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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植根于中日两块不同民族文化土壤上的两位民族作家——川端康成和沈从文，却在同一时代描绘出了他们各自心目中的女性之美，在相近的审美诉求中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相近的审美诉求是指两位作家都将女性美和自然美统一起来；不同的艺术风格是指前者借男性视角表达女性之美，后者把男性作为配角来衬托女性之美。本文将详细比较川端康成与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川端康成；沈从文；女性美
川端康成是曾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其主要创作时期为二十世纪二十年至二战后。以表现日本的心灵精华而著称于世，其创作往往着眼于女性命运；沈从文是受到世界文坛广泛关注的中国文学家，其创作时期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以创作了一系列湘西女性形象而著称，女性形象在其创作中同样具有极为重要和特殊的地位。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经历，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将女性作为艺术审美和文学创作的焦点。两位来自同一时代，不同国家的作家，分别基于自身的民族文化，共同向世界呈现了一份关于东方女性审美的画卷，其中有共同特征，也存在各自特点，本文将详细分析比较两位作家笔下女性形象的异同，以深入理解两位伟大文学家的女性观和文学作品。
一、川端康成与沈从文笔下女性的共同点
（一）对女性的崇拜与偏爱
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川端康成与沈从文，都作为东方世界的文学家著称于世，他们很默契地选择了在创作中通过塑造一个个女性形象来表达自己的女性观。两位作家的作品当中大多都有女性作为主人公，或有着与女性相关的唯美故事，或以表现女性的爱情、家庭、婚姻为主题。或许两位作家看来，男人并不如女性更值得关注、更完美、更吸引人的注意。
川端康成本人即说过，“作家的气质和秉性决定作家创作的主题倾向，所以一个天生关注女性问题的作家，即便面对贫困和疾病也会将他们与女性联系在一起考虑。”沈从文也同样表示，“天下的女子没有一个是坏人，没有一个长得体面的人不懂爱情。”由此可见在他们的心中，已经深深根植了一种对于女性的偏爱与崇拜，这种在创作之前就根深蒂固的信念支撑其进行文学创作，又全然表现在了其创作出的文学作品中。
在这两位作家眼中，女性本身就是真善美的完美化身，在他们笔下，哪怕是一个娼妓、一个舞女，也同大家闺秀没有什么差别，在对待爱情上，不论是贵妇太太还是摇船大娘，不论是已婚的妇人还是初长成的少女，都有着为爱奋斗、奋不顾身的高贵品质。她们或质朴自然，或聪明伶俐，或温柔恬静，或机智善良，但无一不散发着女性所共有的魅力。
在两位作家的作品当中不难找到这样的例证。《边城》当中的翠翠是沈从文笔下最广为人知的女性形象之一。翠翠在湘西的风里长着，日里养着，皮肤黝黑健康，一双明眸因为青山绿水的养护而愈发清澈灵秀，内心又因为远离城里人的工巧而脱落的自然脱俗，宛如一只小兽。翠翠的美，是在大自然里生养起来，与大自然浑然统一的健康之美，再加上她的善良、孝敬、真诚、忠贞，于是便成了沈从文心目中对于女性所有美好遐想的完整载体。还有诸如《三三》中的三三，《长河》中的夭夭，《萧萧》中的萧萧，《神巫之爱》中的花帕族女子，也都大体如此。即使在《龙朱》这篇以男性主人公来命名的文章中，最终还是用高大完美的龙朱，来衬托把龙朱迷住的寨主女儿。
同样，在川端康成的笔下也有着大批鲜活美丽的女性形象，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伊豆的舞女》中薰子，这位有着浓密的头发、古典的发髻、典雅的鹅蛋脸、黑黑的眼睛、优美的双眼皮的典型少女形象，是个浑身既散发着日本古典美又洋溢着青春气息；既有少女般纯真无邪又有舞女般优雅柔美的女孩。还有《雪国》中的叶子，《古都》中的千重子，《千纸鹤》中的雪子，无一不是容貌端庄、心地善良的日本传统女性的代表，也是作者内心对于女性的美好寄托。
（二）对女性的轻视与偏见
自古以来，尤其是在漫长封建社会制度下，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封建伦理在对待两性问题上从来都是采用男性享有崇高地位的双重标准，女性只是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而存在。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女子可谓他心目中的理想女性，这些人物形象身上几乎有着完美的中国传统美德，比如美丽善良、勤劳勇敢、忠诚坚贞等。但也正因此，可见沈从文并未摆脱传统观念对女性的要求，她们仍然是为男性、家庭、社会服务而存在的，她们为男性而生，为男性而活，甚至有的女性为了养活家庭而自愿到船上出卖肉体，沦为“忠贞的妓女”。因此诸多优点也只不过证明了她们是很好的“附属物”而已，却很难见到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
同样的男权观念在川端康成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体现。《伊豆的舞女》中女主人公阿薰与“我”之间的社会地位有着很大的差异，作为旧制一高学生的“我”属于当时社会的佼佼者，而舞女只是社会底层职业，因此，在当时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地位中，“我”处处以一种充满优越感的视角去俯视舞女生活，全篇通过男性视角来审视一个纯洁美好却身份低微的少女。《伊豆的舞女》中这种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在川端康成的《山音》、《雪国》、《美丽与悲哀》等其他作品中也处处可见。因此不难发现，川端康成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命中注定要为男性牺牲。男性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可以为所欲为，女性成为了悲哀的代名词，哪怕最终作者用一层“美丽”的纱衣将其巧妙地蒙上。
二、川端康成与沈从文笔下女性形象的不同点
（一）对待城市女性的态度不同
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有两大阵营，分别为“湘西女性”和“城市女性”，并且作者本人以“乡下人”的眼光来分别看待这两大群体，从而由此产生了不同的评判标准：湘西女性是健康自然的，城市女性是病态扭曲的。他对待自己家乡的女性采用的是非常宽容的态度，以人性的尺度来衡量湘西女性的性爱，充分认同甚至高度赞扬她们的自然欲望，称之为自然的、诚挚的生命之美；但对待城市中的女性采用的却是社会道德的尺度，以挑剔的眼光来审视甚至批判城里人的道德沦丧，将城里人列为对立面，借书中来自乡下的主人公之口，来传达自己与城里人的疏离姿态，字里行间处处暗含着自己对当时“高等人”的不满，处处映照着城里人在他看来不合常理的腐朽生活。在沈从文眼里，城里女性尽是些养尊处优、矫揉造作、懒散无为的可怜之人，平庸糜烂的生活中，除了打牌、调情、赌博甚至乱伦之外再无他物。基于这种对城里生活想当然的假想，沈从文在对待城市女性的态度上充满了冷漠、讽刺，这实质上是他在以“乡下人”身份自居的同时，对整个都市生活的否定。 与沈从文恰恰截然相反的是，川端康成对城市女性的态度是宽容、欣赏的。在他的小说《母亲的初恋》中，描写了在两代人之间延续的，在一定程度上看来是不符合传统道德的爱情，但作者认为这样非正常的爱情同样是美丽动人的。《千纸鹤》也同样鲜明地表达了美无关道德的观念。小说中的太田夫人和儿子菊治是乱伦关系，这种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断然是不被允许和认可的，但作家并没有站在传统道德的立场去审查，反而赞同他们两人之间的感情应是同样自然美好的爱情，完全符合自然法则。可见，在川端康成的心目中，美是与道德完全无关的事物，爱情的美好与否，只取决于它是否足够真诚；女子的纯洁与否，只取决于她是否拥有纯真的情怀。川端康成笔下的女性形象可能并不完美，甚至带有传统意义上的不纯洁色彩，但丝毫没有减少作者对她们的赞颂之情，川端康成在对待城市女性的态度上，已经把审美提高到了超越一切俗世道德的高度，因此他笔下的城市女性才显得如此至性至情，美丽动人。
（二）对待女性的审美标准不同
在沈从文的笔下世界里，健康自然是评价女性的第一标准。这种健康既包括身体上的健朗，又包括外貌上的健美，还包括心灵上的强健。身体上，这些女性多是来自湘西乡下的劳动女性，每天都在环境优美的湘西山间，身体力行地从事着或碾米、或捕鱼的行业，手脚麻利，动作勤快，与慵懒多病的城里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外貌上，这些女性形象多是有着黝黑而愈显健美的皮肤，朴素却不失精巧的衣着，如翠翠被他称作山间小兽，萧萧像一株日增茂盛的蓖麻，都符合沈从文对健康自然的追求。心灵上，这些女性更是无一不有着刚强明朗的性格，沈从文几乎将贤惠、忍让、坚强、勤劳等所有乡下农业社会中的人的所有美德集中在一起来描述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再加上女子所特有的内在的秀美，一个个近乎完美的女性形象就出现在了沈从文的笔下。沈从文是把女性当作理想化的形象来描写的，她们身上从内到外集中体现了沈从文心目中的美，而他审美的标准就是健康与否。
而在川端康成的笔下世界中，女性是以柔美为第一审美标准的。川端康成热衷于表现女性的苦难命运，进而传达作家的怜悯之情。他笔下的女性与沈从文一样具有纯洁无暇的美好品质，但却往往具有柔弱无力之感，她们大多来自社会的底层，或者是四海为家的卖艺舞女，或者是饱受欺侮的贫家侍女，甚或是沦落风尘的卑微娼妓，她们内心深处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悲痛过往，或者是不堪的身世，或者是心酸的遭遇，或者是不公的命运。面对自己的悲惨，她们却又无力反抗，大多不得不听命于命运的玩弄。但另一方面，她们的心灵却是纯洁善良的，并没有因为不幸的命运而自暴自弃，她们对待爱情始终是真挚的，默默付出而不求回报，深情以对而无怨无悔。对爱的无私奉献精神构成了川端康成笔下女性形象的共同特征，也构成了他对于女性的审美取向的重要部分。
沈从文和川端康成，作为世界文坛中的两位巨匠，也作为东方文学中的两位不可或缺的存在，均以擅长塑造女性形象而闻名。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有着纯真美好的性格特征，都拥有明显的东方传统女性的典型美德，但在具体方面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别。通过分析比较两位作家复杂的女性观，可以发现他们一方面崇拜女性，赞颂女性，另一方面又难以摆脱传统社会中男权至上的思想枷锁，在写作中不自觉地掺杂进了一些对于女性的偏见与轻视。两位作家都是把自己笔下的女性形象作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美好理想来塑造的，虽然两位作家所基于的民族文化不同，所生活的自然社会环境不同，以及自身经历不同，因而产生了略带差异的女性观，但他们对于女性的审美追求都已经达到了高度的契合，所以笔下的女性形象有着殊途同归、大同小异的审美效果。
参考文献：
[1]李强.《雪国》与川端康成的“回归传统” 情结——兼谈 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取向[J].国外文学，1999（4）.
[2]沈从文.沈从文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3]沈从文.沈从文作品集[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
[4][日]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全集：第27卷[M].日本：新潮社，1981.
关键词：川端康成；沈从文；女性美
川端康成是曾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其主要创作时期为二十世纪二十年至二战后。以表现日本的心灵精华而著称于世，其创作往往着眼于女性命运；沈从文是受到世界文坛广泛关注的中国文学家，其创作时期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以创作了一系列湘西女性形象而著称，女性形象在其创作中同样具有极为重要和特殊的地位。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经历，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将女性作为艺术审美和文学创作的焦点。两位来自同一时代，不同国家的作家，分别基于自身的民族文化，共同向世界呈现了一份关于东方女性审美的画卷，其中有共同特征，也存在各自特点，本文将详细分析比较两位作家笔下女性形象的异同，以深入理解两位伟大文学家的女性观和文学作品。
一、川端康成与沈从文笔下女性的共同点
（一）对女性的崇拜与偏爱
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川端康成与沈从文，都作为东方世界的文学家著称于世，他们很默契地选择了在创作中通过塑造一个个女性形象来表达自己的女性观。两位作家的作品当中大多都有女性作为主人公，或有着与女性相关的唯美故事，或以表现女性的爱情、家庭、婚姻为主题。或许两位作家看来，男人并不如女性更值得关注、更完美、更吸引人的注意。
川端康成本人即说过，“作家的气质和秉性决定作家创作的主题倾向，所以一个天生关注女性问题的作家，即便面对贫困和疾病也会将他们与女性联系在一起考虑。”沈从文也同样表示，“天下的女子没有一个是坏人，没有一个长得体面的人不懂爱情。”由此可见在他们的心中，已经深深根植了一种对于女性的偏爱与崇拜，这种在创作之前就根深蒂固的信念支撑其进行文学创作，又全然表现在了其创作出的文学作品中。
在这两位作家眼中，女性本身就是真善美的完美化身，在他们笔下，哪怕是一个娼妓、一个舞女，也同大家闺秀没有什么差别，在对待爱情上，不论是贵妇太太还是摇船大娘，不论是已婚的妇人还是初长成的少女，都有着为爱奋斗、奋不顾身的高贵品质。她们或质朴自然，或聪明伶俐，或温柔恬静，或机智善良，但无一不散发着女性所共有的魅力。
在两位作家的作品当中不难找到这样的例证。《边城》当中的翠翠是沈从文笔下最广为人知的女性形象之一。翠翠在湘西的风里长着，日里养着，皮肤黝黑健康，一双明眸因为青山绿水的养护而愈发清澈灵秀，内心又因为远离城里人的工巧而脱落的自然脱俗，宛如一只小兽。翠翠的美，是在大自然里生养起来，与大自然浑然统一的健康之美，再加上她的善良、孝敬、真诚、忠贞，于是便成了沈从文心目中对于女性所有美好遐想的完整载体。还有诸如《三三》中的三三，《长河》中的夭夭，《萧萧》中的萧萧，《神巫之爱》中的花帕族女子，也都大体如此。即使在《龙朱》这篇以男性主人公来命名的文章中，最终还是用高大完美的龙朱，来衬托把龙朱迷住的寨主女儿。
同样，在川端康成的笔下也有着大批鲜活美丽的女性形象，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伊豆的舞女》中薰子，这位有着浓密的头发、古典的发髻、典雅的鹅蛋脸、黑黑的眼睛、优美的双眼皮的典型少女形象，是个浑身既散发着日本古典美又洋溢着青春气息；既有少女般纯真无邪又有舞女般优雅柔美的女孩。还有《雪国》中的叶子，《古都》中的千重子，《千纸鹤》中的雪子，无一不是容貌端庄、心地善良的日本传统女性的代表，也是作者内心对于女性的美好寄托。
（二）对女性的轻视与偏见
自古以来，尤其是在漫长封建社会制度下，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封建伦理在对待两性问题上从来都是采用男性享有崇高地位的双重标准，女性只是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而存在。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女子可谓他心目中的理想女性，这些人物形象身上几乎有着完美的中国传统美德，比如美丽善良、勤劳勇敢、忠诚坚贞等。但也正因此，可见沈从文并未摆脱传统观念对女性的要求，她们仍然是为男性、家庭、社会服务而存在的，她们为男性而生，为男性而活，甚至有的女性为了养活家庭而自愿到船上出卖肉体，沦为“忠贞的妓女”。因此诸多优点也只不过证明了她们是很好的“附属物”而已，却很难见到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
同样的男权观念在川端康成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体现。《伊豆的舞女》中女主人公阿薰与“我”之间的社会地位有着很大的差异，作为旧制一高学生的“我”属于当时社会的佼佼者，而舞女只是社会底层职业，因此，在当时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地位中，“我”处处以一种充满优越感的视角去俯视舞女生活，全篇通过男性视角来审视一个纯洁美好却身份低微的少女。《伊豆的舞女》中这种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在川端康成的《山音》、《雪国》、《美丽与悲哀》等其他作品中也处处可见。因此不难发现，川端康成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命中注定要为男性牺牲。男性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可以为所欲为，女性成为了悲哀的代名词，哪怕最终作者用一层“美丽”的纱衣将其巧妙地蒙上。
二、川端康成与沈从文笔下女性形象的不同点
（一）对待城市女性的态度不同
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有两大阵营，分别为“湘西女性”和“城市女性”，并且作者本人以“乡下人”的眼光来分别看待这两大群体，从而由此产生了不同的评判标准：湘西女性是健康自然的，城市女性是病态扭曲的。他对待自己家乡的女性采用的是非常宽容的态度，以人性的尺度来衡量湘西女性的性爱，充分认同甚至高度赞扬她们的自然欲望，称之为自然的、诚挚的生命之美；但对待城市中的女性采用的却是社会道德的尺度，以挑剔的眼光来审视甚至批判城里人的道德沦丧，将城里人列为对立面，借书中来自乡下的主人公之口，来传达自己与城里人的疏离姿态，字里行间处处暗含着自己对当时“高等人”的不满，处处映照着城里人在他看来不合常理的腐朽生活。在沈从文眼里，城里女性尽是些养尊处优、矫揉造作、懒散无为的可怜之人，平庸糜烂的生活中，除了打牌、调情、赌博甚至乱伦之外再无他物。基于这种对城里生活想当然的假想，沈从文在对待城市女性的态度上充满了冷漠、讽刺，这实质上是他在以“乡下人”身份自居的同时，对整个都市生活的否定。 与沈从文恰恰截然相反的是，川端康成对城市女性的态度是宽容、欣赏的。在他的小说《母亲的初恋》中，描写了在两代人之间延续的，在一定程度上看来是不符合传统道德的爱情，但作者认为这样非正常的爱情同样是美丽动人的。《千纸鹤》也同样鲜明地表达了美无关道德的观念。小说中的太田夫人和儿子菊治是乱伦关系，这种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断然是不被允许和认可的，但作家并没有站在传统道德的立场去审查，反而赞同他们两人之间的感情应是同样自然美好的爱情，完全符合自然法则。可见，在川端康成的心目中，美是与道德完全无关的事物，爱情的美好与否，只取决于它是否足够真诚；女子的纯洁与否，只取决于她是否拥有纯真的情怀。川端康成笔下的女性形象可能并不完美，甚至带有传统意义上的不纯洁色彩，但丝毫没有减少作者对她们的赞颂之情，川端康成在对待城市女性的态度上，已经把审美提高到了超越一切俗世道德的高度，因此他笔下的城市女性才显得如此至性至情，美丽动人。
（二）对待女性的审美标准不同
在沈从文的笔下世界里，健康自然是评价女性的第一标准。这种健康既包括身体上的健朗，又包括外貌上的健美，还包括心灵上的强健。身体上，这些女性多是来自湘西乡下的劳动女性，每天都在环境优美的湘西山间，身体力行地从事着或碾米、或捕鱼的行业，手脚麻利，动作勤快，与慵懒多病的城里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外貌上，这些女性形象多是有着黝黑而愈显健美的皮肤，朴素却不失精巧的衣着，如翠翠被他称作山间小兽，萧萧像一株日增茂盛的蓖麻，都符合沈从文对健康自然的追求。心灵上，这些女性更是无一不有着刚强明朗的性格，沈从文几乎将贤惠、忍让、坚强、勤劳等所有乡下农业社会中的人的所有美德集中在一起来描述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再加上女子所特有的内在的秀美，一个个近乎完美的女性形象就出现在了沈从文的笔下。沈从文是把女性当作理想化的形象来描写的，她们身上从内到外集中体现了沈从文心目中的美，而他审美的标准就是健康与否。
而在川端康成的笔下世界中，女性是以柔美为第一审美标准的。川端康成热衷于表现女性的苦难命运，进而传达作家的怜悯之情。他笔下的女性与沈从文一样具有纯洁无暇的美好品质，但却往往具有柔弱无力之感，她们大多来自社会的底层，或者是四海为家的卖艺舞女，或者是饱受欺侮的贫家侍女，甚或是沦落风尘的卑微娼妓，她们内心深处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悲痛过往，或者是不堪的身世，或者是心酸的遭遇，或者是不公的命运。面对自己的悲惨，她们却又无力反抗，大多不得不听命于命运的玩弄。但另一方面，她们的心灵却是纯洁善良的，并没有因为不幸的命运而自暴自弃，她们对待爱情始终是真挚的，默默付出而不求回报，深情以对而无怨无悔。对爱的无私奉献精神构成了川端康成笔下女性形象的共同特征，也构成了他对于女性的审美取向的重要部分。
沈从文和川端康成，作为世界文坛中的两位巨匠，也作为东方文学中的两位不可或缺的存在，均以擅长塑造女性形象而闻名。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有着纯真美好的性格特征，都拥有明显的东方传统女性的典型美德，但在具体方面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别。通过分析比较两位作家复杂的女性观，可以发现他们一方面崇拜女性，赞颂女性，另一方面又难以摆脱传统社会中男权至上的思想枷锁，在写作中不自觉地掺杂进了一些对于女性的偏见与轻视。两位作家都是把自己笔下的女性形象作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美好理想来塑造的，虽然两位作家所基于的民族文化不同，所生活的自然社会环境不同，以及自身经历不同，因而产生了略带差异的女性观，但他们对于女性的审美追求都已经达到了高度的契合，所以笔下的女性形象有着殊途同归、大同小异的审美效果。
参考文献：
[1]李强.《雪国》与川端康成的“回归传统” 情结——兼谈 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取向[J].国外文学，1999（4）.
[2]沈从文.沈从文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3]沈从文.沈从文作品集[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
[4][日]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全集：第27卷[M].日本：新潮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