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有史以来，人类就一直在与各种各样的灾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并最终一次次战胜灾难走到了今天。可以说，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人类与灾难的斗争史。作为人类情感的宣泄形式，文学不仅承载了喜乐哀怒等感性情绪，同时也表达了善恶美丑等价值取向，一定程度反映了时代声音和吁求。每当处在危难时刻，文学更通过对灾难的在场书写，成为民族灾难的忠实记录者。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因素的不同，东西方文化作品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这就为本文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写素材。
关键词：东西方;疾疫文学;比较
引言
疾疫与生活难解难分，攻击人、干扰历史、改变世界格局，还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疾疫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表达形式，通过对当时疾疫场景，危害的特殊描写，以史鉴今，以其独特的方式对疾疫展开理性的反思，引导人们反思生命、无畏时厄、走向希望。相比起其他文学作品给人的精神鼓舞，疾疫文学才是真正通过本身的描写，给人以安慰。通过对东西方疾疫文学作品的梳理，发现东方的疾疫文学作品大多出现在医疗条件落后的古代，而西方的疾疫文学则从中世纪一直到20世纪中期，将近贯通了整个西方文学的发展。本文我们就以东方汉末建安文学疾疫的书写与西方中世纪左右的文学作品进行对比，研究东西方疾疫文学创作的异同之处。
一、汉末“大疫”与建安文学疾疫的书写
东汉末年特别是建安年间“大疫”频发，建安文学对疾疫惨烈状况的勇敢直面和在场书写，形成了关于建安“大疫”的灾难记忆。同时，“大疫”也给建安文学打上了悲凉、伤感的烙印，催生了大量有关悼亡、悼夭主题的作品。建安“大疫”不仅深刻影响了建安文学的精神气质，同时也一定程度地改变了两汉至魏晋时期的文学走向，推动了中国文学由两汉时期的家国天下、宏大叙事向自我觉醒、个体生命感悟的转向，激发了魏晋文学走向理论的成熟、题材的多元、体裁的多样，迎来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璀璨辉煌的黄金时代。
其中疾疫文学的代表作曹丕《与吴质书》和曹植《说疫气》用文学的笔触留下了很深的时代印记，以书信和论说的不同方式，真实记载了疫疾的肆虐，表达了对故友去世的怀念和痛苦，对生命无常的无限感慨以及生命意识的觉醒。疫疾灾害强化了文人的生命意识，突出了人的主体，增强了文人对文学意义和文学功能的认识，表现了面对死亡而引发出以“立言”来建功立业的积极人生态度。
二、西方文学的疾疫书写
西方文学对疾疫母题的书写源远流长。古代西方文学的瘟疫书写，主要聚焦于瘟疫本源的神降及神恩救灾的可能;文艺复兴以来的瘟疫书写，则开始质疑天神降灾的观念，将重心移向现实的人间疾苦和救治措施。
西方中世纪的疾疫促进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出现。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以瘟疫为背景的名著，突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价值倾向和宗教改革的必然。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以客观理性的态度表现世界，英国作家狄福的《大疫年纪事》则突出表达了这一倾向。法国作家吉奥诺的《屋顶上的騎兵》和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则将瘟疫与爱情同 置，爱情故事在瘟疫的映衬下显得光彩夺目。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鼠疫》中，瘟疫具有更广泛的象征意义，面对瘟疫的不同选择突出表达了存在主义的哲学观。
三、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
同样作为疾疫文学，东西方的文学作品对于寄托在文学作品中的精神是不一样的。
如东方的疾疫文学往往是对“大疫”的灾难实录，通过文字记录时代，以直观、感性的笔触描摹社会现实，针砭时弊。如曹子建《说疫气》记载的“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的凄惨场景，就是真实的历史记录。而曹操《篙里行》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又何尝不是对疾疫、战争、自然灾害导致社会凋敝的一种写实。王粲《七哀诗》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更像是一幅惨然的贫妇弃子图。作为经历了战乱掳掠、饱受折磨的女诗人，蔡文姬通过“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的白描手法，表达了对乱世多艰、豺狼横行的悲愤。透过建安文学对“阖门而殪”“覆族而丧”疾疫惨状和饿殍遍野、白骨森森等次生灾害的描写，时至今日依然能够切身感受到“大疫”的冲击力和破坏力。
而西方的疾疫文学，不仅对社会进程有极大的影响，还改变了人类的精神状态。在记录当时疾疫发生场景的同时，还夹杂着浪漫的爱情、还有不满的反抗。更像是苦难中夹杂着浪漫，压迫中充斥着反抗。当瘟疫来临时，人与人基本处于隔绝状态，人们恐惧、孤独，而彼此隔绝又放大了孤独感，在这种情境中，爱情很容易产生，原本平淡的爱情也因之而灿烂，因此，瘟疫便成了最适合爱情主题设置的情境之一。就如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以强烈的震撼审美效果，将象征着死亡和痛苦的瘟疫与象征着生命和欢乐的爱情融合为一种表达，以至于恶而更恶， 丑而更丑，美而更美，生死瞬间成为永恒。
相同点在于无论东方的疾疫文学还是西方的疾疫文学，最终会赤裸裸地揭露社会的种种荒诞的行为。疾疫使人类迅速面临死亡，进入孤绝的境地，没有任何情况能够使得那么多的人同时直面死亡。面对荒诞的世界，每个人都要做出选择，选择抗争亦或是选择妥协、逃避，正是这些选择最终决定了人的本质。而在疾疫面前，一切事物显示出真正的面貌，人们平时所追求的金钱、美貌、健康、年轻和才学，甚至生命，都成了不足称道的东西。 瘟疫还原了社会的荒诞本质。
四、总结
疾疫为文学史带来意外收获，在“大疫”面前，文人的感伤情怀和创作激情被极大地激发起来，创作了大量文学精品，并催生了文学理论的自觉与成熟。当然东西方疾疫文学不可避免地给世界文学史蒙上一层厚厚的悲凉、感伤气氛，这显然是疾疫给文学带来的后遗症和心理阴影。
参考文献
[1].祖秋阳.建安疾疫与文学关系考论[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0.
[2].高阳.论疾疫对生命意识文论的形塑——以建安二十二年大疫与曹丕文论为考察对象[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3].杨钧期.汉末“大疫”与建安文学疾疫书写及魏晋文学走向[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0 年第 20202 期 第 139-146 页
[4].范蕊、仵从巨.西方小说中的瘟疫题材[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7月第27卷第4期.
作者简介：作者姓名：关宇，性别：女籍贯：吉林。出生年月：1983年5月5日，学历：研究生 文学硕士职称：助理研究员：工作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邮编：110031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东西方疾疫文学创作比较研究
关键词：东西方;疾疫文学;比较
引言
疾疫与生活难解难分，攻击人、干扰历史、改变世界格局，还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疾疫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表达形式，通过对当时疾疫场景，危害的特殊描写，以史鉴今，以其独特的方式对疾疫展开理性的反思，引导人们反思生命、无畏时厄、走向希望。相比起其他文学作品给人的精神鼓舞，疾疫文学才是真正通过本身的描写，给人以安慰。通过对东西方疾疫文学作品的梳理，发现东方的疾疫文学作品大多出现在医疗条件落后的古代，而西方的疾疫文学则从中世纪一直到20世纪中期，将近贯通了整个西方文学的发展。本文我们就以东方汉末建安文学疾疫的书写与西方中世纪左右的文学作品进行对比，研究东西方疾疫文学创作的异同之处。
一、汉末“大疫”与建安文学疾疫的书写
东汉末年特别是建安年间“大疫”频发，建安文学对疾疫惨烈状况的勇敢直面和在场书写，形成了关于建安“大疫”的灾难记忆。同时，“大疫”也给建安文学打上了悲凉、伤感的烙印，催生了大量有关悼亡、悼夭主题的作品。建安“大疫”不仅深刻影响了建安文学的精神气质，同时也一定程度地改变了两汉至魏晋时期的文学走向，推动了中国文学由两汉时期的家国天下、宏大叙事向自我觉醒、个体生命感悟的转向，激发了魏晋文学走向理论的成熟、题材的多元、体裁的多样，迎来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璀璨辉煌的黄金时代。
其中疾疫文学的代表作曹丕《与吴质书》和曹植《说疫气》用文学的笔触留下了很深的时代印记，以书信和论说的不同方式，真实记载了疫疾的肆虐，表达了对故友去世的怀念和痛苦，对生命无常的无限感慨以及生命意识的觉醒。疫疾灾害强化了文人的生命意识，突出了人的主体，增强了文人对文学意义和文学功能的认识，表现了面对死亡而引发出以“立言”来建功立业的积极人生态度。
二、西方文学的疾疫书写
西方文学对疾疫母题的书写源远流长。古代西方文学的瘟疫书写，主要聚焦于瘟疫本源的神降及神恩救灾的可能;文艺复兴以来的瘟疫书写，则开始质疑天神降灾的观念，将重心移向现实的人间疾苦和救治措施。
西方中世纪的疾疫促进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出现。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以瘟疫为背景的名著，突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价值倾向和宗教改革的必然。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以客观理性的态度表现世界，英国作家狄福的《大疫年纪事》则突出表达了这一倾向。法国作家吉奥诺的《屋顶上的騎兵》和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则将瘟疫与爱情同 置，爱情故事在瘟疫的映衬下显得光彩夺目。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鼠疫》中，瘟疫具有更广泛的象征意义，面对瘟疫的不同选择突出表达了存在主义的哲学观。
三、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
同样作为疾疫文学，东西方的文学作品对于寄托在文学作品中的精神是不一样的。
如东方的疾疫文学往往是对“大疫”的灾难实录，通过文字记录时代，以直观、感性的笔触描摹社会现实，针砭时弊。如曹子建《说疫气》记载的“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的凄惨场景，就是真实的历史记录。而曹操《篙里行》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又何尝不是对疾疫、战争、自然灾害导致社会凋敝的一种写实。王粲《七哀诗》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更像是一幅惨然的贫妇弃子图。作为经历了战乱掳掠、饱受折磨的女诗人，蔡文姬通过“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的白描手法，表达了对乱世多艰、豺狼横行的悲愤。透过建安文学对“阖门而殪”“覆族而丧”疾疫惨状和饿殍遍野、白骨森森等次生灾害的描写，时至今日依然能够切身感受到“大疫”的冲击力和破坏力。
而西方的疾疫文学，不仅对社会进程有极大的影响，还改变了人类的精神状态。在记录当时疾疫发生场景的同时，还夹杂着浪漫的爱情、还有不满的反抗。更像是苦难中夹杂着浪漫，压迫中充斥着反抗。当瘟疫来临时，人与人基本处于隔绝状态，人们恐惧、孤独，而彼此隔绝又放大了孤独感，在这种情境中，爱情很容易产生，原本平淡的爱情也因之而灿烂，因此，瘟疫便成了最适合爱情主题设置的情境之一。就如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以强烈的震撼审美效果，将象征着死亡和痛苦的瘟疫与象征着生命和欢乐的爱情融合为一种表达，以至于恶而更恶， 丑而更丑，美而更美，生死瞬间成为永恒。
相同点在于无论东方的疾疫文学还是西方的疾疫文学，最终会赤裸裸地揭露社会的种种荒诞的行为。疾疫使人类迅速面临死亡，进入孤绝的境地，没有任何情况能够使得那么多的人同时直面死亡。面对荒诞的世界，每个人都要做出选择，选择抗争亦或是选择妥协、逃避，正是这些选择最终决定了人的本质。而在疾疫面前，一切事物显示出真正的面貌，人们平时所追求的金钱、美貌、健康、年轻和才学，甚至生命，都成了不足称道的东西。 瘟疫还原了社会的荒诞本质。
四、总结
疾疫为文学史带来意外收获，在“大疫”面前，文人的感伤情怀和创作激情被极大地激发起来，创作了大量文学精品，并催生了文学理论的自觉与成熟。当然东西方疾疫文学不可避免地给世界文学史蒙上一层厚厚的悲凉、感伤气氛，这显然是疾疫给文学带来的后遗症和心理阴影。
参考文献
[1].祖秋阳.建安疾疫与文学关系考论[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0.
[2].高阳.论疾疫对生命意识文论的形塑——以建安二十二年大疫与曹丕文论为考察对象[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3].杨钧期.汉末“大疫”与建安文学疾疫书写及魏晋文学走向[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0 年第 20202 期 第 139-146 页
[4].范蕊、仵从巨.西方小说中的瘟疫题材[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7月第27卷第4期.
作者简介：作者姓名：关宇，性别：女籍贯：吉林。出生年月：1983年5月5日，学历：研究生 文学硕士职称：助理研究员：工作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邮编：110031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东西方疾疫文学创作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