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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袤的中国土地上，有很多叫王二的人。有这样4个王二，不仅名字一样，其他的背景也很类似。他们出生在中国农村，料理家里的那一亩二分地，一年到头流尽了汗，就算遇到风调雨顺，打下的粮食也卖不了几个钱。去掉化肥、种子、农药和各种成本，剩下的收入就更是低得可怜。后来村里出去打工的人每年过年都能穿着光鲜的衣服回来，出手“阔绰”，骄傲地描述外面的世界，让王二们坐不住了。终于有一年过完年，王二们带着简单的行李和一点点钱，跟着老乡一起走上了外出打工之路。打工给王二们带来从来没有见过的“高收入”，但是也给王二们带来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开销，什么都越来越贵；孤独，因为没有亲人和朋友陪伴；辛苦，工厂里的活比下地干活一点都不轻松；空虚，生活很无聊，且看不到未来在哪里。在很大程度上，王二们并不后悔离家打工的决定，只是现实远比王二们想象的要更困难。
终于，所有的希望和失望都正确地或者错误地集中到了一个焦点——工资上。尽管更高的工资解决不了王二们全部的问题，但更高的工资似乎是最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于是，王二们决定去罢工，去争取更高的工资。在这个时候，4个王二的命运发生了分化。
第一个王二供职于一个生产汽车的企业，这个企业在很多国家都有生产线。虽然在全球各地都生产类似的汽车，但这个企业在全球的生产线却差异很大。在美国，生产线上能用机器的地方肯定不会用人；而在中国，生产线上能用人的地方肯定不会用机器。所以，即便下线的汽车看不出什么差别，中国生产出的汽车要比美国生产出的汽车劳动密集得多。对企业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正常的最小化成本的选择，什么要素相对便宜，就多用什么要素。王二和工友们的罢工，最终让厂方作出了妥协，同意大幅提高工资。但这一妥协也改变了厂方的成本方程。原先使用那么多的人工、那么少的机器，在大幅加薪之后显得不再划算。厂方随即从总部调来了人，开始一个工位一个工位地重新研究什么地方该用人，什么地方该用机器。事情的结果是，没过多久，很多新的机器开始运到厂里。又没过多久，很多工友没有再能和厂方续约。王二很幸运地留了下来，继续住在那个显得格外空旷的职工宿舍里。
第二个王二供职于一个巨大无比的企业。这个企业是当地最主要的雇主，10个农民工有9个都在这家企业工作。多年以来，企业的老板都在很小心地控制工人工资的涨幅。原因很简单，给一个人涨工资，就得给全部工人涨工资。这样即使只涨一点点工资，算下来对企业而言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企业的生产规模日渐扩大，但企业招工的时候还是异常小心，怕招得太多，把当地整个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拉得太高，这样会反逼着企业给现有的员工加工资，这种成本的增加是企业不想承担的。换句话说，这家企业利用自己在当地劳动力市场的支配地位，通过控制招工的数量来减少工资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王二和工友们的罢工最终让厂方作出了妥协，同意大幅提高工资。工资提高了之后，厂方意识到，原先通过少雇人来压低工资的想法已经被打破了，工资上涨已是既成事实。而且提高工资之后，愿意到厂里来工作的人一下多了起来，厂方干脆来者不拒，都招进了厂里，不再有以前的顾虑。王二有了更高的工资，而且有了更多的工友。这件事情可以忍受的一点负面影响是：食堂、澡堂和厂门口的网吧都一下变得更拥挤了。
第三个王二就职于一个简单的装配企业。工作是最简单的、最枯燥的重复劳动，不需要什么技能。很多农民工的第一份工作都是在这样的企业开始的。王二和工友们的罢工，最终也让厂方作出了妥协，同意大幅提高工资。但厂方很明白，这么高的工资，企业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这样的企业，一没有技术，二没有资本，三没有渠道，靠的就是成本优势。如果连成本优势都没有了，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加薪后的第二天，企业的老板就飞往华中腹地，发现那里的工资水平还相对较低，当地政府也打出“产业转移的最佳承接地”的口号。不多久，王二和工友们就接到通知，企业要整体搬迁，愿意跟着走的需要重新签合同，工资水平比照迁入地的水平，基本上相当于对半砍。不愿意走的，拿一个月的工资，自寻出路。王二对两个选择都不喜欢，跟着企业走，工资水平比罢工之前还要更低，虽然生活费用也低不少；不跟企业走，也未必能找到更好的工作。王二后来在当地一家类似的企业找到了一份类似的工作，工资和罢工前一样。老板很坦诚地对王二说：你要是想要更高的工资，那还是找别的公司吧。
第四个王二在一家精密的电子企业工作。找工作的时候，工资是企业开的。王二觉得工资应该更高一点，但企业招工的人一句“市面上都是这个价”就把王二打发了。王二琢磨着，继续找工作还要花时间，也不知道能不能真的就找到更好的工作，于是就答应了。后来和工友们聊天，发现大家都是一样的想法，觉得工资应该更高一点，但是找工作的过程中单个的人根本没有跟企业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又担心风险，所以干脆就接受了。从企业的角度，厂方也清楚地知道，即便给工人更高的工资，企业还是能够很轻松地保持赢利的，而且真的想在市面上重新找到那么多合适的工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并会耽误生产。换句话说，企业会愿意出更高的工资把这些工人留下来。好在这些工人并没有统一的声音。偶尔个别工人有牢骚，直接让他走人就行了，换一个人还是很容易的。终于，王二和工友们决定罢工了。工人和企业都有各自的底线，但是很明显，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点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而过分的要求则会伤害双方的利益。经过几番你来我往，最后双方都选择了妥协，王二和工友们拿到了更高的工资，企业维持了正常的生产。
这4个王二罢工的故事，有的结局是皆大欢喜；有的是保持原样；有的则是一些人得益，另一些人受损。这两年各地发生了不少罢工事件，这些罢工多半最终以厂方提工资成为结局。只是那些获得加薪的工人最终会成为4个王二中的哪一个，则不那么完全明显。无论是支持罢工还是反对罢工的人，恐怕都必须意识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4个王二的命运，甚至更多王二的命运，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摘自《王二的经济学故事》，浙江人民出版社）
终于，所有的希望和失望都正确地或者错误地集中到了一个焦点——工资上。尽管更高的工资解决不了王二们全部的问题，但更高的工资似乎是最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于是，王二们决定去罢工，去争取更高的工资。在这个时候，4个王二的命运发生了分化。
第一个王二供职于一个生产汽车的企业，这个企业在很多国家都有生产线。虽然在全球各地都生产类似的汽车，但这个企业在全球的生产线却差异很大。在美国，生产线上能用机器的地方肯定不会用人；而在中国，生产线上能用人的地方肯定不会用机器。所以，即便下线的汽车看不出什么差别，中国生产出的汽车要比美国生产出的汽车劳动密集得多。对企业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正常的最小化成本的选择，什么要素相对便宜，就多用什么要素。王二和工友们的罢工，最终让厂方作出了妥协，同意大幅提高工资。但这一妥协也改变了厂方的成本方程。原先使用那么多的人工、那么少的机器，在大幅加薪之后显得不再划算。厂方随即从总部调来了人，开始一个工位一个工位地重新研究什么地方该用人，什么地方该用机器。事情的结果是，没过多久，很多新的机器开始运到厂里。又没过多久，很多工友没有再能和厂方续约。王二很幸运地留了下来，继续住在那个显得格外空旷的职工宿舍里。
第二个王二供职于一个巨大无比的企业。这个企业是当地最主要的雇主，10个农民工有9个都在这家企业工作。多年以来，企业的老板都在很小心地控制工人工资的涨幅。原因很简单，给一个人涨工资，就得给全部工人涨工资。这样即使只涨一点点工资，算下来对企业而言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企业的生产规模日渐扩大，但企业招工的时候还是异常小心，怕招得太多，把当地整个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拉得太高，这样会反逼着企业给现有的员工加工资，这种成本的增加是企业不想承担的。换句话说，这家企业利用自己在当地劳动力市场的支配地位，通过控制招工的数量来减少工资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王二和工友们的罢工最终让厂方作出了妥协，同意大幅提高工资。工资提高了之后，厂方意识到，原先通过少雇人来压低工资的想法已经被打破了，工资上涨已是既成事实。而且提高工资之后，愿意到厂里来工作的人一下多了起来，厂方干脆来者不拒，都招进了厂里，不再有以前的顾虑。王二有了更高的工资，而且有了更多的工友。这件事情可以忍受的一点负面影响是：食堂、澡堂和厂门口的网吧都一下变得更拥挤了。
第三个王二就职于一个简单的装配企业。工作是最简单的、最枯燥的重复劳动，不需要什么技能。很多农民工的第一份工作都是在这样的企业开始的。王二和工友们的罢工，最终也让厂方作出了妥协，同意大幅提高工资。但厂方很明白，这么高的工资，企业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这样的企业，一没有技术，二没有资本，三没有渠道，靠的就是成本优势。如果连成本优势都没有了，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加薪后的第二天，企业的老板就飞往华中腹地，发现那里的工资水平还相对较低，当地政府也打出“产业转移的最佳承接地”的口号。不多久，王二和工友们就接到通知，企业要整体搬迁，愿意跟着走的需要重新签合同，工资水平比照迁入地的水平，基本上相当于对半砍。不愿意走的，拿一个月的工资，自寻出路。王二对两个选择都不喜欢，跟着企业走，工资水平比罢工之前还要更低，虽然生活费用也低不少；不跟企业走，也未必能找到更好的工作。王二后来在当地一家类似的企业找到了一份类似的工作，工资和罢工前一样。老板很坦诚地对王二说：你要是想要更高的工资，那还是找别的公司吧。
第四个王二在一家精密的电子企业工作。找工作的时候，工资是企业开的。王二觉得工资应该更高一点，但企业招工的人一句“市面上都是这个价”就把王二打发了。王二琢磨着，继续找工作还要花时间，也不知道能不能真的就找到更好的工作，于是就答应了。后来和工友们聊天，发现大家都是一样的想法，觉得工资应该更高一点，但是找工作的过程中单个的人根本没有跟企业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又担心风险，所以干脆就接受了。从企业的角度，厂方也清楚地知道，即便给工人更高的工资，企业还是能够很轻松地保持赢利的，而且真的想在市面上重新找到那么多合适的工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并会耽误生产。换句话说，企业会愿意出更高的工资把这些工人留下来。好在这些工人并没有统一的声音。偶尔个别工人有牢骚，直接让他走人就行了，换一个人还是很容易的。终于，王二和工友们决定罢工了。工人和企业都有各自的底线，但是很明显，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点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而过分的要求则会伤害双方的利益。经过几番你来我往，最后双方都选择了妥协，王二和工友们拿到了更高的工资，企业维持了正常的生产。
这4个王二罢工的故事，有的结局是皆大欢喜；有的是保持原样；有的则是一些人得益，另一些人受损。这两年各地发生了不少罢工事件，这些罢工多半最终以厂方提工资成为结局。只是那些获得加薪的工人最终会成为4个王二中的哪一个，则不那么完全明显。无论是支持罢工还是反对罢工的人，恐怕都必须意识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4个王二的命运，甚至更多王二的命运，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摘自《王二的经济学故事》，浙江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