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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的《中国好声音》到今年忽然蹿红的《我是歌手》，这些引进国外版权的娱乐秀节目在中国的落地，简直是拯救了死气沉沉的娱乐圈和电视台。选秀节目令人耳目一新的形式和大手笔的砸钱运作，也让我们看到了新气象。但是，即便是完完全全按照原版的模式努力copy，落地到了强大的中国现实土壤里，多多少少都会走点样变点形，“外国鞋，中国脚”，最后“不得不”演绎成一个富含“中国特色”的中国版本。它们身上殊途同归的气质就是：煽情，功利，幕后有托儿，擅打怀旧牌。落地中国的娱乐秀节目为何总是频频走样变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听听这些电视台制作人、选手以及幕后工作人员们，他们有什么话要说。
疑问一 ：娱乐节目啊，
为什么你的眼中常含泪水？
煽情：
导演组决定着观众喜欢什么
“哪有一个歌手，会唱着唱着，攥住拳，咬自己的手，唱得泣不成声，唱得嗓子和心同时在疼痛。《剪爱》剪的是过去灵魂肉体相交和割舍的痛，是把所有的痛都咽下的那种伤，黄妈，不管你是直剖內心，还是直面命运，你都要勇敢啊！”这是《我是歌手》官方微博上对黄绮珊的描写，下面评论中出现最多的表情是“流泪”。
有人调侃说，从《超级女声》到《我是歌手》，最大的不同是，一个台上哭，一个台下哭。哭一次，动人，哭多了，煽情。此前，央视主持人倪萍、朱军都被指责太过煽情，2013年春晚上，蔡明的一句“别煽情了，我哭不出来！”亮了，让心照不宣的人拍手称快。如今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却依然是：黄绮珊哭了、辛晓琪哭了、羽泉哭了，台下观众也哭了……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在《锵锵三人行》上讲了个故事：他参加过几次湖南卫视节目的录制，感觉节目做得很成功，结果导演很失望地说“没哭！”“他们把嘉宾和观众的哭作为节目煽情的一个效果。”许子东说，“导演的艺术追求之一就是要让人哭！”而在《我是歌手》的原版方韩国，对参赛歌手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有演唱实力，能打动人。
在《我是歌手》中，被赞为最具感染力的人是黄绮珊，最煽情的人也是她。如果说第一期黄绮珊的一首《等待》唱哭了一群人，那之后她的表现则引来了外界的质疑。在节目中黄绮珊讲起自己的离婚故事泣不成声，有人问为什么要讲出来？“因为网上有人挖我的私生活，才让我觉得有必要不让他们乱说乱传，我正面来告诉你们，这样才不会伤害到其他人。”黄绮珊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一些个人的故事如果老被问及，肯定更会伤害到自己。“你会跟节目组说让自己少说点故事多唱点歌吗？”面对记者的这个问题，黄绮珊说：“当然，一开始我说不接受任何采访，但这样让湖南卫视的宣传部很难做，因为记者们不理解，所以有人就写我耍大牌。最后经纪人与卫视协调，相应地做一些宣传。”
这些个人经历谈一次，感动，说多了，容易被人指责为炒作。在《我是歌手》中，黄绮珊与前夫的恋情不断被提及，发展到后期，黄绮珊直接就演唱了前夫的作品《剪爱》，但泣不成声。黄绮珊说：“唱这首歌完全是难以控制我心中汹涌而至的情感。”据她经纪人介绍，在唱这首歌之前的VCR中，黄绮珊有一句话被剪掉了，她当时还有一句：“我只想用这首歌告诉与我有类似经历的女性朋友，哭是最好的疗伤。”
黄绮珊被这样指责，有很多原因。“我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唱自己喜欢的歌，无法自己选择，因为导演组会告诉你观众喜欢什么，只有导演组知道观众的泪点在哪里。”因此她所选的曲目大多都是苦情歌。当然，这与黄绮珊的个性也有关系，她选歌的标准是“我的心路表达”，一个事业不顺、感情波折的女人，心路又怎会平坦？对于外界的指责，黄绮珊并不去理会，“因为你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喜欢你理解你。”有人现在她唱歌就是在炫技而没有投入感情，这也让她感到这个说法很矛盾，“很多人都在微博上说听《等待》《离不开你》《剪爱》都哭了，而同时又有人说我在炫技。无论是怎么的技巧，你的耳朵骗不了你，如果你感动了，你说那不是情是什么呢？”
或许，在电视这样一个有很强传播力的平台，黄绮珊的表露内心很容易被放大，进而被误读。不管是真情实感，还是蓄意煽情，在观众看来，能达到让人哭的情形还是有规律可循的。但是，真相往往就这样流失于涕泪交加中，观众们不是耶路撒冷的“哭墙”，要知道，等泪水泛滥时，墙势必会倒向你！
煽情手段
的确，有一些选手企图通过打感情牌博得同情，但也有很多选手付出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喜怒哀乐，讲什么故事，选择权在选手；但嬉笑怒骂，呈现什么效果，选择权在节目组。
家人离世
这是最容易戳中观众泪点的背景。在《中国好声音》第一季中，徐海星在讲述父亲过世的事情时泪洒舞台，不但感动了观众，也感动了身为人父的刘欢。
北漂艰辛
这一点也常能引起观众共鸣。《中国好声音》中，金志文多年奋战未能出头的故事，让同样有北漂经历的杨坤落下男儿泪。另一种情况就是背负家乡人的重望，哈尼族小王子李维真、小金花董继兰等都属于这一列。
疑问二：为什么总有
暧昧的潜规则？
托儿：
底线是不能侮辱观众智商
在《我是歌手》节目中，镜头切至观众时，总是各个泪流满面。这种场面见多了，容易让人心生疑惑，直到国内知名电视策划人舞美师（网名）在微博上指出观众席中有专业演员时，众人才认定节目有“托儿”。舞美师用调侃的语气总结说：“所谓《我是歌手》，就是电影学院的来听音乐学院的唱歌。”
说中国电视节目找“托儿”属于潜规则一点不为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舞美师讲述了一段自己的经历：有一次与一位电视节目导演聊天，问其某一期请的嘉宾是不是托儿，导演矢口否认。舞美师亮出底牌，指出这名嘉宾正好是自己的朋友，导演笑了笑，不发一言，搪塞过去。
“一般情感类节目容易找托儿。”按着舞美师的观点，为了节目效果，找托儿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底线是不要太侮辱观众智商就行。”娱乐节目与新闻节目不同，相比真实，“娱乐”是最先被考虑的因素。 不管如何定义，“托儿”总带点欺骗性质。一般录制一期节目，导演会事先跟嘉宾沟通好节目中可能会遇到的“突发情况”，也会“塞纸条”给指定的观众提问题。等节目开始录制，观众一脸真诚地背出提前准备好的问题，嘉宾或惊讶或害羞，推诿片刻再背出准备好的台词。演技不好怎么办？没关系，导演会说：“再来一遍！”
去年，《中国好声音》开播最初就遭遇选手“造假门”，选手邹宏宇、黄勇等被指背景不简单。其实，深深了解这个行业规则的舞美师说，“越是有影响力的节目越不可能找托儿。”几年前，“托儿”这种现象比较普遍，但现在，电视导演都变聪明了，不一定要找直接的“托儿”来博眼球，而是换成了更加巧妙和隐蔽的方式。
以《我是歌手》为例，节目组通过问卷调查选出来的观众必须具备几点因素：懂音乐、感情丰富、情绪化。“这样一批观众，再加上十几台机器的捕捉，总是能拍到点东西的。”舞美师说，导演组选择嘉宾时同样会考虑，什么样的嘉宾更有话题性，更容易呈现节目效果，手握主动权的导演总是希望通过制造氛围，赚取台上台下的眼泪，他们消耗的是观众的真情实感。这比找个专业演员，一不小心就露陷儿来得更高明、更安全、更动人、更“真实”。
炒作的目的不言而喻，炒作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有在台上隐瞒身份讲煽情故事的，有小明星伺机与大咖制造绯闻的，也有选手自爆参赛有潜规则的……涉及的幕后推手不只一方，“节目组、台领导、广告商、参赛选手、竞争对手等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目的。”舞美师说，“因此舆论方向如何发展没人能完全掌控。”
多方面对舆论的影响，导致原本就不强力的节目宣传组手忙脚乱。舞美师坦言，自己曾与《中国好声音》的营销方交流，发现对方已顾不上原来的宣传计划，而是忙于应付每天出现的各种负面新闻，不但要想好回应的说辞，还要打通种种关系撤稿。“我经常跟业内一些人交流，他们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做这些事情。”
既然选手自己的炒作如此负面，电视台为何不禁止选手的自我炒作？舞美师笑笑说：“不管是选手还是电视台，大家都心照不宣，不会放到台面上讲。毕竟这些东西对他们的伤害是有，但获益更大，有很多人即使拿很少的通告费，也非常乐意上节目。”
当找托儿、选手炒作成为中国娱乐节目特有现象时，那些从国外引进的节目必然也要被涂脂抹粉装扮一番。其实，化妆本没有错，错的是你总是把眉毛描那么粗。
舞美师解密：
●一般情感类节目容易找“托儿”。
●越是有影响力的节目越不可能找“托儿”。
●“托儿”的方式变得不再那么直接，而是更加巧妙和隐蔽。
●涉及的幕后推手不止一方，有时节目组、台领导、广告商、参赛选手、竞争对手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目的。
疑问三：为了节目的收视率，
是不是有“取”也有“舍”？
功利：
收视率肯定要考虑
《我是歌手》火了，且火得很有中国特色。一般版权引进的节目都会有一本“宝典”，其中巨细无遗罗列了制作这档节目要注意的所有事项，包括灯光的位置、打法等等细节。《我是歌手》虽然是从韩国引进的版权，却并没有一本成型的“宝典”，“那家电视台据说是第一次有人购买其版权，他们的团队也还在做这个节目，还没有来得及模式化，所以没有宝典。”节目总导演洪涛说。
2011年湖南卫视就买下了这档节目的版权，派人去韩国学习过制作方式，但当时研究之后觉得节目难度很大，就暂时停止了动作。去年十月份，这个项目再次启动，先后派了两批人去学习，洪涛也在其中。他探询了各个岗位，在第一期《我是歌手》节目录制时，韩国团队也派来一些工作人员，用“岗位盯岗位”的方式传授了一些经验。
洪涛觉得韩国这档节目之所以火，因为它第一次把超大腕请来参加这种草根才会来参加的生存赛，造成了很大的话题性；其次它采用全新的电视语言来表现歌手之间的经营；第三它用经典音乐来拉近时空距离和心理距离，让人知道纯粹的音乐是有打动人心的魅力的。所以节目组坚持采用最好的音响设备，“我们的舞台音响基本上跟张学友、宋祖英的演唱会是一样的配备”，加上最好的调音师及其团队，“尽量带给观众音乐的感动”。
但也许因为没有按图索骥的“宝典”，在摸索中《我是歌手》有了更多变化的空间。韩国版的歌手大多正当红，而中国版被戏称为“过气歌手大集合”。经历最初邀约歌手的磨砺与无奈，洪涛对当下的歌手阵容表示满意，“当然我也希望能有更多更有知名度、更有实力的歌手加盟，可能会更好。”
节目播出之后的火爆，使得许多歌手开始主动联络节目组，《我是歌手》在下一季大概不用再为邀请歌手烦心，但在包括《人民日报》点名的一片赞美之声中，它也引起了一些争议，譬如歌手一团和气、大规模煽情、做作的悬疑色彩甚至观众席中坐了许多“表情帝”……本土化过程中，《我是歌手》有哪些已经走样？本刊记者采访了洪涛，一一求解。
疑问一 ：娱乐节目啊，
为什么你的眼中常含泪水？
煽情：
导演组决定着观众喜欢什么
“哪有一个歌手，会唱着唱着，攥住拳，咬自己的手，唱得泣不成声，唱得嗓子和心同时在疼痛。《剪爱》剪的是过去灵魂肉体相交和割舍的痛，是把所有的痛都咽下的那种伤，黄妈，不管你是直剖內心，还是直面命运，你都要勇敢啊！”这是《我是歌手》官方微博上对黄绮珊的描写，下面评论中出现最多的表情是“流泪”。
有人调侃说，从《超级女声》到《我是歌手》，最大的不同是，一个台上哭，一个台下哭。哭一次，动人，哭多了，煽情。此前，央视主持人倪萍、朱军都被指责太过煽情，2013年春晚上，蔡明的一句“别煽情了，我哭不出来！”亮了，让心照不宣的人拍手称快。如今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却依然是：黄绮珊哭了、辛晓琪哭了、羽泉哭了，台下观众也哭了……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在《锵锵三人行》上讲了个故事：他参加过几次湖南卫视节目的录制，感觉节目做得很成功，结果导演很失望地说“没哭！”“他们把嘉宾和观众的哭作为节目煽情的一个效果。”许子东说，“导演的艺术追求之一就是要让人哭！”而在《我是歌手》的原版方韩国，对参赛歌手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有演唱实力，能打动人。
在《我是歌手》中，被赞为最具感染力的人是黄绮珊，最煽情的人也是她。如果说第一期黄绮珊的一首《等待》唱哭了一群人，那之后她的表现则引来了外界的质疑。在节目中黄绮珊讲起自己的离婚故事泣不成声，有人问为什么要讲出来？“因为网上有人挖我的私生活，才让我觉得有必要不让他们乱说乱传，我正面来告诉你们，这样才不会伤害到其他人。”黄绮珊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一些个人的故事如果老被问及，肯定更会伤害到自己。“你会跟节目组说让自己少说点故事多唱点歌吗？”面对记者的这个问题，黄绮珊说：“当然，一开始我说不接受任何采访，但这样让湖南卫视的宣传部很难做，因为记者们不理解，所以有人就写我耍大牌。最后经纪人与卫视协调，相应地做一些宣传。”
这些个人经历谈一次，感动，说多了，容易被人指责为炒作。在《我是歌手》中，黄绮珊与前夫的恋情不断被提及，发展到后期，黄绮珊直接就演唱了前夫的作品《剪爱》，但泣不成声。黄绮珊说：“唱这首歌完全是难以控制我心中汹涌而至的情感。”据她经纪人介绍，在唱这首歌之前的VCR中，黄绮珊有一句话被剪掉了，她当时还有一句：“我只想用这首歌告诉与我有类似经历的女性朋友，哭是最好的疗伤。”
黄绮珊被这样指责，有很多原因。“我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唱自己喜欢的歌，无法自己选择，因为导演组会告诉你观众喜欢什么，只有导演组知道观众的泪点在哪里。”因此她所选的曲目大多都是苦情歌。当然，这与黄绮珊的个性也有关系，她选歌的标准是“我的心路表达”，一个事业不顺、感情波折的女人，心路又怎会平坦？对于外界的指责，黄绮珊并不去理会，“因为你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喜欢你理解你。”有人现在她唱歌就是在炫技而没有投入感情，这也让她感到这个说法很矛盾，“很多人都在微博上说听《等待》《离不开你》《剪爱》都哭了，而同时又有人说我在炫技。无论是怎么的技巧，你的耳朵骗不了你，如果你感动了，你说那不是情是什么呢？”
或许，在电视这样一个有很强传播力的平台，黄绮珊的表露内心很容易被放大，进而被误读。不管是真情实感，还是蓄意煽情，在观众看来，能达到让人哭的情形还是有规律可循的。但是，真相往往就这样流失于涕泪交加中，观众们不是耶路撒冷的“哭墙”，要知道，等泪水泛滥时，墙势必会倒向你！
煽情手段
的确，有一些选手企图通过打感情牌博得同情，但也有很多选手付出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喜怒哀乐，讲什么故事，选择权在选手；但嬉笑怒骂，呈现什么效果，选择权在节目组。
家人离世
这是最容易戳中观众泪点的背景。在《中国好声音》第一季中，徐海星在讲述父亲过世的事情时泪洒舞台，不但感动了观众，也感动了身为人父的刘欢。
北漂艰辛
这一点也常能引起观众共鸣。《中国好声音》中，金志文多年奋战未能出头的故事，让同样有北漂经历的杨坤落下男儿泪。另一种情况就是背负家乡人的重望，哈尼族小王子李维真、小金花董继兰等都属于这一列。
疑问二：为什么总有
暧昧的潜规则？
托儿：
底线是不能侮辱观众智商
在《我是歌手》节目中，镜头切至观众时，总是各个泪流满面。这种场面见多了，容易让人心生疑惑，直到国内知名电视策划人舞美师（网名）在微博上指出观众席中有专业演员时，众人才认定节目有“托儿”。舞美师用调侃的语气总结说：“所谓《我是歌手》，就是电影学院的来听音乐学院的唱歌。”
说中国电视节目找“托儿”属于潜规则一点不为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舞美师讲述了一段自己的经历：有一次与一位电视节目导演聊天，问其某一期请的嘉宾是不是托儿，导演矢口否认。舞美师亮出底牌，指出这名嘉宾正好是自己的朋友，导演笑了笑，不发一言，搪塞过去。
“一般情感类节目容易找托儿。”按着舞美师的观点，为了节目效果，找托儿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底线是不要太侮辱观众智商就行。”娱乐节目与新闻节目不同，相比真实，“娱乐”是最先被考虑的因素。 不管如何定义，“托儿”总带点欺骗性质。一般录制一期节目，导演会事先跟嘉宾沟通好节目中可能会遇到的“突发情况”，也会“塞纸条”给指定的观众提问题。等节目开始录制，观众一脸真诚地背出提前准备好的问题，嘉宾或惊讶或害羞，推诿片刻再背出准备好的台词。演技不好怎么办？没关系，导演会说：“再来一遍！”
去年，《中国好声音》开播最初就遭遇选手“造假门”，选手邹宏宇、黄勇等被指背景不简单。其实，深深了解这个行业规则的舞美师说，“越是有影响力的节目越不可能找托儿。”几年前，“托儿”这种现象比较普遍，但现在，电视导演都变聪明了，不一定要找直接的“托儿”来博眼球，而是换成了更加巧妙和隐蔽的方式。
以《我是歌手》为例，节目组通过问卷调查选出来的观众必须具备几点因素：懂音乐、感情丰富、情绪化。“这样一批观众，再加上十几台机器的捕捉，总是能拍到点东西的。”舞美师说，导演组选择嘉宾时同样会考虑，什么样的嘉宾更有话题性，更容易呈现节目效果，手握主动权的导演总是希望通过制造氛围，赚取台上台下的眼泪，他们消耗的是观众的真情实感。这比找个专业演员，一不小心就露陷儿来得更高明、更安全、更动人、更“真实”。
炒作的目的不言而喻，炒作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有在台上隐瞒身份讲煽情故事的，有小明星伺机与大咖制造绯闻的，也有选手自爆参赛有潜规则的……涉及的幕后推手不只一方，“节目组、台领导、广告商、参赛选手、竞争对手等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目的。”舞美师说，“因此舆论方向如何发展没人能完全掌控。”
多方面对舆论的影响，导致原本就不强力的节目宣传组手忙脚乱。舞美师坦言，自己曾与《中国好声音》的营销方交流，发现对方已顾不上原来的宣传计划，而是忙于应付每天出现的各种负面新闻，不但要想好回应的说辞，还要打通种种关系撤稿。“我经常跟业内一些人交流，他们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做这些事情。”
既然选手自己的炒作如此负面，电视台为何不禁止选手的自我炒作？舞美师笑笑说：“不管是选手还是电视台，大家都心照不宣，不会放到台面上讲。毕竟这些东西对他们的伤害是有，但获益更大，有很多人即使拿很少的通告费，也非常乐意上节目。”
当找托儿、选手炒作成为中国娱乐节目特有现象时，那些从国外引进的节目必然也要被涂脂抹粉装扮一番。其实，化妆本没有错，错的是你总是把眉毛描那么粗。
舞美师解密：
●一般情感类节目容易找“托儿”。
●越是有影响力的节目越不可能找“托儿”。
●“托儿”的方式变得不再那么直接，而是更加巧妙和隐蔽。
●涉及的幕后推手不止一方，有时节目组、台领导、广告商、参赛选手、竞争对手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目的。
疑问三：为了节目的收视率，
是不是有“取”也有“舍”？
功利：
收视率肯定要考虑
《我是歌手》火了，且火得很有中国特色。一般版权引进的节目都会有一本“宝典”，其中巨细无遗罗列了制作这档节目要注意的所有事项，包括灯光的位置、打法等等细节。《我是歌手》虽然是从韩国引进的版权，却并没有一本成型的“宝典”，“那家电视台据说是第一次有人购买其版权，他们的团队也还在做这个节目，还没有来得及模式化，所以没有宝典。”节目总导演洪涛说。
2011年湖南卫视就买下了这档节目的版权，派人去韩国学习过制作方式，但当时研究之后觉得节目难度很大，就暂时停止了动作。去年十月份，这个项目再次启动，先后派了两批人去学习，洪涛也在其中。他探询了各个岗位，在第一期《我是歌手》节目录制时，韩国团队也派来一些工作人员，用“岗位盯岗位”的方式传授了一些经验。
洪涛觉得韩国这档节目之所以火，因为它第一次把超大腕请来参加这种草根才会来参加的生存赛，造成了很大的话题性；其次它采用全新的电视语言来表现歌手之间的经营；第三它用经典音乐来拉近时空距离和心理距离，让人知道纯粹的音乐是有打动人心的魅力的。所以节目组坚持采用最好的音响设备，“我们的舞台音响基本上跟张学友、宋祖英的演唱会是一样的配备”，加上最好的调音师及其团队，“尽量带给观众音乐的感动”。
但也许因为没有按图索骥的“宝典”，在摸索中《我是歌手》有了更多变化的空间。韩国版的歌手大多正当红，而中国版被戏称为“过气歌手大集合”。经历最初邀约歌手的磨砺与无奈，洪涛对当下的歌手阵容表示满意，“当然我也希望能有更多更有知名度、更有实力的歌手加盟，可能会更好。”
节目播出之后的火爆，使得许多歌手开始主动联络节目组，《我是歌手》在下一季大概不用再为邀请歌手烦心，但在包括《人民日报》点名的一片赞美之声中，它也引起了一些争议，譬如歌手一团和气、大规模煽情、做作的悬疑色彩甚至观众席中坐了许多“表情帝”……本土化过程中，《我是歌手》有哪些已经走样？本刊记者采访了洪涛，一一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