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第聂伯河的“帝王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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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兰艺术远没有他们的美女、足球盛名。2012年,作为欧洲杯的主办国之一,乌克兰一度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乌克兰“核弹头”舍甫琴科的进球曾让国内数十万观众彻夜难眠。其实,这份狂热大戏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就曾上演,不过当时的主角不是足球,而是苏联现实主义艺术。在那个红色年代,乌克兰艺术家列宾、雅布隆斯卡娅的现实主义作品在中国被奉为艺术圭臬,形成了一大批崇拜者,其中包括靳尚谊、冯法祀、詹建俊这批中国油画的领军人物。然而,苏联解体后,乌克兰艺术就在俄罗斯绘画的光环下销声匿迹,远离了中国观众的视线。
  有幸的是,笔者恰好有机会来到基辅,在近距离接触之后,可以将这个国家关于艺术的细节与读者分享。
  基辅的艺术学院
  从波里斯珀尔机场出来,向东是一条直通基辅城的高速公路。路很宽,车也很少,路旁笔直的白桦树林延伸至远处蔚蓝的天际,颇像乡村歌手约翰·丹佛所唱的《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中的情景。
  基辅城依山而建,坐落在陡峭的第聂伯河右岸,东、西、南三面均为森林。然而,正是这座人口不足300万的山城成为了乌克兰文化的摇篮。这座城市拥有18所高等院校,20多座国立博物馆、12座剧院,自发组织的业余文艺团体多达3500个,民间合唱团、交响乐团、芭蕾舞团和马戏团等文艺团体都已达到世界一流艺术水平。
  东南方的乌克兰国立艺术与建筑学院是一座砖色古楼,虽说校内设施古朴简陋,他们却浓缩了乌克兰独立后艺术发展的影子。1917年,乌克兰美术学院的创建绝对是乌克兰绘画发展史上一件大事。在19世纪以前,乌克兰一直都没有自己的专业艺术院校。许多才华横溢的年轻艺术家不得不离开祖国,远道去圣彼得堡艺术学院深造。毕业之后,许多人都留在那里继续工作和学习。洛先科、马尔托斯、库伊吉、列宾等生于乌克兰,这些艺术大师的创作后来在俄罗斯艺术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1917年,一批曾经在法国巴黎、德国慕尼黑、俄罗斯圣彼得堡等地接受过艺术教育的艺术家,如亚历山大·穆拉什科、费奥多尔·克里切夫斯基、尼古拉·布拉切克、阿布拉姆·马涅维奇、瓦西里·克里切夫斯基、米哈伊尔·茹克、格奥尔吉·纳尔布特、米哈伊尔·博伊丘克等,回国后成为了新学院的创始人。这段历史与中国20世纪初的美术教育发展有着相似的轨迹。当年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颜文樑、刘开渠这些中国美术教育的先驱都是从欧洲学成归来。所不同的是,我们的老一辈艺术家在民族救亡的背景下,背负着“西学救国”的信仰,而乌克兰的艺术先驱则是要努力将乌克兰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艺术传统与欧洲造型艺术流派的新成就结合在一起,融入世界艺术的大潮。
  如今的乌克兰国立艺术与建筑学院是仅有的一所仍以绘画艺术为传统的学院,而另一所知名的艺术学院——利沃夫艺术学院已转向观念艺术,校内鲜有围坐在石膏前画素描的学生了。国立艺术学院的专业设置仍沿袭了以前苏式美术教育的传统,以素描、色彩等基础学习为主,二、三年级进入绘画、雕塑专业的学习,最后进入以导师命名的艺术家工作室,在教学思想上犹如20世纪90年代的中央美术学院,仍以写实造型作为教学培养的目标。随着乌克兰文化艺术政策的开放,社会上的艺术家掀起了抽象风、材料风的热潮,但学院内仍寂静如昔。
  “顶楼”的艺术家
  乌克兰从事艺术的艺术家不足1万人,但有将近7000人聚集在基辅生活。由于乌克兰还是一个以重工业为主的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是受此前苏联社会主义艺术体制的影响,艺术往往被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宣传的工具。尽管现在乌克兰艺术的发展慢慢走向一种多元化,但艺术家的生存机制与环境依靠的仍是一种“计划经济”。从事艺术的艺术家多是艺术学院的教师,职业艺术家往往需要政府的绘画工程以及创作一些商业画来度日。
  现在乌克兰绘画市场上更多的是风俗画、风景装饰画,而这也仅仅限于安德烈斜坡的画廊一条街。因此,除少数艺术家聚集在斜坡附近外,大部分艺术家则分散居住在基辅城的各类居民楼中,这些居民楼大都是艺术学院学生租住的公寓楼。同时,一些艺术学院教师的画室是由国家配给的,这些工作室大多由老居民区的顶楼改造而成。由于顶楼不适合居住,但光线充足,适合艺术家进行创作。当然,也有一些艺术家因为画作大卖,开始搬到富人区居住,但是大部分艺术家还是蜗居在顶楼,过着一种精神“象牙塔”生活。
  安德烈·切贝金是乌克兰国立艺术学院的院长,他的工作室就在社区顶楼的狭长楼道内。他是第一批享有国家分配工作室的艺术家。正是在这个不到五十平米的工作室内,他用新的水墨画法和新的艺术风格去表现奔马、裸体、舞蹈题材,画笔挥洒自如,一气呵成,随心所欲地传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与他同在一座小区的艺术家库列巴是一位以自画像而成名的老艺术家,也是当今乌克兰人物画创作的领军人物。她创作的人物画延续了原苏联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坚实的造型、厚重凝练的笔触,为她赢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誉。在19世纪90年代,她的作品曾进入苏富比拍卖,受到西方藏家的关注。
  瓦莲京娜·维罗多娃的工作室则设在远郊的木材场。那是用巨大原木搭建的木屋,别有一番原始情趣。以女性和儿童肖像画创作为主的维罗多娃,自1980年起就开始在这里进行肖像画创作,现在足足有上百幅作品。近来她计划将所有的作品都捐赠给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博物馆。
  奥列格与彼得·别扎夫是乌克兰当代画家中的两位实验者。他们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尝试将后现代观念融入现代绘画,并经常一起在英国、法国、奥地利组织展览。他们有时候也要扮演策展人的角色,组织自己国家的艺术家到世界各国展览。奥列格的作品主要是从感受入手,追求艺术家在不同状态下的情感表现。他的画笔只是轻轻碰触一下画布,便记录了一个美丽姑娘的神态。彼得·别扎夫的绘画走得更远,他一直想通过抽象的材料表现,来呈现乌克兰宗教中的神秘性。
  安德烈斜坡的画廊街
  相对中国艺术而言,乌克兰艺术的发展还相对滞后,其形态犹如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在艺术表现上,努力摆脱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通过民族风、抽象观念来追求一种自由、开放的艺术形式。中国艺术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蓬勃发展,而乌克兰艺术的发展则停滞不前,甚至囿于生存的压力,艺术趋向于唯美形式主义 。   由于乌克兰的经济发展不均衡,艺术家的生存状态面临危机。就拿乌克兰艺术学院的教授来说,月工资也不过300美元,而乌克兰的物价水平却不低,这迫使艺术家要自谋生路,而颇受游人喜欢的风景画便成为艺术家的首选。位于安德烈斜坡的画廊一条街就是由此而形成的。
  在安德烈教堂周围有一条几百米的斜坡,道路两边除正规的手工艺店铺与画廊外,到处是摆摊的商贩与流浪的艺人,尤其是坡顶的露天画摊儿,一个接一个的摊位,密密麻麻的画作绵延一公里。在这条街上,不仅可以搜罗乌克兰各地的手工艺品,如木雕、套娃外,有时还可以遇见乌克兰艺术家与学生布置的露天展览,现场出售作品。安德烈斜坡如同中国的798,这里成为了乌克兰绘画艺术的集散地。所不同的是,这里的画廊缺少专业性与稳定性,展出作品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知名艺术家上万美元的作品,也有几十美元的行画,这直接影响了乌克兰艺术市场的标准建立。
  正是由于乌克兰当今艺术市场价值体系的混乱,乌克兰艺术开始受到中国藏家的关注。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就已开始与乌克兰国立艺术与建筑学院合作,加强中国与乌克兰的文化交流与市场开发,毕竟乌克兰的艺术传统与俄罗斯一脉相承,而俄罗斯油画 在中国藏家的追捧下,一张作品低则十万元,高则几十万元,与乌克兰的艺术市场形成了巨大反差,这无疑成为了未来艺术投资的一块价值洼地。
  教堂与公共艺术
  虽说乌克兰现代绘画由于政治、地域等因素,还无法赶上俄罗斯、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国艺术发展,但是基辅城的教堂、广场等公共艺术却可以媲美于任何一个国家,这是历史留给他们的财富。
  基辅是东斯拉夫民族的历史文化中心,几世纪以来一直是东正教的中心,被称为第聂伯河上的“帝王之城”。12世纪时,基辅的东正教堂多达400余座,其教堂艺术和手工艺术在当时闻名于世。1941年,经过80天激战后,基辅被纳粹德国占领,城市遭到严重破坏,但今天的基辅仍然教堂密布,基本上每条街道都与教堂相连。东正教教堂与天主教教堂最大的区别是内部装饰富丽堂皇,不仅可以看到壁画、刺绣的精美,也可以领略传统雕塑的庄重与神圣,尤其是城区居民日常做礼拜的小教堂,安德烈教堂就以装饰精美而著称。巴洛克式建筑风格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与基辅洞穴修道院则吸引了世界各地众多朝圣者,它们一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基辅城内的街道、广场,甚至乡下村野都有公共雕塑的影子,这也许与列宁、斯大林时期的纪念碑雕塑有关。城市的雕塑多是乌克兰民族英雄以及纪念卫国战争为主,其中独立广场最具代表性。与此同时,基辅市内拥有众多剧院与博物馆,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公共艺术空间,如基辅歌剧院、伊凡·法兰科国家学术戏剧剧院、国立历史博物馆、伟大卫国战争博物馆、东西方艺术博物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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