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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不中不西、不文不武的“四不像”。我在美国住740年，今年已经78岁了。我学的是资讯科学，但对文学很有兴趣。当我要出书的时候，出版商把我的自我介绍包装成了——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读书人。这个目标是我以后努力的方向
糊里糊涂当上校长
1956年，我大学毕业。梅贻琦校长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成立了原子科学研究所。那个时候，还没有原子科学这一学科。学电机的、物理的、化学的都可以去考。我就去考，并且考上了。
但是，我面临着要不要去报到的问题。那个时候在台湾，如果要留学，必须先服兵役一年半。思考良久，我还是决定先服兵役，这样就多个选择。于是我和台湾清华大学的总干事商量，能不能保留我的学籍，让我先去服兵役？当时总干事很生气，跟我说，这是梅校长非常辛苦才争取到的机会。这个时候，我远远看到，梅校长站在他的办公室里。但是，当时的我是绝对不敢去找他谈话的。我只记得他高高瘦瘦，头发剪得很短。我还是选择服兵役，之后去美国留学了。到了1998年，我得到一个机会，回到新竹的清华大学当校长。想着梅先生，我就回去了。2012年是梅先生逝世50周年，在新竹的清华大学还有一个纪念仪式。
我是怎么当上校长的？我讲一句很实诚的话，糊里糊涂当上了。
1952年的台湾只有四所大学，现在已经有一百多所了。当时的校长由台湾教育部门任命。到了1998年，（台湾新竹）清华大学需要找一个新校长，开了台湾高等教育的先河，决定模仿美国和欧洲，公开进行遴选。遴选委员会有三个委员，还有六位校内代表，他们经过了公开征求程序后，选了五个人。五个人里再选三个人，最后选出一个。
具体的程序我不知道，但我对当时的遴选委员会有信心。我不知道在这过程中谁会批、谁会拦，但我有信心。
今天我们做事时，有很多程序和规则。而程序往往是一个错误、繁琐、不合理的过程。所以在规范和程序背后，还需要有人心、有人性。用人心、人性来执行规定，这才是其原来的精神和目的。如果只是硬性、扭曲地解读规章，那就是误用了规章。执行规章的人要有爱心，而我们参加竞争的人要有信心。
我在美国很多年，一直都拒绝行政的任务。我回到（台湾新竹）清华当校长之前，没有当过系主任或院长。1996年，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当过两年半的校务长。（台湾新竹）清华遴选校长的时候，我报名参加了。按照规定，需要学术行政经验四年。我当过两年半的校务长，这是不折不扣的学术行政经验。另外的一年半怎么都凑不到，最后还是勉强把我之前当过系里的电脑中心主任给算进去了。
所以，我最后满足了所有的条件，当了校长。可以当大学校长的人很多，一个大学校长最重要的事是，为学校建立起学术的环境和风气。
运气敲门之前
我在麻省理工待了14年。有人常问我，做学问的功夫靠什么？我说，要靠两个，努力和运气。要想成功，非努力不可，但是也要有好的机会。
引用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言，你要好好努力，这样当运气敲门的时候才不会错过。换句话说，努力和运气不是两个平行因素，必须有努力，才可能有运气。
1958年，我能有机会去麻省理工读书，是因为我很努力，之前的书一直读得很好；也是因为运气，因为那一年刚好开放几个名额给台湾的学生。在那里，我刚好又碰到一个搞资讯科学的好教授。我们专攻电脑。我读了博士，之后又参加教学研究的工作。今天诸位用的互联网、电脑，都是那个时候从麻省理工发展出来的。1972年后，我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当老师，一直当了26年。1998年后，我回到台湾。
不是互占地盘的关系
我们每一个人回想过去，大概都能想到恩师。我在澳门读中学时的国文老师让我难忘。
今天大家都称赞我，为什么学科技的懂这么多中国的诗词歌赋？首先我并不懂很多，但我懂的那些，全是读中学的时候学到的，努力背下来的。当时我也不知道背那些古诗词意义何在，但是学了，总有机会给你用上的。后来，我有运气出书。
今天我们常常问：教育到底该注重专业教育还是通识教育？大家质疑，通识教育是不是抢了专业教育的时间、占了专业教育的地盘？我们教育出来的学生.将来专业素质不够，就没有饭碗了！
我完全不同意。通识教育首先是大学教育里最重要的一环，其次，通识教育不占专业教育的地盘，是相辅相成的。我还记得，我读中学时，当时的通识课程要学国文、英文、近代史、经济学等。这给我之后的“跨界”打下了基础。要想很好地融入时代，就得多管齐下。
在我之前的上一任校长是沈君山先生，他是我最佩服的才子。他打桥牌、下围棋，是世界级水平。踢足球他当守门员，甚至他的散文也写得很棒。真是全才。我之后的一位校长徐遐生先生原来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是知名的天文学科学家。
徐遐生和我一样，中文不太好。我是口音有点重，他比我可能更差些。他一开始当校长，还得用英文主持会议。后来，他的中文越来越好，能用中文发言和写文书了。我们的中文都不好，但我们并不认为那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和缺点。
你绝对不会饿死
让我引用2000多年以前希腊教育家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他说，教育的意义在于培养一个有学问、有品格和有用的人。我觉得讲的很好，虽然可能有点虚。
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学问、品格和有用，三者并重，并不相互违背。今天，读完大学、找个好工作、赚钱，不能不说是一个目标。但我告诉学生们——今天的学生很幸福。当年我们还要考虑吃饭问题。在今天的社会经济状况下，好好做学问、培养品格，不要担心毕业之后有没有钱，我给你一个保证，我保证你绝对不会饿死！
我的年龄比较大，我看世界78年了。我们在不断地往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向在变。所以最重要的是，切实地去做一些事情，未来一定会变得更符合你想象中的境界。 60年前我在台湾，学工科才有出路，所以我学的是电机，希望毕业后能去台湾电力局，拿800块台币的工资，每天去抄电表。但今天不一样了.吃饱饭不再是问题，学什么都能找到出路的。当工程师、大老板、主持人、画家、作家都可以，青年人为什么要束缚自己？
大学教育和中小学教育是相互连续、不可分割的。
我把教育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幼儿园。幼儿园是很多小朋友第一次有机会离开家和陌生的小朋友学习怎样一起协作、一起游戏。我的外孙女去上幼儿园，我女儿说，小朋友们是去交换一点儿病菌、增强免疫力的。幼儿园其实就是这样。第二个阶段是小学、初中，培养读书的习惯、发现读书的乐趣，内容并不重要。很可惜现在的学生都养成了准备考试的习惯，而不是读书的习惯。一个做学问功夫的人，在那个时候就基本成型了。第三个阶段是高中和大学。这个阶段年轻人心智已经成熟，大学的要求就是给你做准备、给你帮助，在古老欧洲的系统里，很多通识教育的课程在高中就开始了。
我们都想读得快乐。我的回答是只要能够深入，就自然能在里头找到快乐。这不是场面话啊。我现在有时看书或者上网的时候，深夜还笑出来——太有意思了！刚开始把读书看成苦事，到后来你一定同意这是一件乐事。
我记得，我刚从美国回台湾当校长的第5个礼拜，学校发生一场情杀案。为了一个男生，有个女生杀了她的情敌。这位女同学被判十八年半，我去看望她、安慰她，让她好好改造。后来因为表现良好，十年半后她被释放，出来时三十多岁。她重新站了起来，现在从事翻译工作，过去五六年就翻译了五六本非常扎实的英文小说。每出一本，都会寄一本给我。这是一个相当安慰的结果。
这也许是人性里的一个小故事吧，但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犯了错误也可以站起来，重新往前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追求梦想都不晚。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保证年轻的你们不会饿死的！要有信心，选择了走一条路，就好好地走下去。当然，如果要换一条道路，也未尝不可。你们还年轻啊！路是人走出来的！
作者简介：刘炯郎，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博士，教育家、科学家。2011年获得电子设计自动化界的诺贝尔奖“卡夫曼奖”（PhilKaufmanAward）。1998年出任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长。2002年退休后专心写作、演讲等，2012年在大陆出版《一次看懂自然科学》和《一次看懂社会科学》。
（摘自《大学生》）
糊里糊涂当上校长
1956年，我大学毕业。梅贻琦校长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成立了原子科学研究所。那个时候，还没有原子科学这一学科。学电机的、物理的、化学的都可以去考。我就去考，并且考上了。
但是，我面临着要不要去报到的问题。那个时候在台湾，如果要留学，必须先服兵役一年半。思考良久，我还是决定先服兵役，这样就多个选择。于是我和台湾清华大学的总干事商量，能不能保留我的学籍，让我先去服兵役？当时总干事很生气，跟我说，这是梅校长非常辛苦才争取到的机会。这个时候，我远远看到，梅校长站在他的办公室里。但是，当时的我是绝对不敢去找他谈话的。我只记得他高高瘦瘦，头发剪得很短。我还是选择服兵役，之后去美国留学了。到了1998年，我得到一个机会，回到新竹的清华大学当校长。想着梅先生，我就回去了。2012年是梅先生逝世50周年，在新竹的清华大学还有一个纪念仪式。
我是怎么当上校长的？我讲一句很实诚的话，糊里糊涂当上了。
1952年的台湾只有四所大学，现在已经有一百多所了。当时的校长由台湾教育部门任命。到了1998年，（台湾新竹）清华大学需要找一个新校长，开了台湾高等教育的先河，决定模仿美国和欧洲，公开进行遴选。遴选委员会有三个委员，还有六位校内代表，他们经过了公开征求程序后，选了五个人。五个人里再选三个人，最后选出一个。
具体的程序我不知道，但我对当时的遴选委员会有信心。我不知道在这过程中谁会批、谁会拦，但我有信心。
今天我们做事时，有很多程序和规则。而程序往往是一个错误、繁琐、不合理的过程。所以在规范和程序背后，还需要有人心、有人性。用人心、人性来执行规定，这才是其原来的精神和目的。如果只是硬性、扭曲地解读规章，那就是误用了规章。执行规章的人要有爱心，而我们参加竞争的人要有信心。
我在美国很多年，一直都拒绝行政的任务。我回到（台湾新竹）清华当校长之前，没有当过系主任或院长。1996年，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当过两年半的校务长。（台湾新竹）清华遴选校长的时候，我报名参加了。按照规定，需要学术行政经验四年。我当过两年半的校务长，这是不折不扣的学术行政经验。另外的一年半怎么都凑不到，最后还是勉强把我之前当过系里的电脑中心主任给算进去了。
所以，我最后满足了所有的条件，当了校长。可以当大学校长的人很多，一个大学校长最重要的事是，为学校建立起学术的环境和风气。
运气敲门之前
我在麻省理工待了14年。有人常问我，做学问的功夫靠什么？我说，要靠两个，努力和运气。要想成功，非努力不可，但是也要有好的机会。
引用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言，你要好好努力，这样当运气敲门的时候才不会错过。换句话说，努力和运气不是两个平行因素，必须有努力，才可能有运气。
1958年，我能有机会去麻省理工读书，是因为我很努力，之前的书一直读得很好；也是因为运气，因为那一年刚好开放几个名额给台湾的学生。在那里，我刚好又碰到一个搞资讯科学的好教授。我们专攻电脑。我读了博士，之后又参加教学研究的工作。今天诸位用的互联网、电脑，都是那个时候从麻省理工发展出来的。1972年后，我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当老师，一直当了26年。1998年后，我回到台湾。
不是互占地盘的关系
我们每一个人回想过去，大概都能想到恩师。我在澳门读中学时的国文老师让我难忘。
今天大家都称赞我，为什么学科技的懂这么多中国的诗词歌赋？首先我并不懂很多，但我懂的那些，全是读中学的时候学到的，努力背下来的。当时我也不知道背那些古诗词意义何在，但是学了，总有机会给你用上的。后来，我有运气出书。
今天我们常常问：教育到底该注重专业教育还是通识教育？大家质疑，通识教育是不是抢了专业教育的时间、占了专业教育的地盘？我们教育出来的学生.将来专业素质不够，就没有饭碗了！
我完全不同意。通识教育首先是大学教育里最重要的一环，其次，通识教育不占专业教育的地盘，是相辅相成的。我还记得，我读中学时，当时的通识课程要学国文、英文、近代史、经济学等。这给我之后的“跨界”打下了基础。要想很好地融入时代，就得多管齐下。
在我之前的上一任校长是沈君山先生，他是我最佩服的才子。他打桥牌、下围棋，是世界级水平。踢足球他当守门员，甚至他的散文也写得很棒。真是全才。我之后的一位校长徐遐生先生原来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是知名的天文学科学家。
徐遐生和我一样，中文不太好。我是口音有点重，他比我可能更差些。他一开始当校长，还得用英文主持会议。后来，他的中文越来越好，能用中文发言和写文书了。我们的中文都不好，但我们并不认为那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和缺点。
你绝对不会饿死
让我引用2000多年以前希腊教育家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他说，教育的意义在于培养一个有学问、有品格和有用的人。我觉得讲的很好，虽然可能有点虚。
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学问、品格和有用，三者并重，并不相互违背。今天，读完大学、找个好工作、赚钱，不能不说是一个目标。但我告诉学生们——今天的学生很幸福。当年我们还要考虑吃饭问题。在今天的社会经济状况下，好好做学问、培养品格，不要担心毕业之后有没有钱，我给你一个保证，我保证你绝对不会饿死！
我的年龄比较大，我看世界78年了。我们在不断地往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向在变。所以最重要的是，切实地去做一些事情，未来一定会变得更符合你想象中的境界。 60年前我在台湾，学工科才有出路，所以我学的是电机，希望毕业后能去台湾电力局，拿800块台币的工资，每天去抄电表。但今天不一样了.吃饱饭不再是问题，学什么都能找到出路的。当工程师、大老板、主持人、画家、作家都可以，青年人为什么要束缚自己？
大学教育和中小学教育是相互连续、不可分割的。
我把教育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幼儿园。幼儿园是很多小朋友第一次有机会离开家和陌生的小朋友学习怎样一起协作、一起游戏。我的外孙女去上幼儿园，我女儿说，小朋友们是去交换一点儿病菌、增强免疫力的。幼儿园其实就是这样。第二个阶段是小学、初中，培养读书的习惯、发现读书的乐趣，内容并不重要。很可惜现在的学生都养成了准备考试的习惯，而不是读书的习惯。一个做学问功夫的人，在那个时候就基本成型了。第三个阶段是高中和大学。这个阶段年轻人心智已经成熟，大学的要求就是给你做准备、给你帮助，在古老欧洲的系统里，很多通识教育的课程在高中就开始了。
我们都想读得快乐。我的回答是只要能够深入，就自然能在里头找到快乐。这不是场面话啊。我现在有时看书或者上网的时候，深夜还笑出来——太有意思了！刚开始把读书看成苦事，到后来你一定同意这是一件乐事。
我记得，我刚从美国回台湾当校长的第5个礼拜，学校发生一场情杀案。为了一个男生，有个女生杀了她的情敌。这位女同学被判十八年半，我去看望她、安慰她，让她好好改造。后来因为表现良好，十年半后她被释放，出来时三十多岁。她重新站了起来，现在从事翻译工作，过去五六年就翻译了五六本非常扎实的英文小说。每出一本，都会寄一本给我。这是一个相当安慰的结果。
这也许是人性里的一个小故事吧，但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犯了错误也可以站起来，重新往前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追求梦想都不晚。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保证年轻的你们不会饿死的！要有信心，选择了走一条路，就好好地走下去。当然，如果要换一条道路，也未尝不可。你们还年轻啊！路是人走出来的！
作者简介：刘炯郎，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博士，教育家、科学家。2011年获得电子设计自动化界的诺贝尔奖“卡夫曼奖”（PhilKaufmanAward）。1998年出任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长。2002年退休后专心写作、演讲等，2012年在大陆出版《一次看懂自然科学》和《一次看懂社会科学》。
（摘自《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