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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世界有点乱。在报纸上触目所及的是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矿难频频、权力滥用、对公益的冷漠等等。这让人忆起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多少是一种社会病态,其病根则是功利化的过分、人文精神的失却和价值指向的迷乱。面对当前多种危机及其原因进行理性思考,就会发现,人们对教育有点失望。不仅对学校教育,而且对社会教育有所失望。其核心问题是我们民族到底走向何方?怎么办?《孟子·尽心上》讲“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朱舜水的《劝兴》讲“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教学世世代代都有,但教学的好坏在于是否“善教”,是否“敬教”。“善教”与“敬教”相互依存。“善教”就是正如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所讲:“古今中外之哲人无不以道德为重于知识者,故古今中外之教育无不以道德为中心点。”“道德教育的核心问题”,正如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爱的教育》中所言,“是使每个人确立崇高的生活目的。”而道德的内核是“仁”、“义”。《说苑·君道》讲“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仁政显明,则礼义确立;仁德广施,则教化普及。)因此,道德教化、慈善教化是一个社会所不能须臾离之的。这是慈善事业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全社会、全民族的需要。笔者引用先哲的话,是正如法国思想家蒙田在《散文集》中所说的,“我引用前人的话,是因为他们比我说得更好。”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百年以来,人们最重视的是政府、学校、媒体在道德教化、慈善教化上的重要作用。因为政府、学校和媒体代表一个民族和社会的公信力。政府代表的是国家权力的公信力,学校代表的是民族理性的公信力,媒体代表的是社会良知的公信力。政府、学校、媒体应对民族的命运直接有所承担,对优秀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有所承诺,对国家的前途有所谋划。他们的公信力代表的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人生价值追求和未来的方向。他们引领社会走向高尚,走向更高的文明。政府、学校、媒体面对人文精神的失却和人生价值指向的迷乱,教化什么?《礼记·学记》讲,“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就是针对上述弊端和错失,强调人文精神和正确的社会核心价值的教化,也是道德教化和慈善教化。官员、教师、媒体人应该是素质高、学风优、品德正的社会精英。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应是“精神至上”的,应是良心和正义的坚守者,人类精神家园的卫护者。他们的一言一行应具有导向和示范作用。由于他们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人民大众对他们有着愈来愈高的期望。在我们国家里,有许多优秀的官员、教师和媒体人。他们的内心和谐、沉稳、智慧和能力真是有口皆碑。但也有一些人浅薄、鲁莽,乃至违法乱纪,作奸犯科,使政府威信、学校威信和媒体威信不同程度地流失,而其负面示范效应遂成为整个社会的腐蚀剂。《论语》讲“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其实官员亦然,官无信不立;教师亦然,教师无信不立;媒体人亦然,媒体人无信不立。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教育。这不仅是要明荣辱,知廉耻,而且是要努力增强我们对祖国、对全人类的责任感,以代替目前社会中一种对权力和名利的嗜好和追求,使我们的道德修养、知识层次和各方面的能力等综合素质都达到适应现代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水平,其中包括从事道德教化、慈善教化的智慧、激情和能力。陶行知在《陶行知教育文选》中讲,“以教人者教己,为教而学。”在这次学习教育中,不断反思、自省,策励自己,真正能肩负从事道德教化、慈善教化这一高尚的使命。
这样的学习教育的确重要。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讲,“越是禀赋好的人越需要受教育。……禀赋最优良的,精力最旺盛的,最可能有所成就的人,如果经过教育学会了他们应该怎样做人的话,就能成为最优秀、最有用的人,因为他们能够做出极多、极大的业绩来;但如果没有受教育而不学无术的话,那他们就会成为最不好、最有害的人。因为由于不知应该选择什么,就往往会插手一些罪恶的事情,而且由于狂傲激烈,禀性倔强,难受约束,就会做出很多很大的坏事来。”(引自色诺芬著《回忆苏格拉底》)。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讲,“对牧羊人来说,人世上最可怕最可耻的事情实在莫过于把那些帮助他们管羊群的猎犬饲养成这个样子:它们或因放纵,或因饥饿,或因别的坏脾气,反而去打击和伤害所保管的羊群,它们倒像是豺狼而不像猎犬了。”这种以寓言形式宣讲的历史鉴戒真是太可怕了,要永远记取。
第十七届四中全会也提出了推进全党作风建设的四个“大兴”。倘若通过这次学习教育,真正确立了崇高的生活目的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终极关怀,那么,党的四大作风必将能大兴起来。
人文精神的弘扬关键在于实践。学校,特别是大学,应该是教导怎样实践人文精神的殿堂。它具有“灯塔效应”。然而当今人文学科的师生似乎很少见到重视人文精神实践的。美国著名学者斯坦利·费什谈及美国大学的人文学科的教学时说,“文学系和哲学系的师生并不学习如何变得善良和聪慧,他们学习的是如何分析文学所达到的种种效果,如何甄别知识的基本原理那些不同的说法而已。”那些学习了“与人生的意义有关的文本的人们”,“在离开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全新意义的人生,而不过是具有了一种新近扩充了的学科知识而已。”“我相信这才是事实的真相。文学系与哲学系的教师胜任的是一门科目,而不是一个神职。”我国大学的人文学科也存在类似情况。世界范围内的崇尚物质、忽视人文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中,人文教化、道德教化和慈善教化似乎日趋淡化。学校,特别是高校的“灯塔效应”也日益暗淡。当务之急是抓源头,即有才之地。学校,特别是高校应回归到首先是培养品德的地方,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地方。这样,从学校毕业出来的人或做官,或当教师,或当媒体人,或从事其它工作,必然会有信念,有热忱,更会有仁爱之心。一个有人文情怀的人,会常常面对自己的良心进行自省,也会常常在人类的精神财富中,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自己的榜样,自然会在道德教化、慈善教化中充当指路人,为人表率。这是人类最崇高、最神圣的事业,是太阳下最光辉的事业。
通过学习教育,培养道德品格和慈善理念及其实践习惯,需要恒常心。古德说,“勇猛心易发,恒常心难持。”然而“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譬如小小长流水,则能穿石。”其实,人文精神说到底,就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做堂堂正正的事,自利利他,关怀他人,与此同时也是教人如何关怀他人。这就是实践人文精神,就是慈善教化。在慈善教化中,渐渐地自己会自我和谐、人际和谐,并最终与社会、自然和谐,养成气度宽宏的人格。官员、教师、媒体人参与慈善教化,主要并不在于讲大道理,而在于在自己的工作中、生活中和一切活动中真诚恭敬地牢记自己的责任、自己的使命,不愧对良心,不违背道义,因为人文精神和慈善教化可以是很专业的学问,但更重要的是一种人格的学问。
自古以来,慈善教化是世世代代的不朽的事业,其中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有一种对历史和人生的深刻反思,有着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注,有着对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思考,有着对人的本真与人的“异化”的探究,有着对人的心灵纯化的境界的向往和追求,有对忧国忧民的良知的赞颂,有对善恶与福祸相倚的思辩等等,表现出人的思想的主动性、超前性和自由性,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未来的方向。
慈善教化是长期的、艰巨的工作。慈善理念的形成需要长期的渗透过程,而付诸实践更是一个长期不断的反思自省的过程。官员、教师、媒体人是社会精英,理应是慈善教化的自觉参与者,以不负人民大众的期望,凸显出同他们的地位相称的精神价值和追求真善美的风骨。有了使命感,方法就不难找到,古时圣贤的书本上有,鲜活的生活中更多,并且更重要,因为它们所产生的影响更广、更强烈。时势昭示我们,参与慈善教化是官员、教师、媒体人的重要使命。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百年以来,人们最重视的是政府、学校、媒体在道德教化、慈善教化上的重要作用。因为政府、学校和媒体代表一个民族和社会的公信力。政府代表的是国家权力的公信力,学校代表的是民族理性的公信力,媒体代表的是社会良知的公信力。政府、学校、媒体应对民族的命运直接有所承担,对优秀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有所承诺,对国家的前途有所谋划。他们的公信力代表的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人生价值追求和未来的方向。他们引领社会走向高尚,走向更高的文明。政府、学校、媒体面对人文精神的失却和人生价值指向的迷乱,教化什么?《礼记·学记》讲,“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就是针对上述弊端和错失,强调人文精神和正确的社会核心价值的教化,也是道德教化和慈善教化。官员、教师、媒体人应该是素质高、学风优、品德正的社会精英。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应是“精神至上”的,应是良心和正义的坚守者,人类精神家园的卫护者。他们的一言一行应具有导向和示范作用。由于他们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人民大众对他们有着愈来愈高的期望。在我们国家里,有许多优秀的官员、教师和媒体人。他们的内心和谐、沉稳、智慧和能力真是有口皆碑。但也有一些人浅薄、鲁莽,乃至违法乱纪,作奸犯科,使政府威信、学校威信和媒体威信不同程度地流失,而其负面示范效应遂成为整个社会的腐蚀剂。《论语》讲“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其实官员亦然,官无信不立;教师亦然,教师无信不立;媒体人亦然,媒体人无信不立。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教育。这不仅是要明荣辱,知廉耻,而且是要努力增强我们对祖国、对全人类的责任感,以代替目前社会中一种对权力和名利的嗜好和追求,使我们的道德修养、知识层次和各方面的能力等综合素质都达到适应现代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水平,其中包括从事道德教化、慈善教化的智慧、激情和能力。陶行知在《陶行知教育文选》中讲,“以教人者教己,为教而学。”在这次学习教育中,不断反思、自省,策励自己,真正能肩负从事道德教化、慈善教化这一高尚的使命。
这样的学习教育的确重要。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讲,“越是禀赋好的人越需要受教育。……禀赋最优良的,精力最旺盛的,最可能有所成就的人,如果经过教育学会了他们应该怎样做人的话,就能成为最优秀、最有用的人,因为他们能够做出极多、极大的业绩来;但如果没有受教育而不学无术的话,那他们就会成为最不好、最有害的人。因为由于不知应该选择什么,就往往会插手一些罪恶的事情,而且由于狂傲激烈,禀性倔强,难受约束,就会做出很多很大的坏事来。”(引自色诺芬著《回忆苏格拉底》)。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讲,“对牧羊人来说,人世上最可怕最可耻的事情实在莫过于把那些帮助他们管羊群的猎犬饲养成这个样子:它们或因放纵,或因饥饿,或因别的坏脾气,反而去打击和伤害所保管的羊群,它们倒像是豺狼而不像猎犬了。”这种以寓言形式宣讲的历史鉴戒真是太可怕了,要永远记取。
第十七届四中全会也提出了推进全党作风建设的四个“大兴”。倘若通过这次学习教育,真正确立了崇高的生活目的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终极关怀,那么,党的四大作风必将能大兴起来。
人文精神的弘扬关键在于实践。学校,特别是大学,应该是教导怎样实践人文精神的殿堂。它具有“灯塔效应”。然而当今人文学科的师生似乎很少见到重视人文精神实践的。美国著名学者斯坦利·费什谈及美国大学的人文学科的教学时说,“文学系和哲学系的师生并不学习如何变得善良和聪慧,他们学习的是如何分析文学所达到的种种效果,如何甄别知识的基本原理那些不同的说法而已。”那些学习了“与人生的意义有关的文本的人们”,“在离开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全新意义的人生,而不过是具有了一种新近扩充了的学科知识而已。”“我相信这才是事实的真相。文学系与哲学系的教师胜任的是一门科目,而不是一个神职。”我国大学的人文学科也存在类似情况。世界范围内的崇尚物质、忽视人文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中,人文教化、道德教化和慈善教化似乎日趋淡化。学校,特别是高校的“灯塔效应”也日益暗淡。当务之急是抓源头,即有才之地。学校,特别是高校应回归到首先是培养品德的地方,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地方。这样,从学校毕业出来的人或做官,或当教师,或当媒体人,或从事其它工作,必然会有信念,有热忱,更会有仁爱之心。一个有人文情怀的人,会常常面对自己的良心进行自省,也会常常在人类的精神财富中,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自己的榜样,自然会在道德教化、慈善教化中充当指路人,为人表率。这是人类最崇高、最神圣的事业,是太阳下最光辉的事业。
通过学习教育,培养道德品格和慈善理念及其实践习惯,需要恒常心。古德说,“勇猛心易发,恒常心难持。”然而“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譬如小小长流水,则能穿石。”其实,人文精神说到底,就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做堂堂正正的事,自利利他,关怀他人,与此同时也是教人如何关怀他人。这就是实践人文精神,就是慈善教化。在慈善教化中,渐渐地自己会自我和谐、人际和谐,并最终与社会、自然和谐,养成气度宽宏的人格。官员、教师、媒体人参与慈善教化,主要并不在于讲大道理,而在于在自己的工作中、生活中和一切活动中真诚恭敬地牢记自己的责任、自己的使命,不愧对良心,不违背道义,因为人文精神和慈善教化可以是很专业的学问,但更重要的是一种人格的学问。
自古以来,慈善教化是世世代代的不朽的事业,其中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有一种对历史和人生的深刻反思,有着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注,有着对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思考,有着对人的本真与人的“异化”的探究,有着对人的心灵纯化的境界的向往和追求,有对忧国忧民的良知的赞颂,有对善恶与福祸相倚的思辩等等,表现出人的思想的主动性、超前性和自由性,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未来的方向。
慈善教化是长期的、艰巨的工作。慈善理念的形成需要长期的渗透过程,而付诸实践更是一个长期不断的反思自省的过程。官员、教师、媒体人是社会精英,理应是慈善教化的自觉参与者,以不负人民大众的期望,凸显出同他们的地位相称的精神价值和追求真善美的风骨。有了使命感,方法就不难找到,古时圣贤的书本上有,鲜活的生活中更多,并且更重要,因为它们所产生的影响更广、更强烈。时势昭示我们,参与慈善教化是官员、教师、媒体人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