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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提高、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实力、教育水平、认知水平也相应提高，社会成员权力意识的觉醒，对政治参与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传统政治制度下积累众多资源的特权阶层为维护其特殊利益，对社会群体的参与要求予以阻碍，从而形成了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分析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参与与特权制度的冲突及探讨冲突的化解机制就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政治参与；特权阶层
1.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与政治参与关系的分析
对于经济发展与政治参与关系，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做出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现代性产生稳定，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现代化过程往往造成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两个不同方面的结果。社会动员即随着都市化、识字率、教育水平提高等，人们的对其社会角色的期望与热情提高，对参与政治提出了自己的需要与要求。经济发展同样可能带来新的期望，例如，随着经济发展，社会中产生的新的富裕群体提出要促进与他们的新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权力的增加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但当这种要求无法满足，且国家社会阶层僵化，缺少一定的社会流动机会，社会成员无法通过其他方法满足自己的需求，便会产生一定的挫折感，当这种社会挫折感无法得到有效的排解，社会成员便只有诉诸政治参与来达到自己的期望。
同样，李普塞特在《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中也提到，在向新社会过渡时期，正是旧有阶层统治的合法性出现危机的时期。结构变革时期，主要保守制度的地位受到威胁。即在现代化过程中，新阶层对旧政治制度及旧制度中的特权阶级的反对与革新，造成旧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危机以及特权阶层的利益威胁。在过渡时期，社会主要群体在他们有了参政的政治要求之后却没有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新社会群体参与政治过程的问题上，由于统治阶层对维护其统治的需要，特权阶层为维护其利益，往往限制新社会群体参与政治，或者尽量推迟或减慢新社会群体参与政治过程的时间和速度。当这种需求的迫切性与满足的拖延性之间的冲突变得尖锐时，统治阶层的合法性便会受到挑战。最后，当新社会结构建立之后，新的社会制度在很长时间里不能满足主要群体的愿望，合法性便会出现危机。
2.关于特权及特权阶层的认识和其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特权代表着一种特殊性。在社会共同体中，一部分群体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掌握特殊的社会资源，这种特殊性即意味着不平等。西方在启蒙运动时期提出了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人生而平等等自由思想。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基于一种契约，每个结合者都将其所有权利转让给集体，因而在集体面前每个人都是同等的，每一个结合者都不会有什么额外的要求。如此，任何为追求特殊权利的存在都是对这种契约的破坏，需要共同体每一位成员予以反对。相同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西耶斯在《论特权》里也做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特权的危害极大，犹如盗窃：“让某一个对属于大家的东西拥有独一无二的特权，这等于为了某一个人而损害大家。”“所有特权都是不公正的、令人憎恶的、与整个政治社会为最高目的背道而驰。”由此可见，特权的存在必然造成社会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往往对政治秩序造成消极影响。由于人口数量占少数特权阶层却占有着大量资源，而这种差距往往造成平民阶层的不满，当这种不满不断积累，便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失衡，引起自下而上的对政治制度改革的要求。
3.以泰国军人政治和现代化过程中中产阶级政治参与要求的冲突为例
（1）政治参与对特权阶层的冲击与要求
随着政治民主化浪潮在全球的蔓延，1932年泰国通过革命结束了君主专制统治并按照英国的模式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度，革命对王室的影响力造成了打击，官僚地位上升。同时，军人集团在长期的积累下掌握大量社会政治资源，与王室形成紧密联系。在帮助王室打压官僚以及历史周期的不断循环下，最终形成了泰国民主体制下的王室与军人集团共生共赢的政治合作关系。
随着80年代泰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军人集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位不断弱化。同时，以专业技术人员、机关中层干部为主的中产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随着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不断提高，这种社会动员使得他们对社会与政治有了新的认知，其参与社会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也相应提高。而由于这种相近的收入水平和文化素养，中产阶级的成员存在着很多的共同利益及相似之处。随着经济实力增强，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变化，开始寻求与其经济实力相对应的社会地位的提高，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从而激发了其权力意识与参政要求，形成一种相互联系的凝聚力。这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对政治参与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及对军人集团霸占政治社会资源的抗议，并通过游行等方式向军人集团表达自己的诉求。
（2）特权维护合法性地位对政治参与要求的反应
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地位的衰落，军人集团为维护其合法性对新阶层的政治参与也做出了反应与调整。对通过游行等较为激进的方式要求政治参与的行为，军人集团以暴力抵抗进行镇压。1992年，素金达政府上台，城市中产阶级开始走上曼谷街头，要求对民主进行进一步的修订，使中产阶级能够有更多政治参与的机会，从而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泰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并禁止集会示威。随着矛盾不断尖锐，泰国军警使用武力驱散并爆发了流血冲突。军人集团试图通过强制力量控制政局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斗争使中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军人集团试图阻碍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努力最终失败。因而，泰国现代化过程的发展，政治民主化日益提高，军人集团的特殊政治利益在与中产阶级的不断冲突与斗争中受到了冲击与挑战。这种不断发展的民主化进程也极大的削弱了军人集团长期以来在社会政治中的特权地位。
4.冲突的走向：改革？暴力？
纵观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从发展的趋势来看，冲突是否会通过暴力使矛盾公开化，清扫特权阶层的利益使新阶层在全新的社会环境上得以发展。两种不同的走向的区别主要在于冲突是否可调节；是否存在横向的流动机制分散冲突，即除了政治参与之外新的社会成员是否通过其他方式或参与其他组织以表达其诉求；特权阶层可以主动牺牲多大程度的利益以使得矛盾不至于激化从而保持其生存；社会阶层间的僵化程度以及阶层之间流动机会的多少；新社会阶层经济实力增长的快慢以及其发展的激进程度...
现代化进程是几乎每一个国家都要面临的问题，发展中国家认识问题并寻找矛盾的关键以及解决措施，是我们目前所要关注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萨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2]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
[3]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三版.
[4]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5]杨世东.《泰国王室与泰国民主关系研究》.云南大学.
[6]高兆明.《反特权·基于现代性的理解》.南京师范大学.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政治参与；特权阶层
1.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与政治参与关系的分析
对于经济发展与政治参与关系，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做出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现代性产生稳定，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现代化过程往往造成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两个不同方面的结果。社会动员即随着都市化、识字率、教育水平提高等，人们的对其社会角色的期望与热情提高，对参与政治提出了自己的需要与要求。经济发展同样可能带来新的期望，例如，随着经济发展，社会中产生的新的富裕群体提出要促进与他们的新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权力的增加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但当这种要求无法满足，且国家社会阶层僵化，缺少一定的社会流动机会，社会成员无法通过其他方法满足自己的需求，便会产生一定的挫折感，当这种社会挫折感无法得到有效的排解，社会成员便只有诉诸政治参与来达到自己的期望。
同样，李普塞特在《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中也提到，在向新社会过渡时期，正是旧有阶层统治的合法性出现危机的时期。结构变革时期，主要保守制度的地位受到威胁。即在现代化过程中，新阶层对旧政治制度及旧制度中的特权阶级的反对与革新，造成旧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危机以及特权阶层的利益威胁。在过渡时期，社会主要群体在他们有了参政的政治要求之后却没有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新社会群体参与政治过程的问题上，由于统治阶层对维护其统治的需要，特权阶层为维护其利益，往往限制新社会群体参与政治，或者尽量推迟或减慢新社会群体参与政治过程的时间和速度。当这种需求的迫切性与满足的拖延性之间的冲突变得尖锐时，统治阶层的合法性便会受到挑战。最后，当新社会结构建立之后，新的社会制度在很长时间里不能满足主要群体的愿望，合法性便会出现危机。
2.关于特权及特权阶层的认识和其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特权代表着一种特殊性。在社会共同体中，一部分群体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掌握特殊的社会资源，这种特殊性即意味着不平等。西方在启蒙运动时期提出了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人生而平等等自由思想。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基于一种契约，每个结合者都将其所有权利转让给集体，因而在集体面前每个人都是同等的，每一个结合者都不会有什么额外的要求。如此，任何为追求特殊权利的存在都是对这种契约的破坏，需要共同体每一位成员予以反对。相同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西耶斯在《论特权》里也做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特权的危害极大，犹如盗窃：“让某一个对属于大家的东西拥有独一无二的特权，这等于为了某一个人而损害大家。”“所有特权都是不公正的、令人憎恶的、与整个政治社会为最高目的背道而驰。”由此可见，特权的存在必然造成社会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往往对政治秩序造成消极影响。由于人口数量占少数特权阶层却占有着大量资源，而这种差距往往造成平民阶层的不满，当这种不满不断积累，便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失衡，引起自下而上的对政治制度改革的要求。
3.以泰国军人政治和现代化过程中中产阶级政治参与要求的冲突为例
（1）政治参与对特权阶层的冲击与要求
随着政治民主化浪潮在全球的蔓延，1932年泰国通过革命结束了君主专制统治并按照英国的模式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度，革命对王室的影响力造成了打击，官僚地位上升。同时，军人集团在长期的积累下掌握大量社会政治资源，与王室形成紧密联系。在帮助王室打压官僚以及历史周期的不断循环下，最终形成了泰国民主体制下的王室与军人集团共生共赢的政治合作关系。
随着80年代泰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军人集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位不断弱化。同时，以专业技术人员、机关中层干部为主的中产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随着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不断提高，这种社会动员使得他们对社会与政治有了新的认知，其参与社会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也相应提高。而由于这种相近的收入水平和文化素养，中产阶级的成员存在着很多的共同利益及相似之处。随着经济实力增强，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变化，开始寻求与其经济实力相对应的社会地位的提高，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从而激发了其权力意识与参政要求，形成一种相互联系的凝聚力。这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对政治参与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及对军人集团霸占政治社会资源的抗议，并通过游行等方式向军人集团表达自己的诉求。
（2）特权维护合法性地位对政治参与要求的反应
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地位的衰落，军人集团为维护其合法性对新阶层的政治参与也做出了反应与调整。对通过游行等较为激进的方式要求政治参与的行为，军人集团以暴力抵抗进行镇压。1992年，素金达政府上台，城市中产阶级开始走上曼谷街头，要求对民主进行进一步的修订，使中产阶级能够有更多政治参与的机会，从而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泰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并禁止集会示威。随着矛盾不断尖锐，泰国军警使用武力驱散并爆发了流血冲突。军人集团试图通过强制力量控制政局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斗争使中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军人集团试图阻碍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努力最终失败。因而，泰国现代化过程的发展，政治民主化日益提高，军人集团的特殊政治利益在与中产阶级的不断冲突与斗争中受到了冲击与挑战。这种不断发展的民主化进程也极大的削弱了军人集团长期以来在社会政治中的特权地位。
4.冲突的走向：改革？暴力？
纵观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从发展的趋势来看，冲突是否会通过暴力使矛盾公开化，清扫特权阶层的利益使新阶层在全新的社会环境上得以发展。两种不同的走向的区别主要在于冲突是否可调节；是否存在横向的流动机制分散冲突，即除了政治参与之外新的社会成员是否通过其他方式或参与其他组织以表达其诉求；特权阶层可以主动牺牲多大程度的利益以使得矛盾不至于激化从而保持其生存；社会阶层间的僵化程度以及阶层之间流动机会的多少；新社会阶层经济实力增长的快慢以及其发展的激进程度...
现代化进程是几乎每一个国家都要面临的问题，发展中国家认识问题并寻找矛盾的关键以及解决措施，是我们目前所要关注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萨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2]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
[3]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三版.
[4]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5]杨世东.《泰国王室与泰国民主关系研究》.云南大学.
[6]高兆明.《反特权·基于现代性的理解》.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