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流产的革命》是易劳逸研究国民政府史的一部力作。当时，西方的历史学家们还很少有人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历史感兴趣，该书对于促进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史的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关键词]《流产的革命》；易劳逸；国民政府史
《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以下简称“《流产的革命》”）是易劳逸（Lloyd E.Eastman）先生研究国民政府史的一部力作。在《流产的革命》一书中，作者通过政治史的描述，透视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国最初十年的历史，探讨了国民党统治的社会基础，指出蒋介石政权与中国古代王朝统治的联结之点，分析了国民革命失败的内在原因。全书共分七章，外加前言和附录。
第一章开宗明义，提出本书主要研究问题：国民革命的失败。作者提出，国民党在“确立了中国中心地区的统治之后，它的革命力量和革命精神骤然而逝”。甚至蒋介石也承认“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1]（P11～12）对于失败的原因，作者总结了两种解释：一是在掌握政权之前“国民党就是一个由不同阶级成分的成员组成的松散团体”，二是清党。纵观南京十年，“国民党政府是以政府机构的无效率、腐败、政治压迫和宗派活动为其标志的”。[1]（P19）
第二章，作者对表现了中国政治派系主义痼疾的蓝衣社进行了介绍和分析。蒋介石试图通过鼓动分裂，利用蓝衣社的力量来制衡其他势力，以使行政机构听命并使党恢复生机。因此，蓝衣社的活动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但是，由于“蓝衣社缺乏政治权力的社会基础，严重依赖蒋介石个人”，其最终“成为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的整个时期折磨国民党的宗派主义、空谈以及卑鄙的政治活动的牺牲品”。[1]（P100～101）
第三章以“福建反叛”为例说明传统政治秩序的崩溃在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依然延续，这种崩溃在政治上的集中体现就是中央对各省支配力的削弱。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地方主义依然顽固地存留着。“军阀们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看待南京当局的集权意向，蒋介石的政敌汪精卫、胡汉民等也试图把他们的政治命运寄托在依靠一个或几个地方实力派头子身上。”[1]（P103）
第四章是对南京政府前十年间中国主流政治思想的讨论。作者认为，在20纪初，中国的政治思想主流是要求民主。但是，“自由民主在中国只有浅弱的基础”。[1]（P196）中国知识分子要求民主，主要是因为对国民党当局专制统治的不满，而不是源于对民主价值观念的信仰。对统治集团而言，“民主成了对外的武器和对内的大棒”。[1]（P220～210）作者指出，短时期内，“或许一个权威统治的体制能更好地带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1]（P103）
第五章运用大量统计数据直观地反映了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的经济和财政状况。作者认为，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及日本对东北和上海的入侵，中国经济进入了萧条时期，美国的白银政策则使中国经济陷入了更深的萧条。[1]（P229～230）但是，“南京政府也要因其不平等的赋税制度、频繁的强制征兵及征用土地等行为加剧了危机而受到谴责。”[1]（P273）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对国民党的阶级基础进行了分析，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并不是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
在第六章，作者对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的统治进行了总结和评价。作者指出，这一时期，中国在许多方面正呈现出现代国家的特征，“新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身上产生。这十年进行评价时，作者认为，“南京政府对中国发展的主要贡献大概是：它在中国国家的集中统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P331）但是，“国民政府在扩大政治参与权、通过社会经济改革以安定农民、培养道德整体感以及创建可信赖的和有效率的行政机关等方面的失败（或者不情愿这样做）”却“预示了政治上长期的不稳定。”[1]（P338）
第七章是对国民党当政时期的社会特征与政治行为的分析。在本章，作者探讨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他认为，中国是一个身份取向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产生了以绝对服从权威、埋头注重于人际关系网和不讲原则为特征的政治行为模式，即“权威——依附”模式，这种政治文化及行为模式在国民党掌握政权后依然存在。“国民政府不能建立一个有效及稳固的统治系统”，原因就在于这种政治文化的延续。[1]（P380）
当易劳逸先生开始本书的研究时，西方的历史学家们还很少有人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历史感兴趣，《流产的革命》一书对于促进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史的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分析国民党政权的阶级基础时，易劳逸反对何幹之和巴林顿·摩尔[2]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是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的观点。他认为，国民政府与地主阶级和城市资本家虽然“都害怕社会革命，害怕共产党”，但“在根本上他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不和谐：地主和资本家渴望维护现有的秩序；而这个政权却相反，正在扩张它的权力和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因此这个政权的长远目标与地主资本家阶级是完全不同的。”[1]（P292～293）在当时，这一观点的提出无疑是一个大胆的突破。
而且，易劳逸对中国政治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试图对国民革命的失败进行深层的文化背景的分析，“权威——依附”模式的提出便是他为此做出的尝试。同时，他也指出，传统政治文化的延续不仅存在于国民党统治时期，也存在于共产党掌权之后。“中共胜利之后，那些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要社会特征便开始在共产党阵营中出现了。”[1]（P382）从国民党的前车之鉴中，我们也应该思考，在政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何消除传统政治文化中负面因素的影响。
不过，对于易劳逸的研究，也有人提出其“对抗战前的国民党政权的评价持‘注定失败论’的倾向”，以至于无法解释国民党为何能在中国大陆执政达20年之久。[3]但鉴于易劳逸写作此书时，对国民政府史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这点缺陷无伤大雅，丝毫不影响本书在国民政府史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况且，易劳逸本人也指出，他并未就“国民革命的失败”这一论题提出最后的结论。对于《流产的革命》，他的期望是引出比回答的问题还多的问题。“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不是国民党政权的阶级基础”这一假设是否成立？南京政府如何同残余军阀控制的省份打交道？中国的政治文化对国民党官员政治行为的影响究竟如何？这些问题应当说是易劳逸给予继续从事国民政府史研究的学者们的又一启示。
参考文献
[1] [美]易劳逸著，陈谦平，陈红民等译，钱乘旦校：《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
[2][美]巴林顿·摩尔著，王茁，顾洁译：《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
[3]杨红运.《国民党政权研究的殊途同归——以〈流产的革命〉与〈党员、党权与党争〉为考察对象》，载《商洛学院学报》2012年2月，第26卷第1期.
作者简介
叶合鑫，1991年生，男，汉族，河南信阳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流产的革命》；易劳逸；国民政府史
《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以下简称“《流产的革命》”）是易劳逸（Lloyd E.Eastman）先生研究国民政府史的一部力作。在《流产的革命》一书中，作者通过政治史的描述，透视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国最初十年的历史，探讨了国民党统治的社会基础，指出蒋介石政权与中国古代王朝统治的联结之点，分析了国民革命失败的内在原因。全书共分七章，外加前言和附录。
第一章开宗明义，提出本书主要研究问题：国民革命的失败。作者提出，国民党在“确立了中国中心地区的统治之后，它的革命力量和革命精神骤然而逝”。甚至蒋介石也承认“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1]（P11～12）对于失败的原因，作者总结了两种解释：一是在掌握政权之前“国民党就是一个由不同阶级成分的成员组成的松散团体”，二是清党。纵观南京十年，“国民党政府是以政府机构的无效率、腐败、政治压迫和宗派活动为其标志的”。[1]（P19）
第二章，作者对表现了中国政治派系主义痼疾的蓝衣社进行了介绍和分析。蒋介石试图通过鼓动分裂，利用蓝衣社的力量来制衡其他势力，以使行政机构听命并使党恢复生机。因此，蓝衣社的活动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但是，由于“蓝衣社缺乏政治权力的社会基础，严重依赖蒋介石个人”，其最终“成为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的整个时期折磨国民党的宗派主义、空谈以及卑鄙的政治活动的牺牲品”。[1]（P100～101）
第三章以“福建反叛”为例说明传统政治秩序的崩溃在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依然延续，这种崩溃在政治上的集中体现就是中央对各省支配力的削弱。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地方主义依然顽固地存留着。“军阀们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看待南京当局的集权意向，蒋介石的政敌汪精卫、胡汉民等也试图把他们的政治命运寄托在依靠一个或几个地方实力派头子身上。”[1]（P103）
第四章是对南京政府前十年间中国主流政治思想的讨论。作者认为，在20纪初，中国的政治思想主流是要求民主。但是，“自由民主在中国只有浅弱的基础”。[1]（P196）中国知识分子要求民主，主要是因为对国民党当局专制统治的不满，而不是源于对民主价值观念的信仰。对统治集团而言，“民主成了对外的武器和对内的大棒”。[1]（P220～210）作者指出，短时期内，“或许一个权威统治的体制能更好地带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1]（P103）
第五章运用大量统计数据直观地反映了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的经济和财政状况。作者认为，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及日本对东北和上海的入侵，中国经济进入了萧条时期，美国的白银政策则使中国经济陷入了更深的萧条。[1]（P229～230）但是，“南京政府也要因其不平等的赋税制度、频繁的强制征兵及征用土地等行为加剧了危机而受到谴责。”[1]（P273）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对国民党的阶级基础进行了分析，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并不是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
在第六章，作者对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的统治进行了总结和评价。作者指出，这一时期，中国在许多方面正呈现出现代国家的特征，“新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身上产生。这十年进行评价时，作者认为，“南京政府对中国发展的主要贡献大概是：它在中国国家的集中统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P331）但是，“国民政府在扩大政治参与权、通过社会经济改革以安定农民、培养道德整体感以及创建可信赖的和有效率的行政机关等方面的失败（或者不情愿这样做）”却“预示了政治上长期的不稳定。”[1]（P338）
第七章是对国民党当政时期的社会特征与政治行为的分析。在本章，作者探讨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他认为，中国是一个身份取向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产生了以绝对服从权威、埋头注重于人际关系网和不讲原则为特征的政治行为模式，即“权威——依附”模式，这种政治文化及行为模式在国民党掌握政权后依然存在。“国民政府不能建立一个有效及稳固的统治系统”，原因就在于这种政治文化的延续。[1]（P380）
当易劳逸先生开始本书的研究时，西方的历史学家们还很少有人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历史感兴趣，《流产的革命》一书对于促进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史的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分析国民党政权的阶级基础时，易劳逸反对何幹之和巴林顿·摩尔[2]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是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的观点。他认为，国民政府与地主阶级和城市资本家虽然“都害怕社会革命，害怕共产党”，但“在根本上他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不和谐：地主和资本家渴望维护现有的秩序；而这个政权却相反，正在扩张它的权力和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因此这个政权的长远目标与地主资本家阶级是完全不同的。”[1]（P292～293）在当时，这一观点的提出无疑是一个大胆的突破。
而且，易劳逸对中国政治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试图对国民革命的失败进行深层的文化背景的分析，“权威——依附”模式的提出便是他为此做出的尝试。同时，他也指出，传统政治文化的延续不仅存在于国民党统治时期，也存在于共产党掌权之后。“中共胜利之后，那些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要社会特征便开始在共产党阵营中出现了。”[1]（P382）从国民党的前车之鉴中，我们也应该思考，在政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何消除传统政治文化中负面因素的影响。
不过，对于易劳逸的研究，也有人提出其“对抗战前的国民党政权的评价持‘注定失败论’的倾向”，以至于无法解释国民党为何能在中国大陆执政达20年之久。[3]但鉴于易劳逸写作此书时，对国民政府史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这点缺陷无伤大雅，丝毫不影响本书在国民政府史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况且，易劳逸本人也指出，他并未就“国民革命的失败”这一论题提出最后的结论。对于《流产的革命》，他的期望是引出比回答的问题还多的问题。“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不是国民党政权的阶级基础”这一假设是否成立？南京政府如何同残余军阀控制的省份打交道？中国的政治文化对国民党官员政治行为的影响究竟如何？这些问题应当说是易劳逸给予继续从事国民政府史研究的学者们的又一启示。
参考文献
[1] [美]易劳逸著，陈谦平，陈红民等译，钱乘旦校：《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
[2][美]巴林顿·摩尔著，王茁，顾洁译：《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
[3]杨红运.《国民党政权研究的殊途同归——以〈流产的革命〉与〈党员、党权与党争〉为考察对象》，载《商洛学院学报》2012年2月，第26卷第1期.
作者简介
叶合鑫，1991年生，男，汉族，河南信阳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