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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文坛，人们普遍认为大学不是作家的摇篮，哪怕是文学人才相对集中的各大院校的文学院（文学研究所），也只是谦虚地宣称自己所培养的对象是“具有一定文字功底、能胜任企事业单位办公室文员相关工作的专业人才”。事实上，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现场，不难发现——来自高校的作家诗人群体，凭借其自身良好的文学素养正在改变着文坛的格局，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已然成为各自所属作家团体的中坚力量。
就青海作家的主体结构而言，毕业于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两所高校的作家诗人及评论家，自“40后”至“90后”都有相当数量的分布，从文学青年到成熟作家，他们在不同时期贡献了重要的创作力量。值得一提的是，《青海日报》“江河源”文艺副刊曾于2016年6月推出了“80后、90后诗人作品小辑”，曹谁、刘大伟、嘎代才让、鸿颖、王伟、严雅楠、绿木、邦吉梅朵、趙维、花朵、陈慧遐等“80后”诗人与夜桨、怜夕、祁小鹿、牧白、马文秀、马应卉等“90后”校园诗人集体亮相，引发了文坛的关注，正如评论家刘晓林先生所言——这是一个充满了蓬勃活力、显示了无限可能性的群体，他们怀着对诗歌的虔敬之心，带着生命的温度，向世界咏唱源自内心真实的歌谣。他们在“共名”之下，凭借各自的诗学观念和人生体验努力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仿佛一片片树叶，拥有各自的形状、叶脉与风中的姿态，密密匝匝聚集在青海诗歌这棵大树的枝条上，青翠而鲜活。
须得指出，在这些校园作家的成长历程中，校园文学社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青海师范大学的“天风文学社”和青海民族大学的“河湟草文学社”，两个文学社团自上世纪90年代诞生以来，一直薪火相传不曾中断，上述诗人名单中的大多数皆与“天风”和“河湟草”有关。当然，也有一些校园作家游离于文学社团之外，所学专业也与文学无关，但他们依然是心怀理想的文学青年。本期《青海湖》“箐箐校园”出现的新面孔，主要由省内高校学生和少量到异地求学的青海籍学子构成。
本期大学生来稿散文随笔数量最多，诗歌次之，小说仅有一篇。这似乎也是当下青海文坛创作结构的一个缩影——我们拥有数量可观的诗歌散文作者，缺乏的是对叙事能力有着严格要求的小说作家。或许高寒、开阔、“离天最近”的地理环境更适合抒情，悠久的歌谣和史诗传统也为文学的诗意化呈现提供了重要语境，然而我们所享用和传承的昆仑神话实际上是一种高级的叙事艺术，这种艺术转化到小说创作中来就是一种讲述故事的能力。
彭措加的短篇小说《去拉萨》讲述了达瓦卓玛和顿珠格勒这对年轻人的成长故事，小说叙事节奏由“懵懂之爱”与“人性之洁”组成的明暗两条线索交织推进，主人公身上所具有的纯情与梦想在现实中难免遭受诸多不可控因素的挤压，小说的矛盾冲突由此激发，故事情节随之跌宕起伏。作品叙述语调由悲而喜，悲喜交加，能在读者的期待视野中产生一定的共鸣。小说结构简单，语言简洁，人物单纯，整体上体现出一种“象牙塔式”的浪漫格调，貌似简单的小说叙事却能传达出“真善美”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并进一步强调“善有善报”“因善而美”的朴素观念，作为年轻的写作者，能在小说中表达出具有一定深度的思考，值得褒奖。
在诗歌作品中，佳禾的组诗《捕获深夜》令人眼前一亮，那种对生活细微的洞察力和对时空变幻的感知力是这组诗歌最为出彩的地方。诗作《你的模样》表面上书写位于西宁北郊的柴达木公园及其花草与季节的关联，实际上描绘的是“一颗敏感而孤独的心”，你的模样“一步一步，由寒冷走向空旷”，“在记忆中兀自发白”，其蕴含的内在情愫却是“被喜欢，被记住，被关注”。诗句不长，寥寥数语，一位略带烦乱思绪的纯情女孩形象便跃然纸上。从诗歌的审美角度而言，这样的表达无疑是成功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校园诗人的创作视野过于狭小，除了美丽校园内的那点小小情绪，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似乎被他们刻意屏蔽了。实际上，来自校园与社会的对照与体悟，更能让一位创作者的表达丰富起来。
肖文渊的组诗《平原走马》表现出一种校园诗人少有的冷峻与深思，作者显然拒绝了抒情维度，进而选择了零度叙述的姿态，在不动神色的表达中巧妙达成了反讽与揭示的意愿，语言锋利，内含张力。“再多走几步/欲将我穷尽/把装的腔打断/作的势看破/在颓势将现前止步/假装不惧枯荣”（《山势》），诗歌大有“把世态窘相看穿，把人情冷暖看淡”的气势，锋芒毕现，极具思想锐度。需要警惕的是，为了实现这样的修辞效果，个别词语的使用显得较为生硬，这对语言的准确性和诗意的有效呈现有着一定的妨害。
相对而言，害马的诗歌更具后现代主义气质。具体而言，作品所表达的是一个可用多种角度解释的人物个性或事件经历，作者并不给予表达对象特定的意义指向，而是由读者自己去寻找其角色定位和意义所指，而这种意义的表达是否成立，意义与无意义的界限，全由读者自己去理解把握。“上帝衔住乌漆的人头，密密匝匝一坑/再拉起一位嗜酒的女郎，喷吐/人也是烟雾/烟雾畅通无阻，就像持有份乌有乡的/万国护照，闯入何地，何地便是无人区……”（《即景》）这是怎样的风景——令人眩晕的城市，躁动不安的灵魂，烟雾般的人群，荒芜的历程……虚无、无意义似乎构成了生活的主体，诗人由此发问：“你怎么打算？是承认羞耻是最好的掩体/还是赞颂感官生活的一切？”（《一则手札》），答案并非二选一那样简单，不确定、模糊、杂糅、多义应该是回答这一问题的角度。
许瑞雪和南江才措的诗歌温暖中透着知性，清丽中蕴含恬淡。无论是对理想的追寻，还是对自我的认知，作者都能找到一个恰当的心灵参照物，进而表达出生活的诗意与心灵的呐喊。“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你笑容灿烂/就像拥有了全世界/记得回信啊/我在远方为你祝福”（《旅人》），“我触碰到了你的灵魂/以为那就是一方净土”（《寻觅》），“听与唱，皆一人之事/独自欢，独自喜”（《独奏者》）这些诗句无需过多阐释，无论是精神上漂泊无依的旅人还是在思想和心灵深处不断寻觅的独奏者，读者都能清晰地看到，他们的身份与处境，如同初雪一样。 在诸多散文书写者当中，已出版散文集《小路》的刘永霞无疑是佼佼者。从散文作品来看，出身农家的她对农村生活的体悟与认知远远超出了同龄人的感受能力。关于农村她曾有过这样的表达——农村与我有着别样的情感，尽管贫瘠与苦难一度使生长在黄土地里的百姓举步维艰，我又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生活环境散发出人间温暖和与自然和谐的气氛。散文《土房子及其他》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幅真实细腻的农村生活图画，其出色的语言组织能力和敏锐的生活洞察能力在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我们身上的尘土来自于庄廓以外的田地、小路，还有烧柴、麦捆和一天也离不开的农具上”，这样的表达貌似平常实则不凡——都说庄稼人身上的土多，大多数人所知也仅限于此，事实上庄稼人身上的土的构成非常复杂：农田之土、道路飞尘、烧柴灰尘、麦捆衣草、农具携尘等等，没有真正的农村生活经历是写不出如此鲜活生动的文字的。
这样的生活体验同样反映在如下语段：“都说庄廓是养人的，其实是人在养着庄廓”“庄廓院里几乎没有树，家里的老人认为院子里兴土是不吉利的”“芍药牡丹在没有人照料的时间里开得比人在院子里时还要繁盛，好像花取悦的从来都不是人，是日复一日无法回得去的土房子”“庄廓院在不住人的时间里以惊人的速度老化，椽子间存在的不再是灰尘，是一些密密麻麻的虫眼，它们用不同的姿态表示着土房子被丢弃之后的面目”……像这样极具生活质感和生存智慧，同时又闪耀着词语与修辞迷人光芒的句子俯拾即是，这些因素构成其散文朴实而睿智的独特韵味。
诗人郭建强先生在《小路》序言中说“刘永霞的描述里有一种冰凉的幽默感和喜感”，譬如在《学校》篇章中，她这样描述农村孩子及其学习成绩：“在放假的日子里孩子们像风一样回到自己的家里，偶爾的某一天也会陪父母拾掇一下地里的庄稼。庄稼从来不会等农人的时间，学习也不会等懒惰的孩子，有时候孩子的成绩与镇上的孩子相比，也会有一些出入。”诚如斯言，冰凉的幽默实质上是一种无力和无奈的表达，然而无奈中又有积极的挣扎。这样的文字读来令人心酸，同时也让人更加清醒，这也是刘永霞试图在散文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核心主题——贫穷、疾病、苦难和生老病死。不得不说，很多大学生还沉浸在无病呻吟的清浅文字中时，刘永霞已经将散文的笔触探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这是一种创作的自觉，也是一定意义上文学的担当。
同样书写故乡主题的作品还有张立堃的《故里》，这篇散文将叙述的视角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通过回忆逐渐描摹出孩童心中那个与亲人相关联的故乡：“那里有许多关于生和死的故事，那里有一本记录一群幼稚小孩从成长到衰老的语文书，那里有一所早已变成停车场和集市的小学，那里，是我这一生开始的地方。”郭旭升的《一碗酸汤》则把对故乡的思恋集中在一种熟悉的味道上，作者将一碗酸汤背后承载的区域民俗和地方文化引述开来，“我也因为想到曾经的邻居，而对乡愁，对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了不一样的体验和感悟，也因此让我更加了解了回族这个朴实而勤劳的民族以及穆斯林文化”。诸如此类的描述，让读者在品读化隆地区饮食习俗的同时，唤起了内心深处极为相似的乡愁情绪。
周雪的《冬天》以北方的落雪入题，叙述记忆中的江南冬天，笔触细腻灵动，“在冬天的夜晚里，睡上一觉，可能醒来就会有惊喜。在无人知晓的夜里，暖锋推着冷锋慢慢向北，路过的地方，牛毛般的细雨，绵绵地净湿了青瓦房、地面，或者，你昨天忘记收的衣服。”这样的语言颇具“语丝体”的味道。郭赪昊的《一种成长》则用强烈的告白方式，表达着成长历程中的种种苦闷，这种告白不是简单的倾诉，而是经过了对比分析后的澄明，“总不能受点伤就喊疼，碰到点难题就说自己迈不过去，父母不能陪你走完这一生，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多杰扎西的《昨夜星辰昨夜风》实际上也是在讲述个人的成长故事，作品将“少年出门远行”与“大人们复杂的内心”结合起来，表达出一个少年新奇、孤独而又无奈的心理结构，读来令人疼惜：“然我活在小孩世界里，但我渴望快快长大，像他们一样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后来我长大了，却发现很多事情都是太多的身不由己。儿时的世界只属于你，长大后的世界却不只是你。”
相对而言，李楠佳措的《向死而生》明显跳出了青春思维中的烦恼情绪，作品通过对“死”的考辩论证，进而得出生命与死亡的内在关联，或者生命的终极意义——那就是向死而生。那么，人们如何靠近这一生命的奥义呢？作者借用《摆渡人》中的话语做了这样的解释：如果命运是一条孤独的河流，谁会是人命运的摆渡人？其实唯有自度才有可能力及其余。只有活着才能做到向死而生。作为一名年轻的写作者，李楠佳措避开了这个年龄段该有的青春姿态，去尝试一种蕴含了哲思的难度写作，这样的创作路径值得肯定。
当我评述完每一位校园作家诗人的作品后，将探寻的目光再次落到开篇的那个话题时，内心深处的欣喜之感油然而生——青海“90后”乃至更年轻的写作者，他们的背影并不单薄，尽管在创作方面还存有一些缺憾，但他们正在以文学的方式成长，并用文字发出了各自的声音，其人其文值得我们关注、鼓励和期待。
就青海作家的主体结构而言，毕业于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两所高校的作家诗人及评论家，自“40后”至“90后”都有相当数量的分布，从文学青年到成熟作家，他们在不同时期贡献了重要的创作力量。值得一提的是，《青海日报》“江河源”文艺副刊曾于2016年6月推出了“80后、90后诗人作品小辑”，曹谁、刘大伟、嘎代才让、鸿颖、王伟、严雅楠、绿木、邦吉梅朵、趙维、花朵、陈慧遐等“80后”诗人与夜桨、怜夕、祁小鹿、牧白、马文秀、马应卉等“90后”校园诗人集体亮相，引发了文坛的关注，正如评论家刘晓林先生所言——这是一个充满了蓬勃活力、显示了无限可能性的群体，他们怀着对诗歌的虔敬之心，带着生命的温度，向世界咏唱源自内心真实的歌谣。他们在“共名”之下，凭借各自的诗学观念和人生体验努力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仿佛一片片树叶，拥有各自的形状、叶脉与风中的姿态，密密匝匝聚集在青海诗歌这棵大树的枝条上，青翠而鲜活。
须得指出，在这些校园作家的成长历程中，校园文学社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青海师范大学的“天风文学社”和青海民族大学的“河湟草文学社”，两个文学社团自上世纪90年代诞生以来，一直薪火相传不曾中断，上述诗人名单中的大多数皆与“天风”和“河湟草”有关。当然，也有一些校园作家游离于文学社团之外，所学专业也与文学无关，但他们依然是心怀理想的文学青年。本期《青海湖》“箐箐校园”出现的新面孔，主要由省内高校学生和少量到异地求学的青海籍学子构成。
本期大学生来稿散文随笔数量最多，诗歌次之，小说仅有一篇。这似乎也是当下青海文坛创作结构的一个缩影——我们拥有数量可观的诗歌散文作者，缺乏的是对叙事能力有着严格要求的小说作家。或许高寒、开阔、“离天最近”的地理环境更适合抒情，悠久的歌谣和史诗传统也为文学的诗意化呈现提供了重要语境，然而我们所享用和传承的昆仑神话实际上是一种高级的叙事艺术，这种艺术转化到小说创作中来就是一种讲述故事的能力。
彭措加的短篇小说《去拉萨》讲述了达瓦卓玛和顿珠格勒这对年轻人的成长故事，小说叙事节奏由“懵懂之爱”与“人性之洁”组成的明暗两条线索交织推进，主人公身上所具有的纯情与梦想在现实中难免遭受诸多不可控因素的挤压，小说的矛盾冲突由此激发，故事情节随之跌宕起伏。作品叙述语调由悲而喜，悲喜交加，能在读者的期待视野中产生一定的共鸣。小说结构简单，语言简洁，人物单纯，整体上体现出一种“象牙塔式”的浪漫格调，貌似简单的小说叙事却能传达出“真善美”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并进一步强调“善有善报”“因善而美”的朴素观念，作为年轻的写作者，能在小说中表达出具有一定深度的思考，值得褒奖。
在诗歌作品中，佳禾的组诗《捕获深夜》令人眼前一亮，那种对生活细微的洞察力和对时空变幻的感知力是这组诗歌最为出彩的地方。诗作《你的模样》表面上书写位于西宁北郊的柴达木公园及其花草与季节的关联，实际上描绘的是“一颗敏感而孤独的心”，你的模样“一步一步，由寒冷走向空旷”，“在记忆中兀自发白”，其蕴含的内在情愫却是“被喜欢，被记住，被关注”。诗句不长，寥寥数语，一位略带烦乱思绪的纯情女孩形象便跃然纸上。从诗歌的审美角度而言，这样的表达无疑是成功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校园诗人的创作视野过于狭小，除了美丽校园内的那点小小情绪，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似乎被他们刻意屏蔽了。实际上，来自校园与社会的对照与体悟，更能让一位创作者的表达丰富起来。
肖文渊的组诗《平原走马》表现出一种校园诗人少有的冷峻与深思，作者显然拒绝了抒情维度，进而选择了零度叙述的姿态，在不动神色的表达中巧妙达成了反讽与揭示的意愿，语言锋利，内含张力。“再多走几步/欲将我穷尽/把装的腔打断/作的势看破/在颓势将现前止步/假装不惧枯荣”（《山势》），诗歌大有“把世态窘相看穿，把人情冷暖看淡”的气势，锋芒毕现，极具思想锐度。需要警惕的是，为了实现这样的修辞效果，个别词语的使用显得较为生硬，这对语言的准确性和诗意的有效呈现有着一定的妨害。
相对而言，害马的诗歌更具后现代主义气质。具体而言，作品所表达的是一个可用多种角度解释的人物个性或事件经历，作者并不给予表达对象特定的意义指向，而是由读者自己去寻找其角色定位和意义所指，而这种意义的表达是否成立，意义与无意义的界限，全由读者自己去理解把握。“上帝衔住乌漆的人头，密密匝匝一坑/再拉起一位嗜酒的女郎，喷吐/人也是烟雾/烟雾畅通无阻，就像持有份乌有乡的/万国护照，闯入何地，何地便是无人区……”（《即景》）这是怎样的风景——令人眩晕的城市，躁动不安的灵魂，烟雾般的人群，荒芜的历程……虚无、无意义似乎构成了生活的主体，诗人由此发问：“你怎么打算？是承认羞耻是最好的掩体/还是赞颂感官生活的一切？”（《一则手札》），答案并非二选一那样简单，不确定、模糊、杂糅、多义应该是回答这一问题的角度。
许瑞雪和南江才措的诗歌温暖中透着知性，清丽中蕴含恬淡。无论是对理想的追寻，还是对自我的认知，作者都能找到一个恰当的心灵参照物，进而表达出生活的诗意与心灵的呐喊。“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你笑容灿烂/就像拥有了全世界/记得回信啊/我在远方为你祝福”（《旅人》），“我触碰到了你的灵魂/以为那就是一方净土”（《寻觅》），“听与唱，皆一人之事/独自欢，独自喜”（《独奏者》）这些诗句无需过多阐释，无论是精神上漂泊无依的旅人还是在思想和心灵深处不断寻觅的独奏者，读者都能清晰地看到，他们的身份与处境，如同初雪一样。 在诸多散文书写者当中，已出版散文集《小路》的刘永霞无疑是佼佼者。从散文作品来看，出身农家的她对农村生活的体悟与认知远远超出了同龄人的感受能力。关于农村她曾有过这样的表达——农村与我有着别样的情感，尽管贫瘠与苦难一度使生长在黄土地里的百姓举步维艰，我又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生活环境散发出人间温暖和与自然和谐的气氛。散文《土房子及其他》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幅真实细腻的农村生活图画，其出色的语言组织能力和敏锐的生活洞察能力在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我们身上的尘土来自于庄廓以外的田地、小路，还有烧柴、麦捆和一天也离不开的农具上”，这样的表达貌似平常实则不凡——都说庄稼人身上的土多，大多数人所知也仅限于此，事实上庄稼人身上的土的构成非常复杂：农田之土、道路飞尘、烧柴灰尘、麦捆衣草、农具携尘等等，没有真正的农村生活经历是写不出如此鲜活生动的文字的。
这样的生活体验同样反映在如下语段：“都说庄廓是养人的，其实是人在养着庄廓”“庄廓院里几乎没有树，家里的老人认为院子里兴土是不吉利的”“芍药牡丹在没有人照料的时间里开得比人在院子里时还要繁盛，好像花取悦的从来都不是人，是日复一日无法回得去的土房子”“庄廓院在不住人的时间里以惊人的速度老化，椽子间存在的不再是灰尘，是一些密密麻麻的虫眼，它们用不同的姿态表示着土房子被丢弃之后的面目”……像这样极具生活质感和生存智慧，同时又闪耀着词语与修辞迷人光芒的句子俯拾即是，这些因素构成其散文朴实而睿智的独特韵味。
诗人郭建强先生在《小路》序言中说“刘永霞的描述里有一种冰凉的幽默感和喜感”，譬如在《学校》篇章中，她这样描述农村孩子及其学习成绩：“在放假的日子里孩子们像风一样回到自己的家里，偶爾的某一天也会陪父母拾掇一下地里的庄稼。庄稼从来不会等农人的时间，学习也不会等懒惰的孩子，有时候孩子的成绩与镇上的孩子相比，也会有一些出入。”诚如斯言，冰凉的幽默实质上是一种无力和无奈的表达，然而无奈中又有积极的挣扎。这样的文字读来令人心酸，同时也让人更加清醒，这也是刘永霞试图在散文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核心主题——贫穷、疾病、苦难和生老病死。不得不说，很多大学生还沉浸在无病呻吟的清浅文字中时，刘永霞已经将散文的笔触探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这是一种创作的自觉，也是一定意义上文学的担当。
同样书写故乡主题的作品还有张立堃的《故里》，这篇散文将叙述的视角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通过回忆逐渐描摹出孩童心中那个与亲人相关联的故乡：“那里有许多关于生和死的故事，那里有一本记录一群幼稚小孩从成长到衰老的语文书，那里有一所早已变成停车场和集市的小学，那里，是我这一生开始的地方。”郭旭升的《一碗酸汤》则把对故乡的思恋集中在一种熟悉的味道上，作者将一碗酸汤背后承载的区域民俗和地方文化引述开来，“我也因为想到曾经的邻居，而对乡愁，对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了不一样的体验和感悟，也因此让我更加了解了回族这个朴实而勤劳的民族以及穆斯林文化”。诸如此类的描述，让读者在品读化隆地区饮食习俗的同时，唤起了内心深处极为相似的乡愁情绪。
周雪的《冬天》以北方的落雪入题，叙述记忆中的江南冬天，笔触细腻灵动，“在冬天的夜晚里，睡上一觉，可能醒来就会有惊喜。在无人知晓的夜里，暖锋推着冷锋慢慢向北，路过的地方，牛毛般的细雨，绵绵地净湿了青瓦房、地面，或者，你昨天忘记收的衣服。”这样的语言颇具“语丝体”的味道。郭赪昊的《一种成长》则用强烈的告白方式，表达着成长历程中的种种苦闷，这种告白不是简单的倾诉，而是经过了对比分析后的澄明，“总不能受点伤就喊疼，碰到点难题就说自己迈不过去，父母不能陪你走完这一生，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多杰扎西的《昨夜星辰昨夜风》实际上也是在讲述个人的成长故事，作品将“少年出门远行”与“大人们复杂的内心”结合起来，表达出一个少年新奇、孤独而又无奈的心理结构，读来令人疼惜：“然我活在小孩世界里，但我渴望快快长大，像他们一样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后来我长大了，却发现很多事情都是太多的身不由己。儿时的世界只属于你，长大后的世界却不只是你。”
相对而言，李楠佳措的《向死而生》明显跳出了青春思维中的烦恼情绪，作品通过对“死”的考辩论证，进而得出生命与死亡的内在关联，或者生命的终极意义——那就是向死而生。那么，人们如何靠近这一生命的奥义呢？作者借用《摆渡人》中的话语做了这样的解释：如果命运是一条孤独的河流，谁会是人命运的摆渡人？其实唯有自度才有可能力及其余。只有活着才能做到向死而生。作为一名年轻的写作者，李楠佳措避开了这个年龄段该有的青春姿态，去尝试一种蕴含了哲思的难度写作，这样的创作路径值得肯定。
当我评述完每一位校园作家诗人的作品后，将探寻的目光再次落到开篇的那个话题时，内心深处的欣喜之感油然而生——青海“90后”乃至更年轻的写作者，他们的背影并不单薄，尽管在创作方面还存有一些缺憾，但他们正在以文学的方式成长，并用文字发出了各自的声音，其人其文值得我们关注、鼓励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