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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台湾实力派女作家，一向低调的简媜于2015年7月19日现身香港书展，以“文学与人生像白首偕老的恋人”为题举办讲座。有台湾“玛格丽特·杜拉斯”美誉的简媜，希望以作家的责任感，带领读者关注老年群体：“我诚挚地希望因着我们勇敢地面对，老，这一段银色旅程不至于变成荒芜，相反地，展现了人生优雅地老去的身影，留下了尊贵地离席的那一份庄严。”
写作只是在完成自己
少女时代的简媜与文字相逢始于家庭变故。父亲去世，单亲的奶奶与母亲土里刨食，生计艰难，她被在台北的姑姑接去，继续读书。
从乡间到城市，简媜内心无日不被各种情绪撑起。最初是从姑姑家到国中的路上，坐公交车时，她不是犯困就是晕车，于是，姑姑每日都给她带一份报纸，让她在车上读，以转移注意力。这招很管用，以至于她渐渐对那些铅字着迷，从强行关注到认真鉴读，然后悄然模仿。从简单的日记开始，她把青春情怀、愁思、伤月、悲秋慢慢诉诸文字。后来在台北大学，她从哲学系转至中文系，立志要做“不可救药的散文爱好者”。她24岁时出版第一本书《水问》，文字华丽古典，惊艳台湾。
简媜与先生姚一见钟情，儿子姚远出生后，她毅然辞去了出版社创意总监的工作，一心相夫教子。
回家的简媜没有与文字离别，一边养育儿子，一边书写生活。《红婴仔》就是一本娓娓道来的育儿书，记录着她和儿子一起生长的历程。丈夫鼓励她继续写下去，“唯有这样，我才觉得没有耽误你，你也没有辜负自己的天赋。”简媜在鼓励下，一边接受这甜蜜的负荷，一边写作，于是又有了《老师的十二样见面礼》一书。有评论家赞其“女性书写之厚重”，对此，简媜说：“写作于我，并未追寻什么意义，只不过是在完成自己而已。”
始终都在生活里
这种完成，有时令人潸然泪下。简媜13岁失去父亲，与姚先生结婚后，她有了“第二个爸爸”——公公姚鸿钧。老人家给了她令人尊重而动情的父爱，弥补了简媜心中那缺失的一角。每当她有新作出版，公公必包上一个红包，并写下鼓励之信，召集全家人，于客厅里举行轻松愉快的奖励仪式。家中子孙做出成绩或有事发生，哪怕是入小学，老人家也必包红包，亲手写信，以正式的仪式来纪念这样的“大事”。
可是，公公在92岁时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在有了第二个爸爸的十六年后，简媜再一次真实地体验了丧父之痛。而这一次，她给了自己时间和机会与爸爸告别。一个周日，丈夫带婆婆去教堂做礼拜，简媜陪伴公公。此时的公公枯瘦如柴，痰多虚弱，整日卧床，已不能多言。简媜坐在公公床边，读完报纸，又读《蒋经国传》。公公闭着眼睛似乎睡着了，简媜轻声问：“爸爸，您睡着了吗？”老人微微张开眼皮，答：“没有。”接着又是剧烈地咳痰。那阵子，老人因痰深且多，无力咳出，随时有致命之险。他们买了抽痰机，请看护小姐为他抽痰;那根深入咽喉的抽痰管犹如长剑，老人极为抗拒，每当机器一开，他喊“唉唷”，婆婆惊哭，简媜与丈夫亦不舍。
看着病床上的公公如一截枯木，生命一日日流失，肉体一寸寸衰颓，任何医疗已不能逆转，简媜的脑海涌现了早已尘封、眼睁睁看着爸爸流血而绝的场景。那个仲夏夜与眼前初春的早晨相叠，那副溢着血的39岁壮躯与眼前93岁的病体合一，而她一样无能为力，只能眼看着病魔这条钢绳捆绑着至亲。简媜牵起公公的左手，轻轻按摩他的指头，说：“爸爸，很抱歉，抽痰让您受苦了。”公公勉强睁开眼说：“哪里。”不一会儿，他自动移来右手，简媜握着他的双手，明白了这个动作的意思。她说：“爸爸，谢谢您栽培一个那么优秀的儿子给我做丈夫，照顾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她深知言语是心花，可以冲淡空气中的药味。公公闻言，蜡色脸上浮出半朵突如其来的笑。病中半朵笑，实属不易。
亲生父亲去世的那个仲夏夜，简媜太弱小太害怕，不懂得对即将离去的父亲说：“阿爸，多谢您生了我。”眼下，她接住那半朵得之不易的笑，说：“爸爸，谢谢您对我那么好，做您的儿媳妇，我觉得很荣幸。”
送别公公后，简媜继续照顾婆婆，惜福地汲取着老人家身上的智慧，以公婆鸳鸯眷侣、扎实家风的点滴行动，滋养自己的婚姻，养育孩子，肥沃手上那支不曾放下的笔。那些年，她的《只缘身在此山中》《月娘照眠床》《七个季节》《女儿红》等著作都是在生活里写就的。评论家说，简媜的“创作多元多变，题材从乡土亲情、女性书写、教育亲子，到城乡变异、社会观察、家国历史、生老病死，几乎无所不包”。然而，她始终都在生活里，住在台北南边靠近猫空缆车的地方，一边细致地打理琐碎的生活，一边快乐地写作。因此，她的笔下没有戾气与无来由的呻吟，只有干净利落的生活与思考、信手拈来的人与事。
她在银光闪闪处
简媜早在30岁时就华发层生，可二十多年来，她从不染发，也不做任何与时间对抗的事情，“我对自己的外表有奇怪的自信，我不是一朵艳丽的花，我是一棵独特的香木。30岁头发变白，这是遗传，也说明年华的闹钟响得比别人早，让我提早看破这一点。”她强大丰富的内心世界，足以滋养她的人生。
2010年至2012年，简媜有“四位老师、十一位助教、六位学长”不幸故去。这一次次生离与死别的交会促使她将目光转向生命的终結，更有了告诫读者早早研读“老年学”、为死亡备课的想法。
那天，台北街头下着大雨，在一家医院前的车站，简媜正要刷卡进站，看到站务员对已出闸门的阿婆，指着遥远的另一端出口，说明医院方向。八十多岁的阿婆拄着一把伞当手杖，背驼得厉害，几近九十度，微跛，再怎么抬头挺胸也看不到天花板一样高的指示牌。简媜停住脚步，对她说：“我带你去。”简媜把阿婆送到医院门口，交给志愿者。事后，她反省为什么没有问老人家：看完病可有人接？是否记得住在哪里？
独自出来买水果的阿公，手抖得可以撒籽入土、撒盐腌菜;一位阿婆穿金戴玉，踩着蜗步，出现在街上。简媜不禁暗自追问：“为什么穿得像赴宴？”忽然，她明白那一身衣着，可能是独居老人为了提防不可测的变故，预先穿好的寿服……
在这一幕幕画面前，简媜突然意识到：“我正式老了。”最初是目睹曾经叱咤乡间、撑起全家生计的奶奶失忆、老化、失明，乃至肉体消失，简媜写下了那本勇敢的“死荫之书”——《谁在银光闪闪处等你》。简媜给老年取了个美丽的名字“银闪闪的地方”。她以令人思省的文字，广泛地观照思考“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由周遭亲人的故事触及整个社会层面，从肉身、人生、老化、疾病到死亡的生命现场，仔仔细细彻底探勘，在问题间穿行并找寻出路。
简媜在序言中写道：“我们的一生花很长的时间与心力处理‘生’的问题，却只有很短的时间处理‘病老死’，甚至，也有人抵死不愿意面对这无人能免的终极问题。”只是，生命是一条永不回头的河，不管发源地何等雄伟，流域多么宽阔且肥沃，终有一天，这河必须带着天光云影流向最后一段路。那闪烁的光影不是欢迎，是辞行。她希望，这告别，尊贵而庄严。
简媜曾在书中写过一个坐在轮椅上穿着新球鞋的老人，感慨这双鞋子无法让老人走上几步，心里满是心酸。在香港书展上，一位打扮时髦的女孩子提着一个大袋子，里面有一双新球鞋，她问：“您书里的那个场景好像我爸爸。”简媜感慨说：“每个人在人生旅途当中，会经历这些事件，我的书提供了小小的出口。愿天下老者都有这种福气，都能在子女亲情的润泽中得到善终。”
简媜还在写作，就像处理家务一般写作。她习惯早上5点起床写作，写到7点，晚上天凉了继续写。她是坚定的环保主义者，从不开空调，白天常常要与酷热作战。她还要料理家务，照顾年迈的婆婆，处理世俗生活的那一部分，并让那一部分成为文学。
（图片由CFP提供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
写作只是在完成自己
少女时代的简媜与文字相逢始于家庭变故。父亲去世，单亲的奶奶与母亲土里刨食，生计艰难，她被在台北的姑姑接去，继续读书。
从乡间到城市，简媜内心无日不被各种情绪撑起。最初是从姑姑家到国中的路上，坐公交车时，她不是犯困就是晕车，于是，姑姑每日都给她带一份报纸，让她在车上读，以转移注意力。这招很管用，以至于她渐渐对那些铅字着迷，从强行关注到认真鉴读，然后悄然模仿。从简单的日记开始，她把青春情怀、愁思、伤月、悲秋慢慢诉诸文字。后来在台北大学，她从哲学系转至中文系，立志要做“不可救药的散文爱好者”。她24岁时出版第一本书《水问》，文字华丽古典，惊艳台湾。
简媜与先生姚一见钟情，儿子姚远出生后，她毅然辞去了出版社创意总监的工作，一心相夫教子。
回家的简媜没有与文字离别，一边养育儿子，一边书写生活。《红婴仔》就是一本娓娓道来的育儿书，记录着她和儿子一起生长的历程。丈夫鼓励她继续写下去，“唯有这样，我才觉得没有耽误你，你也没有辜负自己的天赋。”简媜在鼓励下，一边接受这甜蜜的负荷，一边写作，于是又有了《老师的十二样见面礼》一书。有评论家赞其“女性书写之厚重”，对此，简媜说：“写作于我，并未追寻什么意义，只不过是在完成自己而已。”
始终都在生活里
这种完成，有时令人潸然泪下。简媜13岁失去父亲，与姚先生结婚后，她有了“第二个爸爸”——公公姚鸿钧。老人家给了她令人尊重而动情的父爱，弥补了简媜心中那缺失的一角。每当她有新作出版，公公必包上一个红包，并写下鼓励之信，召集全家人，于客厅里举行轻松愉快的奖励仪式。家中子孙做出成绩或有事发生，哪怕是入小学，老人家也必包红包，亲手写信，以正式的仪式来纪念这样的“大事”。
可是，公公在92岁时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在有了第二个爸爸的十六年后，简媜再一次真实地体验了丧父之痛。而这一次，她给了自己时间和机会与爸爸告别。一个周日，丈夫带婆婆去教堂做礼拜，简媜陪伴公公。此时的公公枯瘦如柴，痰多虚弱，整日卧床，已不能多言。简媜坐在公公床边，读完报纸，又读《蒋经国传》。公公闭着眼睛似乎睡着了，简媜轻声问：“爸爸，您睡着了吗？”老人微微张开眼皮，答：“没有。”接着又是剧烈地咳痰。那阵子，老人因痰深且多，无力咳出，随时有致命之险。他们买了抽痰机，请看护小姐为他抽痰;那根深入咽喉的抽痰管犹如长剑，老人极为抗拒，每当机器一开，他喊“唉唷”，婆婆惊哭，简媜与丈夫亦不舍。
看着病床上的公公如一截枯木，生命一日日流失，肉体一寸寸衰颓，任何医疗已不能逆转，简媜的脑海涌现了早已尘封、眼睁睁看着爸爸流血而绝的场景。那个仲夏夜与眼前初春的早晨相叠，那副溢着血的39岁壮躯与眼前93岁的病体合一，而她一样无能为力，只能眼看着病魔这条钢绳捆绑着至亲。简媜牵起公公的左手，轻轻按摩他的指头，说：“爸爸，很抱歉，抽痰让您受苦了。”公公勉强睁开眼说：“哪里。”不一会儿，他自动移来右手，简媜握着他的双手，明白了这个动作的意思。她说：“爸爸，谢谢您栽培一个那么优秀的儿子给我做丈夫，照顾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她深知言语是心花，可以冲淡空气中的药味。公公闻言，蜡色脸上浮出半朵突如其来的笑。病中半朵笑，实属不易。
亲生父亲去世的那个仲夏夜，简媜太弱小太害怕，不懂得对即将离去的父亲说：“阿爸，多谢您生了我。”眼下，她接住那半朵得之不易的笑，说：“爸爸，谢谢您对我那么好，做您的儿媳妇，我觉得很荣幸。”
送别公公后，简媜继续照顾婆婆，惜福地汲取着老人家身上的智慧，以公婆鸳鸯眷侣、扎实家风的点滴行动，滋养自己的婚姻，养育孩子，肥沃手上那支不曾放下的笔。那些年，她的《只缘身在此山中》《月娘照眠床》《七个季节》《女儿红》等著作都是在生活里写就的。评论家说，简媜的“创作多元多变，题材从乡土亲情、女性书写、教育亲子，到城乡变异、社会观察、家国历史、生老病死，几乎无所不包”。然而，她始终都在生活里，住在台北南边靠近猫空缆车的地方，一边细致地打理琐碎的生活，一边快乐地写作。因此，她的笔下没有戾气与无来由的呻吟，只有干净利落的生活与思考、信手拈来的人与事。
她在银光闪闪处
简媜早在30岁时就华发层生，可二十多年来，她从不染发，也不做任何与时间对抗的事情，“我对自己的外表有奇怪的自信，我不是一朵艳丽的花，我是一棵独特的香木。30岁头发变白，这是遗传，也说明年华的闹钟响得比别人早，让我提早看破这一点。”她强大丰富的内心世界，足以滋养她的人生。
2010年至2012年，简媜有“四位老师、十一位助教、六位学长”不幸故去。这一次次生离与死别的交会促使她将目光转向生命的终結，更有了告诫读者早早研读“老年学”、为死亡备课的想法。
那天，台北街头下着大雨，在一家医院前的车站，简媜正要刷卡进站，看到站务员对已出闸门的阿婆，指着遥远的另一端出口，说明医院方向。八十多岁的阿婆拄着一把伞当手杖，背驼得厉害，几近九十度，微跛，再怎么抬头挺胸也看不到天花板一样高的指示牌。简媜停住脚步，对她说：“我带你去。”简媜把阿婆送到医院门口，交给志愿者。事后，她反省为什么没有问老人家：看完病可有人接？是否记得住在哪里？
独自出来买水果的阿公，手抖得可以撒籽入土、撒盐腌菜;一位阿婆穿金戴玉，踩着蜗步，出现在街上。简媜不禁暗自追问：“为什么穿得像赴宴？”忽然，她明白那一身衣着，可能是独居老人为了提防不可测的变故，预先穿好的寿服……
在这一幕幕画面前，简媜突然意识到：“我正式老了。”最初是目睹曾经叱咤乡间、撑起全家生计的奶奶失忆、老化、失明，乃至肉体消失，简媜写下了那本勇敢的“死荫之书”——《谁在银光闪闪处等你》。简媜给老年取了个美丽的名字“银闪闪的地方”。她以令人思省的文字，广泛地观照思考“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由周遭亲人的故事触及整个社会层面，从肉身、人生、老化、疾病到死亡的生命现场，仔仔细细彻底探勘，在问题间穿行并找寻出路。
简媜在序言中写道：“我们的一生花很长的时间与心力处理‘生’的问题，却只有很短的时间处理‘病老死’，甚至，也有人抵死不愿意面对这无人能免的终极问题。”只是，生命是一条永不回头的河，不管发源地何等雄伟，流域多么宽阔且肥沃，终有一天，这河必须带着天光云影流向最后一段路。那闪烁的光影不是欢迎，是辞行。她希望，这告别，尊贵而庄严。
简媜曾在书中写过一个坐在轮椅上穿着新球鞋的老人，感慨这双鞋子无法让老人走上几步，心里满是心酸。在香港书展上，一位打扮时髦的女孩子提着一个大袋子，里面有一双新球鞋，她问：“您书里的那个场景好像我爸爸。”简媜感慨说：“每个人在人生旅途当中，会经历这些事件，我的书提供了小小的出口。愿天下老者都有这种福气，都能在子女亲情的润泽中得到善终。”
简媜还在写作，就像处理家务一般写作。她习惯早上5点起床写作，写到7点，晚上天凉了继续写。她是坚定的环保主义者，从不开空调，白天常常要与酷热作战。她还要料理家务，照顾年迈的婆婆，处理世俗生活的那一部分，并让那一部分成为文学。
（图片由CFP提供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