的尴尬和自我确认的困境，包括作者本人。曼斯菲尔德的可贵之处在于对自身的、女性的边缘状态的深切体察与细腻呈现，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在虚无的边缘把自己打捞了上来，却又无处放下”的尴尬与失意。
作者简介：杜庆华，苗寨，湖南岳阳人，文学硕士，湖南建工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
[关键词] 曼斯菲尔德 自我确认 女性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从来就不是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她甚至有些抵触“女性主义”这一定义，但她一生的漫游与追寻、独特的女性写作和对女性生活的敏锐洞察力都表现出她对女性自我主体的关注和思考。正如凯特·富尔布鲁克所说“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拥有女权主义思想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她在写作中没有把女权主义当政治原则来公开讨论，但是她的女性意识却潜移默化在每部作品中。”
曼斯菲尔德短促的一生就是一次没有目的地的漫长旅行。她总处于动荡不安、流离失所的状态中，终其一生都在苦苦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我是谁?”以致在她死前最后一个圣诞节前给默里的信中仍然为此感到困惑和不安：“你看，亲爱的，问题总是‘我是谁’，在这个问题未得到回答之前，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指导自己去做别的什么事情。”这既源于她混杂的“自我”身份，也缘于女性身份与地位的边缘性。作为一名新西兰作家，她游离于伦敦主流文化之外：作为一位女儿，她逃离了父母最终也被父母所放逐：作为一个女人，她逃离了传统意义上妻子和母亲的宿命，但又无法回避生存与身份的尴尬。于是，她发现自己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痛彻地认识到“我无法融入生活，我只是处于它的边缘。”在创作中她抽丝剥茧，一点一滴地展示了女性对自我的追寻和自我确认的困境，把其中种种尴尬与失意真实地呈现。
一
导致女性自我确认困境的直接原因是女性被客体化。沃斯通克拉夫特曾尖锐地指出，长久以来女性被当作“男人的玩偶、他的拨浪鼓”，“无论什么时候，当他想要驱谴理性，娱乐自己时，他就可以让这玩意在耳边响动”。她成了成全他人幸福或完美的“手段”或工具。但是，如果把一个人仅仅当作手段，那就是不把她当作人来对待。不把她当作自足的存在，而是看作其他人的附庸。因此，例如，如果丈夫对待妻子的态度完全无异于对待一株漂亮的室内植物，他就是把她当作物在看待，他培育此物仅仅是娱乐自己的手段。同样，如果女人允许自己被如此对待，她也就是容许自己接受虐待，这与她作为充分的人的地位不相称。曼斯菲尔德在《启示》中选择了一个已经33岁但结婚仅几个月的女性作为女主人公。丈夫娶她只是为了欣赏她那“阿拉伯式的微笑”，真正喜欢的是她“嘴唇往上翘的样子”。莫妮卡不仅被丈夫当作了玩偶，而且还不得不认真地扮演这个角色，因为讨好男人是她唯一的生存途径。生活的空虚和丈夫的轻视最终导致了她的性格缺陷和精神病态。
“女人”一词似乎与妻子母亲等角色有着天然的联系，深远的文化积淀使人们坚信贤妻良母既是女人的天职也是其天性。这几乎是不能置疑的，如果一个女人发觉自己缺乏这种“应该具有的”与生俱来的情感时．她首先会觉得自己是不正常的，进而否定自身的真实感受和体验，最终失去作为主体的自我。波伏娃撕去了温情脉脉的矫饰．断言婚姻是社会赋予女性的传统命运．“婚姻是她得到供养的唯一方式，也是证明她生存之正当性的唯一理由。有两个原因使她必须结婚。第一个原因是她应当为社会提供孩子。第二个原因是女人有责任满足男性的性要求．为他料理家务。”曼斯菲尔德则用细腻的笔调不动声色地解构了维多利亚传统家庭中女性所扮演的传统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解构了妇女与传统角色之间的“必然”关系，为寻求并确认女性的自我主体性打开了第一扇门。
在《序曲》中，已为人母的琳达对孩子们没有流露出丝毫母亲特有的耐心和关怀。搬家时由于东西太多无法一次搬完，孩子们在马车里坐不下，“我们只好把她们留下了，就这么着。只好把她们扔下了。”“她唇边掠过一丝古怪的笑意：身子靠在那钉着装饰扣的皮坐垫上，闭上眼睛，嘴唇都笑得发抖了。”琳达宁可先搬家具也不愿先把孩子带走，认为那些家具是“绝对的必需品”，而孩子则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甚至是她想扔掉的包袱。作为一位妻子，琳达也是心不在焉的。她把家务连同孩子一起推给了自己的母亲。她和她的孩子都成了费厄菲尔德夫人的孩子。面对丈夫的性要求也深怀恐惧。“她非常爱他，崇拜他，尊重他，……只要他别往她身上那么扑过来，别那么大声吼叫．别用那么渴望、爱慕的眼光老盯着她就行了。他太强壮了，她受不了……有几回他真吓人——她真的吓坏了。她只差没大声喊叫：‘你要我命啦’。”心理和思想上的不平等使她对丈夫强健的体魄丝毫不感兴趣，反而感到“这种令人吃惊的活力似乎把他和琳达隔开一个世界。”她真正需要的是丈夫对她人格上的尊重．需要的是女性和男性在精神上的平等地位。
琳达是一个为婚姻所困的中产阶级小妇人。而她那些看似有悖于常理的言行只是因为她不愿意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她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的被动地位，于是用消极对抗来逃避，在幻想中去摸索那个丧失已久的自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曼斯菲尔德比弗里丹更早地戳穿了女性满足于做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的神话，揭示了中产阶级家庭中主妇的悲苦和空虚。
二
如果说不均衡的婚姻权力结构使女性的自我淹没于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那么独身的女性是否能避免自我迷失的悲剧呢?曼斯菲尔德在一系列老处女形象的塑造中体现了她深刻的思考。
在《已故上校的女儿》中，她深刻地洞察并细腻地揭示了“女儿们”被抹杀的生活与自我。退休的老上校死了，留下两个足不出户、已步入中年的女儿。两姐妹早已经习惯了父亲的呵护与管教，习惯了作为“女儿”的生存方式，因此对父亲的死感到困惑迷乱、不知所措、无所适从。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她们甚至连门都不敢开，约瑟芬觉得腿直发软，康斯坦蒂吓得睁大了眼睛，原因竟是父亲生前所订的一个规矩：无论出什么事，早晨不许打搅爸爸。姐妹俩对父亲的敬畏和害怕可见一斑。正是父亲那长长的藤鞭使她们的自我夭折了，她们也只存在于与父亲的关系中。父亲的去世使之有机会重新确认自我，但关键时刻她们却退缩了，“康斯坦蒂小声说，‘我说不出来了，约，因为忘了……忘了我想说什么来着。’约瑟芬沉默了片刻。她盯着巨大的云彩，太阳隐没在云中，接着她干脆地说：‘我也忘了。”’曼斯菲尔德后来解释说，“当然，一切目的都是为了引向最后一段，即我那两个永不开花的主人公打着胆怯的手势转向太阳，说‘也许现在……’从那以后，在我看来，她们像父亲一样的的确确死去了。”
《序曲》中的贝丽尔寄居在姐姐家，既没有强势的父亲，也不用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但她也并未获得自给自足的自我，甚至比姐姐琳达更为孤独绝望。表面上看，贝丽尔是个极刁钻刻薄的女人．似乎存心与周围的世界过意不去。但当她面对镜子时，一切的痛 苦迷惘和彷徨都在镜像中呈现，她的压抑全部得到表白。“‘我真苦哇——苦极了。我知道自己老是无聊、爱虚荣、没安好心。我总是在扮演一个角色，一刻也没有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她清清楚楚、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个虚伪的她在楼梯上跑上跑下，来客时就那么轻佻地放声大笑：碰到男人来吃饭。她就站在灯下。好让人家看见她闪亮的头发：人家请她弹吉他，她噘起嘴．装出一副小姑娘的样子。这都是为什么啊?她甚至于还一直做出这副样子讨好斯坦利。就在昨晚看报的时候，那个虚伪的她不就站在他身边，特意靠在他肩膀上吗?……多么卑鄙!卑鄙!她心里憋着一股火。‘真奇怪，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她对那个虚伪的贝丽尔说。不过，这只是因为她太苦了——太苦了。如果她快快活活地过自己的日子，她那虚伪的生活就不存在了。她看见真正的贝丽尔——一个幻影……一个幻影。影影绰绰，不可捉摸的幻影在她眼前闪光。”
贝丽尔从镜像中看到一个模糊的自我，认识到现实生活中的她是虚伪的，是被社会所规约的。尽管她也想按照自己的意愿“真实”地活着，但寄人篱下的处境和老处女的身份使她无能为力。“对于女孩子们，婚姻是结合于社会的唯一手段。如果没有人想娶她们，从社会角度看，她们简直就成了废品。”[9]贝丽尔为了避免自己成为无价值的“废品”，为了呆下去(现在靠姐夫养活)和嫁出去(将来靠丈夫养活)，终于变得虚荣浅薄、举止轻浮。而她在镜像前的心理则深刻地说明了女性是怎样为了迎合传统社会对女人的规约而失去了自我。她不由自主地表演着，按照父权社会的价值标准来进行自我塑造。如果用福柯的惩戒凝视理论来解释，这不仅是男人压迫她的结果，也是她自己的自我管制、自我统治、自我遵从规范的结果。处于这种境遇中的女人即使某天在镜像中看到一个“闪光”的真我，但那也只能是一个“影影绰绰、不可捉摸的幻影”。
三
如果女性不仅是社会所规约的“待嫁之女”和“贤妻良母”，那她还可以什么?还应该是什么?曼斯菲尔德在解构了妇女与传统社会角色的“天然”联系的基础上，试图在文学创作中探讨这个问题。
在曼斯菲尔德的某些作品中，传统的家庭权力结构被移位，男性被女性所威慑，失去了权力和威风《理想家庭》中的尼夫老先生为了家庭的幸福，一辈子含辛茹苦，回到家里却遭受妻子和女儿们的冷落。只看到她们夸夸其谈地讨论饮食、服饰，眼中根本就没有丈夫和父亲。“被大家遗忘的尼夫老先生一屁股坐在那长宽敞椅子里，打起瞌睡来，耳边听着她们说话，像在做梦一般。”他感到自己在家里已经失去男性的主宰权利，他的日程、生活都得由女性安排，他觉得自己像只老蜘蛛，在房子的角落里默默地爬上爬下。在《摩登婚姻》中，丈夫威廉在家里的唯一意义就是挣钱，他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度假。而妻子伊莎贝尔追求喧闹、时髦的社交生活，使他倍受冷落而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痛苦。小说一边写妻子伊莎贝尔与一些画家、作家朋友们一起嬉笑玩闹：另一边写丈夫威廉百无聊赖地在园中踱步。这情景衬托出家庭的冷淡与他心头的空虚。曼斯菲尔德甚至还塑造了一个完全有悖于传统女性形象的凯博夫人(《在海湾》)，她样子古怪，敢于公开抽烟喝酒，满口粗话、与男人称兄道弟：她没有孩子，丈夫比她小十岁。她身上很显然地具有男性特征。从某种角度来看，凯博夫人选择了“像男人一样”地生活，以期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并确认自我。但这终究只是一种“异性装扮”，所谓自我与生活都是从男性那里“借”来的。
不论是把丈夫、父亲隔离在自己的世界之外，还是将自己男性化，都不是女性确认自我的理想之途，其充其量只是一种否定性别刻板印象的姿态，这更多的是一种解构而非建构。女性自我的确认并非需要打倒男性来实现，也不应该是乔装打扮成男人。曼斯菲尔德未能在创作中为女性指出一条建构自我的道路．而这也正是她自身困境的写照。她害怕家庭会绑住想飞的翅膀，因而勇敢地选择了漫游。从此不再回头。她因此获得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同时还要承受比常人更多的孤独与迷惘．这也是先行者必将面临的孤独与尴尬。
曼斯菲尔德很明确地知道女人不应只是女儿、妻子和母亲，所以她能够得心应手、举重若轻地解构：但她还不能明确地认识“我是谁”，女人还应该是什么，所以她笔下的主人公也陷入了自我确认的困境。肖沃特认为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有一种“自我认识”和“自我背叛”的趋势，即当女主人公对女性生活刚刚有了新的理解就马上被羞辱或毁灭。这恰恰说明了女性生存的尴尬和自我确认的困境，包括作者本人。曼斯菲尔德的可贵之处在于对自身的、女性的边缘状态的深切体察与细腻呈现，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在虚无的边缘把自己打捞了上来，却又无处放下”的尴尬与失意。
作者简介：杜庆华，苗寨，湖南岳阳人，文学硕士，湖南建工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